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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第22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经济活动

  清代广东人在沪,开始是从事传统的区域间物品交流;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贩卖鸦片,并从事买办活动;洋务运动兴起,买办转而为官僚商人,兴办新式企业,中小商人也建造工厂;在清代最后50年中,华人出国做工、经商骤增,粤人又在上海经营适应华侨需要的贸易。明代就有广东人到上海经商。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他的名着《广东新语》中说:

  广州望郡,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腊、香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

  广东商人到江浙,走海路的,必有一些人到上海。雍正间纂辑的《东莞县志·风俗》说:当地人“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故居人多富”。民国间该县修志者认为雍正志所说的是明代的情形,清初不是那样。这两种资料表明,广东人经商到上海,明代已经兴起,而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断了它的发展,康熙后期起逐渐恢复,乾隆以后兴旺起来。杨光辅在《淞南乐府》中以歌咏的形式描绘沪粤间的贸易:“淞南好,锁钥仰雄关,商货万樯通岭表。……”又云:“淞南好,市价日高低,海舸贩来红木段,洋行收去白花衣,民瘦客商肥。”嘉庆间,褚华在《木棉谱》中写道:“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买花衣以归,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

  广东到上海的商船,称为“估船”,一个月能往返一趟。广东人贩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亦复不少,运回去的主要是棉花,其次是陶瓷、茶叶。上海商人用“沙船”把本地棉花、布匹运往广东(同治《上海县志》卷一)。据统计,鸦片战争前,上海每年从闽粤运进糖约50万担,染料和其他物品12万担,运往闽粤的棉花、茶、丝等物20~30万吨(据刘惠吾《上海县志》卷一)。糖的价值达数百万两银子,是一种大宗交易。沪粤间的棉糖对流,是这两个区域间的传统贸易内容,坚持到清末。直至民国时期,上海西南乡居民仍在生产土布,因为它能“行销闽粤及北地”(民国《上海县志》卷四)。清季广东人自然也会需要一些上海土布。广东人随洋人到沪的,做掮客、通事,发展为买办,代洋行东收购丝、茶,推销洋布、洋杂货,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从事这方面的经营。在上海贩卖鸦片烟的多是广东潮州人,据说潮州有个姓郭的人,能讲英语,随同洋商到沪,开始为洋人推销烟土,后来开设鸿泰号,自行销售。他的亲戚、族人、同乡见有利可图,相继来沪,经营烟土,“于是贩土之人日伙”(《清稗类钞》),郭家因此成为烟土业的大亨。清代后期上海经济界大家盛宣怀、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杨坊、严信厚、祝大椿,其属于粤籍的,都是买办出身,在给洋行东经营丝茶之时,积累了经验和资本,于是自行从事这方面的业务。

  唐廷枢是上海怡和洋行买办,为怡和推销鸦片,收购茶叶,后自己贩茶,并开办修华号棉花庄,成为上海茶叶、丝业公所董事。唐国泰是汇丰洋行买办,自办恒顺号茶栈。徐润于1852年入宝顺洋行学徒,学习丝茶业,1859年起与人合伙开设绍祥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1862年与人合股办宝源丝茶土号,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自办宝源祥茶栈,同时在外地设立分号,以便收茶。徐瑞珩亦是宝顺洋行买办,自设亦昌丝茶土号、荣记丝行。“日与异国人相接”(《郑观应集》上册)的郑观应是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买办,在宝顺学丝业生意,后任和生茶栈通事,不久承办其茶栈。不是买办出身的广东商人,也有经营茶丝业的,如投资上海轮船招商局20万两股份的顾、陈二姓,就是潮州商人。广东籍商人在沪经营丝、棉、茶,到这些商品的产地收购,运输到上海,转售给外国商人,行销海外。丝、茶、陶瓷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物品,广东人在沪经营对外贸易,地位重要。

  随着洋务运动兴起,清朝在上海开办机器制造局,提倡官商合办近代企业,广东买办出身的商人以较大兴趣,在沪投资办企业。清末官督商办有四大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始设天津,后改上海),上海占了三个。这些企业,都是以广东商人为主乾设立起来的。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72年李鸿章委派上海邻近的宝山人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朱出身沙船世家,有些经营条件,但没有威望,招不来商人投资,且有亏损。李鸿章遂于次年改派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及无锡人盛宣怀为会办,实由唐、徐主持,立即改变了该局面貌。1883年完成预订计划,集资200万两。其中,徐润投资48万两,由他招徕的亲友股金五六十万两,他个人联系的股金占了总投资的一半;唐廷枢个人购买了价值8万两的股票,凑集商股数10万两。唐、徐等招致的股东相当多的是广东人。招商局很快发展起来,在国内天津、牛庄、武汉、广州等地设分局,客轮远航日本、南洋、伦敦和檀香山。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78年筹建,1880年郑观应、龚寿图筹集商股50万两,请香山人容闳在美国聘技师、购机器。电报总局1880年设于天津,盛宣怀总办,郑观应为襄办,1882年系官督商办,故又称“电报招商局”,1884年总局移于上海,以沪为中心,线路通达广州、武汉、天津各大城市。郑观应还参加上海造纸局的建设。不在上海的开平矿务局,是唐廷枢一手经营的。此外,唐、徐、郑等广东人以上海为根据地,还在直隶、安徽、江西、湖北办矿山、铁路、保险、耕殖畜牧公司。在上海的广东人兴办了近代企业,只他们才能打开局面,这是因为:(1)他们在洋行实习过,有办近代企业的经验,能突破中国固有陋习,使用新的经营方法,把企业办好;(2)他们本身有资本;(3)他们凭借同乡的关系,能联络上富有的在沪乃至在其他地方的广东商人到上海投资。唐廷枢刚就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京记洋行的费伦预言:招商局“不难找到为数众多的股东,只要他们知道这个公司是由唐景星(廷枢)在妥善地加以办理”(郝延平书,录自《唐廷枢研究》)。事实也正是这样,粤商踊跃认股,徐润敢于收买美商旗昌洋行的轮船,使悬挂清朝龙旗的船只在伦敦与英人见面。

  在沪的广东人经营中小企业的亦颇不乏人。方赞举在沪充当工匠,孙英德原在广东老家打制农具,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初创建发昌机器船厂,维修船只,十几年过后,具有造船能力。香山人林文开始在发昌机器厂当工人,几年后自办建昌机器厂,20年间发展到相当规模。1866年潮阳、惠来商人75家共建潮惠会馆,德盛号捐银6420两,另有两家捐助5000两以上,21家捐1000两以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能捐这么多银两,都是不小的商家。

  在上海经营对南洋华侨贸易的,主要是闽粤商人。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期间,广帮协泰和、潮帮花德盛,甲午战后,潮帮仁诚、谢璧记、春华等商号主要从事南洋华侨所需要商品的交易(李伯祥、蔡永贵《近代上海与洋庄和南洋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广东人在沪经营工商业,特别是新式企业,对于当地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积极意义:

  (1)所创办的近代工商企业,主要有造船、航运、电报、纱布、造纸、保险等业,其中有旧行业,有过去所没有的新行业,但都采用新式生产和经营管理方式,突破了旧行业的管理办法。

  (2)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原来买办在洋行搭股,是买办资本,从中分化出来,开办民族工商企业,成为民族资本,扩大了民族资本队伍,对发展近代生产有利。

  (3)保护中华利益,与外国经济势力进行商战。以航运业为例,轮船招商局设立以前,由美国上海轮船公司、英国大英轮船公司控制长江航运,所以法国人梅朋、傅立德在《上海法租界史》一书中说,轮船招商局的出现,“是令人注目的”。它与英、美

  轮船公司竞争,挽回部分航运权利,其主管人之一郑观应说它“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郑观应集》上册),也不算过分。郑观应还说他自己先做买办,后来经营民族企业,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洋务运动》,第8册),用外国人的办法与外国人竞争,争取中华民族的权利。

  (4)出现近代生产关系。在新式企业建立的同时,出现新的生产关系,即民族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5)影响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新式企业出现必然影响思想界,提出适合于它生存、发展的要求,郑观应就成为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出工艺救国的主张:“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工艺既兴,物产即因之饶裕。欲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郑观应集》上册)。这成为后来问世的工业救国论的先声,同时他主张政治改良,要求设议院。

  总之,在沪粤人对于发展上海经济,尤其是建设近代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他们,就没有上海的近代企业和发达的经济。这种作用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江、浙籍人在沪势力没有超越粤人之时,更加显着;洋务运动以后,上海成为近代化趋势明显的城市,经济枢纽的作用与日俱增,促进全国的微弱的变化。同时,粤人又是以上海为据点,四处经营工商业,所以他们不仅有对上海的作用,而且影响及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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