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艾尔玛·邓肯（自从依莎多拉收她做养女之后，她就自称艾尔玛·邓肯了）没有说错。当1921年7月21日，依莎多拉·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的甲板时，人们的一致看法是——她疯了！
新闻界的反响虽然各执己见，但都对邓肯的出走感到匪夷所思。
《泰晤士报》的专栏评论员格兰特就发出了疑问：“依莎多拉·邓肯完全可以在俄国之外的欧洲任何地方，获得她所想获得的一切。她正当盛年，轻易抛开自己事业的顶峰而去苏俄执教，显然是一种女人的天真与幻想。”
《巴黎邮报》说：“依莎多拉·邓肯从一位艺术家演变成一名激进分子是合乎逻辑的，但贸贸然跑到那边去，除了她的神经出了毛病外，应该没有别的解释。”
慕尼黑一家小报的揣测则显得别有用心：“依莎多拉·邓肯出走苏俄的动机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她冒着自己被侮辱的危险，也许是因为她无法遏制自己艺术的滑坡吧。”
瑞士《苏黎士报》以其一贯的中立态度，言辞恳切：“无论怎么说，邓肯都是一位令人信服的伟大的舞蹈家，这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动感，而不是动荡；带来了旋律，而不是硝烟；带来了节奏，而不是混乱。但欧洲却留不住她！邓肯的离开给欧洲敲响了警钟——高傲的巴黎人、伦敦人，你们自以为优秀的审美感觉哪里去了？”
邓肯这一回领教了舆论的导向作用。临行前，艾尔玛好不容易劝服了她的两位好友、也是邓肯学生的特里萨和莉萨一同前往，以壮行色。不料，她们在即将启航的一刹那突然反悔。邓肯冷静地放她们回去了，这不是去旅行，更不是去做客。她又想起了那位柴可夫斯基小姐。
几天前，一些朋友为她设宴饯行。宴会间，闯进来一批俄国侨民，其中就有这位柴可夫斯基小姐，俏丽的容貌掩饰不住憔悴和失落。她是前沙皇政府农业部长的女儿。她径直走到依莎多拉·邓肯的面前，先是俯下身，而后干脆跪倒在沙发旁，恳求她放弃去俄国的打算。邓肯听到的是声泪俱下的控诉：
“看看他们干的好事吧。由于缺乏粮食，那些布尔什维克人正在宰杀儿童，把他们的肢体挂在肉铺上出售。”
其他人随声附和，一片神鸦社鼓。
邓肯顿时变得脸色煞白，她的表情让人看不出，她是信了，还是不信。但是，她严肃地回答了柴可夫斯基小姐：
“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更必须去那里。”
“你会后悔的，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又冷又饿的时候。”发话者阴郁傲慢，原来是前俄国驻法大使、大腹便便的马克拉科夫先生。
“我们会用舞蹈把饥饿和寒冷忘得一干二净。”
邓肯耸了耸肩，她脸上一瞬间开放出来的璀璨笑容，艳丽无比。相形之下，矮壮的马克拉科夫先生像一只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甲壳虫。
2
7月19日，邓肯一行抵达雷瓦尔，依莎多拉·邓肯，艾尔玛·邓肯，还有一位自愿跟着邓肯做佣人的法国姑娘让娜。
午夜，她们转乘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在二等车厢中，她们3人，再加一位腼腆的小伙子。他不认识邓肯，邓肯也不认识他。
慢慢熟络起来，才知道年轻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名机要员。当邓肯说她是邓肯时，他还是毫无反应。邓肯问他喜不喜欢舞蹈。小伙子搓着手不好意思地说：
“很抱歉，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一直在战场上，我根本没有去过剧院。”
“革命成功以后，也不去吗？”
“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忙于建设，哪有那样的闲心？”
“你的观念是错误的。舞蹈和建设是不矛盾的，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艺术。舞蹈能使人上进，激发人们的热情。”
“哦，哦，我真的惭愧，我不懂。”
“那没关系，你那一行，你的党和你的国家，我都还不懂。我们都需要给对方时间，是吗？”
小伙子真诚地笑了。
“许多人说你们是刽子手，你怎么看？”
“不错。当敌人侵犯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冲入敌阵的时候，我们子弹和利刃很少虚发。”
“你还挺幽默的，我想不到。”
“幽默？邓肯女士……”
“请叫我邓肯同志。”
“邓肯同志，你知道这个幽默的代价吗？它是用十几万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火车到达苏联国界。
红军士兵威风凛凛地站在新生共和国殷红的旗帜下，宛如一尊壮丽的雕塑，向全世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漠视的尊严。邓肯舞蹈长期以来正是追求这一境界，难怪，她激动得就在狭窄的车厢过道里舞蹈起来。
7月24日凌晨4点。莫斯科到了。
走下火车。站台上没有鲜花，没有笑语，只有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匆匆闪过。克拉辛那句“全苏联人民都会张开手臂来迎接”的承诺，一下变得渺茫了。幸而外交部一位职员开了一辆敞篷车来接这位年轻机要员，邓肯三人才算是搭上了便车。
共和国的开头显然是太艰难了，连邓肯这样一位“贵宾”的接待工作竟然做得如此糟糕，实在令人大惑不解。卢那察尔斯基的解释是：
“我们等了她3天，可她突然在晚上到达。”
这个解释是很别扭的，因为晚点的是火车，不是邓肯。真实原因是，一贯忠于职守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那天恰巧去乡下度假了。可见，他的内心里并不相信邓肯真的会抛弃欧洲繁华舒适的大都市生活，来到新生的、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苏联。邓肯到达的消息一传到这位人民教育委员耳中，他就感到十分内疚，他立即安排邓肯三人住进格尔采尔公寓。
第一个来拜访的客人当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正在谋求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邓肯劝他放弃这种努力，她一贯对歌剧不感兴趣，认为“音乐剧是胡闹”，说、唱、跳三者是不能混合的……两人很友好地争论起来，他们的手始终握在一起，没有分开过。
三天后，邓肯收到了一封请柬，苏联政府将为她设宴洗尘。邓肯兴致盎然，她身着鲜艳的红色上装，系红色发带，穿红色便鞋，出现在会上，理直气壮地宣布：
“我是红色的！”
她直率地对某些与会者提出了批评：“我本来以为今天在这里能看到新的衣饰装束，可是，你们打扮得跟出席外事谈判的外交家一样，只差燕尾服和大礼帽了。你们能把沙皇从王宫里扔出去，为什么还要保持他宫院的陈规陋习？把这些低矮宽大的细眼安乐椅和弱不禁风的包金椅子丢到窗外去吧！”
邓肯觉得她所看到的一切，与她理想中的差之甚远。她的心里有些黯然。但卢那察尔斯基的致词还是让她多云转晴起来：
“邓肯被誉为‘动作的皇后’，但在她的全部动作中，她所采取的最近一个行动——不畏长途跋涉，不管担惊受怕，来到了苏维埃的红色俄国，这是最美丽、最高尚的行动，理应受到人们的高度赞美。”
欧洲舆论界对邓肯在苏联的活动大肆渲染。他们阴阳怪气地称呼她为“共产党员邓肯”“红色邓肯”；他们恶意诋毁说：“一个人老珠黄的芭蕾舞女演员，廉价卖给了布尔什维克。”
艾尔玛和让娜气得哇哇直叫。邓肯笑着说：
“不要气，你越气他们越高兴。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低级趣味，他们是无可救药的。”
3
一天，邓肯带着艾尔玛和卢那察尔斯基为她配备的秘书伊利奇·什尼切尔，一道去莫斯科河边散步。在麻雀山下的一片绿荫里，一个身穿军大衣、戴着将军领章的中等个子迎面走来。
他瘦削的面庞，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一种名叫“坚强”的气息；而笔挺的亚麻色的胡须充满了成熟男性和成功革命者的魅力。
什尼切尔介绍道：波德沃依斯基，“十月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主席，攻占冬宫的指挥者，现任体育教育人民委员，正带领一支运动员队伍从事体育场的建造。
邓肯一听，连忙伸出手去：
“我向您表示敬意。自从基督教以来，布尔什维克从事的乃是拯救人类的最伟大的事业。”
“谢谢你对我们事业的支持。邓肯同志，我早听说过你了，欢迎你，欢迎你。”
“我来这里想办一所学校，您能帮助我吗？”
“责无旁贷。不过，我担心你的学校会削弱孩子们刚强的性格。”
“也许您只看过俄国的芭蕾舞，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我将教给他们伟大的、富于英雄气概的动作，不仅女孩子会舞蹈，男孩子也会像索福克勒斯那样在百万大军面前潇洒起舞，为他们开创新的业绩鼓舞斗志。”
“你该不会让我的孩子们全都变成舞蹈家吧？”
“过早确定一个孩子未来的职业是不对头的，因为他们还不可能进行选择。舞蹈的目的并不是培养舞蹈家，而是解放孩子们的身体和性灵，使他们的身心朝气蓬勃、美丽大方、和谐一致，这将是他们一切事业的基础。”
“那我就放心啦。”
波德沃依斯基带着邓肯几位爬过山埂，指着绿色斜坡顶端的那幢楼房说：
“那儿，将是你们的学校。”
忽然，一群年幼的孩子从树林里跑了过来，他们的赤脚正好向一撮碎玻璃奔去。邓肯举起手想把他们叫住，却被波德沃依斯基阻止：
“未来的革命战士必须学会勇敢，不怕任何险恶与困苦。”
下山了。波德沃依斯基拉着邓肯的手说：
“请跟我来。”
他引导着走上了一条小路，越往前走，越来越陡。邓肯感到整个人都在向下俯冲，双脚滑倒了几次，树枝也划破了她的衣服。她有点害怕了，但她没有说。她调动着自己身上的能量来和这条小路作斗争。
到了河边，邓肯已是筋疲力尽，困顿不堪。波德沃依斯基却是一脸微笑，他的声音仿佛是在发布神谕，凝练，大气，平和：
“亲爱的依莎多拉，我带你走这条崎岖不平、险峻陡峭的小路下山，这是一种象征。我想使你了解，如果你愿意留在苏俄，那你必须准备走这样一条狭窄、险峻的小路。这里，富丽堂皇的大剧院和管弦乐队是不真实的，豪华列车和奢侈旅馆是不真实的，甚至连热情洋溢的观众和热烈的掌声都是不真实的。如果你想有所作为，那么到群众中去，冬天在小谷仓中，夏天在原野上舞蹈，使人民懂得你的舞蹈语言，使孩子们增长知识和才干。还有，即使做了这些，也不要企望接受别人的感谢。”
邓肯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新学校的组织工作。在政府的关怀下，她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巴拉绍娃别墅。但是，1000个儿童和一个大剧场依然只是空想。从目前的设备来看，只能办一所容纳40名儿童的寄宿学校，学生年龄在4—10岁之间，特别强调优先录取工人子弟。
波德沃依斯基的魄力与气势给邓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这样的人物全世界都应该知道。她饶有兴趣地重操儿时的旧业，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一家很有影响的英文报纸。文章迅速登了出来，令邓肯喜出望外的是，她得到了一张支付稿酬的支票。这可是她第一次靠写作赚钱呵！这张支票她保存了很久，直到食物越来越紧张时，她无奈地将它换成钱币，给学校的孩子们买了苹果。
邓肯如是描写她满怀敬意的这位人物：
作为一个人，波德沃依斯基同志站在这座巨大的、倾圮的宫殿的高高的阳台上，鲜艳的红旗在他头顶的蓝天里自由地迎风招展。他怀着无限的爱，以洞察一切的目光俯视和检阅他的军队，他们不是凡人的肉眼所能见到，只能出现在天神的梦境里。
看他带着这种对新世界充满伟大梦想的目光站在那里，我转过身去对同伴们说：“这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是共产党人的精英，波德沃依斯基同志，他是像上帝一样的人。”
4
莫斯科画家格奥尔基·雅库洛夫的工作室里，正在举行文艺界朋友的聚会。雅库洛夫是26名巴库委员纪念碑的设计者，一位光芒四射的俄罗斯诗界新星为此专门写了一首《二十六人叙事诗》献给他，这位年轻诗人就是我们下面即将提到的谢尔盖·叶赛宁。
雅库洛夫还是卓有成就的戏剧艺术家，常常担任莫斯科大剧院的主角。这次聚会，他特别邀请了初来乍到的依莎多拉·邓肯。
邓肯独自坐在靠里边墙角的沙发上，双手撑额，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湛蓝的眸子里，深含几许苍凉的意味。
忽然，一个小伙子破门而入，直闯进来，一边高喊着：
“邓肯是谁？邓肯在哪？我要见邓肯！”
邓肯猛地抬头，四只眼睛就胶着在一块了，再也不能分开。
“你是谁？”邓肯轻声问道。
“谢尔盖·叶赛宁。”
叶赛宁痴痴地望着邓肯，望着邓肯那双痴痴的眼睛。他不自觉地跪伏在沙发旁。
“我的小冒失鬼。”邓肯纤细的五指插进了叶赛宁蓬松的金发里，
“我的小天使，我的……”
凌晨四点，叶赛宁与邓肯双双出门，坐上了同一辆马车。
在巴尔绍娃别墅，依莎多拉·邓肯倾听着叶赛宁朗诵自己的诗歌。她似懂非懂地恍惚置身于一种音乐的氛围里，叶赛宁抑扬顿挫的声调激发了她舞蹈的热情。
她站起来，伴着那平平仄仄的诗行，用舞蹈表现自己对叶赛宁作品的理解。她越来越觉得身上的衣物妨碍了自己的发挥，她渴望用自己的躯体表达自由的精神。她一件件扔掉那些衣衫，贴身的红色图尼克都被弃置一边，像一堆燃烧的火。而邓肯，已然是一个熔炉，她把密西西比河的幽丽与伏尔加河的粗犷冶炼成一种奔放的舞蹈。她升到了半空，在云海中欢腾飞舞……
将邓肯从云海中拉下来的是诗人叶赛宁。他像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匍匐在依莎多拉·邓肯的身体上，从那典型的俄式大鼻孔里喷吐出来的气息，带有浓郁的白桦林的芳香和大平原的泥土味，粗鲁而迷人。
第二天上午10点，这一对恋人才松了一口气。依莎多拉·邓肯坐在梳妆台前，意犹未尽，她用唇膏在镜子上写道：“叶赛宁是小流氓，不，叶赛宁是小天使。”或许，在邓肯此刻的潜意识里，她已经感受到了叶赛宁“天使”的一面，“魔鬼”的另一面。
叶赛宁的好友马连果夫以及意象派的那群诗人们，都成了巴尔绍娃别墅的座上客。邓肯对一下子能和这么多俄罗斯诗人交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她愉快地与他们一起朗诵诗，舞蹈，喝酒，通宵达旦。但不久，她发现这些人中，除了叶赛宁的天才可与惠特曼一比，其余人则是疯劲有余，诗味不足。她劝叶赛宁不要和马连果夫们过从太密，引起了叶赛宁的不满。有一次，意象派诗人们又在巴尔绍娃别墅聚会，邓肯正兴致勃勃地要给来宾跳舞，被叶赛宁鲁蛮拒绝。他说：
“你的舞跳得很糟，我能跳得比你更好。”
说着，就疯子一般地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发出怪叫，他那些狂放不羁的诗人朋友们大声喝彩。邓肯的心里一阵绞痛，这倒不全是为了叶赛宁的疯狂，而是她的眼前意外地幻化出帕特里克惨白的面孔，她挂着泪花，默默地退了出去。
意象派诗人们虽然知道邓肯试图疏远叶赛宁和他们的关系，但他们都对邓肯有着良好的印象。马连果夫就在文章中写道，邓肯是一位优雅、美丽的女士，全身都是艺术，举手投足，一个微笑，都显示出艺术的魅力和文化的涵养。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女人，的确优秀，她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你感到是自然的，是艺术的，是深思熟虑的。总之，她就是真理，她就是美。”
马连果夫他们并不欣赏邓肯和叶赛宁的恋情，这一方面由于邓肯力图拉远叶赛宁与意象派同仁的距离，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们对诗人叶赛宁太了解了，发生在叶赛宁身上的所谓爱情，注定只是一种形似“泡沫”的玩意儿。意象派诗人瓦季姆·谢尔史列维奇说：
“叶赛宁爱过极少的几个女人，甚至连她们也没有真正爱过，因为爱一个活人可能使他失去对诗歌的爱……他不过以征服女人来安慰自己。”
诗人留里克·伊甫涅夫的措词十分严明：
“我的确很清楚，谢辽沙（叶赛宁的昵称——作者注）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女人。他从来不会长期跟女人纠缠，她们很快就使他感到厌倦。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一种‘了不起的爱情’。他从来没有以一种纯粹的人类之爱去爱过任何人。这就是他悲剧的根源，或许这也是他的伟大所在……所有认识叶赛宁的都明白，他的确未曾真正爱过一个女人。”
马连果夫说得直截了当：
“叶赛宁没有卷入跟依莎多拉·邓肯的爱情漩涡之中，而是爱上了她的名望，她的世界范围的声望。”
综合看来，还是评论家伊万·罗扎诺夫教授的解释更能准确地为叶赛宁定位：
“我认为，有三种爱感动着他，激励着他：爱出名，爱诗歌，爱祖国。为了这三种爱的缘故，他甘愿牺牲他的一切，既可牺牲他对女人的感情，也可牺牲对友谊的专一，还可牺牲一切别的国家和民族。”
叶赛宁确实如此，他之于诗歌，就像邓肯对舞蹈的执着追求一样。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小农意识与诗歌崇拜使他锐意进取而人情寡淡，他以农民式的温良谦恭巧妙地遮掩住自己名满天下的勃勃野心，而非凡的天才又往往助其成功，因而在通向诗歌巅峰的道路上，众星捧月几乎使叶赛宁一蹴而就。马连果夫说，叶赛宁是一个善于利用人们弱点的能手，有博得别人喜欢的各种窍门，“他有很大的魅力。人们通常以爱来报答爱。叶赛宁没有爱过一个人，可是人人爱叶赛宁。”
既然叶赛宁和邓肯对文学艺术有同样执着的追求，为什么邓肯的热情与叶赛宁的寡淡、邓肯的宽容与叶赛宁的刻薄隔如云泥呢？我个人以为，这和他们的“人之初”有着很大的关系。邓肯幼年所经历的贫困、她的海洋情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抱负，使她视天下如家园，以艺术为圭臬；叶赛宁虽然渴望出名，但小农意识和殷实家庭带给他的娇宠之气使他固守乡土，且唯我独尊。他用诗歌的方式表达自己恋土与自恋的复杂情结。不错，叶赛宁是世界级的大诗人，对他的最高评价是“俄罗斯的象征”，正如演员符·伊·卡恰洛夫所言：“我在欧洲和美国漂泊的时候，总是随身带着他（叶赛宁）的诗集。我有那么一种感觉，仿佛我随身带着一掬俄罗斯泥土，它们洋溢着故乡土地那馥郁而又苦涩的气息。”然而，邓肯却是舞蹈的象征，是美神。境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境界正是人格的体现，精神的体现，灵魂的体现。
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叶赛宁的来龙去脉。
5
1895年10月3日，叶赛宁出生于梁赞省柯兹敏乡康斯坦丁诺沃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这个拥有六百余户的村庄平躺在崎岖曲折的奥卡河右岸，奥卡河不宽，但由于猛然穿出山地，奔腾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因而涛急浪卷，水声澎湃，是“天生一条抒情的河”。幼小的叶赛宁常常站在窗前，凝视着蔚蓝天空下的绿色的草原、宁静草原上的清亮的河流、长长河岸边那锁眉弯腰的古铜色纤夫……
叶赛宁的父亲亚历山大·尼基季奇读书不多，却很会唱歌，他18岁那年娶了同样喜欢唱歌的塔吉雅娜·费奥多罗夫娜为妻。可惜，共同的爱好抵不过相异的性格，他们总是吵架，弄得家里乌烟瘴气。于是，叶赛宁从小就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外祖父特别宠他，要什么有什么，将叶赛宁培养成了一个十足的“小皇帝”，他是孩子们中间的淘气大王、打架能手，不断地有大人或小孩跑到外祖母处告状，外祖母每次教训他都遭到外祖父的干扰。外祖父笑着表扬他：
“嗯，不错，打赢了比你大的。”
然后转过身对着外祖母说：
“蠢货，让他去，这样他会练得棒棒的。”
慢慢地，架打得少了，他迷上了普希金的诗。他又成了闻名当地的
“书痴”，他看书的时候总是独自发笑，有时大笑不止，一家人都非常焦虑。可叶赛宁任凭外祖父鼓励他去找人打架，他自岿然不动，埋首于书山之中。
少年叶赛宁恋上了庄园主库拉科夫的女儿吉娜·伊万诺夫娜·卡申娜。卡申娜是一位隽秀的少妇，她出乎意料地对比自己小八岁的叶赛宁一往情深，每天让孩子给叶赛宁送一束玫瑰花，还约了俩人一起去山坡草地幽会。叶赛宁过早地尝到了禁果，而且是一位成熟女性给予他的。男女之间那一种神秘的、奇特的、令人魂牵梦绕的韵味，叶赛宁在不懂事的年龄就尝过了。
以后，在叶赛宁人生的筵席上，爱情总是一道“隔夜菜”，味道虽好却不新鲜。
1912年，叶赛宁从教会师范学校毕业，父母想要他留在当地做小学教员。他不干，只身去了莫斯科，打工。他站过店，当过学徒和打字员，唯一不变的是坚持写诗。
两年后，叶赛宁与排字女工安娜·伊兹里亚德诺娃同居。12月，有了儿子尤拉。这一年，叶赛宁的处女作《白桦树》刊登在《小小天地》杂志，不过署的是笔名“阿里斯顿”。叶赛宁没有跟母子俩呆多久，就离开了他们，使得“尤拉”这件作品也好像是某个人用笔名发表的。
叶赛宁发现，莫斯科的诗坛就像一座铜墙铁壁，文学新人很难突破进去。他一边念着自己创作的新诗“压在石头下面的水不会断流”，一边登上了去彼得堡的火车。在著名诗人勃洛克和克留耶夫的荐举下，叶赛宁诗名渐起，1915年11月，他终于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扫墓日》，叶赛宁刚好过了20岁的生日。
一战期间，叶赛宁应征入伍，开往前线。战争的残酷使叶赛宁勇敢地站在了自己的祖国一边，站在工人农民一边，站在革命者一边。他思如泉涌，技艺大进，一挥而就的《同志》《天国鼓手》《伊诺尼亚》等诗篇，充满了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时代气息。叶赛宁的工作是登记伤病员。一天，沙皇的姊妹们来探视医院，宫廷警卫司令参谋罗曼是个诗歌爱好者，早闻叶赛宁的大名。他命令叶赛宁赶紧写一首关于这次探视的颂诗。叶赛宁援笔立就，但诗里压根儿就没有公主们探视医院的内容，而是描绘了战场上受伤惨死在医院里的士兵的苦难遭遇，标题是《血水嘟嘟冒气泡》。罗曼一气之下，将叶赛宁送进了惩戒室。
1919年1月底，叶赛宁与留里克·伊甫涅夫、安纳托里·伊甫涅夫、瓦季姆·谢尔什涅维奇一共四人在意象派《宣言》上签名，随后，“花花公子”马连果夫也加入进来，他们提出了“形象本身就是目的”“形象战胜思想”的“纯艺术”口号，在苏联诗坛独树一帜。叶赛宁与马连果夫从此相交莫逆，形影不离，他的服装开始向马连果夫看齐，头戴大礼帽，脚穿漆皮鞋，肆无忌惮地把满是污言秽语的诗句涂抹在女修道院的墙上，俨然一个放荡阿飞。
幸运的是，叶赛宁骨子里面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懈的探索使他不断地反省，他发觉形象一旦脱离了思想，语汇一旦失去了内容，诗歌就变得云遮雾绕，连自个儿都摸不着头脑了。1921年，他在诗道上毅然迷途知返，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诗剧《普加乔夫》，塑造了俄罗斯18世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远大抱负和崇高品德，这是叶赛宁创作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然而，全国解放的新气象并没有舒展叶赛宁的身心，他内心的矛盾日益突出。他讨厌城市，把城市叫做“机器王国”，把火车叫做“铁蹄钢马”，他害怕“钢铁客人”步步紧逼，侵占他可爱的乡村。1920年8月，他在高加索看见一匹小马驹徒劳无力地拼命想超过一列火车，禁不住怅然良久，他“为离去的可爱的熟悉的小动物的优良品质而感到悲哀”。
这段插曲在别人看来可能无关紧要，但于我却意义十分重大。钢铁的马征服了活的马。对于我来说，这匹小马驹是乡村和马赫诺面貌生动的、可爱的、正在消逝的形象……我现在很凄凉，因为我看到历史经过了一个杀戮生灵的痛苦的时代。
可是，叶赛宁并不想躲在乡村那样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没有火柴、钉子、煤油、针线、印花棉布，遑论发表诗歌和成名的机会。他把城市当作敌人，而他自己又必须与它长相厮守，内心的抑郁难以言表，他称自己是被城市无情铁蹄毁灭的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
简朴的木桥写进了我的歌声
我伫立做告别的弥撒
用白桦树叶来焚香拜灵
……
在蓝色田野的小径上
很快会出现钢铁的客人
朝霞浸染的燕麦
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
……
风将要吮吸尽马匹的嘶鸣
像举办一场追悼舞会
啊，快了，快了，木制的挂钟
使我的午夜发出嘶哑的声音
1917年，叶赛宁结识了《人民事业报》的打字秘书吉娜伊达·拉伊赫，三个月后，他便与这位具有古典美的姑娘结婚了。拉伊赫为诗人生了一子一女，她还在怀着儿子康斯坦丁的时候，叶赛宁就卷起铺盖走人了，据说是他更迷恋于那个意象派的小圈子。不久，拉伊赫改嫁给被公认为“戏剧界十月革命的领袖”的梅耶尔荷德，日子过得非常快乐，这一刺激彻底击溃了叶赛宁的爱情堤坝。此后，从叶赛宁的私人情感库里泛滥出来的，多是欲望的洪水和油滑的泥浆。在他的眼里，只有女人，没有爱人。
诗歌是第一位的，它成了叶赛宁的命根子，全部身心所系。
叶赛宁与加琳娜·阿尔图罗夫娜·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交往现在成了一段传奇。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是《贫农报》的秘书，她衣饰简朴，举止大方，为人正派，有很高的文学素养、独到的艺术见解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奉献精神。她是叶赛宁诗歌朗诵会的狂热听众，她和她最要好的女友总是买同一排同一座位的票——第四排，16—17座。她与叶赛宁相识后，立即成为叶赛宁艺术构思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大量史料证明，叶赛宁经常听取和采纳她的精辟见解与建议。
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深爱着叶赛宁，但爱情对她真是不公平。叶赛宁先是属于拉伊赫的，后来又投进了邓肯的怀抱，她那里对叶赛宁似乎只有两个用处，一是写诗的好地方，二是与拉伊赫和邓肯吵了架，她的爱抚能消解诗人的闷气。她一直是以叶赛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她默默地忍受着叶赛宁的多次“移情”，用善良、宽厚和聪颖滋润着叶赛宁的才思。
1926年12月3日，叶赛宁自杀的周年祭日，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来到了叶赛宁的坟头，对着自己开响了重新奔向爱情的发令枪。
也许，她永远只能看见爱情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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