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美之前，他还拍了一部令人称道的悲剧影片《舞台生涯》。那时《凡尔杜先生》放映之后，“非美活动委员会”也暂时没来找他的麻烦。素来乐观的他抛开受审、听证会、影片受攻击这些给他带来的痛苦，在1949年又开始思索新的电影题材。
他想到的题材是一个老喜剧演员，和一个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之间发生的故事，主题是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爱。他说“世人无论披上什么新的外衣，他们骨子里喜欢的仍是爱情故事。正如黑兹利特所说，情感要比智力更能吸引人，所以它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贡献也更大。并且，和《凡尔杜先生》那种冷酷的悲观主义相比，它完全是别具一格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主题鼓舞了我。”
《舞台生涯》的剧本长达750页，1950年他修改了初稿，精简删节了不少，到1951年完成了分镜头剧本。此期间，《城市之光》于1950年4月，在美国再版重映，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无疑给了他颇大的安慰与鼓舞。同期他还编写了一部芭蕾舞剧《科洛宾娜之死》，本来是想交给两个舞蹈演员演出的，但为了丰富《舞台生涯》的内容与艺术性，他把它放入影片中。
影片的背景是1914年夏天的伦敦，曾红极一时到老丧失了青春、健康、名气的卡伐罗（卓别林饰），身上似乎有着卓别林父亲那一辈人的影子，他的被人遗忘和喝倒彩，与卓别林本人当时在美国的遭际几乎一样。
影片开头是暮色苍茫的街道，孩子们（由卓别林的孩子们扮演）围住一个演奏管风琴的老艺人。这时，一个衣着整洁的绅士回到了小公寓，却老也开不了门，原来落魄的名演员卡伐罗喝得大醉……他好不容易开了门爬上楼，一股特别的气味又使他转回楼梯底下，……他破门而入，救了一个用煤气自杀的少女。
名叫梯丽的少女是舞蹈演员，她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然后嫁给一个青年音乐家。但她生病双腿麻痹，丢掉了工作，也失去了爱情……为了给少女治病，卡伐罗将他最好的东西小提琴抵押给高利贷者，并想重操旧业。一个游艺场老板告诉他，没有一家游艺场愿聘请年老的他了。
但卡伐罗一直在座客稀少的小地方，演滑稽的驯虱者……他晚上回到家，做梦有了个伴侣即梯丽。他与梯丽合唱着一首《沙丁鱼之歌》，并在梯丽的帮助下恢复了昔日的声誉……
梯丽可以下床，但没有卡伐罗扶助就不能走一步。卡伐罗告诉她由于老想着悲惨的童年，所以患上了心理病，要坚强起来。为此，卡伐罗自己戒了酒，希望重登大剧院舞台……然而，他的笑语、噱头观众却不欣赏，喝倒彩、起哄、扔杂物。这是因为他老了，变得内向而矜持，过去与观众之间的那种亲密默契关系消失了。老板请他不必再去……
他很晚才与梯丽见面，说自己完全失败了、绝望了。但梯丽却把老人以前鼓励她的话回赠给他“现在你必须奋斗，奋斗，奋斗。”她激动地说着用足了力气，竟站了起来踱着大步。看到自己这样，她不由自主地又笑又哭，心理作用导致的麻痹症，被坚强的意志征服了……她一遍遍喊道：“我能走了！”那晚，她快乐地与老人在伦敦的街上走了一晚。
梯丽又练习起来，卡伐罗以一个行家的目光认定她是块跳舞的材料，鼓励并陪她上剧院应征。姑娘演得很成功，被聘在一部舞剧《科洛宾娜之死》中当主角。她介绍卡伐罗去演一个小配角……梯丽上台之际踌蹰不前，她觉得脚又迈不动了，卡伐罗严厉地训她并抽她一记耳光……
被逼上台的梯丽忘了一切，演得十分成功。舞剧的青年作曲家爱上了她，但梯丽却爱上了卡伐罗，老人不愿意接受。剧院经理唯恐卡伐罗干扰了梯丽，另找人代替他。卡伐罗为了不让梯丽的事业受到影响，并成全她与作曲家，躲开她出走……
几年过去，梯丽红遍欧洲。她在战争爆发时荣归伦敦，但青年作曲家应征入伍。偶然一次，作曲家发现了卡伐罗，昔日的老艺术家已成了深受凌辱的人。卡伐罗靠拉小提琴沿门行乞……作曲家临上前线时告诉梯丽，梯丽为老朋友组织一次盛大的义演……
卡伐罗想把这最后的演出机会，变成他重登舞台的风光前奏。他不顾医生警告，冒着心脏病复发的危险，大喝威士忌。他先演一个理智而富感情的流浪汉，再演出色的玩跳蚤者，最后演笨拙但爱抒情的提琴手……越演越精彩，观众如痴如狂，有人喊“伟大的卡伐罗”。东山再起的光芒，在老人眼前闪现……
节目快结束时，卡伐罗力竭，不幸掉进乐队席的大鼓里。这个“绝妙噱头”引起了观众的狂热，但疲劳使他再也爬不起来，梯丽惊慌……
痛苦的卡伐罗拒绝宣布停演，他要求人们把他抬到上场处……身着洁白舞纱的梯丽，正在神秘深邃的森林布景前翩翩起舞……老人向她投去最后一眼……
这部悲剧影片，采用心理剧的形式，表演和对话十分精彩，每一句、每一个动作都有丰富涵义。卡伐罗的命运看似悲惨，但其灵魂却凭借人的尊严和抗争的力量，继续生存在一位“跳着舞、充满了活力的明天”的女舞蹈演员身上，生存在他亲手发掘出来的人才身上。影片有力地肯定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崇高的地位。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日本电影评论家淀川长治都认为，《舞台生涯》是一部深刻的和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杰作。
卓别林在片中饰卡伐罗，除了戏中戏他脸上不化妆，这是他第一次以本来面目出现在银幕上。1952年是他演的新人物与他独创的旧角色的分手时间。
卓别林在1952年春结束影片拍摄后，对《法国影坛报》记者说：“我相信笑和哭的力量，它是消除憎恨和恐怖的良药。好的影片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好的影片是一种工具……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毫无理由的暴行、变态的性欲、战争、凶杀和歧视的影片。它们愈来愈助长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假如我们能使那些并不宣传侵略，而是说着普通男女的普通言语的影片，获得大规模国际交流的机会……这或者能帮助我们使这个世界免于毁灭。”
1952年9月初，卓别林结束了《舞台生涯》的剪辑。他抱着很成功的信心在纽约举办了一次私人的试放映，观众一致起立向他欢呼。于是，卓别林携乌娜、四个孩子和二儿子雪尼前往欧洲。这，一是乌娜不愿让年幼的孩子们受到好莱坞的某些影响，急于送他们去欧洲读书、求学；二是赴英、法放映《舞台生涯》。他在接见《法国影坛报》记者时，已宣布了访问欧洲的消息。
此前，他已向美国移民局申请了再入境签证。于是，移民局派了4个人，带了有关他的一尺厚的档案材料和录音机、速记打字机，到他家里来花了3个小时“提出几个问题”：
“你说你从来不曾加入过共产党吗？”“你有一次发表演说，用了‘同志们’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们突然问道：“你和别人通过奸吗？”
卓别林对这类非难已领教多次了，他不卑不亢地说：“听着，如果你们要找一个法律专门名词，为了要我离开这个国家，你们不妨直接说出来，我也好结束我的业务，因为我不愿在任何国家里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他们尴尬地说：“并没有这个意思，凡申请再入境签证的，我们都要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卓别林反问他们：“‘通奸’一词的定义是什么？”于是双方到字典中去查，那人念了出来：“‘与有夫之妇私通’”。卓别林说：“据我所知，不曾有过。”
那人又问：“如果这个国家受到侵略，你愿意为它作战吗？”“当然愿意。我爱这个国家……我家在这里，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年。”“可是你始终不曾入美国籍。”老调重弹。“这并不违法呀。并且，我在这个国家里是付税的。”……
后来卓别林反问他们：“知道我是怎样招惹上这许多麻烦吗？这件事要感谢你们的政府。”他们吃惊地抬起头，听卓别林说下去：“你们驻俄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先生为了捐款救济战时的俄国难民，有一次在旧金山发表演说，但临去时患了喉炎。你们政府一位高级代表问我是否可以代大使说几句话，打那时候起我就吃尽了苦头。”
一周后，移民局在洛杉矶设了一个办事处，来电话问卓别林可否去一趟。结果他在那里受到了“殷勤的无以复加的招待”，并很快办好半年的签证。办事处主任亲切地把签证交给他：“希望您假期愉快，查理，尽早回来。”
他带领全家乘火车赴纽约。从西海岸的洛杉矶到东海岸的纽约，这次横贯美国的旅程，使他摆脱了郁闷心情。全家人尤其是孩子们，精神上十分愉快。这时，家中添丁进口，已经有了杰拉尔丁、迈克尔、约瑟芬、维多利亚两男两女。
走的那天令人百感交集。当乌娜在收拾行李时，卓别林默默地站在草坡上，用矛盾的目光看着那幢他亲手设计的温馨如巢的房子，他经历过的最倒霉和最幸福的日子的房子。想到就要离开那么美丽而宁静的山庄、花园，他不仅黯然神伤……男仆、女佣、厨师都辞退了，他们与慷慨厚道的男、女主人告别时，都伤心地流泪了……
9月17日清晨5点，他们在纽约港登上英国“伊莉莎白皇后号”豪华邮轮。汽笛长鸣，巨轮出港后，卓别林与乌娜离开头等舱，走上甲板恢复了“自由”。回望纽约，雄伟的帝国大厦逐渐留下了空中轮廓，自由女神像高擎着火炬在烟云霞光中，仿佛是向一个英国艺术家、和一个美国女儿及他们的孩子挥手告别……
孩子们在甲板上尽情欢叫玩耍，卓别林和乌娜坐在帆布睡椅上。想到这次去英国是一家大小，卓别林是那么激动，他感到自己已超然于这个世俗社会，仅仅是一个带着妻儿度假的普通人了。浩渺美丽的海洋，荡涤着人的胸襟和灵魂。他和乌娜恋恋不舍地谈起别离的友人，甚至聊到移民局工作人员的亲切态度，他们就是这样善良宽容地以己之腹度人之心……
当海洋和轮船把博大和快乐带给他们的时候，美国某些人又一次伤害了卓别林：第二天早晨，他们在吃早点时，无线电公布了杜鲁门政府的司法部长、首席检查官的声明，说要对卓别林的“非美活动”进行公开调查。播音员还附加了几句话，说司法部长曾发出命令，假如这位著名的演员要返回美国的话，他将被扣留起来。……然而，官方声明说，在调查的结果没判明之前，政府也可以给予临时的入境权利……这意思就是拒绝他再入境了。
是否仍再回到美国，对卓别林来说已无所谓了。从他内心来说，很想告诉那位司法部长麦克和“非美活动委员会”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对他们把自己装得道貌岸然对别人恶意欺辱，已腻烦厌恶透顶。但是“越是上了年纪的人，就越有尊严感，这种尊严感阻止让我们去嘲弄别人（《舞台生涯》中卡伐罗语）。”卓别林尤其关心的是，他在美国的血汗财产，他怕有些不择手段的人去没收它们。因此，他在船上对合众社发了一个声明，说要回美国去对司法当局的作法进行申辩，说发给他的再入境签证并非“废纸”等。
此后的航行就没有宁日了，世界各地的通讯社拍来电报。在法国瑟堡停泊时，一百多位欧洲记者登船。卓别林感到烦闷，但对他们的同情作出表示，午餐后接见了一小时。因为是在法国的港口，他特意将法国政府授给他的红色荣誉勋位绶带佩上。几乎所有的记者，都被卓别林的善良目光、满头白发和庄重安详的神情所感动。
这位正直的艺术家告诉他们：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再入境的诺言，与他离美时频频祝他早归的礼貌态度；以及他仍打算回到他住了快40年的好莱坞去工作。当然，如果能留居欧洲，也令他感到可喜。当有人再次问到其政治立场时，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是一个个性主义者。我信仰自由，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全部政治见解，这是我的天性。但没有必要把我当作一个极端的爱国者，因为沙文主义的结果就是希特勒主义。”
当关心他的政治问题的记者们安静一些后，其他记者问起了他的艺术。他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将不放弃摄制影片的工作。我不迷信技巧，不迷信面部特写的镜头，我深信演技，我深信风格。有些人说我落伍了，有些人说我合符时代，相信谁的呢？”他忧虑地替将来担心：“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属于伟大艺术家的了。它是一个骚动、混乱、痛苦的世界，是一个被反动政治搞得到处乌烟瘴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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