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只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参与这场战争……
身为一个知识分子，西蒙·波娃十分珍视真实。当法国在北非的殖民战争愈演愈烈，而国内的报刊成了谣言制造厂，肆意掩盖那里的事实真相时，她内心阵阵痉挛。她首先读到在对兰当的审讯中由波多作的陈述--
一天夜里，我看到几个脸色阴沉的男子走到我桌边，他们是工兵团的成员，刚刚活埋完5名费拉加。
那5个人年龄在20-37岁之间。年岁最大的那个最晚死。他们告诉我说，他非常害怕……在夜色中，从他身上冒出的汗像水蒸气一样向上蒸发。当推土机推到他们身上时，一个个慢慢地死去。
接下去她又读到莱里埃特的叙述--
这些囚犯被倒吊在那儿。早上，我看过他们一眼；到晚上，我见他们还在那儿。他们的面孔死灰死灰的，但还活着。我试着用电流触他们。电流触到他们阴部的时候，他们叫得最响，电流也触了他们的嘴巴。
塞尔旺·施雷贝尔在几个月前被重新征召，到阿尔及利亚服役，当中尉。他的“目击记”先发表在《快报》周刊上，然后以单行本出版。官方因此传讯了他。这样一来，书的影响更大了。尽管他尊重当局，尊重军事传统，尽管他轻信了“黑人突击队”的种种神话，但他所描述的种种罪行本该还可以对舆论发生一点影响啊。他描述到：法国士兵“为了取乐”可以随意杀害阿拉伯人，囚犯被残酷地杀害，许多村庄被烧毁，一次又一次地发生集体屠杀。酷刑被用作获取情报的正常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可是，人们对这一切毫无反应。
“只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参与这场罪恶的战争，”西蒙·波娃痛心疾首地写道，“那些真的站起来讲话的人非但找不到听众，其他人反而要高声呼叫，力图淹没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由自主地听到了几句传言，他们就尽快地把它们忘掉。”
西蒙·波娃愤怒地指斥：至此，一个民族的道德已沦丧到了极点了！
以前，人们给她贴上过“反法”的标签。如今，她真的变成这样了。她再也无法容忍她的同胞这样胡作非为并以之为荣。“他们该把我从小培养成一名党卫队员，一名伞兵，而不应该让我有基督徒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良心啊！为了生活下去，我需要自尊。可是，在那些被强奸了几十次的妇人的眼里，在那些被敲断骨头的男人的眼里，在那些疯狂的孩子的眼里，我只是一位法国女人。……我决心不再做这场战争的帮凶。可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我可以在集会上讲话，可以写文章，但我不过说一些萨特也说的话，而且说得还不如萨特好。这里，我会感到，在萨特和莫里亚克参与的静悄悄的示威中，我不过是紧随萨特的影子罢了。今天，在我看来，不管行动给结局带来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我都应全力以赴投入斗争”。
2. 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张杀人的面孔
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打死了阿尔及利亚议会的前副议长阿里·谢卡尔，这位青年名叫本·萨多克。12月10日，对本·萨多克的审判开始时，萨特作为有声望的证人，挺身而出为萨多克辩护。当西蒙·波娃等人陪伴着他走向法院时，他非常激动。
西蒙·波娃坐在旁听席上，打量着被告席上那位满脸坦率的小伙子：在抵抗运动中，与他的行为类似的举动被称赞为英雄主义壮举；而如今的法国人却要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许这个代价就是他的生命！
萨特是最后几个出场的人当中的一位。他以自己的态度与本·萨多克的态度相比较，解释说，不能期待年轻人表现出与年长者同样的耐心，因为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副杀人的面孔。他煞费苦心地使用了一些不触犯法庭的言辞，强调说萨多克的行为是一种政治性谋杀，而不能把它看成是恐怖主义行动。法庭也为他的温和的措辞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判决结果出来了：终生监禁。这一消息令大家如释重负。只要战争一结束，监狱的大门就会为他打开。在为萨多克高兴的同时，也为发现法国还有人能根据良心判决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而感到欣慰。
1958年1月底，布律吉尔律师请西蒙·波娃为雅克琳·盖罗德齐作证，证明她品质优良。雅克琳曾是她的学生，成绩冒尖。后来，嫁给了阿尔及利亚的一位穆斯林教师，并一同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城市组织。她被指控参与密谋策划一次恐怖主义分子的爆炸活动，并被判处了死刑。左翼发起了一场拯救他们的活动，西蒙·波娃则在其中尽力。他们终于设法使法院改判了。
这时候，加缪被通知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她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当着无数观众的面宣称，“我热爱正义，但我将首先为我的母亲，而不是为正义战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将站在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边。以至于西蒙·波娃悲愤地写道，“这种虚伪，这种冷漠，这个国家，还有我自己，我都再也无法忍受了”。
3. 萨特：突遭破产和抱病工作
萨特破产了。
破产是突如其来的。他向来花钱大手大脚。负责管理他的账务的，是他的秘书克洛德·福克斯。他每个月有近4000美元的收入。他喜欢随身携带大笔现金，钞票给了他一种无聊的优越感。
破产是以税收查定1200万法郎的形式发生的。幸亏15年来他母亲不知怎么竟设法积蓄起了一笔巨款，税单悄悄地支付了，但他已不名一文。正当他不知怎样才能使自己和“家人”渡过难关时，美国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援救了他，请他写一部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表现成名前的弗洛伊德，那时他完全是错的，那时他的观念使他陷入绝望的歧途。
他们谈得越多，这个计划便越吸引人。当然，这个剧本不容易写。首先，如果不表现弗洛伊德错在什么地方，就难以反映他是如何得出正确观念的；其次，与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似乎从未作过不忠于妻子的事情，而且，确实到了新婚之夜还是个童男。人们听说过有关他过早的越轨行为的传闻，萨特则把这些传闻归结于道听途说，或者说是他的敬慕者对他的一种赞美。
萨特一直玩命地工作。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他一连几小时一页接一页地写，也无暇将写好的东西重读一遍，似乎即使用这种速度，他的笔也跟不上使他全神贯注的满脑子思绪。为了维持这种速度，他每天要服用整整一瓶科里特拉纳胶囊（一种苯丙胺药物）。临近傍晚时，他已筋疲力尽，他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突然完全松弛了，笔迹变得模糊不清，写下的文字前言不搭后语。“我们在我的公寓里度过晚上。他刚喝下一杯威士忌，酒精就会直冲头脑。‘喝一杯够了。’我对他说。他还要喝，我总是不情愿地递给他第二杯；接着，他会要第三杯。两年前，他从来不喝很多，可是，现在他很快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而我总是说‘够了’。有两三次，我大怒起来，把杯子往厨房的砖地上砸得粉碎。不过，我觉得这么做太伤精神，所以不再与他争吵。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助他放松一下”。
为了迫使自己继续工作，也为了医治仍在复发的阵阵头晕和剧烈头痛症，他服用奥普塔利唐、贝拉德纳尔和科里特拉纳等药物。他感到走路困难，说话也开始变得结结巴巴。有一次差点儿就要心搏停止，把西蒙·波娃骇得要死。10月中旬，西蒙·波娃强迫他去寻求治疗。医生的诊断是，他的左心室劳累过度，疗法就是休息。可他仍然无法放弃工作。
西蒙·波娃的自我感觉也不好。《闺阁淑女》问世时，她正在服用镇静剂，以便睡觉时不作恶梦。第一部自传的成功出版成了最好的药物，而且萨特脱离生命危险，这对她来说其影响当然更大于她的任何其他著作。
《闺阁淑女》问世后，收到了潮水般涌来的信件。“往事的幽灵浮现在眼前，有人感到生气，有人态度友好，”她后来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我曾相当苛刻地写到的学校中的朋友，微笑着重温他们青春时代的举措；我满怀深情地写到的朋友却大为恼怒。德西尔学校以前的一些学生赞同我所描写的当时的教育状况；另一些学生则表示抗议。有个女士威胁说她要控告。马比耶一家感谢我使扎扎再生。”
萨特的身体恢复得很慢。
年近90的英国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鬓发皆白，却仍然精神矍铄，机警敏锐。在他正在写作的哲学史《西方的智慧》中，仅仅责备萨特忽视了必然性。“萨特所反对的实际上是理性主义的必然性概念，这个概念存在于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并得到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继承”。罗素在他新著的插图本哲学史中写道，他把对存在主义的评论集中于《存在与虚无》。他说，萨特对人的考察继续选中人的命运，这意味着拒绝与必然性的作用协调一致的自由。罗素认为《存在与虚无》是一部打破常规的作品，而且，“由于富有诗意的朦胧和语言的放纵”，它符合“最好的德国传统”。
4. 带着无言的痛苦，她触摸着虚无的另一面
加缪死了，死于车祸。
这是1960年1月的一天下午，西蒙·波娃独自一人待在萨特寓所时，朗兹曼从电话中告诉她的。
她搁下电话，喉咙紧缩，嘴唇发颤，头脑中仿佛一片空白。倚立窗前，望着夜幕盖上圣日耳曼-德普雷，既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也不能真正感受悲痛。
萨特回来后，同样感到沮丧。
这一夜，他们和博斯特一起老是谈加缪。谈双方曾有过的友谊、分歧、论争，谈他的人生旅程。上床之前，她吞下几片苯巴比妥。自从萨特康复之后，她就再没有服过这种药。她想让自己尽快入睡，但就是睡不着。便下了床，往身上套件衣服，走出去散步。
她哀悼的不是刚刚离开人世的那位50岁的男子，也不是那位外表严谨，本质却傲慢、暴躁，没有正义感的正人君子--西蒙·波娃因为他赞同法国犯罪，而早把他从她心间赶走了。她在清理自己的思路。她哀悼的是在他们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那个神色开朗、谈笑自若的同伴的加缪，哀悼的是疯狂地享受生活及其乐趣与胜利，追求同志情谊、友谊、爱情和幸福的那位血气方刚、雄心勃勃的作家的加缪。
死者长已矣！对他来说，时间已不复存在。在这寂寥漆黑的夜晚--西蒙·波娃回忆道--“我当初曾热爱过的加缪从周围的黑夜中升腾起来了，他既生气勃勃又若有所失。每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同时逝去的也有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每一个人各为自己心爱的不同时期的他而哭泣。清冷的雨潇潇而下；奥尔良大道两旁的门洞里，流浪汉酣然大睡，他们生活的是另一个世界。贫困、不幸、城市、世界、生、死--一切都使我肝肠寸断。”
翌日一早醒来，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不能看到今天早晨了。人们在读报，关于加缪的报道刊登在头版，而他们却十分冷漠。她于是在想爱着加缪的那个女子，想象她看到在街头巷尾到处可见的那张面孔时的痛楚。这张再也不能说话的面孔，似乎既属于她，也属于每一个人了。便想：人的内心的痛苦被别人在每一个街角传扬、广播，这多折磨人啊。米歇尔·加利马尔受了重伤，抢救无效后，也死了。加缪、维昂、米歇尔一连串的死亡开始了，这一过程还会继续，直到有一天死亡降临到自己头上。
带着无言的痛苦，那些日子，她摇摇晃晃地走在那不可能亲历的天地的边缘，触摸着她虚无的另一面。
5. 古巴：正处于革命“蜜月”之中
萨特和西蒙·波娃又经常待在一起了。他们欣赏唱片，共度长长的黄昏。还常常在星期天沿塞纳河或者在萨特度过童年的先贤祠后面长途散步。在散步时，他们总是悲叹年龄似乎减弱了他们的好奇心，萨特认为，他们缺乏进行新的旅行的热情，这与其说是精神上的疲劳，不如说是由于体力衰竭，还因为她不希望他再次疲劳过度。
他们觉得应该摆脱这种懒散状态。如果一味麻木自己的好奇心，如果老是沉湎于因自己对本国的不幸而无能为力的痛苦之中，便是在抛弃生活了。
2月中旬，他们飞往古巴。蓄着黑色小胡子的古巴《革命报》总编辑卡洛斯·弗兰基访问欧洲期间，在会见萨特和西蒙·波娃时说，他们有责任去古巴，看看那里确实在前进中的一场革命。于是，萨特与发行量很大的《法兰西晚报》签了一个合同，为该报撰写一系列有关新古巴的文章。
从一开始起，这次逗留就具有正式访问的礼仪、日程安排和反响。他们俩在卡斯特罗陪同下在岛上穿梭往来，举行了无数次演讲。由于萨特还作了电视讲话，哈瓦那的人便都认得了他，他们走在路上时常有出租车司机叫：
“萨特！这是萨特！”
男男女女在路上挡住他俩，把友情狂热地泻到他俩身上，因为卡斯特罗对他的人民讲，这个人是朋友。
在与卡斯特罗一起的三天旅行中，除了开始有点拘束外，他们一直被融化在亲密的气氛中，随着他挤进热情的人群中，体验到久未感受过的欢乐。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我也喜欢古巴简洁、蔓延的自然风景。在光滑、银色的棕榈树干顶端是深绿色的棕榈叶，它们与灰绿色的甘蔗构成了完美的和谐。最使我震惊的是看到棕榈树下吃草的公牛，它们的相貌总是使我联想起沙漠的面目。我喜欢圣地亚哥，喜欢那里的黑人群众。我喜欢特立尼达，它荡漾着往昔殖民地的肃穆情调，但同时又以它烂漫开放的鲜花充满生气。我喜欢哈瓦那、韦达多，这是我们旅馆的所在地。富裕的资本主义城市所拥有的一切诱惑物这里都有：宽阔的大道、美国式的长体汽车、漂亮的摩天大楼以及夜间辉煌的霓虹灯招牌。我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一座伸向大海的花园；远处，我能望见哈瓦那老城，望见大浪狠命地冲击着岬岩。”
这里没有阴谋，没有官僚，有的只是领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及动摇不定的微微使人迷茫的希望。
“这是革命的蜜月时间。”萨特对她说。
这情形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但看到它的确令人欣慰。这是因为，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由暴力获得的幸福，这里的人民一个个笑逐颜开，心花怒放，这使她重新品尝到了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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