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伊莎朵拉·邓肯是风靡欧洲的著名美国舞蹈家。她热爱苏联，称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是“人类精神启蒙的伟大发源地”，预言“莫斯科将成为最令人向往的城市”。她决心把自己的艺术天才贡献给世界上第一个新型国家，为苏联培养一代新的舞蹈演员。1921年秋天，应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的邀请，她不远万里，途经许多国家来到苏联。在她踏上千里迢迢的旅途之前，巴黎和伦敦的一些资产阶级抢“头条新闻”的记者对她争相围攻，提出各种挑衅性的问题。
邓肯的“答记者问”则被当作头等轰动的新闻竞相刊登在当时的西方报刊上。
“苏维埃俄罗斯正在闹饥荒，您此去不害怕吗？”
“我害怕的是精神上的饥饿，而不是肚子饿不饿。我的生活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只有在俄罗斯我才能创办自己所希望的那种学校。”
“您跟苏维埃政权达成了什么协议？”
“我去苏维埃俄罗斯，不需要任何协议。我讨厌那些个什么协议！
俄罗斯人那里尽管吃的方面紧张，但他们要让艺术和教育面向人民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①
①《回忆谢尔盖·叶赛宁》，“莫斯科工人”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第314—315页。
邓肯本可以在西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但她为了自己的信仰，毅然抛弃舒适的地位和享受，来到刚刚恢复战争创伤但仍然贫穷落后的苏联。她认为，只有苏维埃俄罗斯才是不被金钱收买的艺术祖国。为了表达她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信念，她在登台演出时常常是“一身红装”——红衣红帽和红鞋。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她十分钦佩。她在莫斯科开办了一所150人的舞蹈学校，传授技艺。在谈到开办舞蹈学校的目的和意义时，邓肯说道：“我想训练你们的儿童，使他们具有与高尚心灵和谐一致的优美体魄。”②卢那察尔斯基在回忆邓肯时说道：“阿莎朵拉觉得，如果使人体变得轻盈、匀称、灵活自如，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人的意识乃至对人的社会生活发生良好的影响。”③为了丰富在苏联各地巡回演出的节目和扩大革命主题的影响，邓肯特意创作了新型芭蕾舞《国际歌》。192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为邓肯举行专场音乐会，列宁坐在观众席上。邓肯在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和斯拉夫进行曲的伴奏下跳了许多舞蹈，也表演了“国际歌”舞。观众频频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倡议下，台上是邓肯表演“国际歌”舞最后一场，台下是全体观众起立同声高唱国际歌，雄壮的歌声和振奋人心的激昂充满了整个剧场大厅。据同时代人回忆，邓肯给列宁留下了极好的印象。①
②见И.施奈伊捷尔：《同叶赛宁的会见》，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第16页。
③见И.施奈伊捷尔：《同叶赛宁的会见》，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第39页。
①参阅C.德列依金：《新篇章》，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70年，第381页。
就是这样的一位天才的舞蹈家，于1922年重新点燃了叶赛宁心中已经熄灭了的爱情火焰，而叶赛宁的爱则焕发了她的第二个青春。邓肯与
叶赛宁都具有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她之所以对叶赛宁一见倾心和钟情，首先由于她崇拜天才，她在叶赛宁身上首先看到的是诗人，尔后才意识到他同时又是个常人。凡是她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够给予叶赛宁的，她都给予了。只有叶赛宁才能够在这位女性身上激发出那么多的艺术创造力，只有叶赛宁才能在她那里发现那么多缠绵的柔情。邓肯第一次与叶赛宁相见时就紧紧握住叶赛宁的双手，惊讶地凝视着他。邓肯终于看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惟一的”意中人，把对叶赛宁的爱看作是她的生活的“最后一次复兴”。她简直不能相信，这个英俊潇洒的诗人神情忧郁的蓝眼睛里竟能迸发出如此灼人的热情。叶赛宁则在邓肯身上既看到成熟女性的风雅，又看到少女般纯真的热情，她在台上或台下的每一个姿势，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他俩有着共同的艺术语言，相近的艺术见解。邓肯视舞蹈为“心灵的背影”，叶赛宁视诗为“心灵的钥匙”。他们之间虽然语言不通，年龄悬殊，但却一见倾心，通过艺术媒介两心相印了。邓肯先前与西欧国家签订了演出合同，此时已临启程日期。叶赛宁则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同行的诗集在国外出版①事宜须要亲赴商谈，于是决定同邓肯一起前往。此外，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目的：“亲眼目睹一下西方世界，获得感性认识。”在叶赛宁与邓肯出国旅行之前，卢那察尔斯基以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了叶赛宁一份随身携带的证明文件，其中要求“苏维埃政权党、政、军各级领导人给C.A.叶赛宁提供一切方便”。②叶赛宁与邓肯本来只是同居，但在办理出国手续之前必须先去办理结婚登记。邓肯比叶赛宁大17岁，为了缩小她和叶赛宁之间年龄的差距，她有意将自己的实际年龄瞒了8岁。出国旅行之前，邓肯为防万一，写下了自己的后事安排和遗嘱，强调说如果她先于叶赛宁去世，那么她的一切遗产将由合法丈夫叶赛宁继承；如果两人同时去世或者叶赛宁先去世，她的一切遗产将由她的兄弟奥古斯丁继承。当他们的出国手续和准备工作都已办理停当之后，便于1922年5月10日踏上了前往欧美的旅途。然而，国外并没有给他留下愉快的印象。在柏林，由于唱《国际歌》而遭到流亡的白俄作家一顿毒打；在巴黎一家饭店里，由于嘲笑弗兰格尔、邓尼金及其余党，结果也被殴打，连礼帽和手套也丢了；在美国也发生过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也正是在柏林、巴黎、纽约，叶赛宁才见到了没有祖国的那一部分俄罗斯人的精神状态：
①20年代初，由于纸张奇缺，政府允许国外私人出版社为国内出版文艺书籍，经国家出版社同意后运往国内销售。
②B.符多文：《叶赛宁的国内旅程》，《文学问题》，1966年第10期，第251页。
这里又在酗酒、斗殴和哭泣，
伴着手风琴泪诉愁肠，
诅咒自己的种种失意，
把莫斯科俄罗斯来怀想。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叶赛宁亲眼目睹了白俄侨民在国外的悲剧生活，开始思考和探索他们由于革命和阶级斗争而远离祖国所产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原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叶赛宁才着手创作组诗《小酒馆式的莫斯科》的。那些流亡者之中不少人不得不长期漂泊在国外，过着无限孤独的生活，经历了无法表达的“苦难的历程”。诗人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比谁都早地感觉到生活在底层的白俄侨民的悲剧处境和无望的挣扎。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绝望，侨民们才自暴自弃，玩世不恭。而这一切都成了诗人抒情的素材。作为“小叙事诗”的组诗《小酒馆式的莫斯科》，最初只有四首，收在1923年出版于柏林的诗集《闹事者诗抄》里。
这四首诗是：《这里又在酗酒、斗殴和哭泣……》、《唱吧，唱吧，伴着该死的吉他……》、《啊，如今事情已经定了……》、《我不打算欺骗自己……》。深入研究一下当时的创作背景，我们还会发现，《小酒馆式的莫斯科》不仅仅是抒写白俄侨民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也不单纯是诗人内心的写照，那辛辣的笔锋和直言不讳的抨击，许多地方都是有具体所指的，例如：
我不是恶棍，也没打劫于绿林，
没枪毙狱中不幸的人们。
我只不过是个街头浪子，
对迎面的路人笑脸相迎。
据赫雷斯塔霍夫考证，这诗实际上又是为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布柳姆金所画的像。“布柳姆金曾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一名非常积极的契卡工作人员，曾多次在叶赛宁面前夸耀自己在卢比扬卡监狱地下室里干的那些血腥勾当。正是此人刺杀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以挑起事端……此后还得到托洛茨基的重用，被任命为高加索红军监察员……”①
①见《英吉利捷尔旅馆的秘密——一份私人侦查笔记》，《当代苏联文学》，1990年第3期。
西方是把叶赛宁当作风月场中高贵的游子接待的，而对邓肯的印象不外是被“赤化”了的一个西方舞星。叶赛宁想趁这次出国的机会创作一些国外题材的诗，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文明，使他产生了压抑之感，全然破坏了他的情绪，使他赋诗的兴致锐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用诗人敏锐的眼睛审视着、观察着异国纷纷扰扰的、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他看到了“美元先生”的力量，厌恶那里富人们的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生活。在那里人们追求的是金钱和享受，对艺术则毫无兴趣，一本诗集的最大印数是500册……叶赛宁虽然身在国外，心却思念着祖国、故乡。异国的旖旎风光和高山蓝天怎么也无法同祖国和故乡媲美，无法相提并论。在国外一年有余的时间里，叶赛宁很少写作。从他写往国内的信件里可以看出，他不论是在柏林还是在罗马，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在芝加哥，都无比怀念祖国，即使是世界闻名的美丽城市巴黎，在叶赛宁的感情世界里也不如祖国、故乡美。俄罗斯的山川风物使身在异国的叶赛宁魂牵梦萦。这在他为数不多的国外诗抄中也可明显地看出来：
唉，这些国家我也知道，
那里的道路我走过不少，
现在我真想归来，
靠故土越近越好。
对祖国的挚爱使叶赛宁成为一棵离不开俄罗斯土壤的树。
1922年10月至1923年2月，叶赛宁在美国逗留了四个多月，游历了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连德、堪萨斯城、费城、巴尔的摩、孟菲斯、圣路易斯、路易斯维尔、印第安那波利斯等等，看到了“灯火的海洋”和四通八达的公路，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残酷性质。这些城市给他留下的直接印象都反映在特写《铁的密尔戈罗德》（1923）里。
“密尔戈罗德”本是果戈理揭露封建农奴制的中篇小说的名称，叶赛宁不无选择地借用此名，并冠以“铁的”形容语，旨在讽刺“金元帝国”
里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贫乏，同时也真实地纪录了诗人对美国的具体感受。
叶赛宁与邓肯，各自是对方命运中的匆匆过客，各自是对方幸福与痛苦的根源。也许，正因为他们首先是艺术家，彼此之间才产生了平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深厚感情。当年，他们幸福也好，痛苦也罢，都达到了极限的程度。在国外期间，叶赛宁与邓肯之间的矛盾愈益加深。这两个恋人不论论出身还是论受过的教育，不论论年龄还是论性格，差别实在过于悬殊。除此之外，还有语言不通的障碍：叶赛宁不懂英语，邓肯不懂俄语。他们只能求助于代名词和手势交换思想。叶赛宁是个“忧伤”
的诗人，邓肯是个“快活”的舞蹈家，他们虽然有着共同的艺术语言，但性格上却缺乏和谐一致。也许，这是他们最终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是在巴黎的时候，他们就达成了“君子协议”：回到俄罗斯后以“朋友”的身份相处。1923年8月，叶赛宁与邓肯结束了欧美之行，终于踏上了返回莫斯科的归程。返回苏联之后，邓肯十分伤心和难过。叶赛宁非常可怜她，甚至许诺将来修复感情。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叶赛宁后来并没有回到她的身边。同年秋天邓肯与叶赛宁正式分手。从此，这对情侣便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打从叶赛宁与邓肯相爱的头一天起，便埋下了绝望的种子。无论是叶赛宁还是邓肯，内心世界里都同时存在着爱恋和绝望。说爱恋，那是指灵魂的结合；说绝望，则是指他们最终的分道扬镳。
这时的叶赛宁，心灵深处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内疚感。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不愿再做一个陌生人，他愿回到母亲那无限的爱抚中去，回到大自然那绚丽多彩、医治百病的美的怀抱中去。1924年春天，他又回到了故乡康斯坦丁诺沃村，并且创作出《故乡行》这首名诗。《故乡行》以情感浸润景色，使读者有身历其境的体会。那钟楼、墓地和十字架，勾起了怎样的沉思和回忆！诗人展示了农村日常生活的变化，反映了生活的运动：
墙上是带列宁画像的挂历。
这儿是妹妹的生活天地，
是妹妹们的，而不是我的，
但不管怎样，见到你，
故乡啊，我还是想跪倒在地。
诗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了“故乡行”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写出了阔别多年重又相见的亲人的音容笑貌，发出了流光易逝和“换了人间”的感慨和惆怅。诗中渗透着新与旧的矛盾和联系。对叶赛宁来说，“正在离去的俄罗斯”就是指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而“苏维埃俄罗斯”则指他的两个妹妹。诗人不无象征性地写道：
妈妈和外公越是忧伤、绝望，
妹妹们的小嘴笑得越是欢畅。
读者从这首诗中仿佛看到时代前进的步伐！诗人在《故乡行》一诗中所抒发的感受，也出现在《斯坦司》（1924）这首诗中：
我看见一切，
我清楚地懂得，
新纪元——
这非同小可，
列宁的名字，
像劲风呼啸在家乡，
让思想通行无阻，
如转动磨坊车的翅膀。
在叶赛宁生前，批评界也曾有人否定他所抒写的革命题材的诗篇，仿佛那都是浮光掠影的东西，掩饰不了内心的空虚。叶赛宁则对这种论调以诗的形式给予了直截了当的回击：
有音乐、诗和舞蹈，
有虚假和溜须拍马……
让他们由于《斯坦司》骂我好了，
诗中的真理却不容抹煞。
面对变化了的时代，诗人思考得更深，任别人如何指责“抒情小路”，他却依然按自己的方式坚定地走下去，哪管什么需要不需要：
从山上走来一群农民共青团员，
在手风琴伴奏下一个劲地高唱
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宣传鼓动诗，
欢快的歌声把山谷震响。
祖国已变成了这样！
我何苦还要在诗中喊叫：
我和人民站在一道？
这里已不再需要我的诗歌，
也许我自己在这里也无人需要。
（《苏维埃俄罗斯》，1924）
永远“按自己的方式”，永远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叶赛宁：“……我同样拥护苏维埃政权，不过我爱的是俄罗斯。我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的。
我决不允许给自己戴上兜嘴，我也不会去吹喇叭……”①在俄罗斯历史上，沙皇曾把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影响很大的诗人流放到高加索山区，而高加索山区那独特的粗犷美每每成为被流放的诗人的灵感源泉，创作出优美的诗篇。这是完全出乎沙皇统治者的意料的。
①参阅《同时代人回忆叶赛宁》第2卷，第68页，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6年。
普希金之后，高加索曾唤起许多诗人、艺术家的浓厚兴趣，其中包括叶赛宁。1924—1925年，叶赛宁曾多次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走访高加索的旅程，在第比利斯、巴统、巴库逗留过很长时间，创作出许多杰出的诗篇，其中包括《致一位女子的信》、《大地的船长》、《二十六人颂歌》、《伟大进军之歌》以及长诗《安娜·斯涅金娜》等。诗人的创作激情如同不息的泉水从心中涌流，可以说，那是叶赛宁一生中创作丰收的金秋季节。
在巴库，叶赛宁见到过基洛夫、伏龙芝和其他工人领导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都使叶赛宁深受感染。叶赛宁以《二十六人颂歌》这首诗为革命的阿塞拜疆的儿子们塑造了一座不朽的丰碑。1924年9月20日，叶赛宁站在巴库的自由广场上，面对着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遭到敌人枪杀的这26位政治委员的纪念碑，朗诵了这首诗。9月22日，此诗全文发表在《巴库工人报》上。而起初再现国内战争全景的《伟大进军之歌》，最早发表在1924年9月份的《东方之星报》上。此后该诗很快就在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带插图的单行本，印数达2万册。这在当时属于出人意料的大印数量了，堪称“诗歌大军”！诗城第比利斯给叶赛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诗人、演员、画家、音乐家都成为他的亲密朋友，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致叶赛宁在《致格鲁吉亚诗人们》这首诗中写道：
我是你们的北方朋友，
我是你们的兄弟！
诗人们都是同一个血统。
在行动上，思想上，
还有谈吐上，
我本人也是亚洲人！……
1925年叶赛宁在巴库出版了诗集《苏维埃俄罗斯》，在第比利斯出版了诗集《苏维埃国家》。这两本诗集在当时就引起很大反响。这不仅说明叶赛宁在苏维埃国家里是个最突出的“同路人”，而且还证明他是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是同革命群众共呼吸、步调一致的诗人。他以罕见的艺术功力令人信服地表达了自己对苏维埃祖国的爱。在一系列描写列宁的诗篇里，诗人以抒情的笔触再现了革命导师的光辉形象，在诗人笔下列宁既是“大地的船长”和“舵手”，又是普通人，形象逼真，感情真挚。在《伟大进军之歌》（1924）这首诗里，诗人描写了保卫彼得格勒，反对尤登尼奇白军进攻的历史画卷，字里行间渗透着号召斗争的革命激情和对劳动人民定能实现自己宿愿的坚强信念。而在长诗《安娜·斯涅金娜》（1925）里，诗人通过抒情主人公与地主小姐安娜·斯涅金娜的可悲恋爱史，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十月革命以后农村的政治变革，展示了农村革命斗争的广阔画面，塑造了为新生活而斗争的战士们的英雄形象。可以说，这是一部反映当时农村“十月革命”的史诗。
邓肯去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短期旅行之后，便永远离开了苏联。但是，邓肯认为自己在苏联生活三年，其中包括与叶赛宁的恋爱悲剧，比她一生中所有其他岁月的总和还有价值。①作为诗人和艺术家，叶赛宁和邓肯都有诗人和艺术家的坦荡胸怀，在结束了不幸的婚姻之后，他们不仅没有相互怨恨，而且各念对方的长处。邓肯自始至终都对叶赛宁怀着崇敬和爱戴的感情。当她惊悉叶赛宁自杀时，立即给巴黎诸家报社拍去这样一封电报：“叶赛宁悲惨的死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俄罗斯人民和所有爱好诗歌的人们心中……”②1926年1月27日邓肯在写给女友艾玛的信中说“谢尔盖的死使我深为震动，而我已经为他哭泣了好长时间。我哭的是，看来他已耗尽了任何一个人承受苦难的能力。我苦难重重，无尽无休，这使我常常想到步他的后尘，只是我想采取的方式是投海……”③这字里行间渗透着多么深挚而又痴情的爱！这爱来自一颗高尚、圣洁的心灵！1926年11月下旬，邓肯在巴黎时曾接到一份通知——莫斯科法院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这一事实，决定她为叶赛宁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之一。这笔遗产包括约40万法郎，这是来自叶赛宁死后，他的诗集大量销售所得的版税。
①《回忆谢尔盖·叶赛宁》第320页，“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65年。
②见施奈伊捷尔：《同叶赛宁的会见》第97页，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65年。
③参阅戈登·麦克维著《邓肯与叶赛宁》第326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80年。
但是，邓肯虽然身无分文，却起草了一封电报，让她的一位朋友翻译成俄文，发给莫斯科首席法官。她在电报中声称放弃对叶赛宁财产的一切权利，并建议将其赠给叶赛宁的妹妹及其生活在农村的母亲，她们比她
更迫切需要这笔钱……①在这个伟大的女性那里只有爱，只有无私的爱！
①参阅戈登·麦克维著《邓肯与叶赛宁》第328、320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
邓肯后来的命运也是不幸的：1927年，由于脖子上的围巾的一端卷进了飞驰的敞篷小汽车的轮子里而惨然死去。在那令人悲痛的日子里，人们发现，邓肯遗体上别着的宽幅红色缎带上闪耀着金色的题词：“俄罗斯的心为伊莎朵拉哭泣。”在此之前，邓肯意外死时，人们还发现，她的手提包里有自己的一本苏联护照……而在邓肯遇难前不久，一位西方记者问她：“在你的一生中，你认为哪一个时期最伟大和最幸福？”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俄罗斯，只有俄罗斯。我在俄罗斯这三年过程中，是同它的全部苦难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短短的三年里，足够抵得上我整个一生中余下的全部岁月。不久我又要到那里去了，我愿在那儿度过我的余生……”②这位痴情的现代舞后愿在俄罗斯度过自己的余生，是不是由于她在那里能经常去凭吊终生不忘的情侣叶赛宁的坟墓呢？
②参阅杜承南：《聚散两依依·生死情切切》，《情海遗恨》，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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