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外元 郭六云 编著
引言
正如人们一谈到世界新航线的开辟，就会自然想到哥伦布一样，一提起《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无论是欧美人还是中国人，都会立即想到埃德加·斯诺。哥伦布为探索通向世界东方的海上通道花费了毕生心血，发现了新大陆。斯诺则为了寻找“东方魅力”来到中国，并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探索中国，至死热爱中国；他也发现了“新大陆”——红色中国——一群被称之为“赤匪”的中国人，不仅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与国家的希望，也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马可·波罗的游记描写了13世纪繁荣的中华帝国，而激起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斯诺的作品向世人展示的是：20世纪衰落的、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走向复兴的艰难历程。斯诺在旧中国生活了13年，后来又三次访问了新中国。中国是他施展才华的主要舞台，他发现了“红星”，自己也成为新闻战线上的一颗璀璨的星。正是他的那枝笔，以“世界独家新闻”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使中国为世界所了解。他一生中所写的11本著作中有9本是关于中国的，他被称为“中国问题的权威解释者”，“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他垄断的专利品了”。
斯诺是20世纪世界杰出的新闻记者、作家和评论家。他的新闻报道、评论以公正、客观、诚实而见著，其作品融新闻性、政治性和文学性于一体，成为撼世的经典之作。他对中国的理解、认识使新、老“中国通”们相形见绌。他对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深邃的推断力、高度的分析力，其结论往往是独特的、正确的和预见性的。
他还是世界人民和平、友好的使者。他执着地追求正义、自由、平等，反对殖民主义强权统治，呼吁国际和平。他一生致力于增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为促进美苏、美中关系正常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对人类充满爱心，始终站在人民这一边。他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民。”因为他们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他关注的重点是各国人民。他对旧中国贫困、落后、肮脏、饥馑……寄予同情，从而理解了“革命”的含义，“革命并非由革命者和他们的宣传所造成。坏的、无能的和腐败的政府造成了人民忍无可忍的情况而导致了革命”。他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理解、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要求和群众运动。虽然他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但他卷入各种运动之中，如中国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中的“工合”运动、美国干预越南内政时参加“反战运动”等。为此，他曾两次被国民党政府吊销外国记者特许证，并在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1959年被迫离开美国移居瑞士。
他也为时代变革的先驱人物所吸引，并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友谊。如鲁迅、宋庆龄、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甘地、罗斯福等等。他与这些先驱人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了解和支持、鼓励，罗斯福总统曾三次约见斯诺，斯诺为罗斯福没能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惋惜。斯诺五次会见过毛泽东，两人的友谊长达35年。毛泽东与斯诺相逢相知，可说是历史奇缘。毛泽东向斯诺敞开心扉，这是毛泽东惟一的一次向外人（包括中国人）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的经历，讲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还给了斯诺自由进出中国的特许，在斯诺重病时，派出中国医护人员。
斯诺成为20世纪当之无愧的世界“记者之王”。他正直、善良、沉静、求实，勇于探索，勤奋好学。他敢于冒别人不敢冒的风险，冲破重重封锁，一次次闯入世界风暴地区，作出惊人的发现。是他，第一次闯入“红色中国”；第一个报道了新中国；第一个报道“文化大革命”；第一个成为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典的外国记者；第一……
斯诺，一个从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出来看世界、“撞大运”的人，历尽艰辛、磨难，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他着眼于全人类，足迹遍及全球，其贡献也是全球性的。他的影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远远超过他的具体建树。是的，他的传奇经历表明：他是受教育者，但同时又影响和教育着世人——包括当时和现今的人们。他的人品和人格的力量，究竟会给我们一些怎样的启示呢？
1. 世界公民
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诺诞生于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这个家庭是一个多国籍、多民族血统的家庭，也是一个多党派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
斯诺的父系家族是典型的美国血统，其中有一位曾于18世纪末到过中国，并担任过美国驻中国广州的商务领事。斯诺的祖父是一个农场主，其父亲没有继承家业，却成为一个小印刷厂业主。斯诺的外祖父是德国人，外祖母是出生于西里西亚的爱尔兰后裔。斯诺的父亲詹姆士是美国共和党人，信仰新教；他的母亲则是民主党成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詹姆士不顾家人的反对，打破家族传统，与一个异教徒相爱，结为连理。
这个不同血统、不同政见、不同宗教信仰的家，造就了一种矛盾冲突、不守传统的氛围，为斯诺成为一个不抱偏见和成见的人、一个正直而执着的人、支持声张人类正义的人和一个“世界公民”，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詹姆士大学毕业，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这对孩子的教育很有益处。他虽然与异教徒结婚了，但婚后却不赞成妻子把孩子培养成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向三个孩子灌输反天主教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最小的斯诺不像他母亲所期望的那样的规规矩矩，墨守成规。从斯诺懂事起，詹姆士就强令斯诺在每周星期六下午听他读反天主教的书以及当时流传甚广的“不可知论”思想的讲演录，教育他不要迷信上帝，抛弃“永远受惩罚”的教义；不要为这些教义而禁锢了自己的思想。怀疑上帝的存在及“不可知论”思想在斯诺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斯诺后来回忆道：“父亲向我灌输的怀疑主义使我对许多事情注重理性的分析，并且促使我避开任何形式的绝对僵死的教条和观念。”从小养成的独立思考、对任何事物不抱偏见、勤于思考和分析，这是斯诺在新闻事业中获得成功的重要的个人因素。
光有父亲的说教还不能改变斯诺对上帝的信仰，使斯诺真正放弃信仰的是在实际生活中所受的教育。一次，斯诺与一个祭坛司童到修女院去收“圣餐饼”，他发现烤圣饼的炉子与普通炉子并无别致之处。况且，在回教堂的路上，司童偷吃了“圣餐饼”，斯诺大惊失色：“你吃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鬼神会来揍你的。”可是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由此，斯诺对上帝真正产生了怀疑，不相信“上帝主宰人类”之类的宗教思想了。这件事在斯诺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逐渐养成了不盲从、重分析、爱思索的性格。当时为了不伤母亲的心，他仍勉强参加教堂礼拜仪式，但1928年离家远游后，他再也不信教了。
生长在美国的斯诺，受到早期美国人民反殖民统治，争取民主、独立、自由斗争的影响，以致当他走出国境。云游世界时，这种思想也成为他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一个基础。在东方世界，他看到：租界地的粗暴警察随意驱赶、殴打被奴役的人们；嗷嗷待哺的饥民；寻欢作乐的殖民主义统治者；为争取独立、自由与民主而斗争的革命运动……他提出非殖民化主张，希望强国扶植弱国，以先进帮助落后。他反对殖民主义政策。他理解和支持各民族国家的革命，站在人民一边。
当法西斯主义横行时，他宣传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为支持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他和路易·艾黎等人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当东西方对峙时，他力主和平相处。他以他独特的东方经历，为罗斯福总统提供咨询信息，也请求战后的白宫当局和美国人民听听他的意见，批评美国的反华反苏政策。为促进东西方关系缓和，为中美关系的解冻，他呕心沥血，不顾麦卡锡主义的迫害。
斯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但他的思想却不只限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甚至为了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有时还引用其中的一些词句和术语。他的新闻报道和分析评论，带有较强的政治性，但具有全球观点，他向往人类平等相处，“试图理解我看到周围所发生的许多难以理解的事物”。
斯诺自从来到中国后，一直为“东方魅力”所吸引，“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他的生活形式也是全球性的，他把全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他懂得许多国家的人民和思想，他认识‘富人’和‘穷人’、权势者和卑贱者”。但他对中国却情有独钟，“我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连最后的遗嘱也不忘告诉家人，将他骨灰的一半埋在中国，一半埋在美国。也许是他在生前没有看到中美建交、关系正常化，死后也要在大洋两岸注视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吧。虽然这已超出了新闻记者的职业范围，却是这位“世界公民”自定的分内事情。这也许是中国和中国革命使斯诺懂得了世界，并从中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使他成为一名20世纪中期世界名记者。他的成功与中国相连，所以他要使自己的最后一部分永远留在中国。
2. 人生之初
在斯诺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一生都有影响的教育，一是来自他的父母，一是来自中学校长的训导。
斯诺的父亲在对孩子的教育中，首先强调是靠劳动生活。詹姆士给孩子的零花钱是“论功行赏”，按劳付酬。斯诺和哥哥霍德华经常到父亲的印刷厂找一些活干，挣点零花钱。每逢圣诞节，他们总是用自己挣的钱买回礼品。斯诺还去当报童，去冷饮店当小服务员，从小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在中学读书时，他和同学一起到麦地去干农活，帮助农民捆麦子，打工挣钱。与伙伴去旅游，靠给别人干活挣钱做旅费。即使成年后远渡重洋，也是在船上找了一个临时工作出发的。
斯诺的父亲喜欢文学，经常在家里给孩子们朗诵诗歌，即使在印刷厂工作时，也常喜欢朗诵莎士比亚戏剧的独白。斯诺在这种环境中受熏陶，对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因此，当他读中学时，创办了一张小报纸，并自当营业经理。斯诺常替父亲将报社交印的印刷品送到报社，趁此机会与报社的编辑和记者们交谈。这更加强了斯诺的文学意识，以至上大学时，他毅然选择了新闻专业。
激发斯诺读书兴趣的还有他的中学校长鲁茜斯穆。她训导学生：“学做坏事或做事半途而废，那是最难启齿的恶习。”她不仅教学生们认真学习，也教学生怎样做人。这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斯诺的一生中，无论做任何事情，他总是认真、执着地去完成，表现出勇往直前，不畏艰难。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决定了就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为了实现环球旅游，他摆脱父母的阻挠，只是在登船远渡重洋之际才给父母发信。有时为了做他自己认为值得去做的事，即使冒险也在所不惜。如在战地采访中多次遇险，去中国陕北红区采访途中的冒险经历；对报社编辑们未经他本人同意，而强加观点，他不能容忍，宁可失去高薪而辞职；在50年代的美国，政治气候不利，他仍不断批评政府的政策，坚持正确的主张等等。
斯诺对母亲特别敬爱。他母亲所特有的宽容、谦和、忍让，对斯诺有较深影响，这也许是他为人善良的根源。性情温和、少与人争吵、不爱抛头露面出风头，使他易与人相处，也为他交朋结友和事业的成功提供了很大帮助。
斯诺的舅妈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她的诗歌和文章经常发表在报刊上，斯诺对她敬佩不已，以至斯诺也渴望成为作家和诗人。
中学毕业后，1923年，斯诺就读于堪萨斯城初级学院。年少的斯诺兴趣广泛，多才多艺。进校第一年，他就为学院的学报工作，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当时流行的爵士乐队，他不仅会打鼓，还能熟练地演奏萨克斯。可是他的学习成绩却一般化。1925年秋，斯诺考进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斯诺选择新闻专业，一是与他的文学爱好有关，一是该学院是世界上最早创办，并在海外颇有影响的新闻高等学府。它的毕业生常常被派往海外从事新闻事业，这对一直梦想旅游的斯诺来说富有最大的吸引力。
新闻学院最能引起斯诺兴趣的是院内一块刻有子午线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有从美国到世界各国主要城市的航线里程图，斯诺经常凝视着它，心往神驰遥远的彼岸。
斯诺也牢记了新闻学院的训导：“职业新闻工作者要有人道主义精神，对报道对象的了解要非常深入，但在报道时又要持客观态度；首先是一个观察家，其次是一个记者，最后才是一个评论分析家和倡导者。”他是真正切实实践校训的成功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所有报道中力求客观、公允，他集观察家、记者、评论分析家和倡导者于一身，从而使其作品具有长远的生命力、说服力，垂范于后来者。
3. 渴望旅行
旅行，是欧美人的风尚。有的人以游览山川名胜而领略异地风土人情，陶冶性情，增长知识；有的人则以旅游方式休闲度假，在紧张工作之余，轻松轻松；有的人则作冒险性旅行，在紧张刺激的旅途中，获得成功的喜悦与经验。不一而足，尤其是青少年，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希望了解奇妙的大自然，更想深入了解异国的民族风情。
20世纪初期的美国，正处于由农业资本主义时代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经济处于上升发展之中，人们表现出一种自信和向上精神。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以马克·吐温的著作为代表，诙谐、幽默，其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描写了农业时代的美国中部的社会生活。他写作题材的背景就是密苏里州的社会状况。马克·吐温的作品成为脍炙人口的世界名著，也影响了一代美国人。
对于出生在20世纪初，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斯诺来说，马克·吐温的作品成了他向往冒险旅行的原动力。他一直充满幻想，憧憬汤姆·索耶式的旅行。少年的模仿性和冒险尝试心理，经常冲击着斯诺。为此，斯诺进行过多次旅行实践。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列车上找到一份差事，当列车勤杂工，每周末跟车跑一趟。这为他提供了沿着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线坐车免费旅游的机会，斯诺兴奋极了。
马克·吐温的新作《赫克培姆·芬》描写主人公沿密苏里河漂流，又引起了斯诺的遐想。他和另一伙伴也想扎一个木筏，沿着密苏里河进行漂流旅行。但由于各种原因，计划未能实现。
1922年夏，斯诺约请两位朋友——查理斯·怀特和罗伯特·朗，进行一次冒险的西部旅行。为筹措旅费，他们一起到附近的麦地为别人割、捆麦子。当他们认为旅费基本够花后，他们就开着罗伯特·朗家一部新买的敞篷车出发了。他们沿着尚未竣工，只有路基的小道颠簸着前进。一路上风餐露宿，为了节约开支，他们自己做早、晚餐，中餐则在偶尔遇到的路边摊点随便吃点东西充饥；困乏了，就在车底睡一觉，醒来立即继续赶路。当他们抵达洛杉矶时，已花光了所带的钱，不得不卖掉经过长途奔波而严重受损的汽车。
当罗伯特·朗被父母找到后，罗伯特被接回了家。而斯诺和查理斯·怀特则因为身无分文，只得流浪回家。他俩计划偷乘东去的列车，结果因天黑却爬上了北上的列车，一早看清方向错了，便赶紧下车。无奈之下，他俩便去找活干。五天之后，仍没挣足车票钱，他们只好又去扒车。这样，他们东躲西藏，老被列车工作人员发现，要么被勒令下车，要么在他们躲在自认为安全的货车里熟睡时被扔下车。最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警察逮住并予以拘留。从警察署放出来后，他们只能走路回家。
少年的冲动，冒险的旅行，算不上成功，但给斯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每当回想起这次旅行，回想起那第一次见到太平洋的情景，斯诺总是兴奋不已。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洋，更激起了斯诺的奇想：大洋彼岸是何情景，一定要到大洋彼岸去看一看。不料梦想成真，斯诺成年后，游历世界，被大洋彼岸的“东方魅力”吸引住了。此后，斯诺在漫长的旅行生涯中度过了一生。
斯诺后来回忆说：“要不是在那年夏天，我亲眼看到了太平洋，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如此坚定地下决心要航海跨越这个大洋。要不是像流浪汉那样搭乘货车游荡到加利福尼亚的海岸边，穿越费瑟河峡谷和科罗拉多大峡谷，我也许不会那么早就品尝到艰苦探险的乐趣；不会那么早就知道大自然和人生竟是如此丰富多彩。”
“回到学校后，在《悲惨世界》一书中发现了某些外国人物，使我想起探险中遇到并产生好感的一些工人和失业者。雨果为我打开了一个思想意识和各种重大道德政治问题的陌生的新世界，并且把我卷进了一个遥远而轰轰烈烈的历史时代中去。
“早期游荡生涯及其影响，对于我的生活形式来说，可能比我所受的全部正规教育起到的作用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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