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底，卓别林与埃山奈影片公司的合同未到期，就有许多公司以优厚条件邀他加盟。这些公司的总部、办事处一般都设在纽约。1916年1月雪尼就到纽约去处理这些事情，最后与当时最强大的独立制片公司之一的互助影片公司达成协议。
卓别林赴纽约之前，他敬佩的莫逆之交、著名演员纳特·古德温忠告他：
“你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将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只要你知道怎样待人接物……有许多成名的演员都犯了这个错，那就是：他们喜欢出头露面，好听人家称赞，这只会毁灭了他们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
动身之前，卓别林给雪尼拍了一个电报，告诉自己动身和抵达的时间，然后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这是一列慢车，经过几个州、市，5天才能到达终点。火车驶进德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站时，卓别林脸上抹着肥皂沫在刮脸。一群人在车停稳后冲进车厢大喊大叫：“他在哪儿？”“查理·卓别林在哪儿？”“我就是，有什么事？”他应声答道，这一下麻烦来了：“我们代表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市长和所有崇拜您的观众，请您下去和我们一起喝点冷饮，吃点点心。”
卓别林被这突如其来的“崇拜”吓呆了：“我不能……瞧我这样子。”
“没关系，没关系，查理，只要穿一件晨衣就行了。走，这就去跟大家见见面吧。”
他赶快擦了脸，也不再刮剩了一半的胡子，一面扣衣扣一面下车去。
站台上旗帜、横幅飘扬，人群欢畅，市长尽量提高着嗓门致词：“卓别林先生，我谨代表阿马里洛全体崇拜您的人……”欢呼声一再打断他的开场白，人群把卓别林与市长挤到了火车旁边，警察们过来“营救”；“快退，退后点！”好不容易才回到原地，市长用一个汤匙敲着桌子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继续发表演说：“卓别林先生，您的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朋友们，为了表示他们感谢您带给他们的一切快乐，请您跟我们一块吃点三明治，喝点可口可乐。”
卓别林只好站在桌子上，对拥挤的影迷表示感谢，说毕生不会忘记此事云云。
原来，他的电报当时要通过阿马里洛、堪萨斯城、芝加哥中转到纽约。各地邮电局的电报生把这消息透露给了各地的报馆，各报馆又把这消息公开给了各地的读者。
卓别林激动地回到车上，又兴奋和发愁地接到几份电报：“欢迎，查理，我们堪萨斯城居民恭候大驾。”“已备下轿车，供您抵达芝加哥转车之用。”
“可否下榻布莱克斯通旅馆？”
火车驶进堪萨斯城，铁道两边的人们向他挥舞着帽子，站台上警察对水泄不通的人群束手无策。这回他只有爬上车顶去感谢影迷们。更多的电报飞来，邀请他参观学校、工厂、剧院、市政厅……从堪萨斯城到芝加哥，铁路沿线人越来越多。到站后，人们在出口处夹道相迎。他被领上轿车送到布莱克斯通旅馆，稍事休息。又收到一份吓人的电报，纽约警察局拍来的。仔细一看，原来是警察局长请他不要在中央火车站下车，那里已人满为患，提示他改在第125号街车站出站。
卓别林想，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如果演几出胡打乱闹的喜剧片就引起如此哄动，那么也许不乏有人利用这种群体崇拜而招摇撞骗吧。他过去老想要人们注意自己，如今却反而感到几分困惑孤独，觉得和群众隔开了。
雪尼来接站，在轿车上压低嗓门告诉查理：“自从你离开了洛杉矶，报馆每天发布新闻简报。”他递过一份报纸，黑体大字赫然入目“他已来到本市！”另一行是“查理在隐蔽中！”他轻声告诉查理他已经和互助影片公司谈妥，从1916年至1917年工作67周，每周报酬1万元共67万元。一俟体验合格，签署合同先付15万元红利。这是电影问世以来，演员第一次拿到这么高的报酬。
签署完合同的那天傍晚，卓别林漫步在纽约时报广场。华灯初上，《纽约时报》大厦楼顶，电灯组成的字幕新闻闪耀在夜空中“卓别林与互助影片公司签订年薪67万美元合同”。他听人们惊奇地发出议论声，已毫不激动，仿佛那是别人的新闻一样。他奇怪一周内发生的事，使他的情感始终处在激动亢奋与不知所措中。现在呢，大厦上的灯光新闻、街头报纸的照片、消息，在提醒他趁早离开这个花花世界，回洛杉矶去履行新的合同、开始新的工作。
互助影片公司在洛杉矶好莱坞中心区租了一个电影制片厂，派考尔菲尔德先生为代表处理日常事务，配合卓别林工作。卓别林组织了一个演员班子，在阳光和煦的1916年4月开始完成一部又一部喜剧片。那是他自认一生工作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才27岁的他年轻力壮、无忧无虑，成就、金钱波涌浪叠般向他涌来。他年纪轻轻，从影仅两年就能表现出电影演员、导演、编剧的优秀才能，获得高度的成就与巨大的声誉。这是因为他具备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潜在素质，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没有那种暴发户心理和短期行为。这样，他在自满意得的情绪刚起之时，就能不被一时的成功和名气冲昏头脑。
他曾谈到，开始拍片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迎合讨好如此爱好他的影片的观众。他只要把自己知道一定有把握成功的那套，把那些准能引起他们感兴趣和开心的笑料，供给他们就行了；即使那些笑料与人物真正应有的动作毫不相干，也不管……
就在1916年夏天，《夏尔洛当救火员》上映的第二天，他本人感觉良好的时候；一个素未谋面的影迷给他写了一封信，意思是以前观众是被他牵着鼻子走，最近是他被观众牵着鼻子走。这位观众坦言道：“我很担心您会变成观众的奴隶。……夏尔洛，观众是喜欢做奴隶的。”
这个意见对卓别林来说，不啻于泼了一盆冷水。他对自己冷静地分析了一番，认识到编剧技巧要提高、发展，但不能纯粹地投一般观众所好。每一个初具雏形的笑料，要将其发展成一部笑片，必须经过合理的归纳。如果笑料不合剧情发展的逻辑，那么不管多么讨笑也不应采用。流浪汉不能一成不变的根据本能、围绕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活要求进行活动，随着每一部新的笑片与观众见面，他的个性成分就应变得更复杂，并充满了感情。而这样某些打闹动作就受到了限制，因为打闹动作需要绝对符合人物心理。笑料和情节要按事物的逻辑顺序紧密联系着展开，才能“包含着许多思想和新鲜玩意儿”。这样，才能恰到好处给予观众真正期待的东西。
至于幽默，他的见解是“所谓幽默，就是我们在看来是正常的行为中觉察出的细微差别。换一句话说，通过幽默，我们在貌似正常的事物中看出了不重要的事物。幽默还增强了我们生存的意义，保持了我们清醒的头脑。由于幽默，我们在变幻无常的人生中可以较少受到打击。幽默促进了我们调和的意识，同时让我们看到，那些夸大了事态严重性的话中隐含有荒谬可笑的成分。”
他这样解释人的思想的产生和人生，“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是经过不断地苦思，直到令人发狂的程度而产生的。你必须能够长期熬受痛苦，并且满怀热情。”这样，脑袋就会“变成了一个瞭望台”。而“人生是由矛盾和痛苦组成的”，他编制笑剧和设计细节即以此为根据。
这时的卓别林，思维如天马行空，一天几部片子的情节与镜头都能想出来。然后进行筛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当然，也经常有思路堵塞、江郎才尽之时，演员们看着他干着急，考尔菲尔德先生平静外表下掩盖的暗示：时间过去了，开销又增加了一笔；这使他感到难堪。每当此时他干脆暂停拍摄，把自己关在化妆室里来回踱步，背着手搜索枯肠，要不就坐在布景后面竭力思索、推敲办法。有时候一天白白地泡过去了，考尔菲尔德装出轻松的样子问卓别林：“思路有了吗？”卓别林会嘟哝一句：“糟糕，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我这回真是完蛋了！”
有时候一天眼看要过去，卓别林所有的设计、念头都不理想，准备离开制片厂时，仍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再苦思冥想一次，高招突地跳出，真是“梦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考尔菲尔德先生伸出了大拇指，演员、摄影师、工作人员们一扫紧张、焦急情绪，聚光灯亮了，摄影机转动了，笑声传遍了制片厂每一个角落……
《夏尔洛当提琴手》《夏尔洛拍电影》《夏尔洛溜冰》《当铺》《流浪汉》《移民》《越狱》一部一部的精品推出来了。在《夏尔洛在游艺场》一片中，他大胆尝试一身兼演绅士与懒汉两角色。从1916年4月至1917年，他为互助影片公司共创作、导演、主演了12部2本以上的喜剧片。技巧上日渐成熟，对影片结构与影片的社会功能的把握也加强了，历史感与社会批判已渗入到追打笑闹之中，体现在流浪汉与他人的关系上。
第一部片子《百货公司巡视员》主要的进步在技术方面：卓别林将自动扶梯与电梯等现代机械搬进影片中，并设计了两个相貌、身高相像的人物，一个是百货公司巡视员，一个是流浪汉。被百货公司录用的巡视员偷了公司的钱，却不意碰见了混进公司的流浪汉。面对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双方都吓了一大跳。巡视员疑惑面前是否有面镜子，于是举手、抓头、放手、歪脑袋……流浪汉也赶快做出同样的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像是一个人在照镜子一样。后来公司的一个大块头保安员发现出了问题，把流浪汉当巡视员抓，流浪汉跳着芭蕾舞步避开其袭击。凶神恶煞的大块头在自动扶梯上追赶逃下梯子去的流浪汉。流浪汉好不容易从上升的自动扶梯跑到底部，没劲了停下脚步松口气，扶梯马上又升上去，差点被跑下来的大块头抓住。他一惊又拼命往下跑，大块头使劲追，但总是差一点。流浪汉跑得精疲力竭，动作慢一点扶梯又升上去，吓得又没命地跑……令人捧腹不已。
而《夏尔洛当提琴手》重在感情色彩：流浪汉满怀着希望在城里寻找着温饱，影片开头即是一家大酒店的转动门，门下面可见一双奇大怪异的旧皮鞋。小提琴声传来，暗示流浪汉以拉小提琴谋生。酒店里有5个乐师组成的乐队为人们演奏，获取小费。流浪汉不知其中奥妙，他把帽子伸向一个个顾客乞讨。他被酒店的人赶走后，来到乡下。看见一个被吉普赛人收留的姑娘
（艾娜饰）在洗衣，于是他空着肚子彬彬有礼地为姑娘演奏，博得了其好感。这被其他吉普赛男人视作破坏了吉普赛人的规矩，他们恼怒地鞭挞姑娘，追逐提琴手惩罚他……一座豪宅中，一个贵妇人在看一张小姑娘的照片，面露悲蹙沉思的神情……
流浪汉凭机智勇敢救出了姑娘，却被吉普赛大汉抓住把脑袋按在洗衣桶里……后来他们终于坐着大篷车逃跑了。他们在风景优美的野外露宿，提琴手把自己一只臭袜子洗干净，然后为姑娘擦去脸上和脖子上的灰尘，用铁榔头砸开鸡蛋来吃……他们有了感情。他们又碰上一位画家，画家让漂亮的姑娘做模特儿，给她画了一帧像。这幅画在一次画展中获得了一个奖。贵夫人来到画廊参观，看到了那幅画，发现画上姑娘的手臂上的一处胎记。夫人激动得要倒下，人们扶着她，画家走了过来。原来画上的姑娘是她的女儿，小时候弄丢了被吉普赛人收养。
于是，画家带着贵夫人找到了她女儿。提琴手发现紧紧拥抱着的母女，他跑过去推开夫人，怀疑她与她丈夫对姑娘怎么样。画家告诉了他这一切，母亲送钱给他表示感谢，他推开钞票……母亲把女儿拉上车和画家一起开着汽车走了。已爱上姑娘的提琴手希望破灭，垂头丧气靠在大篷车上。这时汽车上的姑娘坐不住了，拿起望远镜向后看着，眼里含泪。她母亲发现后吩咐司机把车开回去，姑娘跳下车，跑过去抱着提琴手，惊喜的提琴手拾起琴，从大篷车上拿出帽子和手杖，跟姑娘上了汽车远去。故事情节复杂，起伏跌宕，令观众同情、悲喜交加。
他在《夏尔洛夜归》中演的是独角戏，只是开场时出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把喝醉酒的绅士送回家。卓别林扮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绅士，演的是在自己家中的独角戏。一个人在银幕上折腾了半个小时之久，却使观众无厌倦之感，反而觉得新奇有趣。这得益于他从观众心理出发的夸张的想象，妙趣横生的设计、表演。跟他演对手戏的，是他的家具、摆设、装饰品。因为他醉眼迷朦，又不能控制自己的动作，这样就连平时摆放在那不动的家具、设施都“不听话”了。作为一个绅士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于是成了一场战斗似的：桌子转动起来，就是要他拿不到威士忌酒瓶；楼梯的梯级也在他脚下向后退缩；铺着的熊皮活过来，张牙舞爪地要咬他；大钟摆也像是要扼死他，连床柜也与他展开了搏斗；最后他精疲力竭地躲进了浴室的澡盆……真是想象力奇特丰富，风格奇诡夸张，评论家说：“真是亏他才想得出。”
他研究了摄影机的位置与表情、动作的关系，在拍《溜冰》时，他改变了一下摄影机的位置，结果成了这样：夏尔洛混进了滑冰场，开始大家都瞧不起这个衣衫破烂还来寻欢作乐的流浪汉。但有点小聪明的夏尔洛一下就学会了溜冰，他翘起一只脚滑起来，花样翻新吸引了人们。不料他得意忘形之下控制不住，转着圈一路滑过去跌倒在人群中间，害得全场大乱，人们纷纷倒在冰面上，塞满了整个镜头。流浪汉却趁机站起身来，溜到滑冰场后面，变成背景上一个很小的影子。然后坐在观众中，若无其事地观看由他引起的这一片混乱……这样，反而要比给流浪汉一个特写镜头效果更好。
在《当铺》中，他对人物性格作了较为深刻的描写。夏尔洛在一家当铺找到了工作。不久，他热心、多情、好表现的性格就显露出来：工作卖力，爱上了老板的女儿，又挫败了一次盗窃案，得到老板的信任。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心情，更殷勤地讨好老板的女儿。这引起与他竞争的另一个店员的嫉恨，影片内容继续发展时，卓别林就在看似平常的情节中，注入了“惊奇和紧张的成分”。一个顾客拿了个闹钟来修理，夏尔洛热心地接下了这活。他很严肃地干起来，十分专注，小胡子一耸一耸，他越来越认真……顾客惊讶地看了一眼，夏尔洛示意没问题。他睁圆了眼，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力，额上冒出了汗珠，嘴唇咬得紧紧，终于神情紧张地干完。顾客探着脑袋在挡板上观看，先是惊愕，继而暴跳如雷……另一个店员冷笑着叫老板。镜头抬高，越过挡板，闹钟不见了，只有桌上七零八散一堆零件。原来夏尔洛实际上是把闹钟拆开，拆开后却又无法复原。他为自己的轻率与好表现付出了代价，老板毫不留情地解雇了夏尔洛，他则在另一个店员的嘲讽表情前，为保住饭碗乞求让他复职……这种幻想与现实的冲突，能使观众在产生紧张的心理之后发出笑声，同时思索起关于这个人物的一些问题……
从公园、海滨、银行、拳击台、游艺场，卓别林在1917年初走进了《安乐街》。他在《安乐街》中拓宽了眼界：正视贫民区里的犯罪现象和悲惨景象，对某些社会现象有了清晰的分析。《安乐街》的破旧房屋住满了穷人，他们还要受歹徒、恶棍的欺凌；教会只能使穷人们忍受，而不能让统治这条街的恶棍向善；警察竟也敌不过歹徒，派到街上值勤的人每每被打伤送回。
失了业的夏尔洛走进福音堂，偷了神台上的募捐款。可是当女慈善家（艾娜饰）的美丽眼睛注视他时，他马上无地自容，悔过自新成为一名新的教徒，并到警察局去应征当警察。
警察局长坐观恶棍在安乐街为所欲为，天真的夏尔洛被派到那里执勤。恶棍当着他的面将街边的煤气灯座杆折弯，以显示自己的厉害，企图降服他。夏尔洛毫不畏惧，搬起灯座把恶棍打倒，吓得恶棍的手下发抖……
恶棍带着一班手下砸掉了警察局，夏尔洛回到安乐街。他对女慈善家情有独钟，帮她的忙抚养一群贫困儿童。恶棍不放过他，带人找上门来大打出手，女慈善家的事业被毁，不幸落到一个吗啡鬼手中……夏尔洛把街边的煤气灯向恶棍的脑袋扳下去，用煤气熏昏了恶棍，但却是他梦中的胜利。
后来，他设法去解救女慈善家时，偶尔注射了一针吗啡，竟变得力大无穷。于是，恶棍及手下的人被他制服，安乐街秩序从此安定。现在每逢周日，安乐街上的恶棍、歹徒不得不带上礼帽，捧着《圣经》上教堂去做礼拜，路上碰见警察夏尔洛，都不得不鞠躬。这条街成了一条守公德、守秩序的地方……
卓别林不但在片头写上字幕“爱情得有武力撑台，宽恕带来希望与安谧”的幽默，而且在导演手法上，巧妙地用细节揭露谴责了社会内幕。如扮演警察与扮演歹徒的是同一班演员，他们只是身着不同的服装出场而已。他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现象，讽刺、抨击了警察局、教会，为穷人贫民出气。
《安乐街》是卓别林的最后一部舞剧片，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系列社会讽刺片的开端，卓别林的电影艺术风格就此产生了较大变化。从这部片子可以看出，他是以独创的喜剧艺术手法来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见解。夏尔洛的艺术形象已不同于此前，他赋予了这个形象以越来越深刻的社会现实批判内容，使这个艺术形象第一次显示出带有普遍而深刻的思想性的光辉。49年后的1966年，卓别林回顾这一时期时，曾说：“我不再以流浪汉去投其所好。他就是我自己，一个可笑的精灵，某种在我内部的东西，我必须把它表现出来。”
到1917年夏天，卓别林的视线进一步深入，视野进一步开阔，由一条街到了海洋与港口，这就是在6月拍成的《移民》一片。在这部片子中，他更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社会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躲避战乱的人们把没有战争硝烟的美国，看作是天堂一般的自由世界，大批的外国移民希望在美洲大陆找到幸福。夏尔洛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改过去单枪匹马闯荡社会的形象。他同许多人一道挤在客货轮船的统舱里，横越大西洋。他又在三等舱里碰见了孤苦无依的母女俩，夏尔洛自己虽身无分文，却很同情她们，往往是力不从心地去帮助她们，可笑地充当姑娘的保护人。
轮船颠簸在海上，一个歹徒偷去那母亲的项链和钱。夏尔洛发现后就去跟歹徒赌钱，赌赢了对方的钱还有一把手枪。当他转身弯腰拿自己的手杖帽子时，歹徒举起了刀想下手，却又扔下刀高高举起双手，因为头朝下的夏尔洛发现后拿着手枪从两腿之间瞄准了他。然后夏尔洛送了一些钱给母女俩。在拍到船抵纽约港时，卓别林用了一个著名的象征与对比的长镜头，来丰富他的喜剧风格：在高高的自由女神像掠过之后，一大群牛被赶出轮船底层时，一批移民也从统舱中涌出来，人与牛一起被赶上爱里斯岛。经移民局的官员检查后，夏尔洛与母女俩在港口分手，各自去寻找自由的前程。
但最后，在新世界里出尽洋相的夏尔洛，与姑娘又在一家饭馆不期而遇。看上去两人仍同来时一样穷困，他们坐下谈话时，姑娘无意中拿出一块镶了黑边的手帕，这暗示其母已经不幸去世。夏尔洛虽然一文不名，却大方地请姑娘吃饭。但是每当大个子堂倌把账单递给他时，他总是结不了账又要下一种食物。后来他发现大个子堂倌把一顾客交的硬币掉在地上，便同大个子斗智，用脚踏住硬币；后来终于设法拿到了这枚硬币，用来付账。但这是枚假币，于是两人又周旋起来。这时，一位有身份的顾客邀请姑娘说话，他把钱放在托碟里。堂倌找回他几个硬币，然后去找那个使用假币的人算账，夏尔洛乘机把自己的账单放在那个托碟里，度过了难关……
后来，夏尔洛与姑娘经过免除结婚礼仪的婚姻登记处时，向姑娘求婚；抱着她跨过门槛，这暗示两个命运相同的人将连为一体、共同面对新生活的勇气。同以往一样，卓别林自己为影片作曲。他为这部片子定的基调，是受了一支老歌曲《格伦迪太太》的启示。曲调在凄凉中透出亲切，渲染了两个孤苦的人相依相靠的气氛。
敏锐的历史感，含蓄的社会批判，象征和对比的手法，打动了欧、美、亚、澳的观众。法国的观众在观看他的影片时，将他饰演的流浪汉称作“夏尔洛”（法语“流浪汉”）。从此，全世界的观众约定俗成，都把他在一系列影片中创造的这类艺术形象，统称“夏尔洛”。
有的评论家谈到：卓别林在艺术上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出色而又朴实无华地创造了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艺术，他的流浪汉是电影史上第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而这个风行于世的“夏尔洛”的称呼，是卓别林着了魔似地、全身心地投入，付出了巨大的脑力、体力劳动才换来的。以《移民》为例，他不单是主演、导演、编剧，还亲自掌握摄影，每一个镜头都拍上10次甚至30次。他让他的摄影师罗利拍了12000米以上的胶片，最后按他的要求剪下来只剩500米，从几十个试拍的画面中选出最好的剪接起来。卓别林连续工作100个小时，四个晚上都没睡觉休息。到最后满意地离开工作现场，回到洛杉矶海滨春街的旅馆时，他已是全身灰尘，胡子拉碴，劳累得连路都走不动，倒头便睡……
卓别林与互助影片公司的合同将满，他为该公司创作的最后一部片子《夏尔洛越狱》拍得挺顺利。1917年6月的一天，他从制片厂去洛杉矶市内体育俱乐部，在顶楼他的会员室休憩。洗浴完后，他腰部围上一条毛巾。拿过小提琴，赤着脚在地毯上惬意地走来走去，拉着名曲《霍夫曼的故事》。
他正陶醉在如诉如说的琴声中时，雪尼走进了房间。像上次一样，他又为查理带来一个爆炸性消息：“嗨，查理，我宣布现在你已经属于百万富翁了。我刚跟第一国家影片公司谈了一笔交易，你替他们拍8部两大本的笑片，报酬是120万美元。”雪尼兴奋得声音都变了，可卓别林并没停下小提琴弓，他一边拉一边听，然后嘴里应道：“嗯—嗯，我想这太好了。”
雪尼不解地看着弟弟，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说：“真有意思，当你听到我为你签订了120万美元的合同后，竟然是这样的一种反应。”
卓别林当时确实也有点装腔作势，他用不停地演奏来掩饰他内心的冲动。他是全世界的电影演员中，第一个在1917年夏天签订百万美元以上的合同，跻身百万富翁之列。这件前所未有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不激动是假的。不过此时的卓别林已不同于两年前了，他听到这爆炸性消息后，既清楚它的分量又清楚它不同寻常的含义。这要求他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做得更好，表现得更佳，时间要抓得更紧，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要求更高……总之，神话般地落到口袋中的钱不是那么好赚的。
为了使工作、生活更方便些，他马上聘了一个秘书，雇了一个仆人和一个日籍司机。司机当然是在买了汽车之后雇的，那天他在洛杉矶市内，走过一家汽车公司的样品房；看到一辆当时美国最华丽考究的“奇迹”牌汽车，便抬腿进店：“这辆车多少钱？”“四千九百元。”“我要了。”对方吃了一惊，搭讪道：“您应该要看看它的机器。”老板试图再拖一拖，与突然闯进来的阔佬，再谈谈价。
但卓别林的时间抓得很紧，“看不看都一样。”他说完，便马上在购车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大名。因为他急于为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开始工作。但他自己还没有制片厂，于是他坐着自己的“奇迹”车去开辟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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