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方 编著
1 水兵马尔金
从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到彼得格勒，一路上十分单调，像过一条隧道；实际上这也确实是一条隧道——革命的隧道。
到达别卢斯特洛夫车站时，他们受到了一个由国际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的欢迎。孟什维克没有派人来，甚至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等）也没有派人来。
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布尔什维克代表费奥多罗夫和托洛茨基的老朋友乌里茨基先后讲了话，托洛茨基致了答词，谈到了进行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当人们骤然用手臂将他抬起时，他一下子想到了在哈里法克斯被英国海军武力挟持前往集中营时的同样经历，不过这次是朋友们的手臂，四周是旗帜的海洋。托洛茨基看到了妻子兴奋的表情，而孩子们脸色苍白，神色惊慌，他们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车站欢迎仪式一结束，托洛茨基就仿佛掉入一个漩涡之中。他记得自己是从车站直接去苏维埃执委会参加会议的。当时的常任主任齐赫泽冷冰冰地迎接了他。布尔什维克凭着他在1905年担任过苏维埃主席的经历，建议立即吸收他参加执委会，这一来引起了一阵混乱。孟什维克同民粹派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当时，他们在革命各部门占据绝对优势。经过讨论，执委会通过托洛茨基作为无表决权成员列席会议。
在彼得格勒街头，孩子们听着人们用俄语说话，看着街头商店门前的俄文招牌，感到十分惊奇，就连托洛茨基和妻子也都感到陌生和不习惯。要知道，他们离开俄国整整10年了，那时候他们的大孩子才一岁多一点，而小的则是到了维也纳才出生的。
托洛茨基同妻子带着孩子在“基辅旅社”的一间房子里安下身来，就连这间房子还是花了不少精力几经周折才弄来的。刚安顿下来的第二天，一个衣着华丽的青年官员来拜访了托洛茨基。
“不认识了？”
托洛茨基认不出他来。
“我是洛吉诺夫。”
这时，托洛茨基由这位盛装的官员想起了1905年的那个青年锻工。他曾是一个战斗组织的成员，在人行道的铁栏杆边同警察展开过搏斗，并怀着年轻人的满腔热忱一直追随着托洛茨基。1905年以后他就不知去向。现在托洛茨基才知道，原来他并不是无产者洛吉诺夫，而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理工大学生谢列勃罗夫斯基，但他年轻时就已经被工人群众同化了。反动时期，他成了一名工程师，脱离了革命；战争期间，他是彼得格勒两家最大工厂的政府总监。二月革命稍稍震动了他，使他回忆起过去。他从报纸上得知托洛茨基回国的消息，因而，来到这里，热情地邀请托洛茨基住到他家去，并且立刻就去。托洛茨基略事犹豫，就同意了。谢列勃罗夫斯基和他的年轻的妻子住的是一幢很宽敞、很豪华的专供总监居住的楼房。他们没有孩子。家里一切都是现代的。在半饥半饱、破败不堪的彼得格勒，托洛茨基住在这里仿佛生活在天堂中。但是，谈话一涉及到政治领域，情况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原来，谢列勃罗夫斯基是一个“护国主义者”，而且对布尔什维克非常仇视，甚至还认为列宁是一个德国间谍。他一开始就遭到托洛茨基的坚决抵制，以后变得谨慎许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觉得继续与他们共同生活已属不可能。托洛茨基一家离开了好客但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分子的主人，回到了“基辅旅馆”的那间房间里。在这以后，谢列勃罗夫斯基还再一次地邀请托洛茨基的孩子们去他家做客，让他们就着果酱喝茶；孩子们感激地把列宁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讲给他听。两个小家伙对谈话和果酱都很满意，小脸由于兴奋胀得绯红。
“可是，要知道，列宁是德国的奸细。”主人对他们说。
“这是什么话？是谁说的？”孩子们立即推开果酱茶，站起身来。
“哼，说这话的肯定是坏蛋。”托洛茨基的大儿子断言。他再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词汇了。这下轮到主人发火了。于是他们的交往到此结束。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托洛茨基吸收谢列勃罗夫斯基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跟许多人一样，为苏维埃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就加入了党。现在他是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成员，那个政权的骨干之一。如果说1905年他被误认为是一个无产者，那么现在他被误认为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更容易了。
7月事变以后，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和谩骂充斥在首都的街头巷尾。托洛茨基被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逮捕，在从国外流亡回来的两个月后又一次地被投入那熟悉的“十字监狱”。他想，加拿大亚默斯集中营的那位莫里斯上校在晨报上读到这条消息时一定感到十分称心，而且有这样感觉的决不止他一个人。可是孩子们愤愤不平。他们责问母亲，如果说在那儿，他们把爸爸送进集中营，而在这里，又把他送进监狱，那么这算是什么革命呢？妈妈说他们说得有理，告诉他们这还不是真正的革命。可是怀疑主义的苦水已经潜入孩子们的心头。
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托洛茨基一家在一个自由派记者——一个有钱的寡妇的一幢宽敞豪华的住宅里租了一个小套间。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全力以赴的进行着。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报纸和杂志不停地攻击他。他们在家里时时感到被一堵敌视和仇恨的墙包围着。他们的厨娘安娜·奥西波芙娜去居民委员会领取面包时遭到主妇们的责难；儿子在学校里受到折磨，还由于他父亲的缘故，被取了个“主席”的绰号。这时托洛茨基的妻子在木材工人工会工作，每当她下班回来时，老看门人总是怒目地看着她从他面前走过。在这种目光下走上楼梯简直是灾难。女房东更是常常打电话来询问，她的家具给弄坏了没有。可是，忽然有一天——这真是美妙的一天，房子四周的包围突然消失了，就像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把它给掠走了一样。看门老头儿见到托洛茨基妻子竟然给她行起鞠躬礼——这是只有受人尊敬的人才能享有的礼遇；居民委员会发面包时，不用耽搁，也不受威胁了；谁也不一看见他们就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这一切，都是谁——是什么魔法师施的魔法呢？这是尼古拉·马尔金。托洛茨基应该谈一谈他，因为正是由于有了他——有了千万个马尔金，十月革命才得以取得胜利！
马尔金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炮手，又是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没有立即发现他的存在。马尔金的性格使自己不愿意抛头露面。马尔金不是演说家，甚至连说话都不那么利索。此外，他还是个性格腼腆、郁郁寡欢的人，心灵深处埋藏着一股抑郁的力量。马尔金是由一块材料而且是一块纯正的材料制成的人。直到他已开始执行起关心托洛茨基的家庭的任务时，托洛茨基仍然一无所知。马尔金和孩子们熟悉了起来，带他们去斯莫尔尼食堂小卖部去喝茶，吃夹肉面包，在一般情况下还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儿欢乐，这在那个严酷时期是极为难得的。马尔金常常悄悄地来料理料理，查看一下一切是否停当。托洛茨基压根儿不知道他的事。马尔金从孩子和安娜·奥西波芙娜那儿知道了托洛茨基一家生活在敌对情绪的包围中，于是他走访了那个看门老头儿和居民委员会，而且看样子还不是他一个人，是带了一队水兵。看来他是说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话，因为托洛茨基一家周围的气氛立刻就改观了。这样，在托洛茨基所住的这幢资产阶级楼房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确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后来托洛茨基才知道这是孩子们的朋友，一个波罗的海水兵的所作所为。
苏维埃开始转向布尔什维克，敌视托洛茨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印刷厂老板的支持下，立即剥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需要出版一份新的报纸。托洛茨基找来马尔金商量。他钻进了那个地方，做了几次拜访，讲了需要印刷工人的事，于是，只几天工夫，一份新的报纸《工人与士兵报》就诞生了。马尔金夜以继日地坐在编辑部里处理事务。在十月的日子里，马尔金那结实的身影，带着一副黝黑、阴沉的面孔，总是在最危险的地方和最需要的时刻出现。他到托洛茨基这里来，只是为了报告一切顺利和询问还需要做些什么。马尔金逐渐积累了经验——因为这回是在整个彼得格勒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
街道上一些社会渣滓开始袭击首都和宫廷里储藏的酒库。有人在幕后策划和领导这个危险的运动，企图让革命在酒精的烈焰中化为灰烬。马尔金觉察到它的严重性，立即投入了战斗。他保护酒库，保不住就毁掉它。他穿着高统皮靴，在没膝深的满是酒瓶的碎片的芳醇酒海中走来走去。酒顺着街沟流向涅瓦河，浸满了地上的积雪。酒鬼们匍匐在地下，贪婪地舔吸着沟里的酒。马尔金手里握着左轮手枪，为创建一个禁酒的十月而战斗。他常常湿淋淋的，浑身散发着佳酿美酒的芳香，回到家来，两个孩子总是在那里屏息等待着他。马尔金击退了反革命的酒精攻势。
当托洛茨基受命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候，几乎无从着手进行工作。从部长助理到女抄写员，所有的人都在罢工。文件橱全锁着，钥匙却没有。托洛茨基找来马尔金，他知道该怎么行动。他把两三个外交官关在一个上了锁的房间里，第二天就拿到了钥匙，请托洛茨基到部里去。可是托洛茨基在斯莫尔尼忙于全面的革命工作，脱不开身，于是马尔金成了那时期非正式的外交部长。他弄清人民委员会的结构以后，立即坚决地清除了那些出身高贵而犯有偷窃行为的外交人员，按新需要设置了办事处；没收了利用外交信使公文包从国外走私带进的物品，帮助流离失所的人；清理出最可资借鉴的秘密文件，自行负责地配上一些说明性文字，印成小册子出版。马尔金没有获得过学位，书写中免不了还有语法错误；他的译注常常出人意料，甚至使人吃惊。但总的来说，马尔金把外交钉子牢牢地钉在了要钉的地方。
后来，内战开始了。马尔金堵住了战线上许多缺口。现在他又去遥远的东方去建立政权了。马尔金在伏尔加河上指挥着一支舰队，驱赶着敌人。每当托洛茨基听说在某个危险地方有马尔金在，心里就感到宽慰和振奋。但是，灾难终于降临。在卡马河上，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尼古拉·格奥尔吉耶维奇·马尔金，他的强壮的有力的水兵身躯倒下了。他牺牲的电报送来时，托洛茨基仿佛觉得一根巨大的花岗岩石柱在眼前轰地坍塌了。孩子们的小桌上，安放着他戴着缎带水兵帽的照片。
“孩子们，孩子们，马尔金死了！”
直到现在托洛茨基还记得孩子们的两张苍白的小脸蛋由于突如其来的悲痛而扭曲的情景。性格阴沉的马尔金总是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他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计划。他还眼里噙着泪花，跟9岁的谢廖沙诉说一个他曾经那么长久热恋过的女人怎样最终抛弃他的事，他就是因为这心灵上的创伤才总是蒙上一层阴抑的色彩的。谢廖沙惊惶不安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这位温和的大朋友向孩子们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之窗，仿佛他们是他的同辈朋友。可是在这同时，他又是一只老海狼，一个革命者，一个最神奇的童话中的真正英雄。难道，就是那个曾经在外交部地下室里教他们用大口径短筒手枪和卡宾枪射击的马尔金死了吗？噩耗传来的那个沉寂的晚上，托洛茨基看见两个孩子的身躯在被子里颤抖，孩子的妈妈还听见他们在伤心的抽泣。
2 摩登杂技场的演说
生活在群众大会的漩涡中旋转。托洛茨基发现彼得格勒的所有革命演说家几乎都变得声音嘶哑或完全失声了。1905年教会了他要更小心地爱护声带，因此他才得以基本上没有落伍。群众大会在工厂、学校、剧院、杂技场、街道和广场一个接一个地举行。他总是半夜以后才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常常在半睡半醒中找到批驳政敌的强有力的论据，而早上7点，有时还要早点，讨厌的敲门声又把他从睡梦中拖起来：请托洛茨基去参加彼得戈夫的群众大会，或者，喀琅施塔得派来了快艇，士兵们要听他演说。每次总觉得，这次大会是肯定支持不住了。然而，某种精神的潜在力量慢慢涌出，托洛茨基又能够一小时、甚至两小时地讲下去。在他讲话时，从别的工厂和地区来的代表团已坚守在他身旁，将他团团围住。原来，有三个或五个地方，几千名群众已经等了他一二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了。在那些日子里，觉醒的群众多么耐心地等待着新的信息！
在摩登杂技场举行的群众大会是非常突出的。不仅托洛茨基，连他的对手们也特别关注这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他们认为杂技场是托洛茨基的堡垒，所以从来没有打算在那儿发表演说。可是，每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里抨击妥协主义分子时，常常有人恶毒地喊道：
“这儿不是你的摩登杂技场！”
这句话成了他们的老生常谈了。
托洛茨基通常在晚上，有时甚至是半夜里在杂技场发表演说。听众都是工人、士兵、劳动妇女、母亲、街头少年以及其他首都被压迫的下层人。会场里每一平方俄寸的地方都被占据，每个人你挤着我，我压着你，孩子们坐在父亲的肩头，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没有人抽烟。楼座因为经受着人体的重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托洛茨基是从人缝中挤上讲台的，有时是直接被人们的双手举上去的。在人们屏息静气的紧张气氛中常常突然爆发出呼喊声和热烈的尖叫声。他的身边、头上尽是挤得紧紧的手臂、胸脯和脑袋。托洛茨基仿佛是在一个由人体构成的温暖的洞里讲话。如果讲话时要挥动手臂，必然要碰到身旁的什么人，而每一个友好的反应又都告诉他，不必为此担心，不必中断讲话，请继续讲下去。任何疲劳，在这种热情的人群的强烈电源感应下，能够存在下去吗？他们渴望知道、了解和寻找自己的道路。有时托洛茨基仿佛凭嘴唇就能摸到这些已汇成一体的人们要求寻根问底的愿望。这时，在同情感的压力下，事先准备好的论据和词语被挤到了一边，而另外一些他自己也料想不到的但为群众所需要的词语和论据在下意识中井井有条地出现了。这就是摩登杂技场，它的情景是热烈、稚嫩而又狂势。婴儿们平静地吮吸着母亲的乳头，而母亲则在赞许或威胁的喊叫着。整个人群也像是一个婴儿，正用干渴的嘴唇依贴在革命的乳头上。不过，这个婴儿成长得出奇的快……托洛茨基从摩登杂技场出来比进去更困难。人群不想破坏自己的联合体——他们不愿意散去。托洛茨基在累得稀里糊涂中，被无数双手托起，从人群头上漂浮，一直漂浮到大门口。有时托洛茨基在人群中认出两个少女的面孔 。她们和她们的母亲①住在邻近，大的15岁，小的14岁。托洛茨基总是只来得及朝她们的兴奋的眼色点点头，或者一边走一边匆匆握一握她们递上来的温暖稚嫩的小手。但是人群很快就将他们分开了。当托洛茨基已经来到大门外时，他发觉整个杂技场的听众还跟随着他们。深夜的街道充斥着一片呼喊声和脚步的踢踏声。一扇大门打开了，人们将他迅速地推了进去，随即又关上。这是朋友们把托洛茨基送进了巴蕾舞女演员克舍欣斯卡娅的家，这幢豪华的公馆是尼古拉二世为她建造的，此刻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参谋部。穿灰军大衣的男人坐在缎面家具上，或者在久未打蜡的地板上踏步。托洛茨基在这里可以等到人群散去后再继续前进。
① 此处指托洛茨基前妻生的两个女儿。
开完大会，托洛茨基独自一人在阒无人迹的大街上行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昨天也是这样，似乎前天也是如此。他随即掏出了勃郎宁手枪，一个急转身，并且向后退了几步。
“你想干什么？”托洛茨基厉声问道。
托洛茨基面前出现一张年轻、诚实的面孔。
“请允许我保护您，因为杂技场里混进了敌人。”
这就是大学生波兹南斯基。从那时起，他就与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在整个革命年代，波兹南斯基担负了托洛茨基交给他的各种各样责任重大的使命。他负责保卫托洛茨基的个人安全，创建了一个流动军事秘书处，搜寻被遗忘的军事仓库，弄来需要的书籍，从无到有组建一支支后备骑兵连，亲自在前线厮杀，最后，也同托洛茨基一样站到了反对派行列里。如今，他正在流放中。托洛茨基期待着未来有一天他们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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