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23年2月11日，“乔治·华盛顿号”航轮在叶赛宁“美国是混帐透顶的人类渣滓”的咒骂声中抵达了法国瑟堡。
热情的法国人民都在等待着他们心中的依莎多拉·邓肯。然而，邓肯却一直不见踪影。两天后，《巴黎晚报》落寞地写道：
“今年的忏悔节，由于两个原因而使人黯然神伤，一是阴雨连绵，二是邓肯销声匿迹。邓肯的崇拜者们希望她的光临会拨开法国这几天来的满天乌云。但是，忏悔节没有依莎多拉，变得像月亮一样由盈而亏了。”
邓肯并没有去别的地方，她在巴黎。她病倒了，躺在某饭店的一张床上。
只有几个朋友来看他，并设宴为她和叶赛宁洗尘。席间，叶赛宁见人们都围着邓肯团团转，他也不甘寂寞，拿起一个杯子朝着挂在餐厅墙上的大玻璃砸去，桌椅盘碟跟着遭殃。诗人当场被保安人员扭送到警察局。在那里，医生给他作了详细的检查，诊断为癫痫病患者。
饭店索要一笔不菲的损失费，而邓肯的身上已所剩无几了。女仆让娜说：
“叶赛宁有一个小公文包，除了就寝时，从不离手，里面可能有些钱。”
邓肯哈哈大笑起来：
“那不可能，我们都身无分文，要不是洛亨格林的援手，我们此刻还坐在纽约的码头上呢。”
让娜说：“试试吧，暂时也没别的办法了。”
邓肯打开包，她大吃一惊，里面真的是钱，全是钱！大多是小面额的钞票，还有几角、几分的硬币，约两千美元。赔了之后还有些余款，邓肯换到了莱茵旅馆。
她求助于好友玛丽·德斯蒂：
“你必须帮助我救救他，他在俄国会好起来的。他是个伟大的天才，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们知道怎样照顾自己的艺术家。你一定要帮这个忙！”
玛丽四处活动，终于将叶赛宁从警察局弄到了一家疗养院，不久就由让娜陪同去了柏林。邓肯因高烧不退只得留在巴黎。
没几天，叶赛宁从柏林拍来一封谁也看不懂的电报，只有依莎多拉·邓肯心领神会。电报的内容是：
“依莎多拉，勃朗宁手枪定将打死你亲爱的谢尔盖！我亲爱的，假如你爱我，请快来呀，快来！”
邓肯急忙将手头上的三幅埃热尼亚·卡里耶尔的油画当了六万法郎，立即赶赴柏林。
这样好的新闻由头美国人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们对邓肯夫妇的每一个细微末节都进行大肆渲染，仿佛把一个细菌搁在千万倍的放大镜下，让人看到奇异而滑稽的场面：
“接见记者的房间光线很暗，但记者可以看见这位著名舞蹈家眼睛周围的黑圈。这使人想起从纽约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依莎多拉曾经在一次和她粗野丈夫的争执中被打得眼圈发青。依莎多拉解释说：‘那是描眉笔画的。’”
“我过去从来没有相信过结婚。现在，我比任何时候更加不相信。我跟谢尔盖结婚，仅仅是为了让他能够拿到一张去美国的护照。他是个天才，但艺术家之间的婚姻是难以忍受的。”
流言四起。可邓肯顾不得那么多了，她的心中只装着那个大孩子叶赛宁。去柏林前夕，她还是匆匆给《纽约论坛报》的巴黎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体现了依莎多拉·邓肯对叶赛宁，对艺术，对命运的深刻理解。
……我写这些事实是为了公正地对待叶赛宁，你们曾两次捏造说他打过我。我了解，这是美国新闻界拿别人的不幸和灾难开玩笑的惯伎。但是，对这位从18岁起就饱受战争和饥荒恐怖的年轻诗人来说，的确命中注定眼泪多于欢笑。我想，世上 所有母亲都会同意我的看法。谢尔盖·叶赛宁是个伟大的诗人，而且，在正常状态下，是一个心灵很美的人，所有的人都喜欢他。高尔基曾对我说过：“自有果戈里和普希金以来，我们还没有过像叶赛宁这样伟大的诗人。可惜，果戈里死于精神病，普希金早年遇害，诗人们的命运都带有悲剧色彩啊！”
……你们可以想象，发生的事情使我深深地悲伤难过。我把叶赛宁从生活困苦的俄国带出来，是为了替世界拯救天才。他现在要回到俄国去，是为了保全他的理性。我知道，世界上会有许多颗心和我一起祈祷，希望这位想象力丰富的伟大诗人会得到拯救，在未来创造出人类十分需要的美。
当邓肯的汽车开到柏林阿德龙饭店门前，叶赛宁像一头下山猛虎，直扑过来，他越过司机的头顶，投入了依莎多拉的怀抱之中。他们拥抱着，长长地亲吻。而后，叶赛宁跪在依莎多拉跟前，用数不尽的美丽温柔的俄国名字唤着她。
2
邓肯和叶赛宁回到了阔别15个月的莫斯科。莫斯科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艾尔玛·邓肯和什尼切尔都在其列。
邓肯轻轻地挽着叶赛宁的手臂，让他紧紧地靠着自己。走出车厢，邓肯笑着用德语说：
“我把这个孩子送回他的祖国了，我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大家从这句话中嗅出了一丝不妙的气息。
邓肯建议马上去乡下看看为避暑临时迁去的学校。他们租了一辆汽车，在莫斯科郊外崎岖不平的简易马路上颠簸。叶赛宁看见了一群悠闲的母牛，兴奋得跳了起来，头重重地磕在汽车顶篷上。他一边揉着痛处，一边伏在邓肯的肩上说：
“没有母牛就没有农村，没有农村的俄罗斯是无法想象的。”
学校一切正常。孩子们的舞蹈越来越迷人，叶赛宁用手拍打着膝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恨不得也加入到那支生动活泼的队伍中去。
快乐总是痛苦的先遣部队。这不，一件小事，他们又吵起来了。叶赛宁将屋子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之后，一走了之，三天杳无音信。
邓肯天天彻夜难眠，一到清晨，她就起床在外面逡巡，她不断地对艾尔玛说：“他一定遇到什么事了。他受伤了，出事了，得病了。”
作家留里克·伊甫涅夫回忆说：“叶赛宁从国外旅行归来后，喝酒更加厉害。他们那引起巨大轰动的酒后吵架，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常常好几天不回家。我记得依莎多拉四处寻找他，给共同的熟人打电话，心中焦急万分，唯恐他会出什么事。可是，叶赛宁酗酒闹事愈益严重，和他谈话越来越困难，谈话双方都感到对方讲的是不同的语言。”
直到有一天，邓肯凄切地说：
“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她买了当晚去高加索基斯洛沃德斯克的火车票。让娜留在巴黎未来，艾尔玛亲自为养母准备旅途用品，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老师衣服少得可怜，她甚至连一件睡衣也没有，衣箱空空如也，仅有的几件刚好够换洗，都是在俄罗斯买的。
艾尔玛问道：“我记得您原来有很多漂亮衣服的。”
邓肯苦笑着说：“我在纽约和巴黎买的那些新衣服没过多久就一一不见了，开始我怀疑让娜，后来我才偶然发现叶赛宁的一只皮箱里躺着我几天前刚从豪华大街上买的一件黑睡衣。我的衣服陆陆续续不翼而飞，钱就更不用说了。”
艾尔玛不满地说：“您应该以牙还牙，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打开叶赛宁所有的箱子，拿回您自己的东西！”
“那不行，他有一种怪癖，不准别人碰他的箱子；他曾经威胁过我，如果我胆敢瞧瞧他的箱子，他就一枪打死我。这不是假的，我知道他在某一只箱子里藏着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
“反正他不在这儿，我们请个锁匠来，打开瞧一瞧再关上，他察觉不了的。”
锁匠用无与伦比的技艺打开了那把无与伦比的锁。里面除了几页稀疏的诗稿外，都是邓肯的衣物，包括演出穿的裙子。
这时，一声狂吼破门而入：
“我的箱子！是谁，敢动我的箱子？我要杀了他！”
艾尔玛连忙走上去解释说：
“我们都以为你不回来了，才准备将你的箱子搬出去，因为我们也要走了。”
这一下倒是分散了叶赛宁的注意力：
“走？到哪里去？”
“永远离开你。”邓肯平静地说。
叶赛宁看着她。邓肯转过身。
叶赛宁转过去，看着她。邓肯再转过去。
叶赛宁轻轻地绕到邓肯的后面，倚在沙发上，俯身对着邓肯说：
“依莎多拉，我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
邓肯伸出手，抱着叶赛宁金色的头：
“谢尔盖，和我们一起走吧。”
“依莎多拉，我爱你。但我暂时不能去，我们正在努力，政府或许会把我召进克里姆林宫，商谈拨款给我们办杂志的事。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不能走呵。等我将一切安排好了，我就来找你。我们也许会在克里米亚相聚。”
“一定。”
晚上，叶赛宁赶到了车站为邓肯送行。他难得一回那么清醒而安详，脸上挂着纯真的笑意，充满感情地和邓肯道别。火车启动了，依莎多拉·邓肯不停地向叶赛宁挥舞着手中的纱巾，直至那一头金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邓肯，叶赛宁，还有其他的人，都不会意识到——这次旅程的起点，竟然是他们爱情长途的最后一个驿站。
3
依莎多拉·邓肯在皮亚季戈尔斯克的音乐会刚一散场，就急切地对什尼切尔说：“帮个忙，我要去莱蒙托夫决斗的地方。”
“还有一段距离。车子都送领导们去了，下午再说吧。”“不，我们走路去，我怕不去就看不成了。”
“有一条捷径，走吧。”
秋雨淅沥。一条泥泞的羊肠小道将邓肯和什尼切尔拐到了一片森林的空阔地带。林茂雨密，他们仿佛来到了秋天的最深处，闻不到一缕鸟语一丝禽鸣。
“他才27岁啊，这么年轻，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吗？”邓肯弯腰，拾起了一根枯枝，放进嘴里。
“秋天的味道真是荒凉呵。”突然，她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念起了莱蒙托夫的诗句：
我俩分离了，但你的姿容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愉悦我惆怅的心灵。
“这是叶赛宁教我的。”她对什尼切尔说，语调里有一种小学生似的自豪。
基斯洛沃德斯克虽然是一个小镇，但人声嘈杂，秩序混乱，有关暴动的消息时有耳闻。这是邓肯在高加索的第一站，她的心里掠过少有的紧张。
剧场座无虚席。两名全副武装的肃反官员几乎与邓肯同时登台，他们正告邓肯：
“《斯拉夫进行曲》因有‘上帝保佑沙皇’一段，务必取消。”
邓肯据理力争：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晚会上，我曾在所有共产主义领袖面前表演过这支乐曲，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还写了热情洋溢的赞誉文章哩。”
但肃反官员是不懂舞蹈的，他们寸步不让。这时，台下的前排站起来一个人，大声地说：
“邓肯同志，您不必担心。我以伊斯普尔科姆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准许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
上万观众一齐欢呼。邓肯鞠躬致谢。
当演出结束，邓肯回到旅馆，才知道她的秘书什尼切尔已被逮捕。邓肯恚懑难消，却又束手无策。来访的作家马克斯·伊斯门了解了情况后，告诉邓肯一个秘密：
“军事部长托洛茨基同志正在这里，只能靠他了。但他不见任何人。这样吧，我因为给他写传记，有机会接近他，你写一张便条，我帮你递进去。”
几天后，伊斯门捎了话来：
“平安无事。”
果然，什尼切尔毫发无损地出来了。
在从巴库去格鲁吉亚首府梯比里斯的车厢里，一个陌生人走到什尼切尔身边，劈头就问：
“邓肯在这个车厢吗？我手上有一封叶赛宁写给她的信，他嘱我当面转交。”
邓肯接过了那封信，内容很简单，叶赛宁被杂志的事绊住了，一时半刻来不了，他还是许诺在克里米亚见面。
邓肯感到奇怪：“怎么还要留在莫斯科？……”
实际上，叶赛宁办杂志的计划早已流产，他趁邓肯远走高加索，住在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寓所专心致志地写一本书《钢铁世界城》，记录他在美国的见闻和感想。然而，叶赛宁的这部书遭到了公众与评论界的无情批评。8月28日的《真理报》头版撰文指出，《钢铁世界城》全篇充满恶意，是作者浅薄轻浮、骄傲自大、荒唐做作的体现。
梯比里斯造型艺术舞蹈学校的一位女校长，执意要邓肯去她的学校看一看，希望能从这位名震天下的艺术大师嘴里挖出一两句恭维话，借以提高学校的声威。邓肯去了，她一看见孩子们在不断地受着“舞蹈”的折磨，就忍不住站起来喝道：
“你们在做的事情多么可怕，多么可怕！你们没有教会孩子们简朴优美的舞蹈，而是让她们做一些粗俗不堪的动作。嗅，这有多糟，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说完，她目不斜视地走出了大厅。
4
巴图姆是依莎多拉高加索之行的最后一站。这里有一个十分不错的诗人群体，他们热忱欢迎邓肯的到来，并拜她为“缪斯女神”，但这些英俊的小伙子无法驱走他们“缪斯女神”的脑海中另一个诗人的身影。邓肯听说从这里可以坐小火轮走水路到达克里米亚，她就耐不住了。
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邓肯兴奋地给叶赛宁发了电报——速来！
“速来”的回电令邓肯悚然一惊：
请不要再给叶赛宁来信和来电。他和我在一起。他永远也不会回到你的身边去了。加琳娜·贝尼斯拉芙斯卡娅。
邓肯看过电报后，赶忙召来艾尔玛和什尼切尔：
“你们相信这是真的吗？这个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究竟是谁？”
什尼切尔说：
“是叶赛宁过去的朋友。在你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很好，但叶赛宁总是和她保持一段距离。”
邓肯和艾尔玛商量了一晚上，才草拟了一份“工于心计”的电报，立即拍给叶赛宁：
我收到大约是你的仆人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来电，她说我不要再给博戈斯洛夫
巷去信和电报，莫非地址变更了，请回电说明。无限爱你的依莎多拉。
依莎多拉·邓肯对叶赛宁“无限”的爱换来的是天才诗人叶赛宁天才的、富有诗意的欺骗！前面那封署名为“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电报完全是叶赛宁的亲笔，只不过是借了贝氏之名。此刻的叶赛宁，是下决心要和邓肯分手了。当他又接到邓肯的电报时，匆忙用铅笔写了复电：
我早在巴黎时就说过，我要回俄罗斯去。我是属于俄罗斯的。你责怪我，怨恨我吧，我非常爱你，但是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现在我已经结婚，而且很幸福。我同样祝福你。叶赛宁。
叶赛宁写完后，得意地读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听。贝尼斯拉芙斯卡娅说：“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还在爱着邓肯呢。”
“我承认，我和她在一起，心中有一股巨大的热情，这种感觉延续了整整一年。可是后来一切都过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你和她分离，会很痛苦的。”
“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我对邓肯一无所想，我们一定要分开的。”
“如果要分手，那么不提爱情之类的词眼更好些。”
叶赛宁马上将纸翻过来，飞快地在背面写上简单明了的一句电文：
我爱别人，已结婚，并快乐。叶赛宁。
电文是发出了，但邓肯却没有收到。因为她在自己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即10月12日，便动身返回莫斯科了。她急于了解真相。
邓肯找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角落，连叶赛宁的影子都见不着，他们熟悉的咖啡馆和朋友均不能或不肯提供他的线索，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地方了——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寓所，邓肯伤心透了，但她不愿意马上去那里。她想自己先冷静一下。
倒是什尼切尔沉不住气了，他对叶赛宁流氓加无赖的做法极其气愤，他写了一封长笺，痛斥叶赛宁背信弃义：
“……在依莎多拉的房间里，你高谈阔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以及你使其他两个女人怀孕的故事，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粗俗吗？人们听了这些话会怎样想呢？依莎多拉是有错，她错得厉害！她唯一的错就是对你太好了。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像个下流坯。你曾经多次说你是多么爱依莎多拉，但你回到莫斯科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表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来羞辱依莎多拉……
“你到处嚷嚷依莎多拉把你送进了精神病院。我看到了账单，它证明你所说的精神病院是一个第一流的疗养院。你想，精神病院能允许你随意外出吗？住疗养院花掉了依莎多拉很多钱，才使你免受了监禁和流放之苦。
“在歌剧场，你打伤了一位法国警察。如果没有依莎多拉的保护，你会蹲好几个月监狱。依莎多拉随时守护着你，我曾读到过不少她为你辩护的非常精彩的文章。正是因为你，她才失去了美国护照。你知道吗？为了带你去法国、意大利、美国，她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然而，在你的祖国，你却以卑劣的行径来回报她。我十分清楚地见到了依莎多拉为你所做的一切，却没有发现你所谓的‘爱情’给她带来了什么。我只看到你丢人现眼，谎话连篇……”
什尼切尔所说的“发表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是指叶赛宁献给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组诗《一个无赖汉的爱情》，这组诗的前面两章刊登在莫斯科《红色麦田》杂志1923年10月14日一期上。诗中，叶赛宁厚着脸皮说：“我是第一次为爱情歌唱。”信誓旦旦的组诗还未完成，他就已经让另一位妇女娜杰日达·沃尔萍有了身孕，这个孩子于1924年5月12日问世，取名亚历山大，这是后话。
叶赛宁终于露面了。
那是一天下午，叶赛宁冲进了邓肯居住的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邓肯正在房间里与来访者闲聊，她看见叶赛宁进来，笑着迎了上去。
“少来这一套，快把我的胸像给我！”
叶赛宁伸出钢铁般的手。他的全身像一堆酵母般地喷吐出浓烈的酒气。他所说的胸像乃是苏联杰出的雕塑家科尼奥可夫用一大块整木雕刻而成，摆在了最醒目的古董柜的顶层。
“谢尔盖，你喝醉了，先寄在我这吧，待你神志清醒了，再来拿。”
“我没醉，我清醒得很。那是我的胸像。”
他拖了一把椅子到柜前，双脚颤抖着站了上去。他紧紧抱住了那只胸像，又好像承受不起，竟然摇晃着连人带物跌在了地上。
“啊！”
邓肯惊叫着，正要上前去扶。哪知叶赛宁一跃而起，逃命似地跑了出去。
邓肯望着他的背影，心的镜子“咣啷”一声摔在地上，纷乱的碎片凸射出尖厉而激越的光芒，那是爱情铸就的光，那是鲜血淬砺的芒，每一个耳闻目睹的人，都要被深深地刺痛。
这是依莎多拉·邓肯与叶赛宁人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5
依莎多拉·邓肯变得沉默寡言了，她只字不提叶赛宁。她看上去轻松悠闲，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教学上，其实，谁也猜测不出她内心里愁的重量、苦的深度。
邓肯不断地教孩子们学习新的舞蹈，有一种“爱尔兰吉加舞”，用舒伯特的音乐伴奏，单纯、跳跃、洋溢着欢乐。她亲自为舞蹈设计了服装，芭蕾舞短裙全是鲜绿色的。邓肯的血管里流着祖父遗传给她的爱尔兰血液。她说：
“在爱尔兰，革命的颜色不是红色，而是绿色，因为爱尔兰的革命者都是被吊在树干上绞死的。”
她还用俄罗斯、爱尔兰、法国、中国的革命歌曲创作了一批舞蹈，影响波及全球。在法国，在中国，在北美和加拿大，到处都有像莫斯科一样以依莎多拉·邓肯命名的艺术学校，它们的节目广受欢迎。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依莎多拉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站在工会大厦外面从全国各地赶来哀悼的工人农民的行列中。她冒雪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刺骨的严寒冻掉了她同伴的一只耳朵，她也几乎被冻僵了。但几十万群众列队缓缓绕过遗体的悲壮场面，给了邓肯无穷的力量。她特意为列宁创作了两首葬礼进行曲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以后，在苏联所有的演出中，邓肯都是以这两支葬礼进行曲作为开场戏，场场爆满。在古老的拥有50万人口的乌克兰首府基辅，邓肯连演18场，满城都在欢呼：
“邓肯，邓肯，美丽的女士。”
邓肯卓绝的舞姿和非凡的表现，使苏联人民深切地感到：列宁永远活着！
这一年10月，邓肯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列宁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真正爱全人类。”
“当代的力量就是列宁……他是一个体现了新的精神的人，体现了理想主义力量的更新和新的宗教的人。”
学校的财政又发生了困难。邓肯与经纪人季诺维也夫商讨着进行一次庞大的巡回演出，计划前往伏尔加地区、土耳其地区、乌拉尔地区，还将到西伯利亚，从那里进入中国。邓肯听说能去中国，高兴地说：
“那是我一生的梦，美丽的东方，那儿有非常美丽的刺绣。”
可是，这次巡回演出从一开始就不顺利，边远地区，文盲遍布，愚昧丛生，他们对舞蹈的理解就像牛听弹琴一样，一窍不通。6月24日，邓肯在奥伦堡写信给艾尔玛说：
“在灰暗的布景和惨白的灯光下，我的三场演出很不顺利。我们一个戈比也没有赚到就离开了伏尔加，我再也不愿想到这个地方。没有观众。没有理解。我们一无所获。”
这封信的署名是“你的头上没有光圈的受难者、可怜的依莎多拉”。末了，还要加上一句：“这真是地狱般的生活。”
7月28日，邓肯在叶卡捷琳堡写的信以“这大概是我最后喘的一口气”结尾。
8月4日，邓肯一行仍然被困在叶卡捷琳堡，她在信上说：
“这次巡回演出屡遭失败。虽然我为广大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们演出，但他们却无力购票。‘新资产阶级’买得起票，他们却非常憎恨我。”
8月10日，邓肯在离开叶卡捷琳堡时再次写信给艾尔玛，落款是：
“奄奄一息的依莎多拉。”
邓肯是不怕吃苦的，邓肯对自己舞蹈的不被理解同样无所畏惧。上述文字，吐露的实际上是依莎多拉·邓肯凄凉的情绪与绝望的心境。
雄心勃勃的远东巡回演出只得半途而返。8月中旬，依莎多拉·邓肯回到莫斯科来签订去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在学校，她的500名学生以美妙的舞蹈迎接她的归来。她热泪盈眶地看着他们，说：
“见到这些孩子们在阳光下优美自然地载歌载舞，我所受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邓肯冒着酷暑，天天到运动场亲自为孩子们授课，她为他们的不断进步而欣喜。
“孩子们，像我这样把手放在胸部，感受蕴藏在你体内的生命力，这个动作意味着‘人’。”
孩子们齐声回答：“CHELOVEK。”
“现在慢慢将手臂伸出，伸向天空，这个动作代表‘宇宙’。”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VYSELENAIA。”
“再将双手缓缓地放下，接触大地。”
童音齐答：“SEMLIA。”
“现在向我充满爱心地伸出你们的双手，这代表‘同志’。”
孩子们齐声说：“TOVARISH。”
1924年9月28日，依莎多拉·邓肯在这个难忘的周末举行了告别俄国的演出。
9月30日凌晨，邓肯步履蹒跚地登上了飞往康尼格斯堡的飞机，她频频回头，是留恋俄国，还是盼着一个人的出现？
谁也不知道。
她的复杂的内心，她的爱与恨，深如江海，耸入云天，即使是她自己，或许也不全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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