1971年过去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海滩暴乱结束了，海滩企业家的抱怨被他们增长的银行存折平息了。一个叫乔治．麦克加文的无名小卒宣布要竞选总统。了解政治的人都知道，1972年民主党的候选人是爱德蒙·穆斯基，有人认为他会打败麦克力，文那个小丑的。
六月初，在学校放暑假前，莎拉又遇到了年轻的学法律的学生。她在商店买一个烤面包机，他在为他父母结婚周年买礼物。他间她愿不愿跟他一起去看电影，镇上正在放映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新片（肮脏的哈里》。莎拉去了，两人玩得很愉快。瓦尔特·赫兹列特留起了胡子，一点儿也不像约翰尼了。实际上，她越来越记不清约翰尼的长相了。他的脸只有在她的梦中才很清晰，在梦中，他站在命运轮前，看着它旋转，他的脸冷冰冰的，蓝色的眼睛变成了深紫罗兰色，有点儿可怕，他看着轮子，好像这是他私人的一样。
她和瓦尔特开始经常见面。他很好相处。他很少提要求，即使提的话，也是非常委婉，几乎意识不到。十月时，他问她是否能给她买个小钻石戒指，莎拉要求让她在周末好好考虑一下。那个星期六晚上，她去东缅因州医疗中心，在接待处得到了一张特别的红边通行证，走到楼上的特别护理室，她在约翰尼床边坐了一个小时，窗外，秋风在黑暗中呼啸着，预示着寒冷，预示着即将下雪，预示着一…个死亡的季节，乡村博览会，命运轮，车祸，差十六天就整整一年了…
她坐着听窗外的风声，看着约翰尼。绷带已拿走了，有一条伤痕从他的左眉上方一寸开始，一直延伸到他的发际。他发际的头发已经变白了，使她想起87街故事中那个虚构的侦探考顿·哈维斯，莎拉在他身上没有看到退化的迹象，只是他体重减轻了，而这是必然的。他是一个她几乎不认识的年轻人，正在熟睡。
她俯身在他嘴上轻轻吻了一下，好像她的吻能像童话中那样唤醒他。但约翰尼仍然睡着。
她离开了，口到自己的公寓，躺在床上哭起来。外面狂风呼啸，把黄色和红色的树叶吹得四处飞舞，星期一她告诉瓦尔特，如果他真想给她买一个小钻石戒指，她会很乐意戴的。临，他们获得了精神感应能力，被送回地球召集一些信徒——准备乘第一艘飞船去天堂，于是他们十人聚集在一起，买了圣约翰布雷北面的一个农场，在那里住了七个星期，等着飞碟把他们带往天堂。
“这听上去……”莎拉开口道，又连忙闭上嘴巴。
“我知道这听上去像什么，”赫伯说，“这听上去是发疯了。买那地方花了他们九千美元。那只不过是一间破烂的农舍，加上两亩灌木丛生的土地。维拉分担了七百元，那是她所有的钱了。我根本拦不住她……除非把她监禁起来。”他停了一下，微微一笑。“不该在你的婚礼上谈这些事，莎拉。你和你丈夫会非常幸福的，我知道。”
莎拉尽力也微笑着。“谢谢你，赫伯。你会……我的意思是，你认为她会……
“会回来吗？噢，会的，如果到冬天这世界还没有完蛋，我想她会回来的。”
“啊，我真心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她说，拥抱着他。
佛蒙特的农场没有火炉，十月底，飞碟还没有来，维拉就回家了。她说，飞碟没有来是因为他们还不完美——他们还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生活中的罪恶。但她意气昂扬，精神状态非常好。她在梦中得到了一一个暗示，她可能不会乘飞碟去天堂。她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她的儿子需要她，当他从昏迷状态中醒来时，需要也向他指明正确的方向。
赫伯接纳了她，尽可能地爱她——生活继续着。约翰尼在昏迷状态中已两年了。
尼克松再次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美国的年轻人开始从越南回来了。瓦尔特·赫兹列特参加了一次律师资格考试，过段时间还要再考一次，莎拉在他复习的时候仍在学校教书占她刚开始教书时的那些笨头笨脑的新生，现在已是高年级学生了，胸脯平平的姑娘们变得丰满了。那些在楼里瞎撞找不着门的无名小辈现在已在大学打篮球了。
第二次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爆发又结束了。石油危机来了又去了。汽油价格却高居不下。维拉·史密斯相信基督会从地球南极回来。这一信息来自一本新的小册子（十六页，定价四块五），题目叫《上帝在热带的地下》，小册子的作者做了一个惊人的假设，说天堂实际就在我们脚下，最近的人口就是南极。小册子有一章的标题是“南极探险者的超自然经历”。
赫伯指出，不到一年前，她还确信天堂就在牧夫星座。“我更愿意相信在牧夫座而不是这个有关南极的废话。”他告诉她。“毕竟（圣经》上说天堂在天上。热带的下面应该是……”
“住口！”她严厉地说，嘴唇抿成一条缝，“不要嘲弄你不理解的东西。”
“我没有嘲弄，维拉。”他平静地说。
“天知道为什么不信教的人喜欢嘲弄上帝，异教徒为什么流行。”她说，眼睛里一片茫然。他们正坐在餐桌边，赫伯面前是一个旧水管，维拉面前是一叠《国家地理》杂志，她正从书中收集南极图片报道。屋外，云在从西向东飞驰，树叶从树上哗哗落下。又是十月初了，十月总是她状态最差的一个月。在这个月里，她的眼睛经常一片茫然。在十月，他总是想要逃离他们两人：他的妻子和他昏迷的儿子，他儿子实际上可能已经死了。现在他手里摆弄着管子，望着窗外乌云滚滚的天空，想：我能打点起行李，把我的东西扔进汽车后座，离开这里，也许去佛罗里达州．或尼布拉斯卡州，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好木匠在什么地方都能赚到钱。站起来走吧。
但他知道他不会的。只有在十月他才会想要逃走，就像维拉在这个月会发现有关耶稣和她惟一儿子最终苏醒的新消息一样。
现在他把手伸过桌面，握住她的手，这手瘦得吓入——个老女人的手。她吃了一惊，抬起头。“我很爱你，维拉。”他说。
她冲他微微一笑，在那一刹那，她非常像他求婚时的那个姑娘，那个在他们新婚之夜用毛刷捅他屁股的姑娘。这是一个温柔的微笑，她的眼睛在刹那间非常清澈，温馨。可爱，屋外，太阳在乌云后时隐时现，大百叶窗的影子在地上掠过。
“我知道你爱我，赫伯，我也爱你。”
他把另一只手也放在她的手上，紧紧握着。
“维拉。”他说。
“嗯。”她的眼睛极为清澈……突然，她完完全全和他在一起了，这使他意识到这三年来他们的隔膜是多么的可怕。
“维拉，如果他永远不醒来……上帝保佑不要这样，但如果他不……我们仍然互相拥有，是吗？我是说……”
她猛地抽开手。他的手一下子空了。
“不许你这么说。不许你说约翰尼不会醒来。”
“我只是说……”
“他当然会醒过来，”她说，看着窗外的田野。“这是上帝的安排，啊，是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相信我。上帝要让我的约翰尼干大事呢，我在心中听到上帝的声音。”
“是的，维拉。”他说。“很对。”
她伸手去摸（国家地理）杂志，找到后又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着。
“我知道。”她以一种孩子气的，固执的声音说。
“对。”他平静地说。
她看着她的杂志。赫伯手托着下巴，看着外面的阳光和阴影，想到金色的十月后，冬天很快就要来到。他希望约翰尼会死去。他从小就很爱这孩子，当他把一只小树蛙带回来，放到孩子的小手中时，看到他小脸上惊奇的表情。他教约翰尼怎么钓鱼。滑冰和射击，1951年，约翰尼得了可怕的流行性感冒，高烧到华氏一百零五度，他整夜不睡照顾这孩子，当约翰尼作为中学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不用讲稿流利地致词时，他曾使劲用手擦去眼泪。关于约翰尼他有许多回忆：教他开车；教他怎么在船头站稳，那年他们一起出去度假，约翰尼八岁，船的剧烈摆动令他兴奋得大笑起来；帮他做家庭作业；帮他做树上小屋；教他使用指南针，所有这些回忆并不是按时间顺序连在一起的——约翰尼是惟一把它们串起来的线，约翰尼急切地探索着外部世界，这世界最后严重地伤害了他，现在他希望约翰尼死掉，非常希望他死掉，希望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希望脑电图上的波纹变平，希望他像一根融化成一摊蜡的蜡烛一样熄灭，希望他死去，使他们得到解脱。
1973年独立日后不到一周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在新罕布什尔州萨默斯沃斯的凯西酒吧，来了一位避雷针推销员。离那里不远的地方，一场风暴正在逐渐形成。
他非常渴，进凯西酒吧是想喝两杯啤酒解解渴，而不是为了推销避雷针，但出于长期的习惯，他抬头看看低矮的，农庄式详建筑的屋顶，看到酷热灰暗的天空下，屋顶上什么也没有，于是伸手去拿套着皮子的样品箱。
凯西酒吧里面光线很暗，也很凉快，除了墙上的彩电声外很安静，几个常客在那里，吧台后面是店主，和他的顾客一起在看电视。
避雷针推销员坐在一张酒吧凳上，把样品箱放在他左边的凳子上，店主转过头：“你好，朋友，想要什么？”
“一杯啤酒，”避雷针推销员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一杯。”
“我总是很愿意的，”店主说。他拿来两杯啤酒，收了推销员一元钱，把找的三角钱放到酒吧台上，“我叫布鲁斯·卡立克。”他说，伸出手。
避雷针推销员握住他的手。“我叫杜黑，”他说，“安德鲁·杜黑。”他一口喝干了半杯啤酒。
“很高兴认识你，”卡立克说。他走开把一杯龙舌兰酒送到一位板着脸的年轻妇女那里，然后又回到杜黑那里，“从远地来？”
“是的，”杜黑承认说。“我是推销员。”他向四周扫了一眼。“这里总是这么安静吗？”
“不。周末非常热闹，私人聚会很赚钱——如果有人来开的话。我没有饿肚子，但也没有开一辆卡迪拉克车。”他伸出一根手指指指杜黑的杯子。“再来一杯？”
“你自己也再来一杯吧，卡立克先生。”
“叫我布鲁斯，”他笑了。“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当卡立克拿着啤酒回来时，避雷针推销员说：“我进来休息一下，不是推销任何东西的。但既然你提到了……”他把样品箱提起来放到吧台上，那里面发出订订挡挡的声音。
“啊，开始了。”卡立克说，笑了起来。
两个下午的常客走过来看杜黑在推销什么，一个是老人，他的右眼睑上有颗疙瘩，另一个是穿着灰色工作服的年轻人。那个板着脸的女人继续在看电视。
社黑拿出三根杆子，一根长的顶端有个钢球，一根短点的、还有一根是陶瓷的。
“这到底是什么？”卡立克说。
“避雷针，”那个老头说，哈哈笑起来。“他要拯救这个酒吧，使它免遭上帝的谴责，布鲁斯，你最好听听他的话。”
他又笑起来，穿灰色工作服的人也跟着他笑，卡立克的脸阴沉下来，避雷针推销员知道他本来有可能做成的一笔生意现在泡汤了。他是个优秀的推销员，知道个性和环境的奇怪组合有时会使得生意完全不可能做成，他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坦然接受这一现实，不过还是开始说后了，这主要是出于一种习惯。
“我刚从我的汽车出来时，偶然注意到这个漂亮的建筑物没有安避雷针，而且这栋房子是用木头建成的，现在以很低的价格，我可以保证……”
“保证今天下午四点雷电要击中这个地方。”穿灰工作服的人咧嘴一笑说。那个老人哈哈笑起来。
“先生，我不想冒犯你，”卡立克说，“但你看到那个了吗？”他指指电视旁一块小木板上的金色钉子，钉子上是一叠纸。“那些都是帐单。它们必须在每月十五日付清。你看到这里喝酒的人有多少了吧？·我必须小心。我必须……”
“这正是我的观点，”杜黑插话说，“你必须小心。买三四根避雷针并不是浪费。你长期在这里营业。你不想在夏季的某一天让雷电把你的房子夷为平地吧，是吗？”
“他才不在乎呢，”老头说，“他会得到保险金，然后去佛罗里达。是吗，布鲁斯？”
卡立克厌恶地看着老头。
“好吧，让我们谈谈保险金，”避雷针推销员插话说。穿灰工作服的人已失去兴趣，走开了。“你的火灾保险费会降低……”
“保险费是一次付的，”卡立克坦率地说。“瞧，我就是付不起这笔钱。对不起，如果你明年再跟我谈的话……”
“好吧，也许我会的，”避雷针推销员说，他放弃了努力。“也许我会的。”在被雷电击中这前，谁都认为自己不会被击中的，干这一行总是碰到这种情况。你无法使卡立克这样的人明白，买避雷针是他能购买的最便宜的一种火灾保险。但杜黑很看得开，毕竟，他本来只是想进来休息一下的。
为了证明自己并不在乎，他又要了一杯啤酒。但这次他没有为卡立克也要一杯。
老头坐到他身边的凳子上。
“大约十年前，有个家伙在高尔夫球场被雷电击中，”他说，“一下子击死了他。现在，一个人头上可以插根避雷针，对吗？”他哈哈笑起来，一股酒气喷到杜黑的脸上。杜黑客气地微微一笑。“听说，他口袋里的硬币都烧化了。雷电是个很有趣的东西，真的。我记得……”
有趣的东西，杜黑想，让老人的话从他身上流过，在适当的时候点点头。有趣的东西，对，因为它不在乎击中谁或击中什么，或什么时候。
他喝完酒，走出酒吧，拎着样品箱。热气扑面而来，但他仍在空旷的停车场停了一下，抬头看着什么也没安的屋顶。1973年，最贵的是二十九元九角五分，那个人却付不起这钱，他第一年就能节约七十元的保险费，但他却不肯买——当那些小丑站在一边瞎说时，你无法说服他。
也许某一天他会后悔的。
避雷针推销员钻进他的贝克汽车，把样品箱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打开空调，向西驶去，把正在酝酿的风暴甩在身后。
1974年年初，瓦尔特·赫兹列特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他和莎拉举行了一次聚会，他的朋友，她的朋友，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都来了，总共四十多人，啤酒像水一样供应充足，当喝完后，瓦尔特说他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被赶出去。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在凌晨二点），瓦尔特从门口回来，发现莎拉在卧室，一丝不挂，除了鞋和他借钱为她生日买的钻石耳环，他们做了两次爱，然后昏昏入睡，直到炔中午时才醒来，仍然晕晕乎乎的，大约六周后，莎拉发现自己怀孕了，他们俩都相信是在聚会那天晚上怀上的。
在华盛顿，理查德·尼克松因为磁带问题而慢慢被逼入绝境。在佐治亚州，一个种花生的农民。前海军和现任州长詹姆斯，艾尔·卡特开始跟他的密友谈论竞选美国总统的事了，尼克松很快就要下台了。
在东缅因医疗中心619屋，约翰尼·史密斯仍在睡着。他开始缩成一个胎儿的形状。
在会议室曾和赫伯和维拉谈过话的那位斯特劳斯医生，1973年末死于烧伤。圣诞节后的一天，他的房子着火了，班戈尔消防部门认为火灾是由圣诞树安装不当引起的。两位新医生，魏泽克和市朗，对约翰尼的情况产生了兴趣。
在尼克松辞职前四天，赫伯从他正在建的一栋房子上摔了下来，落到一辆手推车上，摔断了一条腿。骨头过了很长时间才愈合，它再也没有真正好过，他走路有点跛，下雨天必须用一根拐杖，维拉为他祈祷，并坚持要他每晚睡觉时用一块布缠注大腿，这块布是被尊敬的弗莱迪·考尔斯摩尔本人祝福过的，化了三十五元买的。赫伯觉得这一一点儿也没用。
十月中间，在杰里·福特原谅了前总统后不久，维拉再次确信又到世界末日了。赫伯在最后一刻发现了她的计划，她准备把约翰尼车祸后剩下的一点儿现金和积蓄交给“美国末日社团”。她试图卖掉房子，并与房地产经纪人安排，后者在两天内派一辆车来搬走所有的家具。房地产经纪人打电话问赫伯，一个很有希望的买主那天下午能不能过来看看房子，这时，赫伯才发现出了什么事。
他第一次真正对维拉大发脾气。
“你他妈的到底想干什么？在她把她荒唐的计划说完后，他咆哮道。他们在客厅里。他刚打完电话说不用派车运家具了。外面，灰蒙蒙的雨在不停地下着。
“别说脏话，赫伯，别……
“住口！住口！我已经听够了你那些狗屁话！”
她倒吸一口凉气。
他一破一破地向她走来，手杖使劲砸着地板。她在椅子中向后缩了一下，然后抬头看着他，脸上是那种甜蜜的殉道者的表情、这使他真想用手杖猛击她的脑袋。
“你大过分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说。“你毫无理由，你背着我偷偷摸摸地干，维拉，你……”
“我没有！这是撒谎！我没有做……
“你做了！”他吼道、，“好，你听着，维拉。这是我划的界限。你爱怎么祈祷就怎么祈祷，那是免费的。信随便你写，一张邮票不过十三分。如果你愿意相信那些屁话，随你的便，但别把我牵涉进去。记注这一点。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我们在天之父……”
“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你以为我疯了！”她冲他喊道，她的脸可怕地皱成一团。她放声痛哭起来，这是失败的幻灭的眼泪。
“没有，”他更平静地说。“还没有。但也许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谈谈，维拉。我认为，如果你不迷途知返，面对现实，你会发疯的。”
“等着瞧，”她泪眼模糊地说。“等着瞧。上帝知道真理，他在等待。”
“只是你要明白，当他等待的时候，他别把我们的家具搬走，”赫伯严厉地说。“只要我们在这上达成一致。”
“这是末日”她告诉他。“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是吗？那东西加上十五分钱可以给你买一杯茄啡，维拉。”
外面，雨仍在不停地下着。那年，赫伯五十二岁，维拉五十一岁，莎拉·赫兹列特二十七岁。
约翰尼处在昏迷状态中已经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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