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藩写的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一对联很能说明孔明治国治军的特点。“攻心”，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做思想工作，“反侧”是反面、消极面、对立面，做好了思想工作，就能消除反面、消极面、对立面的东西，使其为我所用。审势，是说对客观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总的态势要有正确的了解，才能决定治国的宽严，不然宽严皆误。诸葛亮处理任何军国大事，都能从客观实际形势出发，决定其策略。譬如治蜀，他不同意法正所谓蜀汉政权“初有其国”要“缓刑驰禁”以慰民望，而认为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故“威之以法”，是“为治之要”，主张用法要严。但对于少数民族则主张要宽严结合，而旨在服其心，故他南征时采取“攻心”战略，七擒七纵孟获，是为了消“反侧”。上面对联的上联即指这事。
深谋远虑，一劳永逸
在曹魏策动下，孟获起兵犯境侵掠。为安定后方，孔明统兵南征。军行之次，马谡奉令来犒军。孔明留马谡在帐叙话，问道：“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成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叹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本来南征派一大将便可平之，而孔明却“五月渡沪，深入不毛”。正是“攻心”，以服其心，使一劳永逸。要达到这个战略目的，则非一般人可胜任，正如他所说：“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
足见孔明用心良苦和深谋远虑。
战术是服从于战略的，孔明南征的一切战术措施，都围绕着其“攻心”
战略目的进行。孟获虽是个颇晓兵法的“蛮王”，但远非足智多谋的孔明的对手，孔明要平之并非难事，如第一次交锋，孔明以正兵阳退，阴布置两支奇兵前后夹攻，便轻易地把孟获擒了。单纯采取镇压政策，不久即可平服。
但过去平“蛮”历史说明：如大军离去，则鞭长莫及，其自恃地远山险，又复叛乱，再来镇压，又劳师远征，不胜其烦，且其被曹魏所利用，如孔明北伐，其知内虚，反则更速。因此，孔明这次南征旨在服其心，一劳永逸，后方稳，才可北图。所以说，“平蛮”是孔明北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明七擒七纵之的原因。但一擒之易。七纵之则难，在这擒纵的过程中，孔明确是绞尽了脑汁，使尽了计谋，或利用其内讧，使其宗党捉来，或诱其劫寨，围而擒之；或识其诈降，就席拿住，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才便孟获诚意投降。不仅使尽计谋，还要历尽艰险：沪水之毒，哑泉、柔泉、黑泉、灭泉以及桃花溪之恶，几使孔明寸步难移；不仅用柔，还要不得已而用刚—
—火烧藤甲军三万，对此，孔明承认其罪说：“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者，是吾之大罪也。”在历史上，孔明对待少数民族虽重在攻心，采取较开明的政策，但也跟其他封建统治者一样，有时也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三国演义》虚构火烧藤甲军的情节，从本质上说，也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刚柔并济，“蛮人治蛮”
正因孔明对孟获有柔有刚，七擒七纵，使其计穷力竭，既畏孔明，又敬之如神明，故孔明七擒孟获时，派人谓之将再纵之回，可招人马来决胜负，孟获垂泪说：“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遂同兄弟妻子宗党人等，皆匍匐到孔明帐下，肉袒谢罪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问：“公今服乎？”获泣谢说：“某子 子孙孙皆感覆载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孔明乃请孟获上帐，设宴庆贺，并令其永为洞主。所夺之物，尽皆退还。孟获和其宗党及族兵，无不感戴，皆欣然跳跃而去。
孔明服其心后，采取“蛮人治蛮”之策，是很高明的。正如毛宗岗指出：
“武侯之欲抚南蛮，而即甩孟获者，真深得安蛮之道哉！得其土而欲守之， 不能不分兵，分兵则不能不转饷，转饷而输挽徒劳，不若自守之，而庇荫之下，皆吾士也。得其人而欲治之，不能不设官，设官则不能不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不若使自治之，而涵盖之下，皆吾人也。不但此也。杀其身，不能变其心，杀之不足以成武；而生其身，又复夺其地，则生之亦不足以为恩。不杀其人而南人不反；不夺其地，而南人乃愈不反耳。”（第九十回回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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