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维韬 屈平 编著
引言
朱可夫元帅，是杰出的军事家、伟大的战略家，是苏军历史上的传奇式的英雄。曾荣获四次苏联英雄称号。他仅用25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名垂军史的伟大元帅，走过了光辉的战斗历程，在世界战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战争风云变幻无穷，1941年6月希特勒背信弃义，按“巴巴罗萨计划”发兵苏联，进行突然袭击，一夜之间，突破苏联千里防线，使苏联边防部队节节败退。法西斯军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地，直逼苏联首都莫斯科，苏军处于战略退却的不利形势之中。
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最高统帅斯大林，召见身为苏军总参谋长的朱可夫，让他以共产党员党性作保，问他：“莫斯科能否保住？”朱可夫临危不惧，信心百倍地做出铿锵的回答：“一定能保住”斯大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苏联军队在统帅的英明领导下，终于顶住了希特勒的“闪击战”，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防御，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尽管在战争初期，丧失了半壁江山、大片土地，开始反攻后，仅用一年多时间，就一鼓作气，肃清了苏联境内的希特勒残兵败将，势如秋风扫落叶，横扫五千里，尔后挥师南下，乘胜追击，一举解放东欧各国，最后攻克柏林，直捣希特勒老巢，将胜利的红旗插上帝国大厦，与开辟第二战场的盟军，在易北河会师，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拯救亿万人民于水火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作为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副统帅、重大战役的组织者和五个主突方向上的方面军司令员的朱可夫，当然是功不可没的，里应受到世人有口皆碑的称赞。
记得，1945年5月25日在为战胜德国法西斯而举行庆功宴上，斯大林曾有过这样一段满怀深情的演说，给予朱可夫高度评价：“祖国和党永远不会忘记苏军指挥员在我们的民族保卫战中所起的作用。所有这些打了胜仗，拯救了祖国的将领们的名字，将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流芳百世。这些战场之中，有一个战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就是苏联首都莫斯科会战的战场。而朱可夫同志的名字，作为胜利的象征，将永不分离地同这个战场联系在一起。”
翻开二战的历史，我们便清楚地看到上述评价对朱可夫而言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仅在莫斯科会战中表现出色，而且多次临危受命奔赴最艰苦和最关键的战场，去协调、指挥重大战役。在历次战役中，他都表现出一个胸有成竹的战略家最为宝贵的冷静的头脑、准确的判断力和创造性的作战指挥艺术，特别是继承和发扬了苏联著名的战略家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创造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和灵活动用坦克等先进技术兵器，组织快速集群协同作战的高超理论，朱可夫元帅从来不墨守成规，他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在战争中导演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伟大战略史诗，令世界各国军史学家敬佩和倾倒。
古往今来，凡功盖主者，都难逃厄运。朱可夫在战后，由于战功显赫，盛名夺人，触犯了斯大林的淫威，因此，历经坎坷。攻战柏林后，他曾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占区最高行政长官。不久，便奉调回国，遭到斯大林的贬谪，开始派到敖德萨军区，接着又有人告密诬陷，进一步被迫害到乌拉尔军分区担任更低的职务，由顶峰坠入深谷。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不准他携带家眷，孑身一人，受克格勃的严密监视，失去了人身自由。一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他才恢复自由，铲除克格勃头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贝利亚以后，他才彻底解放，出任国防部长。可惜好景不长。
作为一个军事家，朱可夫具有驾驭战争的高超本领和大将风度。可是在复杂多变的政治风浪中，他就显得力不从心。1957年6月，朱可夫元帅真心实意地支持摇摇欲坠的赫鲁晓夫，击败了马林科夫集团，使赫鲁晓夫保住了乌纱帽和第一书记的宝座。当时，赫鲁晓夫对朱可夫倍加赞扬，并授予他第四枚苏联英雄奖章。使他成为获此殊荣的惟一统帅，到处是一片赞扬声。
朱可夫元帅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一片贺彩声中早已开始孕育着杀机，浓浓的乌云正在他头顶上密集。厄运正在逼近。时隔三月，到1957年10月，赫鲁晓夫这位心毒手狠的政客，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免去了朱可夫党内外一切职务，铲除了他心头上的一个“隐患”。
朱可夫第二次遭到暗算后，一直到他被迫解甲归田，他利用有生之年，勤奋笔耕，撰写出长达60万字的翔实回忆录，澄清了一切不实之词，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走过的战斗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朱可夫再次复出，到1966年才正式恢复名誉。这位南征北战、席不暇暖的统帅于1974年6月去世。
1. 鞋匠之子
1896年12月2日，在莫斯科西南300公里的卡卢加省斯特列尔科夫村的一间破旧茅草屋里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后来成长为叱咤风云、驰名世界的战争之神朱可夫元帅。对朱可夫的父亲，这个五十开外的皮鞋匠康斯坦丁·安德列维奇·朱可夫来讲，老年得子自然是件大喜事，但朱可夫一家生活在贫困之中，添人进口也给他带来忧虑。
朱可夫的父亲康斯坦丁是个苦命人。据说，他生下三个月时被亲生母亲遗弃，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请好心人收养！”
就这样，康斯坦丁在孤儿院长到两岁，被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领养。从此他有了家，也随着养母姓了朱可夫。朱可娃有间破旧的房子，墙壁和屋顶长满绿苔和青草。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
朱可夫的父亲是个不幸的人，他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为了维持生计，年幼的康斯坦丁被迫到乌戈德制鞋厂一个鞋匠那里当学徒。当时在俄罗斯，想学手艺谈何容易。康斯坦丁说是当学徒，实际上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打扫卫生。三年“满师”后，他四处找活干，几经周折，终于在莫斯科的维义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在那里他才真正学到了鞋匠的手艺。
朱可夫的母亲叫乌斯季尼娅·阿尔捷米耶芙娜，出生在邻村一个很穷的人家。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母亲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气力地扛起五普特重的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外祖父阿尔乔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一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一把把马拉得蹲坐地上。”
朱可夫的父母都是二婚，同时又都没有留下孩子。他们结婚那年，朱可夫的父亲康斯坦丁已经50岁，乌斯季尼娅也35岁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名叫玛莎，比朱可夫大两岁。朱可夫的名字叫叶戈尔，他5岁时，又有了一个弟弟，叫阿列克谢。因他家生活贫困，他小弟1岁就夭折。那时卡卢加省的农民生活是很苦的，地少而薄，连糊口都无法做到。
由于家里太穷，朱可夫的父亲的皮匠活挣钱又少，他母亲不得不外出帮人运送货物。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替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的商人那里。运一趟，可得一个卢布到一个卢布零二十个戈比。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扣除马料、店钱、饭钱、修鞋钱等等，已经剩不下几个钱了。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候，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他母亲毫无怨言地干。为了不挨饿，他们村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做的。她们把很小的小孩丢给年迈的奶奶、爷爷照管，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寒地冻，外出帮人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谢尔普霍夫等地运货。那里的男人们则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很少有人口袋里装着许多钱回村来。
就在朱可夫的小弟病死后不久，家里又遭遇另一场灾难：他家房子因年久失修，屋顶坍塌下来，差点砸死人。朱可夫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她母亲伤心地哭着对他和姐姐说：“孩子们，没有法子呀，搬吧，所有的破烂东西都往草棚里搬。”父亲砌好了一眼小灶，他想尽办法要在草棚子里安家。
他们的邻居、父亲的好友纳扎雷奇得知他家发生的不幸事件后，马上赶来，关切地说：“这怎么能行，快过冬了，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还想不出办法来……”
母亲插嘴道：“有什么可想的，把母牛牵去卖了，再用这笔钱买木料……”
大伙都嚷开了：“乌斯季尼娅说得对呀！”
父亲说：“对是对呀，但一头母牛是不够的。除它以外，我们家也就只有一匹老马了。”
但是，谁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大伙都知道，这样一来，他们家往后的日子可就更加困难了。
在邻居们好心的帮助下，不到11月，朱可夫一家就把房子盖好了。只是屋顶是用干草覆盖的。性格爽朗的母亲为安慰大家，她说：“没有什么，就这样住吧。等我们有了钱，再盖好的。”
这所房子从外表看，就比别人家的要差些。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安的是破玻璃。但是，他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冬天他们总算有了一个暖和的藏身之地了。
2. 少年早成
夏季的一天，朱可夫的父亲对儿子说：
“呃，叶戈尔，你快7岁了，该干点活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顶一个大人干活了。明天我们去割草，你带上耙子，和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和垛草。”
小叶戈尔很喜欢割草，大人也常常带他去。但是，这一次可就不同了。不像从前那样只是为了玩。他很自豪，现在他已经参加劳动了，已经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
他干活很卖劲，听到大人们的夸奖就更高兴了。大概是用力过猛，两个手掌很快都起了血泡。他怕说出来丢脸，就一直坚持干下去。最后，血泡破了，他不能再耙了。
父亲对他说：“没关系，会好的。”就这样，过了几天以后真的好啦，他又参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干得不坏。
割麦季节到了。妈妈对叶戈尔说：
“孩子，你要学学割麦子。我在城里给你买了一把新镰刀。明天早晨我们就去割黑麦子。”
割麦子开头进展得不坏，但很快叶戈尔又倒霉了。他年少心盛为了想炫耀一下自己，他抢着往前赶，结果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血流不止。妈妈吓坏了，他也急得不知所措。
这件事过去多少年了，但左手小拇指至今还留下一块伤疤，使他常常想起当年的鲁莽和急于求成的后果。然而也就是通过一次次失败、磨炼了他坚强的性格。
很快，一个紧张的夏季过去了。他已经学会做一些农活，身体也锻炼得结实了。
1903年的秋季来临了，父亲决定送叶戈尔上学，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8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免收学费的教会小学。他在班里衣着最差，但学习成绩却最优秀。他的老师名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教书很有经验，从不无缘无故惩罚人，也从不提高嗓门训斥学生。这位教师非常喜欢朱可夫，曾启发他多读书，开阔自己的视野，多听、多想、多问，“处处留心皆学问”，朱可夫和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朱可夫在成人之后，常常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师，感谢他引导自己热爱读书和给予他迈向人生之路的宝贵启迪。
朱可夫除了上课听老师讲课，获取一些知识外，还特别希望多知道一些国内外大事和时事知识。在他的村子里有一个小茶馆，村民们，特别是年轻人都爱到茶馆喝茶。借此机会，听听新闻，打打扑克，高兴了还可以喝上两盅。父亲也常带朱可夫去那里喝茶。这是朱可夫最高兴的时候。他在大人们当中听他们谈论关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各种趣闻，听乡村“政治家”们谈论各种政治主张和“小道消息”，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
1905年春天，村子里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同地主、同沙皇的专制制度作斗争。从他们和在城里打工的乡亲们口中，小朱可夫和村民们得知莫斯科发生了政治大罢工、街垒战斗和十二月武装起义；得知工人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那时，小朱可夫第一次听到了列宁的名字，知道他是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当时，朱可夫虽然只有9岁，但这对他幼小心灵的影响是巨大的。朱可夫后来说：“我们村的形势没有发展到农民起义那种地步，但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
朱可夫的父亲康斯坦丁对他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康斯坦丁是个有见识而又敢于斗争的人。村里人都很尊敬他，都爱听他的意见。通常，村里大小集会上，最后的结论都是由他来做。小朱可夫很爱他的父亲，父亲也很喜欢他。但是，父亲对他管教十分严厉。康斯坦丁又是个敢做敢为的人，爱打抱不平。在父亲再次去莫斯科的前夕他母亲怕出事，劝他不要多管闲事，不然，会被宪兵流放到连放牛都没人肯去的地方。但康斯坦丁却说，“我们是工人，大家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康斯坦丁的斗争性对朱可夫影响很大，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坚持主见，进行顽强斗争的性格。
1906年，朱可夫的父亲回乡来了。他说，以后再也不去莫斯科了，警察当局禁止他住在城里，只准他回本乡。作为孩子，他和姐姐不想更多过问大人的事，只知道父亲不再离开他们了，而心情格外高兴。
就在这一年，小朱可夫在三年制的教会小学毕业了。他学习好，每年成绩都是优秀，最后得到一张奖状。全家对他的学习成绩都很满意，他自己也很高兴。为祝贺他小学毕业，母亲送给他一件新衬衫，父亲为他亲手制作了一双皮靴。
父亲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带你到莫斯科去学手艺了。”小小年纪的叶戈尔·朱可夫，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尚未结束的童年，远离亲人去迎接新生活的挑战。
3. 学徒生涯
1908年夏，年仅12岁的小朱可夫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去莫斯科，到他舅舅米哈依尔·皮利欣开的毛皮作坊里当一名学徒工。
小叶戈尔第一次出远门，他那时外出行李很简单。母亲给他带了两件衬衣、两副包脚布和一条毛巾。还给了他5个鸡蛋和几块饼，让他在路上吃。
以前叶戈尔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从来没有见过铁路，所以，这次旅行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火车驰过巴拉巴诺夫车站以后，远处突然出现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
叶戈尔在昏暗的车厢里听着隆隆的车轮声，心里却想起几天前父亲带他到舅舅——未来的老板皮利欣家的情景。
走前，他父亲曾提醒他说：“叶戈尔卡，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来的老板。阔老板是不喜欢穷亲戚的。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他不信，可事实教育了他。当母亲问起，他兄弟如何对待他们父子俩时，父亲没好气地说：“你那兄弟就像阔老板接待我们穷哥们一个样。”
“连茶也不倒一杯？”母亲急忙插嘴问。
父亲接着说：“别说倒茶了，我们走了老远的路，连坐也不让坐一会儿。他坐着，让我们像傻瓜一样地站着……”当时父亲的眼里充满悲愤。这使刚要跨入生活门坎的小朱可夫初次体会到贫富的差异和人世间的冷暖。
黎明时，火车抵达莫斯科。小朱可夫简直是大开了眼界。他看到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他像在云雾中一样，头昏目眩，眼花缭乱。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大楼和这么平整的街道，马车夫驾着漂亮的鄂尔洛夫马拉的胶轮车一路飞跑。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街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一切都超出他的想象……
朱可夫在作坊办公室里见到了打扮入时的老板娘，她上下仔细打量一番眼前这个少年，于是表情严肃地讲了这里的规矩：
“刚到作坊的最小的徒弟，无论是谁，他的职责就是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鞋；点灯、生炉子……”末了她说：“好吧，别的事情库兹马和女工头玛特廖莎会对你讲的。现在你可以去吃饭了。”
徒工头库兹马叫他到厨房吃午饭。那天，他饿极了，吃得很香。可是，却意外地碰上一件倒霉的事。这里有个规矩：开始吃饭时，只能从公共菜盆里舀菜汤喝，不能捞肉吃；要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可是，小朱可夫不知情，一下就捞了两块肉，并得意地大口吞吃了。当他正在去捞第三块肉时，脑门上突然挨了一勺子，头上立刻鼓起了一个小包。
小朱可夫真不走运，来到莫斯科第一天就接受了这样令人难堪的见面礼。
那时老师傅们活的也不轻松。有人借机会取笑他，可是老师傅们却很同情他，并和颜悦色地劝他，让他不要害臊，不要心急，刚来都有这个过程，这里规矩大，慢慢习惯就好了。小朱可夫十分感谢这些好心人对他及时的劝导。作坊的师傅们早晨7时整开始劳动，晚上7时收工，中间只有一小时休息吃午饭。所以，一个劳动日就是11个小时。如果活多，师傅们就要干到晚上10～11时。那一个劳动日就是15个小时了。加班时间他们可以领到一些加班费。
徒工们更苦，经常是早晨6点钟起床，他们很快地洗完脸，就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毕，为第二天做好准备后，要到11点钟才能睡觉。他们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在后门过道里的高板床上。
不仅如此，作为徒工，小朱可夫他们常常为了一点点小过错就挨老板的毒打。老板打人时手特别重。他们要挨师傅的打，要挨女工头的打，还要挨老板娘的打。当老板不高兴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让他看见，他会毫无道理地痛打你一顿，打得你整整一天耳朵嗡嗡叫。
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有时老板竟让两个犯了过错的徒弟，用皮鞭互相抽打，他在一旁还高声喊叫：“给我狠狠地打，使劲地抽！”
在当时的社会里，老板打徒弟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徒弟被打死也不负法律责任。这种对年轻徒工们的非人道待遇，在少年朱可夫的幼小心灵里，打上了沉重的烙印。
朱可夫由于受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见义勇为和不畏强暴的性格。
学徒期间，他所见到的一桩桩一件件不平事，使他怒火中烧。一次他亲眼看到外号叫“魔鬼”的二老板瓦西里·丹尼洛夫在施暴。此人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以一种暴虐狂的残忍毒打一个14岁的小徒弟。那个童工跪在地上一再求饶，二老板怎么也不肯撒手。朱可夫在一旁实在忍不住了，抓起一根“杠子”（捆包时用的橡木压杠），使尽全身力气照二老板的秃头上打去。一下子把他打倒在地，昏过去了。朱可夫很害怕，以为把他打死了，就从店里逃走。后来他被抓回来，老板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打他一顿。
一年过去了，由于小朱可夫聪慧过人，在徒工中他进步最快，不仅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手艺，还学会制作毛皮的一些其他技能。另一方面，在学徒期间，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学习。无论作坊中的高强度劳动，还是难以忍受的低劣生活条件，都未能影响他的学习热情。他读了许多书，如长篇小说《护士》《福尔摩斯探案》以及其他一些惊险小说。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这些书已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了。为了学习，他主动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板儿子亚历山大交往，他们关系处的不错。亚历山大主动借给他书看，还经常帮助他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并一同阅读一些科学读物。当然那时条件非常艰苦，都是夜间老板不在家、星期日，忙里偷闲学习的。他自己时常夜间到厕所里借助微弱的灯光如饥似渴地看书阅读。
朱可夫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对什么都有兴趣，常到垃圾堆里找旧报纸和旧杂志拿来阅读。有时外出送货，老板给他的几戈比车马费，他从来舍不得轻易花掉，而是徒步走去，节省下来买书看。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自学，他提高很快。老板也开始喜欢他了。经亚历山大的帮助，老板居然同意他业余时间到市里中等文化夜校去学习的要求。于是朱可夫成了莫斯科勃留索夫胡同的一所四年制学校的夜校生。就这样，学徒期间朱可夫不仅掌握了全部制革技能，还以优异成绩拿到了中等文化夜校的毕业文凭。
4. 一片深情
1912年，朱可夫经老板应允幸运地得到10天假期回乡探亲。
从农村出来时，小朱可夫只有12岁，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而现在已经是个青年人了。他已经16岁了，已经是个干了四年活的学徒工了。他很兴奋，因为他很快就要见到日夜想念的亲人啦。他乘的是马洛亚罗斯拉韦次郊区火车。从莫斯科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他一直站在一个打开着的车窗旁。四年前他去莫斯科的时候是个夜间，无法看到沿途的风景。这一次，他以极大的兴趣饱览了各车站的设施和莫斯科近郊美丽迷人的景色和茂密的树林。
朱可夫的母亲亲自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接他来了。她在这四年中间苍老多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嗓子，他使劲忍住，才没有哭出声来。
母亲哭了很久，用她那双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搂着他，反反复复说着这么几句话：
“叶戈尔卡，亲爱的儿子！我以为我死以前看不到你了。”
“妈妈，怎么啦，你看，我这不是长大了，现在你该高兴才是。”他不断地安慰着母亲。
“感谢上帝呀！”母亲这才收住眼泪会心地笑了。
他们回到家里时，天已经黑下来。父亲和姐姐在门前土台上接他们。
姐姐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父亲老多了，背驼得更厉害了。已是七十开外的年纪。他按自己的习惯吻了儿子一下，若有所思地说道：“好啊，我终于活到了这一天，看到你长大成人了。”
为了使老人和姐姐更高兴，朱可夫赶快打开篮子，给每人送了一份礼物。另外还给了妈妈三个卢布、两公斤糖、半公斤茶叶和一公斤糖果。
母亲高兴地说：“儿子，谢谢你！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喝过像样的糖茶了。”
朱可夫还特意给了父亲一个卢布，供他上茶馆零花。
妈妈说：“给他20个戈比就够了。”
父亲说：“我等儿子等了四年。别提穷的话了，免得使我们在见面时就扫兴。”
朱可夫把四年来积攒下来的五个卢布血汗钱，都用来孝敬自己的双亲啦。当他看到父母那幸福满足的笑脸，作为孝子的他，此刻也心花怒放了。
1912年底，17岁的朱可夫结束了学徒生涯，成了青年师傅。同时他还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考试。
从乡里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而现在他已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识的青年人了。更重要的是，他在经济上也独立了。这时，他每月可以挣到10个卢布，同当时的其他工人相比，这可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老板这时经常派他去外面联系业务、办理托运。这给朱可夫提供了接触外界、开阔视野的条件。
那时的俄国，手工业工人大多不问政治，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理想只是攒够钱，开一个自己的店，自己做老板。在这种环境里，很难了解到外面的信息。不过，作坊里的老师傅桑多尔·伊万诺维奇例外。他关心政治，经常可以搞到一些报纸来看。从他那里，朱可夫接触了《明星报》和《真理报》等进步报刊，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启蒙。
在成为青年师傅之后，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朱可夫搬到了作坊外的私人住宅去住。尽管这需要花去朱可夫不少收入，租金是每月3个卢布，但他一点儿也不把这放在心上，因为他坚信，没有什么能比不受干扰地读书更重要的事。
朱可夫的房东马雷舍瓦娅是个寡妇，她有个漂亮的女儿叫玛利亚。同在屋檐下，两个年轻人日久生情，很快双双坠入了爱河。不久，他们甚至开始计划结婚了。
就在朱可夫沉浸在初恋的喜悦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摧毁了年轻人的爱情之梦。由于前线伤亡很大，沙俄政府宣布提前征召1895年后出生的青年。于是，朱可夫匆匆告别心爱的姑娘，准备回村子里帮助父母收麦子，并向他们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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