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广东人到北方，海路不通畅，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四五十年里，粤船难于到达上海，更不必说由此北上了，所以以陆行和江行为主，其路线是：越南岭，经两湖、河南到北京；另一是经江西或湖南，沿长江东下，至江苏，由大运河北上，此行主要是水路。江苏及其毗邻的浙江是文化重地，金陵又是明朝的陪都，对广东人颇有吸引力，赶考的士子及官员往往愿意走水路，顺便到江浙访问。在明朝这是常见的现象，如番禺人黎遂球于崇祯间赴京考进士，“便道客游吴浙”（屈大均《翁山文钞》卷二）。说是便道，就是顺路游览吴越，而不是专程到江南。但是笔者发现，清初广东人北上虽仍有便道访吴（江苏）的，然而特地到江南的也不乏其人。下面制作广东人专程或别具深意地顺道访江苏的图表，以便利观览。
姓名时间地区目的资料来源
陈恭尹1651～1654吴及闽、赣、越，避难，访友《独漉堂集·诗集》各小序1652、1653在吴1658～1660吴及湘、豫、直，寻友
1659在吴
屈大均1658～1669吴及越、鲁、陕、晋、寻友李景新《屈大均传》直、辽，1659、1660、1665、1669在吴1675～1679吴及赣、皖避难，寻友
何绦1658～1660吴及湘、豫、直寻友《独漉堂集·文集》卷三 1670以前“无方之游，无期寻友之行”
何衡1670前后吴及湘寻友、游览《独漉堂集·文集》卷十
函可1645挽明之亡《广东新语》卷十二
李成宪1660以前吴、湘寻友《独漉堂集·文集》卷十一
杨伊水吴、越寻友《独漉堂集·诗集》卷三
古桧吴、越寻友同治《番禺县志》卷四十九
程可则1652吴、鲁应试北上《海日堂集·诗集》卷二1662吴、鲁返里路过同上书卷一
方殿元1654～1661吴及越、鲁、应试往返同治《番禺县志》卷四十三豫、直 定居苏州《清史列传》卷七十一
方还 方殿元之子
方朝 同上同上书
梁佩兰1689吴、越辞官返乡同上书
吴韦1694吴、越路过《独漉堂集·文集》卷十二
这些人中有三种情形：以江苏为主要目的地，同时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出行的愿望强烈，如屈大均、陈恭尹、何绦各自两度离乡，且时间较长；以江南为出游的终点，如李成宪、何衡；路过江苏，如梁佩兰、吴韦、程可则，但他们又同便道游览不同，尽管他们与试或出仕，但又不同于那些在思想感情上与清朝融为一体的人。
与粤人北游的风尚相同，东南、北方也有一批人不是为游山玩水而奔波于各地，有的人到广东，与当地人交友，这里举江苏人的几个例子。明诸生、无锡王世桢，明亡后一度出家，北游燕赵，西南至滇黔，徘徊于粤闽间（陈恭尹《独漉堂集·文集》卷十二）。常熟人薛熙跑了很多省份，作《秦楚之际游记》，至广东与屈大均为友，屈氏为他的书作序，他则给屈氏《翁山文钞》作评语（《翁山文钞》卷一）。武进人恽日初反清失败逃亡广东，及至广州被清朝攻陷，乃出家为僧，并返回故里（《翁山诗外》卷九）。吴江人潘耒寄情于佛学，游历名山古刹，到广东，着作《岭游集》（《国朝先正事略·潘耒》）。
人们南来北往，东奔西走，广东人到江南，江苏人越五岭，纷至沓来，形成一种流动的势态，这是为什么？广东人汇合到江南的复明活动中作为明朝陪都和明太祖孝陵所在地的金陵，是南方的政治中心，南明的弘光政权又在这里支橕一年，随后长江三角洲抗清斗争激烈，乃至有江阴守城的著名历史事件的发生。武装反抗被清朝镇压后，仍有一部分人坚持反清立场，怀念故主，谋图恢复前朝的江山。他们以出家当和尚、隐居不仕面貌出现于社会，组成社团，坚定斗志，祭奠故君，筹划策应郑成功集团对江宁的进攻；他们外出寻求友人，共谋复兴之业，同时接待外地来人，互相砥砺。“金陵为冠盖辐辏之冲”（《国朝先正事略·杜溶》），以其历史与现实的地位成为反清复明的重心，吸引着复明志士向它靠拢。下面以江苏反清力量及其活动内容以及粤人融汇其中等方面为主略事申述。
江苏有一股复明的势力。表现之一是有一批抗清者不怕失败，继续活动，如徐州人阎尔梅在家乡阻挡清军南下，事败，“走山东，联络四方魁杰，谋再举”，被捕入狱，逃脱后，历游楚、蜀、秦、晋及关外，但终见“大势已去，知不可为”，回归故乡（《清史稿·阎尔梅传》）。他的同乡万寿祺在太湖参加抗清队伍，被俘，得人帮助逃回乡里，并不时过江访问故旧和抗清遗迹，也有遗民访问他，“虽隐居，固未尝一日忘世也”（《清史稿·万寿祺传》）。常熟人邓大临，支援江阴守城失利，“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剑客而友之，卒无所遇”，乃身着道冠，然而复明之志“未尝一日下”（《国朝先正事略·邓大临》）。吴江人吴祖锡在浙江抗清，被捕入江宁监狱，逃脱到西南，任永历职方郎中，被派在吴越活动，1659年在金陵接应郑成功部的进攻（《清史稿·吴祖锡传》）。这一批原来武装抗清者，处处碰壁，却没有丧失斗志。表现之二是，组织诗社，凝聚力量。清人杨凤苞总括当时结社情形说：
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秋室集》卷一，转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
其中最有名的是惊隐诗社，它由吴江人吴宗潜、叶桓奏于1650年建立，吴江及侨寓于此的文人王锡阐、潘炎、潘柽章、顾炎武、陈济生等参加活动。吴江以叶、吴、王、潘为望族，该等家族成员与会，可以说是当地绅衿与寓客的结社。该社又名“逃之盟”、“举逃社”，定期举行活动，是“清初江南人士眷怀故明、耻事新朝所结重要社事之一”（《明末清初的学风》）。明末享有盛名的设立在松江的几社，清初分化为同声社和慎交社，活动中心移至苏州，1653年上巳日这两个社联合江浙各地诗文社，在苏州虎丘举行大会，有近千人参加，是清初士人最大的一次集会（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几社始末》）。表现之三是反清力量中有一批当时颇有名望的人，明末“四大公子”中冒襄、陈贞慧是江苏人，冒氏拒绝清朝任何征召，陈氏隐居宜兴山中，但接纳遗民故老。明举人、长洲徐枋隐于苏州灵岩山，被称为“海内三遗民”之一。明给事中、兴化李清怀念故君，潜心研究历史，将《南史》、《北史》删改成《南北史合钞》，成为“三大奇书”之一。对五代十国史以南唐为正统，用陆游《南唐书》等书材料，编纂成《南唐书合订》。表现之四是江苏吸引一批外省遗民前来定居，增强复明势力，如直隶人梁以、以樟兄弟，王世德、王源父子居住宝应，与阎尔梅、僧松隐等四方来客交游，并与乔出尘、陈铨等结文字社。达州人李长祥抗清被捕入江宁监狱，逃脱后遍游各地，最终老死武进。明江西巡抚、益阳郭都贤出家为僧，在江宁承天寺圆寂（《清史稿·遗逸传》）。粤人与江苏士人交友。清初具有复明思想的粤人深知僻处海陲，要想成就事业，非同中原联系不可，江苏历史的、现实的地位，因而成为他们向往的目标。陈恭尹送屈大均
陈恭尹画像
往金陵诗云，“神州萧条寰宇里，英雄失路归何门”（《独漉堂集·诗集》卷三），鼓励他们到江苏谋求出路，陈氏也以“足不一踏神州，不遍识中原人物”为耻，“因遨游闽越，循及勾吴，……盼天堑于长江，听溪流于春谷”（梁佩兰《独漉陈公行状》，见《独漉堂集》）。屈、陈是广东复明势力的代表，为寻觅志同道合者，到了江苏。屈氏以亲身的感受，说“惟遗民与遗民为友”（《翁山佚文辑》卷中），他在江苏交上的朋友，有王元倬、林茂之、方尔止、杨炯伯、洪方白、汤玄翼、毛晋、金陵李某、蔡五、兰公漪、孙无言、吴绮圆、汪扶晨、柳某、宋某、吴野人、瞿止虚、董某、王鹿田等。这中间有江苏人，也有寄居的外省人。同时屈氏在北方结识浪迹四方的江苏人，如在山西与顾炎武为友。看来他以江苏为契机，交友甚多。屈氏等粤人参与友人集会，一同活动，交流思想感情，使粤人复明活动汇合到江苏共命运者的潮流里。
纪念崇祯，凭吊孝陵。这是复明人士政治态度的表现。兴化人李洪储出家为僧，支持江浙人民武装抗清，1651年被捕，获救出狱，不忘故君，每逢三月十九日崇祯殉社稷的日子焚香礼拜，以示纪念。他这样做了28年，直至亡故（《国朝先正事略·李洪储》）。前面提到的李清也是每遇崇祯忌日设牌位哭祭。金陵王元倬每年三月十九日与林茂之等六人在家里设祭，1659年1660年屈大均和他们一同祭奠，认为是一件幸事（《翁山佚文辑》卷中）。溧阳人汤泰亨遇到崇祯忌辰，绝食纪念（《国朝先正事略·汤泰亨》）。遗民追念先君，还表现在对崇祯遗物的态度上。崇祯有一架“翔凤”琴，明亡流散济南，为李姓所宝藏，明太常寺官员杨正经流落淮泗间，每值崇祯忌日赶到李家看琴。屈大均在北京听故明太监说到御琴事，寻访至李家，等候杨正经几十天，届日设玉座，举行祭奠礼，并为御琴清理尘埃（《翁山文钞·御琴记》）。金陵的明遗民缅怀故君的又一常见活动是瞻仰明孝陵。1668年正月初四日方尔止等结伴到孝陵，在明太祖遗物前礼拜，写出感怀诗（《翁山文外》卷一）。屈大均前往瞻拜，遇上驻防的清兵砍斫陵殿木柱，把钱给他们，请求不要破坏（《翁山文外》卷一）。许多江南隐士和全国的隐士一样不奉清朝正朔，惟用乾支纪年，屈大均诗“山僧不记谁家腊，依旧楼台甲子年”（《翁山诗外》卷十六），所指即此。屈氏本人用明年号，称明朝为朝，在有关明朝的文献中，如《孝陵恭谒记》，自称臣，称呼永历帝为“上”（《翁山文外》卷七）。陈恭尹亦不用清朝纪年。用明年号，纪念崇祯，凭吊孝陵，表示虽生活在清朝，但忠心于明朝，活着就是为前朝的复辟而努力，至于能否成功可以不管，表示这份心意，在心理上得到平衡、取得安慰。不仅隐士如此，有人在清朝做官，但承认南明政权，也是对前朝有所眷恋。如康熙间编修、桐城戴名世着《南山集》，用永历年号，被人告发，形成文字狱，可见不用清朝纪年是一种很重大的政治表态。
互相策励，谋图复兴。粤人到江苏眼见明朝遗物，对故国的感情倍增，复明的意志更加坚定。1652年陈恭尹在江船上看金陵，感到“故都残照在，一望尚峥嵘”（《独漉堂集·诗集》卷一），受到鼓舞。屈大均居留江苏时随处触景生情，更增亡国的切肤之痛，到南京灵谷寺，发出“兴亡无限恨，消得一声钟”的感慨（《翁山诗外》卷八），说到金陵，惊呼“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翁山诗外》卷九）。更重要的是吴粤两地遗民交流思想，互相感染，知道有志同道合者，有知音，增强了复明信心。在金陵有位随从郑成功来攻时流落下来的战士行乞为生，汉人辫发标志降清蓄发不剃头，官府拿他没有办法。屈大均到金陵获知其事，深为感动，心想现在人们剃发，就像汉代的刑徒，剃了发去修城郭，不是都成了刑余之人吗（《翁山文外》卷十二）！非常愤慨。他在江南人中觅到挚友，如知道薛熙是“天下之有心人，感时悲愤，每于言外见之”，和他相交是一幸事（《翁山诗外》卷八）。屈氏在江苏住在吴野人家，吴氏悲明之亡，感情倾注在所着《东淘集》中，屈氏与他交谈，读他的诗文，结为知己（《翁山诗外》卷八）。屈氏也给友人以启迪。金陵李某是明初功臣后裔，崇祯末年武状元，流落北方，1665年归里，意志消沉，以炼丹为业，屈氏要他继承先人遗业，关心复明大事，赠诗鼓励他：“他日交河战，还期再冠军。”（《翁山诗外》卷五）
屈氏在交游中增强了复明的决心，如见遗民对崇祯琴的供奉，认为明朝有时来运转之日：“偶然失势龙为鱼，终见时来马生角。”（《翁山诗外》卷三）
在从镇江到江宁的路上，感到“江南岁岁添形势，料得天星在建康”（《翁山诗外》卷十五）。最足以表明他斗志的是在江宁雨花
台设置衣冠冢，立碑写作“南海屈大均衣冠之冢”，他不依习惯写自己是“处士”、“遗民”，原因是不愿以此终身，还想乾
一番事业，或许有复明成功的可能，用他的话说是：“盖欲俟时而出，以行先圣人之道，不欲终其身于草莽。”（《翁山文外》卷八）
清朝未统一以前，粤人北游大多与屈氏有同样的感受，以后整个形势的变化，使一些人感到失望，有的人熬不住了，跑到清朝混个一官半职。仕清怀明，心理失衡，寻求解脱。江苏有一些文人到清朝政府做官，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于1645年在江宁迎降，少詹事、太仓吴伟业在1652年应清朝征召出任秘书院侍讲，1679年布衣潘耒应博学鸿词科出仕。但是这些人官场上多不得意，又受到坚持汉民族意识的舆论谴责，内心有矛盾：既想保持清朝的功名官职，又对明朝怀有感情，于是对清朝若即若离。吴伟业遗言死后着僧装，坟前石题“诗人吴伟业之墓”，再不要任何纪念物，知道他的人都为他悲伤，而他本人大约以此表示对仕清的忏悔。与吴、潘等人有相同的境遇的人，也到江苏探遗迹、访朋友，表示对故明的怀念，谋求解脱心理上的负担。南海人程可则是抗清殉节的陈邦彦的学生，与屈大均、薛剑公是同学，和其师之子恭尹是世交了。屈、薛、恭尹均隐居不仕，程于1652年参加会试，中了会元（又被取消），留京任内阁中书、兵部郎中，不止一次到江苏，与冒襄诗文唱酬，殷殷表示结交之情，冒氏赠以诗集。程氏对两朝臣民的处境，也有伤感之情，在北京送屈大均南归诗中写道：
别离须少壮，丧乱饱风烟。
羽翼谁相价，行藏各自怜。（《海日堂集·诗集》卷三）
他的悲哀，对屈氏是同情其觅友复明飘泊，对自身则是不得意的哀叹。南海人梁佩兰于1657年中举，迟至1688年中进士，其间在京与朱彞尊等相唱和，中进士一年余即辞职回乡。他游江苏，慨叹良多，在《江行杂咏》里说：
六朝人不识，垂钓客空看。
……
尤怜阴殿草，衰飒到长乾。（《岭南三大家诗选·梁佩兰》卷六）
瞻仰凤阳明皇陵写道：“忍看陵墓上，风雨折松楸。”（同上卷五）表现怀念先朝的凄凉心情，但他只是到此为止，没有复明的愿望，所以在《金陵》为题的诗中说：“欲问兴亡向何处，秦淮沽酒破无聊。”（同上卷七）番禺方殿元在参加会试期间往来于江苏道上，1664年中进士，先后任郯县、江宁令，最后定居苏州，作《归与难赋并序》讲他的心境：“暂栖淮水，时作越吟，此邦兴废，助我伤悲，故国存止，求之梦卜，孰相怜而可语。”（同治《番禺县志》卷四十三）既想为清朝出力，又思念先朝，心里矛盾，到江苏找解脱。
综上所述，江苏的历史与现状形成的反清复明政治中心地位，为各地复明人士所向往，纷纷向它靠近，或定居，或游历，参与复明活动，互相策励，既壮大了江苏地区力量，又鼓舞各地志士，回到原籍继续活动。广东人到江苏，同其他地方人一样，汇合到复明队伍中，作出了贡献。同时在奔波之苦中磨炼了意志，把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带回故乡，坚持斗争。
余论
（一） 清初粤人到江苏访问，与吴人相与砥砺，坚持反清复明活动，表现了人民反对残暴统治的抗争精神。明朝腐败，活该灭亡，但清朝统治全国之初，强力推行剃发易服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汉人反抗。人民以明朝代表汉族，支持南明政权，或以复明为旗号进行活动，这在当时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因此清初反清复明活动是正义的事业，可歌可泣，应当给予肯定和赞扬。
（二） 反清复明队伍，以士人为主乾。无论是广东、江苏，抑或全国，莫不是明朝的士人和清初读书不仕的人构成复明活动中坚力量，本文所讲到的各种人物的学历、学业表明这一点。读书人代表民族意识乃其素质所决定，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屈大均说：
自申酉（1644～1645）以来，天下贤士大夫之死国者，类多文士，惟士人之能死国也，其所以为文者，固有以异乎人也。（《翁山文外》卷二）
谁都可以做志士仁人，但士大夫读圣贤书，更懂得国家民族大义，故而能够为理想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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