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深深地卷进“五月风暴”之中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事情是由参加了一个反对越南战争委员会的4名公立中等学校学生遭到逮捕引发的。3月22日，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南特的学生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并散发传单，扰乱课堂和考场。校长帕拉潘宣布关闭南特大学，想使这些“愣头青”就范。可“愣头青”去占领了索本大学，校长罗歇叫来警察，很多学生在撤离时遭到逮捕。矛盾更激化了，中高等学校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成员罢教，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了示威。遭到警方的阻挠和镇压后，示威行动愈演愈烈。5月10日，两个工人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和法国学生联合会发布命令：进行无限期罢工罢课罢教和反抗镇压的示威。
西蒙·波娃感到她和萨特已深深地卷进了这场风暴之中。5月9日，他们发表的声明中，声援那些向不合理制度发起挑战的斗士，并希望能够保持足够的“反抗力量”，以展示一个崭新的未来。5月12日，萨特在卢森堡电台发表了讲话，认为学生反对现行大学体制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砸烂它，为此他们不得不走上街头。他的讲话很快被复制成传单在拉丁区散发。
索本大学刚一重新开放，学生们就占领了校园。西蒙·波娃经常和朋友们到那里去，到处溜达，谈话，倾听讲演和讨论会，看每天都会出现的新的标语、口号、传单、漫画、大字报。5月17日，他们打着索本大学的红旗到比朗科，横幅上大书“工人阶级从学生瘦小的手中接过战斗的旗帜吧”。他们意识到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参与，才能战胜当权统治。
于是，在南特爆发了罢工，并很快波及到全国。5月18日，巴黎的地铁和公共汽车停止了运行，汽油供应紧张，银行关门，清洁工罢工后垃圾满街。到5月24日，罢工人数达到900万，他们高呼“工厂属于工人”、“权力属于工人阶级”，在工厂上空升起了红旗并占领了工厂。
5月20日晚上，若干名作家被邀请到索本大学与学生一起开座谈会，萨特和西蒙·波娃亦在邀请之列。此后，他们一直与运动保持来往，萨特还为《新观察家》刊物采访了科恩-邦迪。西蒙·波娃后来在《清算已毕》中写道：“这个事件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没有什么前途，他们成了新资本主义矛盾爆炸的焦点：这种爆发意味着整个制度处于摇摇欲坠之中，而这直接涉及到了无产阶级。这当然就是900万甚至1000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的原因。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旗，35年来第一次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升起。5月已经证明，由工人们掌握的斗争是完全可能的，而群众的革命首创性是必需的。”
2. 一对在街头卖报的老人被团团围住
西蒙·波娃陪伴萨特和他母亲安娜-玛丽一起度过了1969年元旦。
萨特母亲的健康情况不好，她患有高血压、头痛和风湿病，1月3日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两星期后死于尿毒症和第二次中风的并发症。
“五月事件”产生了一批五花八门、远离常规的报纸，如《我控诉》、《人民事业报》、《国际白痴》和《革命》等等。《心心相印》的作者A·马德森写道：这种“地下”报刊经热情洋溢的“毛派”在街角和校园兜售，为25岁以下的青年爱不释手。《人民事业报》把它的追随者比作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把共产党人比作纳粹通敌分子，声称国土被资产阶级“占领”了，号召人们起来“解放”国土。其口气之强硬、措辞之激烈，令神经质的蓬皮杜政府承受不了。1970年4月，该报两名年轻编辑被捕，6月，法院判处这两名编辑各一年徒刑。为此，大学生在好几个地方与警察发生冲突。几天后，警察包围了印刷该报的工厂，要对工厂老板实行“监督拘留”，并没收了另一期正在印刷的报纸。工人们包围了警车，使得警察没能抓到工厂老板，而且7万多份报纸早已被偷偷运走。
翌日，《人民事业报》的报头栏印上了它的新社长--让-保罗·萨特的名字，当天傍晚，在蒙帕纳斯墓地后面的达盖尔街上，路人可以看到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记者团团围住一对老年男女，这对老人便是萨特和西蒙·波娃，他们正在向手挎购物袋的家庭主妇和下班回家的男子分发《人民事业报》。西蒙·波娃后来在《清算已毕》的最末几页谈起了这件事：
“我们挤过人群，一边高喊‘请读《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报道自由’！一边分发报纸；接着，我们来到勒克莱尔将军大街上，那里的人更多。有的人带着不赞成的神色拒绝接受报纸。‘这是被取缔的’，一个男人说。而有的人毫不介意地接受报纸，还有一些人叫喊着要一份报纸。”有个年轻警察走了过来，拿过萨特手上的一迭报纸，抓住他的手臂，便要把他带往管区警察所。这时，摄影记者闪电式地摄下了这个镜头，有人喊了一声：“你抓走的是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警察一愣，就松开手，离开了这里。萨特紧随其后，警察只好越走越快，后来几乎是在奔跑了。
翌日，他们俩与另外20余名支持者一道，在右岸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一辆警车把他们带到警察所检查身份。除了把萨特留在门外，被告知自由了以外，其他的人全被带了进去。萨特立即将余下的报纸分发给聚拢来的人群，之后自己把自己请进了警察所。不久，来了几名穿便衣的上级官员，把萨特和西蒙·波娃带到一边，告诉说半小时内每个人都会释放。萨特明确表示，他和西蒙·波娃将最后离开。萨特后来告诉电视台记者，他是有意要置政府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警方的慌乱来看，他的目的达到了。
3. 实际上，法国妇女中每年有80万-100万人次堕胎
1970年底，“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成员请西蒙·波娃就即将供议会审议的新的堕胎法案发表演说。他们觉得议会对这一法案过于冷淡，因此想发起一场争取自由堕胎的运动。而他们认为，使这个问题引起人们关注的办法是，让一批知名或不知名的妇女公开申明自己做过堕胎。早在20年前写作《第二性》一书时，她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对堕胎的压制，并且描述了这种压制引起的悲惨后果。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在《343人宣言》上签了名--这些妇女都承认作过非法流产，而现在则请求蓬皮杜政府对她们提出起诉。政府支支吾吾地踌躇了一阵子以后，决定不这么做。
实际上，法国妇女每年有80万到100万人次堕胎，反对限制堕胎的目的是允许她们在最好的生理和心理条件下做这种手术。避孕当然更好。但当时法国只有百分之七的育龄妇女使用避孕手段，避孕方法尚未广为人知和广为实施。对那些不想要孩子的人来说，堕胎是惟一途径。
11月20日这一天，世界各地都将举行女权主义游行。西蒙·波娃则欣然参加了“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横穿巴黎全城的游行，口号是拥护母权自由，拥护节制生育，拥护堕胎。在清洌的蓝天下，气氛显得异常活跃和欢乐。
4. 要害不在解放妇女，而在使妇女“非殖民化”
西蒙·波娃认为，要害不在解放妇女，而是使妇女“非殖民化”。她注视着一大批美国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并与女权运动的斗士们通信。她们把《第二性》当成妇女运动的“圣经”，在那里，它的平装本已售出了77万册。没有哪个女权主义者怀疑“女子由文化塑造而成，而不是由生物因素决定”这一论点。在《时势的力量》一书中，谈到妇女状况时西蒙·波娃说：“它取决于世界上劳动的未来；只有在生产领域发生了一次激变之后，它才会改观。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让自己为女性主义所束缚。”尔后，她在反思如何使女性“非殖民化”时说，过去总认为阶级斗争应该被摆在两性间斗争的前面；后来才发现，应该同时开展这两种斗争。
西蒙·波娃还写道：出于对男性的憎恶，有些妇女否定了所有为男子所肯定的价值观，拒绝一切她们所谓的“男子模式”。这种观点无疑是偏颇的。因为她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专属女子的品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否则，就等于承认了有女性特质的存在，亦即承认了由男子捏造，用于把妇女禁锢在被压迫状态中的神话。对妇女们来说，她们的问题不在于宣称自己是女性，而是要成为完善的人。因而，拒绝“男子模式”没有任何意义。
此外，有些女权主义者以实验室中得出的实验结果为依据，认为女人不需要男人也可获得性快感，进而认定弗洛伊德讲女人感受性快感必须有男人帮助乃无稽之谈。西蒙·波娃认为，弗洛伊德受两性关系上的宗法观念驱使，实际上否认妇女应享有性的自主权，并把她们置于男性的支配之下，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性交不仅仅是两个生殖器的摩擦，也不仅仅是两个肉体的交接，而是两个人的结合。性欲高潮乃是‘心理--肉体现象’这个词的极致含义”。
她也不敢苟同“每次性交都是一次强奸”的观点。回想起当初写《第二性》时，曾认为“第一次戳入总是一次强奸”，后来才觉得这种认识实在不足取。事实上，两相情愿的交媾现象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把性交与强奸混为一谈，意味着落入一切男性神话的窠臼之中了。
接着，西蒙·波娃被卷进了与男女平等主义的争吵之中。一批充满愤怒、痛苦、冷嘲和焦虑重重的书自美国寄来。《女性的奥秘》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前来巴黎，向西蒙·波娃这位“更博学、更年长”的人作了一次私人拜访，试图让西蒙·波娃分担她本人对妇女运动正在进入死胡同的内心忧虑。最后，她失望地走了，她觉得西蒙·波娃既疏远又冷漠，尽说一些时下流行的陈词滥调，否认杰出人物统治论，并且抽象地拔高普通的“工人阶级”妇女。
西蒙·波娃确实是在借故推托。
为庆祝《第二性》出版25周年，《弓》准备出版一期西蒙·波娃专辑。为了这期专辑，西蒙·波娃就妇女问题采访了萨特。西蒙·波娃说，在萨特的著作中，有“男性至上”的痕迹。她使他承认，在说到利用妇女时，他并不完全是无辜的。可是西蒙·波娃又说，萨特始终认为她和他是平等的。
这件事使他感到奇怪。莫非在轮到其他妇女时，这反倒是不可思议地增强了他的男子气概？
西蒙·波娃说，虽然萨特认可了《第二性》，但这本书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她也一样。“当时我们具有同样的态度，”她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导致妇女解放。”
5. 愈到晚年，他俩愈发热衷政治
总之，愈到晚年，西蒙·波娃也好，萨特也好，都愈来愈多地参与政治活动。
1969年4月，她与萨特、科莱特·奥德里、玛格丽特·杜拉等人签署声明，支持托洛茨基派的重要人物出面参加共和国总统竞选。
1970年1月，与萨特等左派人士签署文件，强烈谴责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发生数万人被杀害的惨剧。
1970年9月，出任左派报纸《国际白痴》社社长。
1970年12月，积极奔走活动，反对开除怀孕女学生的作法，认为社会是惟一的罪人。并同萨特一起赶赴朗斯，组织“人民法庭”，谴责煤矿老板唯利是图，草菅人命。
1971年1月，为支持言论自由，替《我控诉》报就一次工伤事故写报道，态度越来越激进。
1971年9月，因承担《国际白痴》报社长职务期间该报刊登的两篇文章被指控犯了诽谤警察罪（5个月以前，她因不满于该报的工作，已辞去社长职务）。
1972年2月，前往雷诺工厂为解雇的左翼工人辩护。
1972年6月，与吉泽尔·哈里米、克里斯蒂安娜·罗什福尔等人创建女权组织“抉择协会”，并被推选为该协会主席。
1974年，创立抗议日常性别歧视的妇女权利同盟，并在《现代》上发表妇女专号“固执的妇女”。
1975年，为玛丽安娜·阿尔纳和佩波·昂热摄制的新闻报道短片《老人的散步》写作解说词，为老人权利呼吁；鉴于其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人权而斗争，是年1月获耶路撒冷奖。
3年后，即1978年，鉴于她对欧洲文学的贡献，荣获奥地利国家奖；法国文化界开始拍摄记述她生平和思想的传记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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