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是用人的前提，用人必须在知人的基础上，知人始能用人，不知人则用人不当；或大才小用，小才大用；或视奇才为庸人，视庸人为奇才；或把忠贞当作奸佞，把奸佞当作忠贞。知人，不仅能用人，且能料敌制胜。因在与敌斗争中，首先要“知彼”，”知彼”才能拟定制彼之策，胜利则有把握，不知彼，则不知何以对彼，将使己陷于盲目被动，甚至失败。
曹操煮酒论英雄
一日，青梅正熟，曹操乃邀刘备至小亭，二人对坐，煮酒畅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刘备凭栏观之。操问：”
使君知龙之变化否？”刘备答：”未知其详，”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龙之为物，又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刘备陆续例举袁术、袁绍、刘表、刘璋以及张绣、张鲁、韩遂等辈，操皆一一否定，认为袁术是“冢中枯骨”，袁绍是“好谋无断”，刘表是“虚名无实”，刘璋是“守户之犬”，都非英雄；而张绣、张鲁、韩遂等只是”碌碌小人，何足挂齿！”操认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便是著名的“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关于英雄的概念，概括起来就是：要有大志，有良谋，并要象“龙”
一样能大能小、能升能隐，这是说干事情要能适应客观形势，随机应变，不拘守于一格。曹操正以此作为标准，用以衡量是否英雄。因为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成大事，称英雄。如徒有大志，而无良谋，也不能成气候，有志有智是英雄应具有的素质，如不能从实际出发和有应变之才，也将会遭到挫折或失败。袁术据淮南，兵粮足备，称霸一方，他虽有大志，僭称帝号，但无智无谋，不自量力，不识时务，终以兵败粮尽饿死，操称为“人家冢骨”，确是适评。袁绍虎踞冀州，因其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智谋之士多归之，兵多粮足，是当时中国最强者；他他有吞天之志，但好谋无断，致屡次失去图天下的良机，是时操虽比他势弱，却因此看不起他，不把他视为英雄。后来，袁绍军被曹操打败。名称八俊、威镇九州的刘表，既无大志，又缺良谋，所以曹操说他是“徒有虚名”。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对刘备既非过誉，对曹操也非自夸。因他俩都有大志，有良谋，有应变之才：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是扶汉室以达己志。曹、刘之志都是”取而代之”，只是巧妙有所不同！操为离间刘备和吕布的关系，用”两虎竞食”之计，使他两人火拚；刘备心知其谋，表面许之，暗中却告知吕布。彼此计谋，堪称棋逢敌手！刘备听曹操说他是“英雄”，吓得不觉筷落于地下，后借雷声巧妙地掩饰过去，操征张绣，道上缺水，将士皆渴，操以鞭虚指说：“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两人应变之才，确是半斤八两！
曹操的英雄之论，不仅是识英雄的标准，也是英雄应具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许劭评曹操
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未达时往求见之，问：”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操闻言大喜。如果 许劭只赞操是“能臣”，大喜还可理解；而说他是“奸雄”，却也大喜，确令人费解。其实，曹操并不以“奸 雄”为可耻，因奸雄亦雄也。 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英雄无不奸，不奸亦难成为英雄。刘表人不奸，一派名士气，故不能称“雄”。刘璋人较老实，心地仁慈，也不成“雄”。
而董卓夺汉廷大权，无恶不作，能否称为奸雄？董卓只能称为强盗，配不上奸雄之称。因奸雄也能行仁义，董卓却一味杀人放火。倒是曹操和刘备才能称“雄”。虽操被称为奸雄，刘备被赞为英雄，但既都是“雄”，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图天下，必须讲究权谋于略，而权谋干略和“奸”字往往混淆不清，难于严格区别，如刘备的摔阿斗、遣众将、要“投江”、托孤话，曹操的“三笑一哭”、焚书信、割发代首，都是弄诈，而这些诈又何其相似乃尔！
英雄与奸雄有相通之处，金圣叹早就指出：”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杰之气。”一个人往往能”以豪杰兼奸雄，以奸雄兼豪杰。”（《水浒》第五十五回回评）叶昼评点曹、刘时，也运用这个观点。他既大骂曹操是“大奸雄”，又多次说“老曹是个豪杰。”（第十二回回评）他在肯定刘备“仁厚”、“英雄”的同时，也常说他“奸雄”、“大奸大诈”。毛宗岗的评点，对奸雄曹操屡次说他“奸得可爱”，赞他雄才大略，也是说他有英雄本色，对仁君刘备也多次揭其诈处，说他假得不为人所知，其假处也是其好处。刘备和曹操虽有共同之点，但两人并非一个样，就是说英雄和奸雄还是有区别的。叶昼在第十三回回评中则指出：“刘备似奸雄，非真奸雄也。”
在第一回回评中则明确指出曹操的”本性”是“奸滑”。毛宗岗也指出，曹操”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第三十三回回评）奸诈是其主要的一面。
但刘备有时虚伪却怀有长者的心肠，仁义是其主要的一面。评价是英雄或奸雄，当然以其主要的一面来论定。
许劭说曹操“乱世之奸雄”并非尽是贬语，弄清楚英雄和奸雄异同之处，有助于正确评价曹操。评价人物，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是既要有两点论又要有重点论，评价曹操如此，评价其他人物也如此。
刘备谈马谡
刘备临危，孔明等入宫探病。刘备以目遗视，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旁，刘备令且退。谡退出，刘备问孔明说：”丞相观马谡之才如何？”孔明说：”
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垂危之际，特别向孔明叮咛此事，可见是非等闲视之。因马谡亦荆州学派，与孔明等一起随刘备入蜀。谡才器过人，好谈兵，孔明深加器异，视之如子，他亦视孔明如父。刘备担心孔明将重用马谡，故郑重告诫之。
刘备认为马谡“不可大用”，是因其”言过其实”。马谡熟读兵书，但缺乏实战经验，故他谈兵时未免夸夸其谈，不大切合实际。刘备是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知道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做到随机应变：
如拘守兵书的片言只语，轻于言兵，未有不栽筋斗的。赵奢之子赵括因纸上谈兵招致失败的教训，刘备是不会忘记的，放刘备对马谡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孔明重视马谡也不是盲目的，马谡曾给他出过一些好计谋。孔明南征时，马谡向他献了“攻心为上”之计，孔明“七擒七纵孟获”，使南人不复反，正是采取这一战略方针。但是，马谡作为参谋则可，因其未有战争实践，让他独当一面则难于胜任。孔明委之以守街亭重任，这是扎明用人不当。
马谡之失，正是失在“言过其实”上。对于如何防守街亭，马谡与其副将王平看法大异：马谡以兵书为由，王平以实践为据。王平主张”就此五路总口下寨，却令军士伐木为棚，以图久计”。谡说：“当道岂是下寨之地？
此处侧边一山，四面皆不相连，且树木极广，此乃天赐之险也，可就山上屯军。”平说：“参军差矣。若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纵有十万，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将何一军以保？”
谡大笑说：”汝真女子之见！兵法云：凭高视下，势若破竹。若魏兵到来，吾教他片甲不回！”平说：“今处此山，是绝地也：若魏兵断我汲水道，军士不战自乱矣。”谡说：“汝莫乱道！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蜀兵
岂不死战？以一当百可也。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汝奈何相阻耶！”什么”凭高视下，势如破竹”，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街亭地形、来犯敌人是谁都不考虑，这是典型的教条式理解兵法。王平恰恰与之相反，他因富于实战经验，能根据地形布置防守：他坚决反对弃守当道而屯兵于孤山下，是因他预料到如“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再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通过描述马、王两人的争论，突出了马谡这个纸上谈兵的形象，也指出他致败之由。
马谡的错误是严重的，因失街亭，蜀军处境极危，如果孔明不用“空城计”，必被司马懿所擒。街亭之败，孔明深悔错用马谡，更服刘备有知人之明。
徐庶议刘表
“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之。”这是第三十四回写徐庶深夜拜访水镜时对他说的话。刘表是个大官僚大名士，很有名气，为人也明事理，喜善厌恶，但柔懦寡断，处理问题总是怕前怕后，疑此疑彼，犹豫不决。其用人也如此，有才能的人，他虽喜欢却不能用，做坏事的人，他虽厌恶却不能撤换。因此，只能安于现状，无所作为。
刘备和刘表是汉室宗亲，刘表敬佩刘备是个英雄，表面上对刘备也很亲热，称兄道弟，心里对刘备却存有疑虑，不敢重用。所以，刘备的才干始终得不到发挥，刘表欲用刘备的三将——关羽、张飞、赵云保卫边疆，蔡瑁恐刘备得势对已不利，便入告其姊蔡夫人，说若此久必为患。蔡夫人乃于夜间在枕边进谗言，要他遣刘备他去。经蔡夫人的挑拨，刘备嘴里虽说“玄德仁人也”， 心里却有所疑，次日便让刘备带本部人马到新野县屯扎。曹操统兵远征乌桓时，刘备劝他趁许都空虚，以荆襄之众袭取之。刘表却说：“吾坐据荆州足矣，岂可别图？”他缺乏宏图，安于现状，是其不同意袭取许都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刘备不尽信任，不敢放手让他统兵出征。
正因此，致失去了这一大好战机。操统一北方后，刘表知其将南征，又后悔不已，对刘备说：“近闻曹操提兵回许都，势日强盛，必有夺荆州之心。昔日悔不听贤弟之言，失此好机会。”当时，天下分裂，干戈日起，逐鹿中原者不乏其人，你不图人，必将被人所图，这是乱世一条规律。刘表岂能长据荆州。荆州这块肥肉，迟早被人所吞，这是势所必然的。
对于妻党察瑁等人，刘表虽知其作恶，他也无可奈何。蔡瑁等嫉贤妒才，屡次设计陷害刘备。刘表请刘备来相会，蔡瑁与蔡夫人密谋，准备于馆杀之，刘备知情逃回新野，蔡瑁又假刘备名写一反诗于壁上，刘表一见大怒，拔剑说：“誓杀此不义之徒！”但又想起“吾与刘备相处许多时，不曾见他写诗”。
猛省觉此必外人离间之计，便制止蔡瑁点兵去擒拿刘备，蔡瑁见此计不成。
又与蔡夫人密议，借请刘备到襄阳赴会之机杀之，幸得伊籍告密，刘备乃得逃席而去。刘备后来致书将此事告知刘表，刘表大怒，急唤蔡瑁责骂说：”
你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斩之。可是当蔡夫人出面哭求免蔡瑁死罪时，刘表心便软了，责而赦之。刘表也明知妻党羽毛已丰满，荆州军权都掌握在蔡氏族人手里，“后必为乱”，但他因爱蔡夫人而怕蔡夫人，事事受其牵制，不敢撤换蔡瑁等坏人。正因刘表“恶恶不能去”，使蔡瑁等人后来献出荆州，助曹为虐！
刘备信赵云不叛己
刘备在当阳长板大败，只剩下百余骑，奔到天明，未见来追敌人，才得歇马。正凄惶时，忽见糜芳面带数箭，踉跄而来，口言：“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刘备叱道：“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张飞说：”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刘备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扶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糜芳说：“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张飞说：
“待我亲自寻他去，若撞见时，一枪刺死！”刘备说：“休错疑了，岂不见 你二兄诛颜良、文丑之事乎？子龙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龙必不弃我也。”
关于子龙投操事，糜芳说是亲眼看见，张飞说是因“我等势穷力尽”，都有据有理，而刘备却坚信子龙决不叛己。事实证明，刘备确是知人。子龙不是去投曹操，而是去找主母、幼主去了。
子龙的过去，并没有忠于其主的历史。在投刘备前，子龙已二易其主。
他本是袁绍辖下之人，不久弃绍依托于公孙瓒，后又弃瓒投奔刘备。子龙既在前二易其主，他弃刘备而投操并非不可能，为什么刘备能如此信子龙不叛己呢？正如刘备所说：“子龙从我于患难”，故认为他决不会去投操。患难见人心，在患难中是最能考验人的。刘备是在北平太守公孙瓒处认识赵云的，当时刘备兵少势弱，官不过平原相，属于公孙瓒所管，而赵子龙却弃较有权势的公孙瓒去投一个平原相小官刘备，是因他和刘备志趣相投。子龙是个忠汉派，他择主是以是否忠于汉而定。他”因见绍无忠君救国之心”，乃弃之投公孙瓒。他原来以为公孙瓒是个英雄，后来见其所为，亦不过是袁绍一流人物，故甚感后悔。他一见刘备，与话甚投机，因刘备是汉室后裔，是忠于汉室的。刘备对他也很敬爱，一见便有不舍之心。正因子龙和刘备有共同的目标，故能从刘备于患难之际。也因此子龙“心如铁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始终忠于刘备。
诸葛瑾知子
诸葛瑾之子诸葛俗，人极聪明，善于应对。年六岁时，值东吴筵会，恪随父在座。权见诸葛瑾面长，乃令人牵一驴来，用粉笔书其面说：“诸葛子瑜”。众皆大笑。恪趋至前，取粉笔添二字于其下说：“诸葛子瑜之驴”。
满座之人，无不惊讶。权大喜，遂将驴赐之。从此，得到权宠爱，及长命辅太子。陆逊、诸葛瑾病亡，一应大小事务，皆归于恪，官至太傅。孙权死，恪掌握东吴大权，诸葛瑾在日，见诸葛格聪明尽露于外，恪虽得权器重，瑾甚为担忧，叹说：”此非保家之子也。”确是知子莫若父。
诸葛格掌握军政大权后，权高压主，吴主孙亮见之，心甚恐怖，常欲除之，未得其使。诸葛惜兴师迎战来犯魏军，在东兴取得胜利后，冲昏了头脑，竟不自量力乘胜进军取中原，结果失败受伤。恪恐人议论，先搜求众官过失，轻则发遣边方，重则斩首示众，于是内外官僚无不惊俱。又令心腹将领张约、朱恩管御林军。原来掌管御林的孙峻大怒，乃奏孙亮说恪”将有不臣之心”，要早图之，孙亮乃设宴召恪，于席间杀之。全家老幼也皆被斩首。
郭嘉料敌制胜
了解敌人，是取胜的重要环节，郭嘉是一个了不起的谋士，他能料事如神，提出不少奇策，正因其能从研究敌人、认识敌人入手，并从自己一方的实际出发，进行对比研究，去确定战略战术，故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在宫渡决战前，袁绍强大于曹操。曹操要统一北方，必须与袁绍决战，而操恨力不如.乃向郭嘉求良策。郭嘉说：“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高租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俱也：绍繁礼多议，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德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郭嘉“十胜十败”之说，坚定了曹操取胜的信心，后果在官渡大败袁绍。
曹操征乌桓前，曹洪等以恐”刘备、刘表虚袭许都”为理由反对远征。
可是，郭嘉认为刘表决不会袭许昌。他说：”刘表座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故主张曹操征乌桓说：“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后果如郭嘉所言，刘表按兵不动，曹操西击乌桓。大败蹋顿，取得了统一北方的最后胜利。
孙策转战千里，尽有江东，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策准备渡江以袭许都，曹操部下皆惊。郭嘉料之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于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见《三国志·魏书·郭 嘉传》）策临江来济，果为吴郡太守许贡家客杀害。
孔明论知人
孔明有一篇《知人》论文，谈知人之道。他认为人是复余的，好坏悬殊，情况不一：或外温厚而内狡诈，或外谦恭而内险恶，或外勇而内怯，或外积极而内不忠诚，故知人不易。因此，选拔人才，要先精心考察，了解其人。
他根据其用人经验，提出知人要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方面去进行考察，即：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孔明正是根据其知人七条去考察和选拔人才的。孔明用人很强调其”志”
和”变”，如他说蒋琬”托志忠雅”，说费祎”志虑忠纯”，说姜维“敏于军事”，“心存汉室”，都是从志、变方面去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托以军政重任。孔明知其人，才用得其人，他任用蒋琬、费祎、姜维等都成为蜀国后朝的支柱。因孔明以廉考察人才，其下属大多是清廉之士。又如孔明任用邓芝出使东吴，是经“咨以计谋而观其识”后才决定的。第八十五回写孔明正在考虑派人出使东吴以重申蜀、吴联盟，拟派邓芝但未知其见识如何，乃请他来，问道：“今蜀、魏、吴鼎分三国，欲讨二国，一统中兴，当先伐何国？”芝说：“以愚意论之：魏虽汉贼，其势甚大，急难摇动，当徐徐缓图，今主上初登宝位，民心未安，当与东吴连合，结为唇齿，一洗先帝旧怨，此乃长久计也，未审丞相钧意如何？”孔明大笑说，“吾思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因邓芝理解与东吴联盟的重要意义，故孔明认为今得其人，邓芝出使东吴，果不辱使命，使蜀吴又重申联盟抗操。
孔明的知人七条，对于今天预测人才还是有启迪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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