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外元郭六云 编著
斯诺花了比原计划多两倍的时间游历了缅甸和印度，但此行却使他过得充实。通过亲自体验和比较，斯诺得出了结论：“在许多难以看清，却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人远比其他东方人先进，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而且不可避免地会落在他们身上。这样你就会懂得在今天的表面变化下面，有一种真正然而缓慢的历史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将逐渐加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一种从封建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而这是顺应历史之必然的。”由此，斯诺想起了密勒曾对他说过的：在今后20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性的大事。他要尽快回到中国去，“我希望看到它的发生，而在未发生以前，如果可能，我要预先知道一些情况。”
由于急切地想了解中国，一直想回家的斯诺，一反常态，电告新闻统一协会要求返回到中国去。未等到回复，他就启程了。此时，斯诺放弃回家打算，主要是因为他日思夜想的母亲已离开了人世，即使回家也无济于事了。再加上美国社会正经历着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他对中国式的生活方式的习惯，留在中国是较合适的。他认为中国虽然贫穷、苦难、疾病流行和社会不平等，但这也是一种刺激，它将激起一个人的人性；这种人性会比生活在美国的同样环境中更真实、更深刻。
1. 战地采访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制造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爆炸事件，演出了贼喊捉贼的把戏，发动对中国东北军大本营——沈阳的进攻，即“九一八”事变。日军在短时间内控制了关东全境。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南京方面却坚持执行不抵抗主义政策，日本人步步进逼，南京方面却妥协退让。但地方势力却有违令抵抗者，黑龙江省政府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部在嫩江桥奋起抗击日军。
“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也引起新闻界的普遍关注。中外各大新闻媒介纷纷派出记者前往采访，斯诺也迅速赶往东北。等到斯诺到时，马占山部由于势单力孤，支撑不住而退往中苏边境地带。斯诺发出的报道是：日军的进攻简直是单纯的追赶和占领。战事迅速结束，斯诺返回上海，却发现民众的自发的抗日组织和抵制运动形成了另一个战场，他们抵制日货，打击日本的经济贸易。日本方面却要求蒋介石政府压制所有的民众抗日活动，特别是上海的抵制运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使上海成为“非军事化”地区，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日本人不满足于轻易夺取东北的战绩，要完全消除中国人的抗日情绪。
日本海军部队看到陆军的进攻获得成功，他们也要显示日本海军的强大威力，既然中国不敢在东北抵抗，也就不敢在上海抵抗。为此，他们在上海寻衅，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日军找到了借口，那就是日本浪人和僧侣在上海闸北无理取闹，与中国居民发生争端，愤怒的中国人打死了一名无赖僧侣。日方驻上海领事官员要求中国政府“惩凶”，赔礼道歉、解散反日民众团体。上海市市长吴铁诚经请求中央政府，接受日方全部要求，向日方作出妥协。国民政府一味的不抵抗和依赖“国联”进行外交解决，却被日本侵略者视为软弱可欺。日军悍然挑起战争，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却未想到，居然还有一个敢于为保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第十九路军不畏强暴，奋起自卫。就连斯诺这样的西方记者也“曾经像别人一样设想，中国军队是决不会投入战斗的。”
日本海军舰队司令盐泽咄咄逼人地发出了最后通牒：中国军队必须在午夜12时前撤离闸北地区。日军按照命令已开进了攻击地带。斯诺从一位日本记者那里得知日军将立即占领闸北等地的消息后，立即赶往闸北。他发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日军即将袭击他们，灾难即将临头，火车站里却依然挤满了准备乘车的人群。当斯诺把日军将进攻的消息告诉运输部经理程宝辰时，这位程经理开始不相信：中国政府已接受日方条件，日军还会进攻吗？在斯诺的耐心说服下，程经理半信半疑地看了斯诺抄下的日军司令下达进攻命令的抄文后，他思忖着，在没有接到上级指示前，如果我采取行动，引起人为的惊慌，那我就要脑袋搬家了；但如果我不采取行动，而日军进攻又是事实的话，那我就既失车辆又丢掉脑袋。在交战前，程经理转移了车辆，疏散了人群。战斗结束后，政府表彰了他。“在战火中相机主动，措置得宜”，由此而得晋升和奖励。后来，程还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罗伯特·沃德找到斯诺，传话给斯诺，他要为他所得到的帮助而宴请斯诺以表谢意。
斯诺还找到一位驻守车站的团长，又把消息告诉了这位团长，可团长也不知道日军要采取行动。不久，日军发起了进攻。斯诺赶往交火地点，十九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斯诺在漆黑的夜晚辨不清方向，倚墙而行，大致想像租界地的方向所在，他花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安全区——西方人的天地——公共租界。斯诺立即发出了第一篇目击报道《鲜血染红了上海街道》。
中日双方交战的几个星期中，斯诺向美国新闻统一协会的几大报纸即时发出连续报道，《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等均在第一版的重要位置予以刊登。斯诺的特稿受到各大报纸的普遍欢迎。斯诺的这些报道是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穿过战地。有一次，当他采访蔡廷锴将军后返回时，摸黑走了两三个小时。当他通过日军防线一侧时，他的帽子被一个中国士兵打了一个洞，险些送命。斯诺在庆幸之余倒还称赞“这个积极防守的中国兵真是英雄”。
斯诺为中国军民的抵抗精神所感动，他写下了如下的评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体现在中国人民身上那种为西方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形象就是十九路军那些来自南方的年轻战士，他们敢于面对死亡放声大笑。”
“中国终于被一种力量震醒了。”“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上的失利乃是一种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最令人震惊的是，这种胜利主要是由一支军队去完成的，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来没有投入战斗。上海之战使得许多中国青年相信，如果在爱国斗争中团结起来，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大约只有不到5000人的十九路军，面对6500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外加几十架轰炸机，且动用了大部分舰只的主体作战火力的进攻。中国军队坚持抵抗了34天，在每一个阵地和每一条街道上与日军对垒，牺牲过半仍顽强不屈。他们得到了全国爱国者的支持和声援，一部分青年志愿者加入了对敌战斗的行列。
斯诺的出色而成功的报道，受到美国新闻界的赞赏，连英国人也大加赏识。1932年3月，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聘请斯诺为该报特约海外记者。
斯诺对抗日军民赞赏时，却对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和对内政策进行鞭笞。当长江流域发生水灾时，斯诺进行了实地采访报道，写下了《中国的洪水始末记》。报道中写道：“我记得小说《悲惨世界》里一个人慢慢被活埋进流沙里去的情景。但现在，这种可怕的走向死亡的过程，正发生在90万中国人身上。这次打击是在中国发生的一连串悲剧的顶点。”当他为洪灾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而深表同情时，却对国民政府的无所作为进行了批评：“蒋介石宁可耗费资财去同共产党打仗，却不援救洪水的牺牲者们。”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南京政府本来能有机会组织全国性抵抗，取信于民，但它还是什么也不做，还是那么没骨气”。
“‘一·二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带着政府官员逃到洛阳去了，讽刺性地令人想起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但要是蒋增兵，中国本来可能会长期守住防线，但蒋介石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害怕日本人的威胁。”“不幸的是，当需要保卫国家的时候，南京政府却把最能打仗的军队和大批新式武器投入内战之中。”
斯诺在东方世界游荡了4年，对亚洲的东部以及南亚已有初步认识，他将在亚洲的旅行见闻和观感汇集成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于1933年在美国出版。这部处女作融新闻性、报告文学和评论性于一体，并将作者的亲历记述于其中，使读者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增强了可信度。这种体例的写作方式在斯诺以后的著作中逐步得到完善，并成为他创作的基本色调。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广为流传。通过他的著作，人们可以直接了解所要知道的事情。
《远东前线》向人们展示了亚洲的现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记述了亚洲人民要求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日本的崛起和对亚洲的虎视眈眈；日本对中国的渗透、入侵，对欧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排斥是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末日。
他对日军的侵华所作的描写是：“我看够了。我的脑际里印着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我看到成百个无辜（中国）百姓的痛苦、损失和死亡。他们无端被屠杀，事先什么都不知道。”
“在东北，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大量财富被日本人洗劫一空，毁坏殆尽。”“日本远征军踏着中国青年的血泊前进，这决不是什么英雄。”
对日本侵略者的强词夺理的鼓噪，他给予尖刻的讽刺，“早些时候，他们说，为保卫日本，必须占领朝鲜；昨天他们说为了保卫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东北；那么明天他们的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必须占领华北。这是何等美妙的帝国主义逻辑！按这些逻辑，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法国攫取了印度支那，下次又该瞧日本的了。”
斯诺还在《五十年对中国的肢解》一文中指出：“最近日本对河北的占领，历史性地完结了中华帝国衰败没落的五十年周期。自1883年以来，中国迅速地丧失了近250万平方英里土地，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领土正在被欧洲列强与日本瓜分、统治着。这种肢解给中国造成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中国至今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远东前线》的问世，也表明斯诺对中国的形势有所认识，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斗争开始了研究。
刚踏上中国领土的斯诺，曾认为国民政府是中国走向民主、统一的象征，寄予很大的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社会了解的增加，通过游历华南沿海、沿铁路线的采访，斯诺感到原来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他得出结论是：
国民党政府已成为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私人幕府。国民党也不再是一面革命的旗帜。“随着蒋介石倒退到军阀式统治，一连串的党派纷争和内战蜂起，国家陷于分裂。南京政权和从前的‘督军政府’时代没什么两样，执掌大权的都是‘蒋家王朝’的皇亲国戚，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绰号叫‘清一色’，国民党的正直的有识之士均被排斥在外”。“现代自由思想也因此遭到清洗，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被玷污了”。
斯诺通过第二手材料，开始关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那时，他称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他认为：“从1927年起，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符合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共产主义在中国中部的进展，是历史上最惊人的群众运动之一。”但他同时又认为：“共产党破坏了腐败的旧社会残余，却也破坏了不可数计的生命财产”，“农民运动迄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破坏性的。”他评论道，“共产党可能永远不会变强大”，“中共在继续发展时，城市知识分子对它的同情也在增长。但这一运动只有激情，并不具备足以团结和领导全国的能力、知识和政治组织。迄今为止，它的胜利可能只意味着暴民的政治的胜利。看来它缺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和有素养的领导人。”最后，斯诺客观地说道，这些情况是“极零碎、粗糙和不可靠的。”
当时的美国人只注意对这位年轻的作者的处女作做文学上的评论，却忽视其作品的实际内容的意义所在。斯诺看到了东方的世界的同时，也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及殖民主义政策的反动性；而美国人则不乐意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斯诺在思想上已开始与美国人产生了距离。
2. 影响斯诺的中国人
“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对她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她悲哀。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和苦痛，它们沉重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也许我太年轻了，感受是如此之多，使我难过已极，不能自制。在我看来，品德如此美好，性格如此坚强的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对待。我相信，我们应尽一切力量来使他们重新恢复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这个寻找“东方魅力”的美国青年从人道主义的同情出发，到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中国社会，从陷入苦难中的中国寻找到了正在兴起的新兴活力，并为这些真正的中国人所折服。斯诺发现了中国的希望之光，十九路军的奋起，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体现了为西方人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他看到一位曾经相识而难以取悦的歌女在中国防线后抬担架时，他得出了结论，中国被一种力量震动了。真正深刻影响斯诺的却是宋庆龄和鲁迅先生。斯诺公开承认，“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游历中国见闻越多，斯诺越感到迷惑不解。他反复思考着，提出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归结起来是：中国社会究竟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会怎样？他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的观点来看中国，赞成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革命，希望中国国家统一，政治民主，人民安居乐业，思想自由。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却不能去实现它呢？斯诺的采访总是带着这些问题，刨根究底地访问被采访者，以寻求答案。
1933年底，《纽约先驱论坛报》周刊的编辑要求斯诺给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写一个生动活泼的小传。这给了斯诺认识宋庆龄的机会，斯诺想方设法去求见宋庆龄。要见宋庆龄比较困难，因为她的住所总处在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和租界警察的警戒和监视之中。所以当宋庆龄同意会见时，她安排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的一家巧克力商店里会面，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躲避监视。斯诺与宋庆龄共进午餐，一起喝茶，他们一直交谈到吃晚饭时分。通过近一天的交谈，斯诺感到对宋庆龄有所了解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孙夫人这样可以信任和爱戴的人”。自此以后，斯诺成为法国租界莫里哀路宋庆龄住宅的常客，他从宋庆龄那里得到了所需解答的问题的全部答案。
斯诺记述道：“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她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她帮助我了解她自己的家庭，了解她为什么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拒绝同他们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无法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事实。”当斯诺问到宋庆龄是否是一个基督教徒时，宋庆龄说，传教的人已不认为她是基督教徒了，因为她不再去教堂做礼拜了。而教会却认为蒋介石是基督教徒。宋庆龄讲到这里时，对蒋介石杀害进步人士的残暴政策的悲愤再也抑制不住了。她说：“显而易见，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那一节哩。”她愤慨地表示：“只要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者，我就决不参加到这个政府里去；同样，如果他是基督教徒，我就不信教了。”“如果孙先生还活着的话，他宁愿和国民党脱离关系，也不能让他的名字用来当做封建军阀统治的象征。”
斯诺从宋庆龄那儿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也更想深入地去探究下去。正如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后来指出的，使斯诺感动的不是她的言辞，而是她的行动。宋庆龄支持一切反独裁的人，只要国民党左派在活动，她就站到他们一边去。她爱护所有的革命者，营救过许多革命和进步的人士；对邓演达、杨杏佛及左翼作家的遇害，她深切悲痛。她参加、组织了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斯诺的第二位夫人洛伊丝·惠勒也说道：“斯诺对这位英勇的妇女极为敬佩。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置身于革命这一边。”
宋庆龄是斯诺在中国接触到的第一位真正的革命战士，她鲜明的政治态度，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强烈地感染了斯诺。这也使斯诺深切地感到：“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正是通过宋庆龄的引导，斯诺才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斯诺的思想观念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显地向左转了。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斯诺认识了中国的年轻左翼作家、艺术家和创造历史的革命战士，探寻到中国的活跃思想。与宋庆龄建立友谊，相互了解的加深，彼此信任，至死不渝。正是宋庆龄的介绍与帮助，他才获得进入西北红区的机会，作出醒世惊人的报道。
斯诺不再是一个所谓有“旅行癖”的美国青年或是一个单纯的新闻记者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原则，使他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从社会学的角度，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他追随着中华民族的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的足迹，寻找中国社会变化的“健康的骚动”。他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寻找思想的光芒，关注中国当代的文学运动，从1931年起，在中国进步青年的帮助下，开始翻译和研究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
斯诺之所以要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首先是因为他感到：“任何对周围环境略有感觉的人，都会想了解中国知识界的活动并加以探究。”其次是“西方人——甚至中国人专门为西方读者所撰写的成百种‘解释’中国的书并未满足我的要求”。尤其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未译过，短篇小说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刊登在一些寿命很短的或是读者寥寥无几的宗派刊物上。然而革命时期的白话文学迄今译成英文的只是一鳞半爪”。再次，是因为斯诺要寻找“正在改造着中国人民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他认为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艺创作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里。在这里，“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斯诺着手翻译中国当代文艺作品，“是在会见了鲁迅和林语堂之后，才决定由我本人来承担这个任务的”。会见鲁迅比见到宋庆龄还难，因为鲁迅受到的不仅是监视，而且是更为严重的威胁恫吓和暗杀。斯诺认识鲁迅是通过东吴大学毕业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姚克（莘农）秘密牵线搭桥实现的，他们约见在一个小杂货铺里。结识鲁迅后，姚克成为斯诺最初的搭档，首先翻译了鲁迅的《呐喊》。后来，斯诺安家北京，姚克随之北上，再加上有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萧乾、杨刚（佚名女士）等几个学生的帮助，还有斯诺的满族中文私人老师的帮助。开始时，准备翻译出版鲁迅个人作品的集子，后来鲁迅建议斯诺应注意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值得介绍的。斯诺接受了鲁迅的建议，对翻译集作了些改变，前半部分仍为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风筝》、《他妈的》、《离婚》等文章，后半部分则收集了茅盾、柔石、巴金、沈丛文、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丁玲等十几位作家的各一二篇作品。经过近五年的努力，1936年7月，翻译集以《活的中国》为书名在美国出版了。
斯诺在书的扉页上的献辞中写道：“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崇高的精神，是‘活的中国’的卓越而光辉的象征。”书中还有海伦·斯诺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以及斯诺自己撰写的长篇编者序言性的导读文章和《鲁迅评传》。为此，斯诺还特意向鲁迅索取了一张照片刊于书中。
鲁迅先生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是第一个为他写传的人，他把鲁迅比作高尔基、契诃夫。他评论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斯诺还专门在《亚洲》周刊上撰文《鲁迅——白话大师》，称“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民国初年知识界的动荡”，“别人会由于年龄增大而趋于老练，变得保守；鲁迅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但在艺术上，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都成了激进论者”。“伴随着血洗街头的恐怖，以及他对反动派本质的认识，最终使鲁迅毅然转向了左派革命者”。斯诺深深感触到“鲁迅那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情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洞察力。”
鲁迅先生对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朋友提供了很多帮助，既赢得了尊敬更获得了友谊。斯诺则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先生对斯诺说：“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那些将军，再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是要永远思考和研究。”后来，斯诺按照鲁迅先生的教导，潜心研究中国社会，过了两三年的“学术加新闻”的生活，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从而真正认识中国及其人民，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要求。随着认识的加深，斯诺越发为中国所吸引。
斯诺在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鲁迅的热情关心和指导。在上海时，他们多次见面交谈，就翻译中的问题请教鲁迅先生，了解鲁迅写作的背景材料，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如在翻译《阿Q正传》时，斯诺问道：“既然国民党已进行第二次革命了，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正管理着国家哩。”又问：“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答曰：“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的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来说，只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后来斯诺移居北京，但仍与鲁迅保持书信往来，通过频繁的书信就教于鲁迅。在信中不仅交流翻译中的问题，而且对社会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多处记载着他们交往的情节，他评价斯诺是几个外国人中“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在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斯诺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中国新的社会文化运动充满着生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丝毫无损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在逮捕、拷打、监禁以至死亡的威胁下，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恐吓、威胁，鲁迅依然揭露和抨击社会的罪恶，新文艺运动在刀丛剑树中发展。“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旧的文化。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的信仰遭到摒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由此，斯诺预言：“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
斯诺从鲁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以致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特拉斯莱·约翰逊赞扬《活的中国》一书，并提到南京方面对斯诺的一些文章不满时，斯诺的回答是：“由于我曾努力试图理解我看到的周围发生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事，而且曾同《活的中国》一书所收的一些作品的作者相识，窥视到他们生活中的悲剧和勇气”，“在编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事——在某些方面可能知道得太多了，以致当局不再对我客气了。”他告诉大使先生，“在某些方面，不能再认为我是温和的。如果你追究得很深，不能不受作品内容的影响而产生共鸣。”
斯诺对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探寻，开始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日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文化思想革命的内容与前景，预感到中国社会将发生的潮流趋势。
正是在宋庆龄、鲁迅及其他左翼作家的影响下，斯诺开始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从此斯诺又在他们的引导下接触共产党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真正为中国所吸引。使斯诺感到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在《活的中国》出版前夕，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了，一颗伟大而倔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斯诺特约姚克一起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追悼会，姚克代表他俩写了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3. 在激流之中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西方社会动荡不安，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浪潮席卷欧美日各国。为摆脱危机，转移国内人民视线，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政争迭起，殖民扩张和重新瓜分殖民地成为西方各国转嫁经济危机的直接方式。日本趁英美等国忙于解决内部事物之际入侵中国，它吞并东北，炮轰上海，裹挟热河，蚕食华北。德国希特勒上台，法西斯阴云密布欧洲上空。中国内战不已，军阀纷争，民不聊生，匪盗猖獗。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思想界、舆论界、政治家都在思考着。为寻找出路，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两种思潮和运动，即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与之对应的是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产主义浪潮。斯诺生逢其时，处于世界动荡的浪潮之中，身为记者，又处在浪峰之上。这个深受美国人民早期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统一、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富有正义感的美国青年，将自己置身于灾难重重的中国人民之中，悲伤其悲伤，快乐其快乐。
此时的斯诺在个人生活中有悲也有喜。游历印度、缅甸，患了严重的疟疾和痢疾，回到中国时尚未痊愈，身体虚弱。旅途中被骡子踢了一脚，膝盖肿痛，行走像瘸子。尤其是祸不单行，惊闻母亲辞世使斯诺悲痛至极，他悔恨不已，漂泊在外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孤身一人闯荡异国他乡，不免感伤，情绪低落，心绪惆怅，雪上加霜，斯诺在精神上承受着重负。身心不愉快时，又遇上中国长江洪水成灾的惨景，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斯诺非常懊丧。所有这些，给这个寻找“东方魅力”的年轻人泼上了一盆冷水。
所幸的是，在斯诺处于苦闷之中的时候，“丘比特”并未遗忘这个漂泊的游子。1931年10月，一艘美国远洋轮“林肯”号送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海伦·福斯特。她身材修长，有一双闪烁的蓝眼睛，楚楚动人。她比斯诺小两岁（1907年9月21日生），海伦出生于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自然科学系主任，也是一名律师。海伦精力旺盛，好学善问，人们习惯称她为“佩格”。她与斯诺一样，喜爱文学，在少年时就有当作家的梦想。海伦是作为美国派来驻沪领事馆的女秘书而到中国的。一到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就把斯诺介绍给她。他们在上海一家名叫沙利文的咖啡馆相见，由此，斯诺一见钟情。第一次见面，海伦就给斯诺一个惊喜。她把斯诺从亚洲发回到美国的报道文章剪贴收藏，并带到中国来了。一见面，她就把它拿给斯诺看。这使斯诺感到莫大的安慰，对精神不振的斯诺来说犹如久旱遇甘霖，滋润了心田。见到海伦，斯诺感到她就是“他所熟悉的那种好像就住在隔壁的女孩子”，这是斯诺离开堪萨斯城后第一次见到的这种女孩子。斯诺对海伦的第一句话是“你叫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海伦从故乡来，使斯诺有他乡遇知己的兴奋之情，消除了孤独寂寞和思乡之情。两人交往日益增多，经常一起漫步上海外滩，情意交融。但海伦不想过早结婚，她立志要在25岁前周游世界，并出版一本书，而且只准备在中国呆一年时间。然而，她也与斯诺一样，计划自然被打破了，她留下来了，并与斯诺结婚了，真叫“千里姻缘一线牵”。
海伦与斯诺之间的爱慕之情悄悄产生了。在斯诺患病住院期间，海伦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斯诺感受了爱的温情。一次，他们在北风萧萧的黄埔江畔散步时，斯诺正式向海伦求婚，海伦同意了。于是他们商定在1932年的圣诞节结婚。宋庆龄为他们举行庆宴，在家中设广东菜家宴，并送给他们一个咖啡壶以示祝贺。按海伦的要求，婚礼仪式要在日本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馆举行，然后去南洋作蜜月旅行。因为海伦认为当时的中国卫生太差，而日本好些，城市也漂亮些，再则想去日本看一看。当他们赶到大使馆时，只差几分钟就要闭馆了。婚礼仪式很简单，由斯诺在上海时的朋友当时的驻日使馆人员约翰·阿利亚森安排并充当男傧相。
蜜月旅行从日本到台湾、婆罗洲、塞利比斯、爪哇、巴厘诸岛、新加坡，再回到中国，沿中国海岸各港口停停走走。他们还特地去了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香山，他们考察了旅美华侨的故乡。最后他们去了北平。旅途中，他们读书、讨论、畅想，采访报道新闻。在香港正好遇上肖伯纳来港讲学，他们拜访了他，并听了他的演讲。
蜜月过后，斯诺携新娘去北平。当时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爱德华·亨特已前往欧洲，于是协会决定由斯诺前往北平接替其职位。1933年3月，斯诺到北平赴任。他们在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幢房子住下来。他们在这个美丽的故都生活了五年。斯诺笔下的北平城是：“亚洲最壮丽、最有趣的都城。它是一个具有差不多三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的文明中心，它的内王城有着若干宽敞之美，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古宫殿建筑，给人以一种古代风习感。”“它不同于上海，北平及其郊区是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只有东交民巷例外。”而这里的外国人也“不同于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大多数都对中国具有研究者或学者的兴趣。在那里，纯粹是为了赚钱的人是比较少的，哪怕是做生意的人，也得学习中文，因为走出东交民巷，欧洲语言就很难通用了。”上海有的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十里洋场；而北京有的是奇珍异宝的古董铺和富丽堂皇的宫殿。在北平城里住着的是退职的官僚和退役的军人，还有学者、僧人、古董商人、人力车夫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学生。住在北平的西方人，主要是从事教育、艺术、外交和新闻事业的工作者。
斯诺夫妇安家北京后，开始了他自己认为的“介于新闻与学术之间”的生活。有时外出采访。为统一新闻协会写新闻报道，而更多的是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为斯诺提供了世界政治、经济斗争的许多现实材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刊报纸，有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而这些材料全都是用英文写就的第二手材料。这些二手材料是通过剪接的，并且是带倾向观点的，使斯诺感到不全面而不太可靠，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问题。为此，斯诺得想办法去接触第一手资料。
在中国住了50年的老“中国通”、汉学家——L·C·阿林顿对斯诺说：
“斯诺，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国，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精通她的语言。”而在当时，外国人学中文是件稀罕事。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自视高贵，看不起中国人，也贬低中国文字，甚至认为“学习中文会伤害大脑神经，那些极少数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会被看作怪物，背后遭到人们的讥笑”。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不顾讥笑，斯诺毅然接受了汉学家阿林顿的忠告，开始学习中文。只有学会中文，才能直接去与中国人交流，深入内部去探索中国社会，完整而确切地、不带偏见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才有对中国问题的发言权。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尤其是印欧语系的人，要学好汉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汉字是方块字，读音有声母、韵母，语言声调有“阴、阳、上、去”四声；有文言文和白话文，同音词、近义、同义词；还有地方方言。书写工具有“文房四宝”，当然此时亦可用现代的笔。斯诺迎难而上，在阿林顿的鼓励下，拜一位满族老师为师，认认真真地学起来了。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斯诺也确实感到中国语言比较难学，“我没有语言方面的天资，而欧洲语言对于学习中文又无帮助。在失望与忍耐的交织中，大部分得力于我的满族老教师的指导。我终于学到了足以应用的国语，使得我得以在简单的交谈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了解别人的意思”。
斯诺学习中文时断时续，是在工作之余进行的，可他越学越有兴趣了，他说：“我给精细巧妙的中文迷住了。”他学会了近1500个汉字，他自己认为：“这已使我能够阅读一些白话文作品了，我不完全是一个‘瞎子’了。”
正当斯诺学习中文刚入门了的时候，他失业了。由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大萧条，统一新闻协会的财政吃紧，斯诺到北京后的第二个月，他的薪水就被减少了，到年底他就被辞退了。斯诺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固定收入来源没了，只有给《纽约太阳报》的专栏周报投稿的微薄收入，而这仅够付房租。斯诺被迫为生计奔波，他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等大报社写求职信，均未能如愿受聘。此时，一位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报酬可观的工作：为美联社做一名跑日常新闻的驻华记者。工作要求是24小时坐在电话机旁，事无巨细，均要报道，而且一定要抢在别的新闻报道发出之前，并且不得在别的报刊上发文章。收入可观，可限制太严，斯诺不喜欢这种性质的工作，太限制个人的自由了。他喜欢“随意进行阅读和研究，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中发现新闻”的学术加新闻式的生活。
现实是严峻的，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起码的生计都成为问题。斯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准备孤注一掷。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存款从银行取了出来，准备到跑马场去赌一把，如果赢了一把，那他就不去美联社；如果输了，那就只得老老实实为美联社工作了。海伦忐忑不安地跟在斯诺身后往跑马场走去。随着发令枪声“砰”的一响，比赛开始了，在两轮赛马中，斯诺下注的马跑在第一位；幸运之神又像1928年在股市一样降临了，斯诺奇迹般地赢了1000多美元。斯诺兴奋地大叫起来了，“啊哈！美联社，我们拜拜了”。海伦拉着斯诺的手离开了跑马场，她要求斯诺“只要你不再去跑马场这样的地方，我宁愿饿肚子都行”。他们来到餐馆饱食一顿，回到家里安心于“新闻加学术”的生活。
真是好事成双，没过几天，斯诺又意外地收到一封被耽搁了一个月的由美国保守的《星期六晚邮报》寄来的信。信封开了一个小口，他俩开始以为是一份广告，斯诺问海伦：“是你订了邮报吗？”海伦感到莫名其妙。打开一看，竟是一张支票。他俩“对上苍的开恩感到诚惶诚恐”，这是怎么回事呢？“肯定是搞错了”，可能是打字错误，把75或是7.5写成了750美元。他们赶紧坐上黄包车去银行兑现，看看是不是搞错了。结果没错，这支票是750美元，而且是给斯诺的。隔了几天，斯诺又收到《星期六晚邮报》主编乔治·霍勒斯·洛里默的一封信，信中对支票一事作了说明。原来是《邮报》付给斯诺的稿酬，《邮报》采用了斯诺的游记式的长文《西方威望的衰落》。该文记述了旅途所见，评述荷、英帝国主义的衰败及在东方影响的下降；而日本却在亚洲崛起，并渗透远东各国。斯诺收到《邮报》主编的长达六页的信比收到一张支票还兴奋。洛里默亲自审阅了斯诺的文章，并欣赏斯诺的才能，要求斯诺继续为《邮报》撰稿。斯诺发出文章几个月了，没有反响而早把它忘了，没想到《邮报》采用了，而且稿酬那样丰厚，还可以与《邮报》建立合作关系。这里有海伦的一份功劳。当时斯诺准备将文章寄往《纽约先驱论坛报》，海伦劝他不要总往固定的报社投稿，试一试投向保守的《邮报》，结果成功了。《邮报》此时也想扩大自己的影响，也想有来自海外的报道，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此后，斯诺定期向《邮报》写报道文章，在40年代还成为该报的副主编。正是《邮报》的优惠条件，支付斯诺去想去的地方的所有旅差费，斯诺跑遍了世界各地。斯诺在为《邮报》工作期间，累计得到的费用大约有25万美元。
斯诺虽然失去了新闻统一协会的工作，但在跑马场赢来的钱加上《邮报》的稿费，足以维持夫妇俩一年的生活费用。加上斯诺又为《伦敦每日先驱报》、《纽约太阳报》等多家刊物撰稿，经济上就不用犯愁了。
不久，斯诺搬家了，在北京西郊，靠近燕京大学的海淀区军机处八号租了一栋别墅。房东是一位燕京大学毕业、信仰基督教的中国银行家。房子大得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房子呈“U”字形，半中半西式建筑，还带有一个一英亩的花园和一个小型游泳池；站在房子里的窗口边可以观看颐和园和西山的美丽景色。因为斯诺与房主相识，房租的价格也低得出乎他们的意料，每月只需40美元。在这附近是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居住的多是些中国学生、教授和外籍学生、教师。这些人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学术氛围，加上环境优美、静谧，是一个学习、读书、研究、写作的好去处。中国人优美的北京话，也是斯诺学中文的理想语言环境。斯诺夫妇自得其乐，过着悠闲的生活。
1934年春，斯诺被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燕京大学校刊》报道：2月9日，燕大教职员交际委员会在临湖轩设茗招待新闻系和社会系新到教员。其中有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雪·思诺”。斯诺对这个汉译名不满意，自己给换上一名字“施乐”，取意“好施乐善”。并特意到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刻上一枚隶书方章。在中国时他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员中有一半是英、德、美各国的通讯社驻华记者兼任的。斯诺讲授的是选修课“新闻特写”和“旅游通讯”。他给学生的印象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个谦虚好学的有学问的教师；他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好沉思，具有学者的稳重态度。萧乾、张文定等回忆道：
“他第一天上课，讲话就很别致。他说他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说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上课仿佛不是在讲学，而是在和学生谈心。他喜欢询问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善于运用启发式教育。”学生们在斯诺身上看不到“教气”，而是和蔼可亲。因而斯诺很快成为学生们的益友。像黄敬、龚澎、黄华、姚依林、龚普生、陈伯翰等成为斯诺家的常客。斯诺利用自己是美国人的特殊条件，收藏了许多被国民党政府规定的禁书。斯诺发现在中国“192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都遭到官方查禁。许多学生甚至因为藏有《战争与和平》等书而被捕。禁书扩大到德莱塞、肖伯纳、考德威尔等一长串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斯诺拥有的政府禁书中，有苏联小说，有反映中国红军的小册子，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这为进步的中国青年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学生们争相阅读，其中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就是受青睐的作品之一。斯诺与他们一起交谈，他经常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与学生们共同关心中华民族危亡、国家存毁的问题。斯诺的家被学生们称作是一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斯诺感觉到“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一股激进主义浪潮乃在那里翻滚”。
这位美国新闻学教师有机会接触中国的爱国进步青年，而这些青年则把斯诺作为良师益友。他在教学上循循善诱，特别注重新闻原则与方法的教学。他告诫学生无论是写报告文学还是新闻特写，都要求真求实，不受成见或偏见的干扰；在掌握事实以前不可先有定论；调查研究是基本功，不可道听途说，必须实地采访；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勇于提出有事实依据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坚持做到：保持冷静的头脑，不畏强权，不抱偏见，一心求真。在课外写作实践中，他还给学生以具体指导。斯诺自己是这样教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任教期间，斯诺既当教师又当学生。他直接接触学生，考察了中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尤其为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热情所感染。他们不满社会现状，艰难抗争、挑战的勇气，使斯诺看到中国的希望并为之欣慰。他说：“使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人，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他们是如何生活？”斯诺坚持学习中文，就是为了能够彻底了解中国，能够直接阅读文字，直接与中国人交流思想。
斯诺在游历、采访中遇到的难以理解的问题，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他要从理性方面去寻找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答案。他像一块干海绵投入燕京大学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去吸收知识海洋中的信息。他广泛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书籍，搜寻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尽管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是极其零碎、不准确的，但他要探寻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在斯诺潜心探索时，在燕京大学内有一部分师生认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有的教授甚至公开夸耀墨索里尼的青年运动，赞扬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法西斯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能不能救中国，蒋介石政府会将中国引向法西斯主义吗？斯诺又仔细地研读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著作，搜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资料，并与师生们展开讨论，还作了反法西斯的演讲。海伦帮助斯诺散发了许多反法西斯的资料。她说：“我们痛恨纳粹的一切，我和斯诺认为，北京应成立一个反法西斯的组织。”
后来，斯诺说道：“正是法西斯分子的疯狂叫嚣，使我成为一个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之间，我的同情是在共产主义一边的，我的同情共产主义，与其说是爱她的朋友，不如说是憎恶她的敌人。”针对国民党政府封锁新闻、钳制思想、迫害青年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的行为，斯诺写了《中国的新闻检查》一文，指出：“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与复孔，只是为着把中国人民的思想纳入南京统治者规定的轨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日本人写的书和赞扬法西斯主义的书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禁止阅读甚至烧毁大批进步书籍。法西斯独裁专制对中国人民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激起知识界的反抗。我坚信：人有权获得均等机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从社会的最大意义上讲，个人自由不一定与民主政治形式发生矛盾。正因为斯诺有这种思想倾向，他直接参与和支持了青年学生抗日反蒋的“一二·九”运动。
经过两年的“学术加新闻”的生活，斯诺从宋庆龄和鲁迅那里开始认识中国，从左翼作家及其作品中看到了“健康的骚动”与活跃的中国，同时也找到了另一支充满生气和希望的力量。斯诺成为了这些中国人的同盟者，“我们站在爱国青年一边，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海伦如是说。斯诺则说：“当一位为你所爱的女子正在遭受侮辱时，你是不可以袖手旁观的。北京就是一位美好的女子。”
日本侵略者占据满洲、入侵热河、觊觎华北，蚕食鲸吞，咄咄逼人。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与日本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协定》；还准备适应日本的要求，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政府而设立所谓“政务委员会”，实行“自治”。国际联盟则熟视无睹，甚至采取绥靖政策，助纣为虐。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靠政府而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靠国际联盟更无望，那是将命运从一个强盗手里转交另一些强盗，中国将怎样？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再也坐不住了，积蓄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反侵略力量终于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怒潮，发动了一场反侵略的爱国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
斯诺与海伦直接介入了这场运动，自始至终置身于中国社会这场时代的洪流之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第一个贡献。可以说，他俩在这场运动中起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在中国国内外的法西斯势力日益嚣张，斯诺与中国青年爱国者一样，常常自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中国驻守河北的第二十九路军将领宋哲元在日本的威胁恫吓和南京政府的指示下，准备向日本屈服，建立适应日本要求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为日本控制的第二个“满洲国”。所有的有关消息，中文报纸不允许登载，而斯诺和其他西方记者却能设法避开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把消息发到欧美去。爱国青年学生风闻此事后，便向斯诺探听此事是否确实。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兆麟与王汝梅（黄华）、陈伯翰等进步学生来到斯诺的家里，证实确有其事后，他们共同商讨对策。斯诺夫妇给学生领袖们出谋划策给他们以鼓励：“十七年前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不是拯救了中国吗？如果你们青年依然活跃，再来一次，全国人民将奋起而支持你们。”学生运动的领袖们很赞成斯诺的想法，而斯诺则答应他们，如果学生起来示威，他将发动其他西方记者到现场去采访，并予以充分报道，把消息传遍全中国，传向世界，并建议运动发起时间最迟不超过10日。他们商定在12月10日前发起抵制性的示威运动，给中国政府当局和日本侵略者施加压力。斯诺的家自然成了“一二·九”运动的秘密筹划地。起事前一天晚上，斯诺和海伦连夜赶抄学生们所提出要求的译文：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结束内战，团结各党派一致抗日救国，动员和训练群众；给人民民主、结社和出版、言论自由等。同时起草并打印给宋庆龄的求援信和发往外国报纸的新闻稿。
12月9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伪独立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散发宣传品，冲破军警与警察的阻拦。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的侧旁，有一群外国记者跟踪采访。他们是斯诺和海伦事先约来的英、美等国驻华记者，有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美联社的吉米·怀特、《泰晤士报》的C·M·麦克唐纳、《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中国警察意料不到还有西方记者也在队伍里。记者们一边拍照，一边跟着喊口号，海伦对着警察叫喊着，“巡警站到学生一边去”。采访记者和摄影记者一起围拢上来时，警察原准备对游行示威者开枪，现只好对空放枪，以免引起外事纠纷。
斯诺把所目睹的一切都拍摄下来了，当天就向美国《纽约太阳报》发出专电，成了独家新闻：“中国又一次五四运动”。其连续报道在英美报刊上均以头版刊登，并配以醒目的标题。斯诺那真实、生动、公正的报道，像闪电划破漆黑、寂静的万里长空，冲破中国当局的新闻封锁；把中国爱国学生英勇斗争的消息传遍世界，引起了全世界进步学生和青年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以致世界学生联合会（总部在巴黎）发起、组织“世界援助中国学生周”活动。斯诺和其他记者的连续报道，使中国国内的一些中英文报纸、刊物也无视中国当局的新闻禁令，抢发消息。新闻舆论的传播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使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闻讯行动起来了，爱国示威运动席卷全国。一周后，北京第二次、第三次示威运动展开。之后，青年学生们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工厂，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全国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
斯诺的家又成了爱国学生们的避难所，示威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为躲避当局的追捕，一些学生来到斯诺家。斯诺夫妇给予他们极大方便，并设法使他们离开北京，或是把他们打扮成乞丐，或是帮他们装扮成商人，以通过哨卡。
斯诺来到中国八年来，第一次看到举国上下，群情激愤，亿万同胞，热血沸腾，奋起抗争，发出怒吼。他看到在游行队伍中有“中国的店主、家庭妇女、工匠、和尚、教师和商人，他们在街上向学生喝彩，人力车夫喊着口号：‘打倒伪独立运动！捉拿卖国贼！’甚至有些警察同示威者一齐高喊口号。”当示威学生用血肉之躯冲击西直门时，斯诺见一位清华大学女生——陆璀勇敢地冲向城门，而被宪兵毒打并逮捕，便悄然上前去对她进行现场采访。他问她为什么要游行示威，能否达到目的？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相信人民大众，只要把人民大众唤醒起来，中国就不会亡……。”斯诺迅即被警察拉开，他们要把陆璀带走，他和其他几位记者以保护人权的名义向警察提出抗议。后来陆璀被释放，到斯诺家养伤一个多星期，斯诺亲自掩护她离开了北京。斯诺后来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斯诺又增强了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使他
“从中国青年人的政治胆识中懂得，历史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同时，斯诺自己也认为，“这种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了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素”。“学生抗议运动是结束中国不抵抗政策的开端”。斯诺后来评论道：“国民党在这个国难时期没能起一点指导和鼓舞作用，这是极大的失败，使它自己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在以后具有决定性的年代里，这种情况把数以百计的最能干的、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成为中国最后希望的共产党的旗帜周围。”
对于学生运动，“学究式的历史学家是漫不经心的”，斯诺却为此倾注热情，给以帮助和支持。正因为如此，南京政府对斯诺的所作所为不满，第一次吊销了斯诺的外国记者特许证，好几个月内，斯诺只能通过别的途径来保持对外报道工作的继续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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