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贵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受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一个执法如山的人，畏之是必然，爱之则少见；执法峻急的人，恨之者多，无怨者罕见，而严于执法的诸葛亮，却能使人畏而爱之，受刑而无怨，陈寿说是因“其用心平而劝戒明”。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他不因情废法，执法不忘情之故。
不因情废法
诸葛亮不因情废法，斩马谡是个典型例子，马谡是他义弟或系戚马良之弟，一开始两人关系便异于常人。诸葛亮南征途中，马谡奉天子命来劳军，因诸葛亮服其才，马谡虽是后辈，他还是虚心请教：“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
但 班师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亮 纳其策，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故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叛，使蜀汉从此无后顾之忧，对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谡确是有智计，诸葛亮对他“深加器异”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刘备对马谡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临死前特别对诸葛亮谈及马谡，他问诸葛亮：“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
诸葛亮说：“此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临危前特别向托孤大臣诸葛亮叮嘱这些话，说明刘备把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必将大用之，大用必将误大事。刘备看出“马谡言过其实”，认为“不可大用”，而诸葛亮日与马谡共事而未发现他这个严重的缺点，却非常重视他，这是什么原因？这和诸葛亮与刘备的经历以及其两人对马谡的情感深浅有关。刘备一生血战沙场，其才智都是在实战中得到的，他听到马谡死啃兵书的空谈，与实战不符，就发现其“言过其实”。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参与决策和主管内政，实战经验还不太丰富，放一时难看出马谡夸夸其谈。在情感方面，刘备与马谡关系浅，对其考察不被情所制约；诸葛亮与马谡则“情如父子”。
且服其才，对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当时可以说他是把马谡当作其继承人来培养的。情感好像白内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他委马谡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舍水上山，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讵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 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理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
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执法不忘情
诸葛亮对于犯罪的人，能治之以法，动之以情，即执法不忘情，使被判罪的人心服而无怨。
李严 （后改名李平）是刘璋旧部，刘备入蜀时归降，后因平叛乱有功， 被授尚书令之职，刘备临危遗诏托诸葛亮与李严辅后 主。为团结对敌，诸 葛亮很尊重他，但李严为人图谋私利，喜要两面手法，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出军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事，因运粮不济，怕诸葛亮见罪，便慌报军情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要诸葛亮回师。为了遮饰已过，又妄奏后主说：“臣已办备军粮，行将运赴丞相军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诸葛亮回成都后查知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斩之，因念他也是托孤大厦，乃上表废为庶人。历史上，凡托孤大臣之间发生内讧，势败者往往被夷三族，而诸葛亮却仍让李严过着富裕的生活，留其子丰在丞相府任中郎参军，并谆谆教诲。他在处分李严后致丰教说：“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获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获，勤追前阙。令员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获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对一个犯严重错误的人，犹如此多情，要其子加以宽慰，使其改过自新；对其子则力加勉励，使其奋发向上，其意诚，其情切，李严父子能不感恩戴德。又如廖立，为人高傲，自谓才智宜为诸葛亮之贰，而竟位在李严等人之下，故很不满，于是常发牢骚，口出怨谤，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诸葛亮认为“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便废廖立为民。但廖立甚敬佩诸葛亮其人，对已受到处分并无怨言。他闻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垂泣说：“吾终为左衽矣！”李严闻此噩耗，纵声大哭，因激动过度，病发而死。盖李严、廖立都相信诸葛亮能复收己，使能以补前过，度诸葛亮死后，后人不能用之故也。严于执法的人，使受处分者毫无怨恨是很难的，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严伤心致死，这不仅是没有怨恨，而是对诸葛亮非常爱戴了。
治国不能不讲法，诸葛亮治乱国用重刑，纠正了刘璋治蜀时的混乱状态，使“军民安靖”。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法严而民无怨，民畏而爱之。我们知道法治的主旨是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纪，保证国泰民安，在这方面，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伟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面所述，是因诸葛亮能正确处理情与法的关系，做到寓情于法，使情法交融，这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最高超的艺术，是实行法治最佳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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