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好莱坞8个月的卓别林，回到了贝弗利山家中。家中的一切是那么宁静，两个孩子都去了他们的母亲那儿，斜阳在草坪上铺下一地金黄。好友道格拉斯与玛丽·壁克馥已经离异，那个欢乐的小天地已不复存在。他独自一人守在家中，想打电话邀两位朋友来吃饭，却竟然想不起一个人来。于是他咐嘱仆人不开饭了，他径自驾车去好莱坞。
好莱坞也经历了一场变化，原来那种优美宁静的空气似乎消失，电影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大工业。各家电影制片厂都完成了录音技术的革新，装备了复杂的配音装置。在高大的摄影棚和宽敞的摄影场上，大的像小房间似的摄影机，机械一样发出隆隆的响声，推来推去。一些穿着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带着耳机高坐在电线盘来绕去的设备后。演员就在他们的面前表演，传声器像钓鱼竿一样在他们头顶上空移来移去。一切是那样繁杂，让卓别林看了心中很不舒服。他想，一个演员周围布置了这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叫他怎么思考问题、进行创作呢？
他沿着大街踱步，心中盘算着：演无声片的演员几近全部消失，只剩几个还在徘徊，自己何去何从？无声电影的时代肯定已经结束，而自己又无意跟有声电影唱对台戏。是否应该就此退休，卖掉所有的财产，去中国做个寓公？似乎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鼓舞自己在好莱坞呆下去了。
虽然报纸、电台公布了他回到好莱坞的消息，但没有记者、影迷访问他。他觉得自己已与这个电影世界隔绝。唯有观众对《城市之光》是狂热的，里夫斯告诉他几个月来已净赚了300万，每月还不断地有十几万汇进他的账号。
他闲逛了3周，脑子里不时转到那个去中国香港侨居的念头。他认为如果收起摊子移居香港，把拍电影的事彻底抛开；既不会像在好莱坞一天天无所事事“烂”下去，又能在那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美丽的海滨城市生活得很好。
他与丽泰·格雷离婚已5年，十分寂寞，想改变一下生活，组织一个家庭。有一天，乔·申克约卓别林到他的漂亮游艇上去度周末。卓别林欣然前往，他承认自己“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乔的游艇上通常会有一些漂亮的女演员和想当演员的美丽姑娘，卓别林期望在她们当中撷取一朵花儿。
他果然如愿以偿，那是从纽约来的女演员宝莲·高黛。
漂亮苗条、愉快开朗的宝莲·高黛也离了婚，她来到好莱坞给米高梅公司拍一部电影。初来乍到，人地生疏。遇上了久慕大名的卓别林，她告诉他，说想把5万美元投资到一家电影公司。那天，她已将全部文件带到游艇上，卓别林知道那家公司做的是皮包生意，就坚决地劝阻她。说自己几乎从有电影业以来就在这一行里干，对投资电影这件事可说是了如指掌。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除非电影是由自己来拍，而且即使自己投资来拍，都得担风险。他又对宝莲举了个例子，好友报业大王赫斯特是个亿万富翁，为拍电影都赔了700万。
宝莲这才省悟，感谢卓别林的提醒，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周末常在一起休闲消遣。
当他们把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线从头跑到尾后，就到洛杉矶的圣佩德罗港口去看各种游艇。有一条待售的漂亮游艇，长55英尺，有3间房舱、一个厨房、一间舵室。卓别林和宝莲看了都很喜欢。宝莲说：“如果你能拥有这样一条船，那咱们周末好玩的事就多啦，可以到圣卡塔利娜岛去。”
卓别林心中一动，抽空去找船主打听行情。那是一位电影摄影机厂的老板，他带着他们上艇参观。一周之中，他们去看了3次，后来都觉得不好意思再去了。谈好价后他买下了这条游艇，并对宝莲保密。他悄悄地作好了航行到圣卡塔利娜岛的准备，购置了各种必需品和食物。请了以前在启斯东厂一块拍过电影的、有船长执照的安迪，从家里叫来日本厨师弗雷迪。然后在星期天，带上宝莲前往圣佩德罗港口。
宝莲说：“你总不见得又去看那条船吧？”卓别林说：“我想再去看一次，最后作决定。”宝莲一听，摇摇头说：“你还是一个人去吧，我太不好意思啦，我在车上等你算啦。”他们的车停在码头上，宝莲说什么也不肯下来：“不下，你一个人去，咱们还没吃早点哩。”
卓别林想了不少办法，把她哄到游艇上。艇里布置一新：餐桌上铺着粉红和蓝色的台布，摆着粉红和蓝色的瓷器，厨房里飘出来煎火腿蛋的香气……卓别林做了个优雅的请吃动作：“船长挺客气，请咱们吃早点，有火腿煎蛋、麦饼、土司、咖啡。”宝莲见船主不在，便四下打量，认出了卓别林家的厨师弗雷迪。卓别林忙说：“你想要星期天有个什么地方去玩。那么吃了早点，我们就去圣卡塔利娜岛游泳吧。”他接着宣布买下了这条游艇。
宝莲一时呆住了。“等一等再开船。”她走下游艇，在码头上跑了几十米，然后两手捂住脸激动不已。卓别林笑着喊：“喂，快来吃早点呀。”宝莲这才又回到艇上：“我非得这样来一下，才能从突然的惊喜中恢复过来。”弗雷迪满脸是笑端出早点。安迪把游艇开出港口到了海上……
虽然每个周末，与宝莲在一块是令人高兴而愉快的。但由于老是乘游艇出海，参加宴会，观看赛马，泡夜总会，时间消磨得飞快，眨眼之间1932年就不再回头了。一种负疚心理在卓别林游乐时，常袭上心头“我在这儿做些什么嘛，为什么不去干工作呀？”
他开始向他的秘书口述旅行回忆录，但这本书初稿写完后却未交给收购的报社，也一直未出版。他还想写一本论社会问题的专集，但他自知，电影对他来说比笔更足以表达他对社会问题的见解。
有次，一个青年影评家的话使卓别林的心灵受到一点冲击。那位年轻的影评家说《城市之光》固然很好，但看了总觉得它接近伤感，希望卓别林再拍电影时要多采用一些写实手法。卓别林则认为，在一部影片中重要的并不是现实，有意义的乃是想象力。例如《城市之光》流浪汉帮盲女缠毛线的镜头：盲女什么也看不见，一味地缠。流浪汉两手撑开毛线，深情地看着盲女。然而，缠来缠去，毛线球上的线竟和流浪汉身上的破毛衣和破毛裤的线头搅在一起，全扯了出来。盲女当然没发现，而只剩下内衣短裤的流浪汉也未告诉她。想象力多么丰富又多么真实可信，又多么受观众喜爱呀……
他的思维又开始活跃起来，并想到了再拍一部电影。这个想法完全出于偶然，而且是出人意料的。那次，他和宝莲旅行到靠近美国边境的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正举行赛马大会，他们应邀出席，主持者请宝莲去给获胜的骑师授奖。卓别林听她在扩音器前讲话时，感到惊讶。原来当地的赛马与美国肯塔基州一年一度的赛马仪式差不多，也是请女士、小姐授奖，于是宝莲模仿了一下。卓别林没想到出生在纽约的宝莲，模仿起肯塔基的交际花来是那么惟妙惟肖。
他被宝莲的表演才能激起了兴致，他觉得宝莲模仿交际花时，有点像一个都市街头的流浪女郎。他在心中暗暗为自己这个发现喝彩，这是很有趣的呀，可以把它搬上银幕。可以想象一个流浪汉和一个流浪女郎，相遇在一辆拥挤的囚车里，知情识趣的流浪汉把位子让给流浪女坐，这是多么精彩的一段，可以就此编制笑料，展开喜剧情节……
他的思想开始进入创作状态，那就是观察日常生活、回忆所见所闻、分析社会现象，联想思索，构思文学剧本。
30年代初，正值经济危机。卓别林记起他在欧洲度假时，所看到的一些令人深思的情形。有的地方食物在霉烂、货物堆得老高，但是饥饿的人们就在它们旁边眼巴巴地徘徊。很多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有些地方爆发了罢工游行。在一次聚餐时，他听到一个人说除非是发现了更多的黄金，否则救不了当前的经济危机，而便宜的劳力能与自动装置竞争。他当时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自动化好，但也减少了就业的机会。
有一次，卓别林要去汽车城底特律。纽约《世界报》一位记者就讲了那里的大企业的情况，一些乡村中的健康年轻人被大工业吸引到工厂里，在传动带一类高效率的装置下，连续4、5年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既辛苦又危险，精神上相当紧张，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卓别林还知道有一个工厂，为控制工时，赚取更多的利润，如果那些工人多上几次厕所，就会被解雇……
于是1932年的秋天起，他构思写作一部他称为“第五号作品”的《群众》（暂名）。他边写边设计各个角色与场景镜头，到1934年夏他第一次独自写出完整的分镜头剧本，把它更名为《摩登时代》。
秋高气爽的10月，《摩登时代》在好莱坞开拍。重场戏外景则在洛杉矶的码头区设置，卓别林在那里不惜工本，花50万元搭起了面积为2公顷的工厂区与街道……10个月过去，到1935年7月拍摄完，然后在两个朋友帮助下，谱写、整理音乐与配器。试片后，再剪辑一次。全片耗费7万米胶片，制成后全长2320米。
夏天里，几年来他第一次破例在制片厂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创作、拍摄3年的作品名字。年轻的新闻界人士看到卓别林制片厂的建筑后，均有昨日黄花之感。因为大公司设在好莱坞的制片厂，全都已拥有巨大的摄影棚，成为电影企业了。唯有卓别林仍保留着17年前的、手工业式的矮小厂房，全世界也只有他一个人在拍无声片。
年轻的记者如此写道：“看卓别林导演《摩登时代》，使人追忆起电影史上前10年情况。这家制片厂和要求绝对保持肃静的好莱坞有声电影制片厂成了一个对比，拉布雷亚路的制片厂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可以在拍摄时大声喧闹的制片厂。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喧闹声中执行导演工作的卓别林，正在用那些早已为别人所放弃的方法，拍摄最后一部无声电影。”
这世界上最后一部无声电影到底如何？又是美国各大报刊的记者在1936年2月5日，从纽约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大批警察努力把里伏电影院入口前的人群清除掉，因为上万的影迷把百老汇大道拥塞住了……”随后，报道说，公映的第一周观众人数打破了记录，再以后它风靡了全美，广大观众很喜爱这部片子和卓别林的新形象。他在片中挑了个摩登的职业：大企业的机械工人。
影片篇头字幕是“《摩登时代》是有关工业和个人奋斗的故事——人类为追求幸福而战斗”。
片头一开始就是一个经典性的蒙太奇：一大群羊冲过一扇栅栏门，接着是一大群工人涌出地铁到工厂去上班……
大工厂里占主宰地位的，是大型自动化机械。经理为提高效益还要在厂房里安装电视挂屏和摄像装置，来监视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工人。查理一刻不停地拧紧传送带上运送的大螺丝帽，动作稍慢就跟不上传送带的运转。他实在忍不住想搔搔痒，马上其他工人就接不上趟，整道工序就混乱了。工长斥责他，经理从电视挂屏上警告他，他只有像机器人那样拼命快速地工作着……
经理仍想提高生产力，一个发明家建议使用他发明的“自动喂饭机”，让工人吃饭时也能手不离带地工作。查理被选来试这新玩意儿：他站进一特制的装置，面板卡住他脖子，手可以在传达带上拧螺丝。发明家开动了“自动喂饭机”，插着煎玉米的旋转轮子过来了，查理只要张嘴，玉米棒旋转着就被啃去一小圈玉米粒；一匙汤又自动送到他嘴边，跟着一块毛巾自动过来替他擦嘴……发明家问他如何，这小人物下意识地点头表示可以，经理很兴奋。
突然，“自动喂饭机”运转失常：叉着玉米的轮子飞快移动，玉米棒撞击在查理的鼻子上，汤匙把滚烫的汤浇了他一头一脸，软软的毛巾也成了抽打他脸的东西……查理扭头转脸想避开，但脖子卡得死死躲不开，“自动喂饭机”在飞快运转，玉米、汤匙、毛巾从两侧，下边轮流打击他。他使劲也挣不开，鼻子被玉米棒打出了血，这台喂饭工具竟变成无情地折磨、击伤他，使其挨饿受辱的机器。查理惊恐而苦恼，观看的工人们恐慌却爱莫能助，发明家手忙脚乱……
“自动喂饭机”行不通，经理下令加快全部机器的运转速度。传送带的快速和工作动作的单调，使查理精神紧张过度，动作慢一点竟扑倒在传送带上，被卷进机器中，工友们急忙停住机器，从巨型齿轮中把他倒出来。他终于神志失常，只要看到像螺丝帽的东西就拧。甚至看到工厂女秘书衣服和裤臀部位的纽扣、装饰物，也跟上去拧紧……他把机油喷射在工长、警卫脸上、身上。他被关进了疯人院……
查理病愈出院，却失掉了工作。他在街上流浪，看到一辆卡车上掉下来一大块红布，遵守公德的他就捡起红布追赶汽车。背后街上碰巧有一队游行示威者在拐弯，看见红布挥动着就跟上去。警察认为查理是领头人，把他投进监狱。而在那里，他觉得比在工厂里干活舒服。他的犯人伙伴和几个匪徒都想逃跑，匪徒把麻醉剂放进盐瓶中充盐，想麻醉守卫。查理糊涂地吃了后神志不清，竟帮助守卫抓回企图越狱的伙伴……于是他被放出，并进了造船厂。
他不小心把一条尚未造好的船放下了海，自己也失了业，他此时向往有吃有住的监狱，设法使自己被抓上开往那里的警车。在车上邂逅因偷抢食物被捕的流浪女郎（宝莲·高黛饰），他爱上了她，两人逃离了警车。
查理在一家大百货公司找到一份守夜的工作，他为了女友还兼穿滑轮鞋进行表演。他在楼梯和楼口以惊险吓人的溜冰式舞蹈动作，为公司推销了许多滑轮鞋。但别人又以窃贼的罪名把他送进监狱。
他出狱后，在一家酒店找到了女友，她在这里当舞女。查理也在此做了侍者，他举着烤鸭穿过小舞厅，随着舞步挤过拥挤的跳舞人群，那只烤鸭也好似在跳舞……他又当了歌咏者，演唱《我在寻找蒂蒂纳》，大受欢迎。但酒店里的客人对他年轻貌美的女友过于殷勤以至发生冲突，最后警察又追逐来了，他俩逃出酒店，不知方向地向前走去……
《摩登时代》是卓别林在艺术上最大胆的一部作品，是世界上最后一部无声故事片。但在片中，他运用了很多音响效果。虽然人物没有对白，但在影片尾声，他让观众第一次听到他唱的歌，一首国际闻名的流行曲《我在寻找蒂蒂纳》。他混用英、德、意、俄、西班牙，可能还有犹太文的单词来合成这首歌的歌词。各国报刊、电台纷纷报道“夏尔洛终于开口！”“流浪汉第一次发出了声音”“卓别林以一首歌来告别他的无声时代”。
此片没有对白与紧凑的情节，却因奇特的构思、大胆的想象、许多轻松活泼的插曲等“附加品”，博得了全世界观众的喜爱，包括那首奇怪的歌曲。美国的电影评论界的态度却是冷淡的，有报道说：“电影批评界都一致替这部影片的缺乏统一性表示惋惜。批评界认为这部影片的作者只是用一条非常牵强的线索，把一些有趣的或优秀的特别事件混在一起而已；可以很恰当地说，这部影片是既无‘起’，又无‘中’，又无‘讫’。”“但广大观众却很喜爱这部影片，他们很庆幸在影片中再度看到从前的夏尔洛……并不太多地表现心理状态，也不大谈社会学和哲学的夏尔洛。”
可是，恰恰有人就非常武断地认定了这部影片的社会意义。一些大资本集团的喉舌报纸如此攻击“卓别林还从来没有变得这样强硬和叛逆过。……他更明显地成为企业巨头们和警察的公开敌人了，人们是不会饶恕他的。”
在纳粹党掌权的德国，《摩登时代》遭到禁映。希特勒政府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命令其在巴黎的代表，以盗窃他人作品罪控告卓别林。这个戈培尔在德国大资本家的支持下，于1933年获得德国电影托拉斯的领导权。设在巴黎的托比制片厂即属德国公司，该厂在希特勒上台前的1932年拍过《我们要求自由》。系由法国导演雷纳编剧、导演，其中也提出了失业和机器的问题。但因为雷纳未依法取得剧本的著作权，所以托比就能以制片厂拥有本片的名义，诬蔑《摩登时代》抄袭该片。他未征求雷纳的同意，就迫不及待地指控卓别林。
然而，在法庭辩论时，雷纳的证词击败了托比。雷纳一开始就宣称：他对能给予他的老师一些微小的帮助感到骄傲。《我们要求自由》的真正创作者所作的证词，使戈培尔的下流手段落空。卓别林没料到的法西斯分子气势汹汹打上门来的第一次较量，就在友好的、正直的法国艺术家的支持下获胜了。
《摩登时代》在洛杉矶上映时，卓别林一如既往在影院厅灯熄灭后，进去观察观众们对影片的反应。这次，他出入几家电影院的结果是，发现了一个既成事实：自《城市之光》上映5年后，一些生来就不知道“无声片”为何物的儿童们，都不了解《摩登时代》中的人物，为什么不说话光打手势？
1916年以来，卓别林就保持着收集影片信息反馈的作法：他总是抽查式地找一家大众化的影院，出其不意地放一部尚未公映的影片。他每次以极度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结果，然后通过剪辑、修改去掉某些拍摄中认为是很不错的画面。
他非常重视各类观众的初步反应，尤其是重视儿童的反应。他要是懊丧地说，孩子们看到某个插曲或某个镜头时没有发笑，他的合作者、工作人员就知道他要下决心剪掉或重拍这一场、这个镜头了。他在《巴黎一妇人》上映时，曾说过：“我从不努力地去献媚观众，但我也从不企图阻止观众发表意见。”
这一次，洛杉矶新一代儿童的反映，以及一些朋友们的态度，促使他下了决心。没过多久，他就宣布，他的下一部电影将是对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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