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错，往往错在一“亲”字。何以出现用人唯亲？因用人者把事业视为一已之私，认为亲者既了解又信得过，他对已忠，而疏者即便是有才干，因信不过故不任用。其实，亲者未必忠，有些善于奉迎阿谀之徒，用花言巧语取得其主信任，如有变故，马上翻脸，另投新主。且这些人善于看风转舵，唯主人的脸色办事，明知有错也不说，如所办之事有利可图，就把错误扩大化，弄得一塌糊涂。东汉王朝之所以衰亡，三国出现的一些失误，都与用人唯亲有关。
汉灵帝用十常侍乱了天下
《三国演义》一开头便指出东汉末年致乱之由：”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杀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益横。””
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 ‘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 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话虽不多，却概括了东汉末年的政治斗争状况。显然，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汉灵帝宠信十常侍之故。
在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士族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激烈的斗争，而每次都以士族官僚集团失败告终。经过二次党锢之祸，士族官僚集团势力大为削弱，宦官集团权力达到了最高峰。汉灵帝竟尊称张让为“阿父”，其对宦官之宠敬可想而见。为什么汉灵帝如此信任宦官？由于政治腐败，人民遭殃，被迫纷纷起义，鲠直之臣议论朝政，想有所改革，以挽狂澜之于既倒，汉灵帝不仅不听，却认为这是造反，对士族更加不信任。他以为只有宦官才是“心腹”，所以事事听从”阿父”张让等的话；而他的这些“心腹”都是以媚上利己为业，只要能取悦上意，坏事也说成好事，闹出乱子又瞒着他。
对于进谏者，不是驱逐，就是杀头。首先向汉灵帝提出忠言的是议郎蔡邕。
他借灾异为辞，上疏指出“灾异”乃“妇寺干政所致”。所谓“妇”是指外戚，“寺”是指宦官。看了这一奏章，汉灵帝毫无悔悟，反听宦官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谏议大夫刘陶向他揭露宦官的罪恶说，“四方盗贼并起，侵掠州郡，其祸皆由十常侍卖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祸在目前矣！”他听了大动肝火，对陶说：”汝家亦有近侍之人，何独不容朕耶？”
呼武士推出斩之。司徒陈耽为救陶，以头撞阶而谏，指陈十常侍的罪恶。他命牵出，与刘陶皆下狱，并纵容十常侍于狱中谋杀之。
汉灵帝为什么对别人揭发十常侍的罪恶恼怒异常？这是因为十常待所干的祸国殃民罪行，都是在他授意或纵容下酿成的。汉灵帝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侈，便授意宦官去设法捞钱，宦官们也就趁机上下其手，从中大捞一把。
他们的私囊是无底的，所以其捞钱花样也就日益翻新出奇。宦宫认为卖官捞钱最易、最快、最多，便索性开了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各种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油水多，其官价也就比朝官高得多，而地方官所在州郡肥瘦不等，乃采取投标的办法，谁肯出高价谁就走马上任。还允许欠帐，但限期加倍交还。为增加卖官名额，卖出一官不久，又卖出一官去接任，有的州郡官一月内替换几次。买官的怕任职不长，为回本赚利，一到任就拼命掠夺。仅是卖官所得还赚捞得不多，又用各种名义，向州郡摊派，勒索财物，而负担最后还是落在人民头上。为保存全家性命，穷苦人家只好把存下的一点谷子也卖掉上缴，因而出现了“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的惨状。人民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
汉廷用国舅何进送了江山
《三国演义》引诗一首对何进的评价是：“汉室倾危天数尽，无谋何进作三公。几番不听忠臣谏，难免宫中受剑锋。”这位无谋何进何人？他原是个屠户人家，本是不学无术，因妹妹被选入宫为贵人，生皇子刘辩，遂立为皇后。进由是得任大将军之职。为谋杀宦官十常侍，他召外兵入京，因其谋外泄，反被宦官所杀。何进被宦官十常待所杀，并非其力不敌，而是因其愚不可及。人们做错事，会接受教训，而何进却恰恰相反。他干了蠢事，仍自以为明智，于是，一错再错，终于铸成大错。灵帝逝世后，灵帝生母董太后与中常侍蹇硕密谋杀何进立皇子协为帝。何进闻讯，当然不肯罢休，因太子刘辩是其妹妹何太后所生，便率御林军五千人入内殿，扶立刘辩即皇帝位，派袁绍入宫收拾蹇硕。硕慌忙走入御花园，花阴下为中常侍郭胜所杀。硕所领禁军，尽皆归顺。这说明宦官并非铁板一块，正确处理之法，应区分首恶、附从和立功者，惩恶扬善，而何进计不出此，竟听袁绍之言，欲“乘势尽杀之”，把所有的宦官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一错。由于何进欲杀尽宦官，中常侍张让等便劝何太后垂帘听政，重用自己派系的人，以策划宫廷政变。
这时，宦官已与何进势不两立，但何进在消灭董太后的势力之后，却因何太后的庇护而宽容十常侍。这是再错。后又听从袁绍的错误主张：“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并认为“此计大妙！”主簿陈琳反对说：
“若欲诛宦官，如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 却反外檄大臣，临犯京阙，英雄聚会，各怀一心：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乱矣。”陈琳的意见是正确的，何进却轻蔑他说：“此懦夫之见也！”乃派使赍诏召外兵进京以除宦官，终于铸成大错，导致天下大乱，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要诛杀敌手，不是密谋策划，迅速行动，而是大肆宣扬，迟迟不动手，使敌人能充分准备，从容反扑，何进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及知董卓等率兵到，张让等先伏刀斧手五十人于长乐宫嘉德门内，并假手何太后召何进入官，以便杀之。何进得召便行。曹操说，“先召十常侍待出，然后可入。”进笑说：”此小儿之见也。吾掌天下兵权，十常侍敢待如何？”便昂然独自进宫。他一入嘉德门，便彼砍为两段。双方密锣紧鼓，杀戒已开，何进还独自进宫，世间之愚莫过于此。
这时奉诏进京的董卓早已屯兵于洛阳近处，他为何不立即进京？因他懂得：凡除君侧之奸，贵密贵速，但他偏不密不速。他一到洛阳近处便按兵不动，同时故意上表泄露入洛阳是为除宦官 之事，好使宦官张让等与何进拼命，造成内乱。及何进被杀，他便乘乱入朝，垄断朝政。此人虽早有“不臣之心”，因恐群臣不服，故不敢马上篡位。他先扶立汉献帝作为傀儡，以任其所为；接着收买士族，封官加爵以收人望，如重用蔡邕，一月之间三迁其官，拜为侍中。由此，董卓把朝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成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在封建社会里，血缘关系盛行，一些人因家中有人被选入宫，或得当贵人，或得当皇后，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家人都成新贵，因是国戚而得到信任，掌握大权，不管他是胸无点墨，十足草包。因此，不知误了多少国家大事。何进以一屠户而成为一国的大将军，便是一例。由于何进无谋引外兵入京，不只他自己被宦官所杀，汉廷大权也就落入董卓的手里，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董卓用吕布搬了脑袋
请先看吕布的外表：“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 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这位无敌将军确是威风凛凛，一表堂堂！他的外表多美，谁又想到他灵魂深处的肮脏；董卓因其勇冠三军认为义子，他又哪里料到这位义子搬了自己的脑袋。
董卓入京夺取军政大权后，在温明园召集百官，议废帝刘辩，另立新帝陈留王。诸官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带兵前来勤王的 荆州刺史丁原坚决反对 说：“天子乃先帝嫡子，初无过失，何得 妄议废立！汝欲为篡逆耶？”卓怒叱说：“顺我者生逆我者 死！”遂掣佩剑欲斩丁原。谋士李儒见丁原背 后吕布怒目而视，他知此人武艺非凡，急忙劝止。众官也劝解丁原，丁原愤然上马 而去，次日，双方对阵，吕布挺朝飞马直杀过来，丁原率军掩 杀。
卓兵大败，退三十里下寨，聚众商议。卓说：”吾视吕布非 常人也。吾若 得此人，何虑天下哉！”帐下虎贲中郎将李肃说：“主公勿忧。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见利忘义。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吕布拱手来降，可乎？”
卓大喜，乃派李肃赍礼 去说吕布。吕布因见董卓势大，又被名马、金珠玉 带所收买，便杀义父丁原来投靠董卓。他一见董卓便下拜说：“公若不弃，布请拜为义父。”刚杀了旧义父，又迫不及待地认新义父，吕布为人确如李肃所说”见利忘义”。只要有利可图，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董卓以为有了吕布这个”非常人”，“何虑天下”，且今又认为义子，必死心塌地事义父，从此，视吕布为“心腹”，使其警卫左右，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大凡以利相交的，也必因利而相绝。吕布认丁原做义父，只是为图利——我靠山以便向上爬，所以吕布对了原毫无父子感情可言。及见掌握朝政大权的董卓，投靠之大可飞黄腾达，比依赖丁原其利更大，因此，杀旧义父认新义父，对于“见利忘义”的吕布来说，并非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而在历史上，弃旧主 的人，往往因利之故，这非吕布一人如此。董卓之愚在于不懂得这个道理。
既然，吕布因利能杀旧义父，也可以因更大的利而宰新义父，而董卓竟以为义儿吕布捍卫左右便可“高枕无忧”，这便是他的悲剧之所在。司徒王允也和李肃一样，看透了吕布的灵魂深处——“见利忘义”，于是巧施“连环计”，昌布为了和董卓争夺美人貂蝉，便把董卓宰了。董卓是个刮民脂膏、杀人放火的封建统治者。他被吕布所杀后，王允将其尸首号令通衢，“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可见人民恨之入骨，故其死也宜。不过，董卓用吕布也给人们提供一个教训：对于”见利忘义”之徒，要千万当心！
这事也从反面说明一个道理：上下之间，要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目标，才能共同奋斗，至死不渝。刘、关、张“桃园结义”，誓“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任何利诱都不能改变其初志，故能同心同德，同生同死。孔明因和刘备都有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壮志，不图私人之利，故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与因利而交、因利而绝的吕布之流相比，真是伟大与渺小，美善与丑恶，泾渭分明。
曹操用夏侯渊掉了汉中
夏侯渊是曹操的同族兄弟。一姓曹一姓夏侯何以说是同族兄 弟？因曹 操父亲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过房与中常侍曹腾为养子，故曹操与夏侯渊同族。所以，夏侯渊得到曹操的信任，他取得汉中后，便委任夏侯渊驻兵镇守，曹操占汉中时，西川百姓一日数惊，担心操兵入川，司马懿劝曹操乘胜取蜀，曹操叹说：“‘人若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因他被蜀道山川险峻震慑，不敢贸然入川，汉中是西蜀的咽喉，如能守住汉中，对西川刘备是个巨大的威胁，一时不能取蜀，以后可取之。而曹操委任镇守汉中的夏侯渊是一勇之夫，使之冲锋陷阵则可，使之驻守汉中则非其力所能胜任。因他远非刘备的敌手。
可是，智如曹操，却缺乏知渊之明，竟因兄弟之情而信任之。刘备兴 兵取汉中，屡战屡胜，夏侯渊坚守定军山不出战，并派人向操告急，操乃起兵进驻南郑。操认为：“若不出战，是示懦也。”并作手书与之说，”吾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 ‘妙才’，勿辱二字可也。”在操的鼓励下，当黄 忠兵临山下时，夏侯渊决定出战。张郃劝他说：“黄忠谋勇兼备，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轻敌。此间山路险峻，只宜坚守。”他也不听，便分军来围黄忠所占领的山头，结果被黄忠所杀。黄忠乘胜夺取定军山。由于曹操的“妙才”
被杀，战略要地定军山失陷，曹操虽率大军来战，也无能为力，终于失掉了汉中。曹操身边多名将，如非因亲用夏侯渊而用其他名将，汉中也许不至于失落。
不过，用人唯亲并非曹操一人如此，封建统治者大都如此。出于用人的策略，有的在一定时期也能用贤，而最终还是用人唯亲。因为封建统治者总是把天下视为一家之私，故都想用亲属或亲信来控制国权，以巩固其封建统治。昔楚汉相争，项羽就非亲莫信，他所重用的人不是项氏族人即妻室亲人，连一外姓的范增也不能用。用人唯亲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能采取“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故得到韩信、英布、彭越等拼力相助，开创了西汉基业。但他得天下后，狡兔死，走狗烹。”外姓王还不是一个个破除掉，另封刘氏的人为王。他还立下约：今后“非刘氏莫王”。
可是，他所封的刘姓王却不能帮他安邦治国，后来还不是酿成“七王之乱”。
这一方面说明，用人唯亲是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体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用人唯亲是不足取的。
曹操之失汉中，不正也是失在用人唯亲上么。
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
孔明入川前向关羽交割印绶。孔明问：“倘曹操引兵来到，当之如何？”
关羽说：“以力拒之。”孔明又问：”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
关羽答：“分兵拒之。”孔明说：“若如此，荆州危矣。吾有八个字，将军牢记，可保荆州。”关羽问：“哪八个字？“孔明说：“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关羽说：“军师之言，当铭肺腑。”“外结孙权”以拒曹操，是孔明未出草庐前为刘备制定的战略决策——“隆中对”的重要内容之一，因关羽接任镇守的荆州是处于曹、孙夹缝之间，故特重申之。关羽并不理解这一决策关系到荆州的存亡，也没有把“军师之言，铭之肺腑”，而是恃己之勇，想用两个拳头一齐出击，既北代曹操，又东得罪于孙权。因此在曹、孙夹击下，他只能走麦城，兵败身亡，失了荆州。
关羽英勇绝伦，被称“万人敌”。他温酒斩华雄，万众中刺颜良，三通鼓斩蔡阳，英名闻遐迩。但他刚愎自用，缺乏战略眼光。“北拒曹操”既是蜀国的既定决策，“东和孙权”是必然之理，而关羽却计不出此。孙权原想求关羽女配其子，两相结好，并力破曹，乃派诸葛瑾去荆州求婚。关羽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遂唤左右逐出。关羽奉令取樊城，请权出兵相助，权许之但迟迟不出兵。关羽对来使破口大骂说：“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关羽屡次蔑视孙权，权深恨之。他“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操议迁都以避之。这时，如果能争取孙权的支援，局势将对蜀、吴大利，可是因他和孙权的矛盾甚深，操才能乘二人有隙，遣使以割地相封请孙权夹击关羽。孙权乃潜师密发袭荆州。事前，权用陆逊代吕蒙，以麻痹关羽。陆逊抓住关羽骄做自大、喜戴“高帽”的特点，遣使赍书卑辞奉承他。关羽轻蔑地对来使说：“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
便撤荆州的大半兵赴樊城听调，无复有忧江东之意，使吕蒙得以“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荆州既失，已无后援，关羽孤军深入，经不起曹、孙两军前后夹击，便陷入既不能战又不能守的绝境。显然，荆州之失，是因关羽刚愎自用，违背了孔明的”八字”方针。
命孔明入蜀支援，令关羽守荆州，是刘备所决定。因此，荆州之失，当与刘备有关。当时刘备尚未得西蜀，荆州不仅是他图天下的战略要地，且是其唯一的根据地，荆州的安危对刘备集团关系甚大。入蜀支援，派关羽也行，何以派孔明？镇守荆州的重任，为何不委之智多谋深的孔明，而托于刚愎自甩的关羽？这里有个信任问题。对此，王夫之早有议论。他说：“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张、赵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刘备之信关羽，是因“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刘备虽也信孔明而不让他镇守荆州。是因“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快己之志也。”王夫之指出：
“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故“失岂在羽哉？先主自贻之矣”。 （《读通鉴论》）王夫之的意见是正确的，荆州之失在于刘备错用了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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