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全家抵达伦敦，滑铁卢车站欢迎他们的人群，同1921年和1931年一样多，一样热情。穿着节日衣服的
伦敦群众代表，献给他一瓶象征友谊的麦酒和一大束鲜花。他们高呼：
“祝你回到祖国！”“欢迎您，查理！”“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查理！”“回家比什么都好！”
《曼彻斯特卫报》写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卓别林是惟一使人以感激的心情来回忆的人物。”《每日邮报》则刊登了一幅漫画来支持他：夏尔格的侧影正没入地平线，一个凶恶的饭店老板从一家华丽的私人饭店将夏尔洛赶了出来，老板的脸即“山姆大叔”的尊容。
而在伦敦河滨马路上的萨伏依饭店，大批的群众聚集在楼下，所有开过饭店门前的汽车，都亮灯、鸣笛，向归来的游子卓别林致意。家乡人们的真情厚意，感动得卓别林热泪盈眶，他对乌娜说：“我没想到还会这样。”
乌娜站在饭店6楼房间的窗口，在卓别林的指引下观赏着新建的滑铁卢大桥和泰晤士河风光……卓别林在心中说“我曾赞叹巴黎协和广场上那富有浪漫色彩的美景，也曾领悟日落黄昏时纽约千万扇闪烁的窗子给人的神秘启示”，但“从我们旅馆窗子里看到的伦敦泰晤士河的景色，凌驾于一切之上，因为它具有那么一种普利众生的伟大气概，一种几乎是十分富有人情味的美。”
当然，这种人情味的美，是因为有了乌娜作为前景。卓别林看着在凝视伦敦的年轻爱妻，阳光在她的乌发上闪耀……他第一次发现，才27岁、与他共同经受了多少考验的乌娜的发束中，已夹杂有一两根银丝。他心里激动地想到，要将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她……
《舞台生涯》在伦敦10月16日的首映，是为给慈善事业即为救济盲人捐款的义映，票价每张25个金币（约折3万法郎）。伊莉莎白女皇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代表皇室出席了典礼，大批好奇的观众包围了奥狄昂电影院……英国报界有的评论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好话，有的文章则用影片中的一句对白“晚年的高尚的忧郁”，来概括影片的特点。这，自然是美国报界评论的影响所致。
一些朋友们亲切地问卓别林，怎么会招惹了美国某些人的反感。他解释是因为不愿与人同流合污，他同时指出，他并不反对向他发难的美国退伍军团组织。他们做了一些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如为退伍军人和军属、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这是富有人道主义的。但，一旦军团某些人员滥用其合法权利，假托爱国者的名义去侵犯他人，这种特权爱国者就可能形成一些病毒细胞……
10月21日伊莉莎白女王和爱丁堡公爵，在为皇室举行的电影放映会上，接见了卓别林夫妇。联美公司伦敦分销办事处，询问卓别林可否将《舞台生涯》送到邱吉尔首相官邸，放映给他看，卓别林当然很高兴这样做。几天后，邱吉尔首相致信卓别林表示谢意，说他很喜欢这部影片。
卓别林夫妇在10月29日飞抵巴黎，法国电影界各组织的主席、书记（电影编剧、批评家、技师、制片厂职员团体、工会），和一大群记者、影迷到机场迎接。有人告诉卓别林，就在刚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决定授予卓别林“荣誉军团军官勋章”。狂热而守秩序的人们，突然更狂热起来，警察们赶快把卓别林夫妇拉进候机室……他被请到电台的播音机前讲话，他表示向法国致敬……
在他与乌娜下榻的里茨大饭店旁，是巴黎有名的旺多姆广场，影迷和群众当晚拥挤在那，有节奏地齐声呼喊：“夏尔洛！夏尔洛！”他们希望看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出现在饭店阳台上。但饭店大厅的大门开了，卓别林满脸是笑，在那里向涌进去的群众和记者讲话：说他深深喜爱法国，说自己下一步还有明确的制片计划，他既不想扮演拿破仑，也不想扮演任何一个独裁者，他再也不想穿夏尔洛那套老服装了……他最后谈到《舞台生涯》时神情不安地说，这部片子的调子是很忧郁的，又说这部影片被人谈得太多了。最后，他说：“我的未来是掌握在你们的手里的。”
爱丽舍大街的一所电影院里，热闹非凡。法国所有的电影评论家、著名的电影工作者，都去参加《舞台生涯》在法国的首映式，政府的部长们和各国使节也都出席了。连最红的明星到晚了点，也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道上。人们向楼座第一排的卓别林鼓掌欢呼，法国影评家协会主席安德烈·兰格致词时，称他为“第一号公众友人”；让·德兰诺埃代表法国电影工作者，向他表示欢迎。
卓别林出于礼貌，用法语来开始他的讲话：“女士们，先生们，我让自己用法语来讲话是很困难的，不幸……”他停顿了一下，人们看出他心情有些不安，于是他换用英语说下去：
……我不能不坦白地说，我的心情慌乱极了……我不能跟刚才说话的两位朋友比口才，他们夸奖了我，把话说得太过分了。
我认为，今天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将永远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我的作品多年来一直受到法国人的赞赏，这真使我高兴，也真使我感到光荣。我觉得你们很了解我的思想和我的出于本能的审美观。……
我不希望大家在这里互相赞美。你们看了我的影片后，应该也一定会马上对我说老实话的。但是，不管你们看完影片后会怎样想，我在这里还要赞美你们几句……就说过去吧，你们在书刊上曾经多次夸奖我。这大大地鼓舞了我的勇气。更好的是，这鼓起了我的热情，让我去继续从事我历来所做的工作。……
我愿意告诉你们，在这个盛大的集会上，我实在是感到很慌张。……我现在就离开放映厅，因为我觉得那些爱我的人，都在用严峻的眼光审视着我。……”
电影开映后，腼腆、谦虚的卓别林果然一个人离开了放映厅，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直到影片结束时，他才回到座位上。
然而，他多虑了，在场的那些著名导演、明星、评论家完全沉浸在剧情中，有些人眼中满含泪水。当放映厅灯光复明时，人们再一次向着楼座一排欢呼……巴黎的电影院连续6周座无虚席，人们趋之若鹜，总人数达50万之多，打破了巴黎1952年的影片卖座记录。应指出的是，该片未译制成法语对白，只加印了法文字幕；法国观众一般是不爱看原版片的，原版片一般最多只能获得1万多人而已。
樊尚总统在爱丽舍宫设午宴招待了卓别林夫妇，英国大使馆也为他设了一次午宴。法国政府授给了卓别林“荣誉军团勋章”。当天，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礼聘他为名誉会员。罗歇·费迪南主席专为此事，写给他一封很感人的长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
……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您和那些取得了最辉煌成就的人齐名媲美。
首先要谈到的是您的天才。天才这一被人滥用了的名词，只有赠给以下这样的人方才名副其实：这人不但是一位非凡的喜剧演员，同时又是一位作家，一位作曲家，一位电影制片者，更重要的，是一位性情诚恳和气度宽宏的人。而现在，您就是兼具了以上所有这些特点的一位，此外，您又是这么朴实，这就使得您的人格更加崇高，您当然会使现代遭到和您同样折磨的人感到温暖，受到感动。单是具有天才，还不能赢得人们的崇敬，也不能引起人们的爱慕。然而，您所激起的那种情感，却只有“爱”这个字可以代表它。
观赏《舞台生涯》的时候，我们笑，那是发自内心的笑；我们哭，那是流着真诚的泪——也可以说是您的泪，因为是您赠给了我们眼泪这份宝贵的礼物。
说实在话，盛名不能是凭盗窃据有的；只有为人类造福而享有的盛名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历久不衰的。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意，不受教条束缚，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即使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仍可以想象出，您曾经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够练就这一套神奇的本领，能使我们哄堂大笑，接着又突然痛哭。人们可以猜想，或者应当说可以看出，您本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才能那样细致入微地描绘所有那些琐碎的小事，那些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那些事是您从自己的生活片段中汲取来的。
这是因为您的记性很好。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您是要别人不再遭到您的那些痛苦，至少，是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如何怀抱着希望。您从来不曾因为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那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的。
能这样永远怀念您的早年生活，这也许是您最大的优点和最重要的资产，并且，这真实地说明了，群众为什么会那样崇拜您。您那些细致的表演，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看来，您好像是永远与他们心连着心。的确，没有比这更为协调的了：您将编剧、表演、导演等工作合而为一，集合了几方面的才能，为拍摄富有人情味和旨在教益的影片作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您的作品总是精深博大的。它不受理论的障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障碍；它永远是一篇自白，一席私话，一篇祷词。每一个观众都是您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想到的和您一样，所感受的和您相同。
单凭您的才能，您已经使一般批评者折服，您已经使他们倾倒。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您并没有向任何人去仿效，也不和任何人相似。而这也是您能成名的一个秘诀。
今天，有机会欢迎您来，我们戏剧电影作家协会感到荣幸和高兴。原谅我们屈尊枉架，增添了您的麻烦。我们十分希望您来到我们当中，听我们告诉您：我们是多么敬爱您，您确是属于我们这个协会的。因为，在您的影片中，故事都是卓别林先生写的。同样，音乐是他作的，片子是他导演的。此外，作为一位喜剧演员，他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
在这里，您可以会见一些法国作家，戏剧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作曲家，制片人：所有这些人，和您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熟悉了您所知道的艰苦工作，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抱负，那就是：要使群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爱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坏的部分。
谨向您表示感谢，卓别林先生。
（签名）罗歇·费迪南
法兰西喜剧院特意为这位喜剧大师，演出一场莫里哀的名剧《唐璜》，由全法的一流艺术家献演。喜剧院的学生们穿着18世纪的学校制服，举着亮堂堂的银烛架，把卓别林和乌娜迎送进坐满了欧洲最美丽的妇女们的楼厅……
《法兰西文学报》社长、名诗人路易·阿拉贡，打电话给卓别林，说美术大师毕加索、著名哲学家和作家保罗·萨特想与他见面。于是卓别林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并在里茨大饭店他的套间会晤。由于毕加索是法国共产党人，卓别林负责宣传的助手哈里·克罗克知道后，极力反对：“这样，咱们离开美国以来所做的工作都白搭了。”卓别林坚持要见：“可是，这儿是欧洲又不是美国，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但据法国的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考证，萨特当时没有参加这次会晤。
那天晚上，毕加索领卓别林夫妇到塞纳河左岸，参观他的画室。到达那儿后，他们看见画室下面那层楼的一家住宅门口挂了块牌子，上写“敝寓非毕加索画室——请再上一层楼”。他们登上了一间很寒碜的楼，由于停电，人们点上打火机和蜡烛，才看见房顶只有一只光溜溜的灯泡，房内只有一张旧铁床和几把椅子，墙角下堆着积满灰尘、价值连城的旧油画。乌娜碰了一下什么，卓别林跟她开玩笑：“小心点，你刚才在100万美元上踢了一脚。”说得乌娜心惊肉跳，而毕加索从地上随手拿起来介绍的，确实是上个世纪塞尚的名画。他又拿起一幅，更高的。卓别林他们看了50来幅，眼红的恨不能马上把它们从毕加索的“垃圾堆”中全都“解救”出去。
在罗马，卓别林受到了与在法国同样的礼遇，意大利电影界的名流柴伐蒂尼、维斯康蒂、罗西里尼、德·西卡等，与影迷、群众到机场欢迎。总统和部长们接见了他，政府向他授予勋章，埃依诺地总统出席了10月22日《舞台生涯》在罗马的首映式。
一件好笑的事也在首映式前发生：意大利美术部长陪同卓别林去电影院时，建议他绕过一万多狂热的影迷从后门进入。卓别林认为这么多人等候在影院外，想与他见上一面，为礼貌起见他应从正门走。他坚持这样，部长也就不再说“可以省却一些麻烦”的话了。于是卓别林下车后，走到路当中，学着戴高乐的姿势向隔绳外的人们挥起了双臂。突然，番茄、卷心菜呼啸着向他扔过来。意方翻译见在首善之区发生了如此失格之事，伤心地说：“真没想到在我国会发生这样的事呀。”
卓别林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影院后，忍不住哈哈大笑，美术部长、翻译也只好跟着笑了。原来闹事的是一些新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没忘记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对原意大利统治者墨索里尼的嘲讽。警方当场逮捕了4人，问卓别林是否起诉。卓别林宽容地说，他们还是一些年轻的孩子，只是示威，并没使用暴力。于是，事情就了结了。
《舞台生涯》在意大利的公映，也盛况空前。早在12月22日首映前10天，一张票就被倒票的“黄牛”们“炒”到1.5万里拉的高价了。所以，尽管影片在美国受到冷遇，但它在整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收入，超过了卓别林此前所拍的任何一部影片。
在罗马期间，卓别林像在别的欧洲城市一样，较少呆在饭店里。经常外出，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博物馆，经常跑到贫民区观察贫困人们的生活……
他们回到伦敦后，就面临着一大家子的安居问题了。卓别林本人固然想留在伦敦，乌娜也说过“我喜欢伦敦”。但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加州出生的四个年幼的孩子，是否适应伦敦的气候？再加上担心货币限制使用的问题，心情变得复杂起来。这时，一个朋友劝他去瑞士。
于是1952年秋，他们抽空到了欧洲的“心脏”瑞士，那个令世人神往的美丽、宁静和中立的国度。在那里，他们下榻在名城洛桑日内瓦湖畔的湖滨旅馆。
精明能干的乌娜在1953年初，抽空闪电般地回了一趟美国。她代表卓别林出席了联美公司的董事会，解决卓别林在这家公司和其他地方的股权问题。然后她再去洛杉矶，从银行的保管箱中取走了所有的钱财。
在银行办完一切手续后，她回到贝弗利山庄。花园、草坡同他们离开时一样美丽、可爱，起居室、书房同他们离开前一样明亮而空气清新。乌娜颇伤感地独自呆了一会，但听到留守的男仆、瑞士籍人亨利告诉她：联邦调查局的人来过两次，打听卓别林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盘问他这个家庭是否举行过荒淫放荡的晚会？有无裸体姑娘参加？等等。当亨利如实回答卓别林和妻子儿女过的是很安宁的生活时，那些人竟恐吓地追问他是哪国人，查看他的护照。
乌娜听了这些，不管多么留恋自己这个家园和房子，也决定从感情上割舍了它。她很快联系好委托朋友们出售它和家具，甚至花园、草地，把卓别林的手稿、影片资料等转运欧洲。女佣与她告别时难过地哭了，亨利也很伤感……
那个建于1918年的制片厂，也在这年秋天卖掉，长期与卓别林合作的一班人，从此星散。当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制片厂厂房拆毁在镐头、铁锤下时，好莱坞损失了一座今天想起来还肉痛的“博物馆”和旅游点。
乌娜由美国到瑞士后，不愿再住旅馆。卓别林忙着四处去找房、看房，最后在洛桑市东面11英里远的旅游胜地韦维，挑中科西尔镇作定居地。在科西尔镇的德邦别业村选中了一处占地37英亩的别墅，四周是葱郁的树林，院子里有果园、花园，阳台前是五英亩大的斜坡草地。从这近望是蓝色的莱蒙湖，远眺是白色的阿尔卑斯山群峰。他们花了4万多瑞士法郎，而不是报界说的100万美元，买下了这幅优美的风光挂历图画，住在里面……他们聘、雇了几位得力的助手：管家、秘书、保姆、厨师，协助他们管理这伊甸园一般的山庄别墅。
一年以后，他们全家熟悉适应了1350多人口的科西尔的环境。在镇小学念书的孩子们，包括两位保姆都学会了流利的法语，这使他们非常高兴。以后，每当果园里的樱桃、苹果、李子和梨等水果成熟时，或是草莓、芦笋、嫩玉米等当令时节，他们不管外出到哪，甚至在国外旅游，都要设法赶回来一饱口福。
1953年4月16日，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美国驻洛桑领事馆。交回了他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他决定不再去美国住了。领事又向他征求一次意见，他说：“不去了，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好吧，您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回去。”“谢谢您，领事先生，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这一天，恰好是卓别林的64岁生日。
乌娜也决定放弃美国国籍，随夫入英国国籍。这是在第二年年底，她乘去伦敦时顺便通知美国大使馆，那边答复，办此手续至少需3刻钟时间。卓别林一听就怒上心头：“胡说八道，要这么长时间，简直是岂有此理。”于是他亲自陪乌娜去，到了那儿，由于过去所受的种种欺辱、诽谤的浊气一起爆发，他高喊大叫，使得乌娜反而感到不好意思。
一个6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向他解释说，一个人要放弃国籍，必须经过全面考虑，而且要在头脑清醒时考虑好。使馆方面履行有关手续，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力……这样，卓别林的气消了下去。那人解释完后，稍带责怪与遗憾的表情看着他说：“我1911年就在丹佛旧王后戏院看过你的演出。”于是，他们聊起了多年前的快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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