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史沫特莱离开了雅都山庄。
2月底，在萨拉托加温泉地的斯基德莫尔大学公开举行了一次广播辩论会，辩论双方是纽约州东北小区共产党组织者哈罗德·克莱茵和白俄难民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会后，史沫特莱在雅都北农庄自己的住处为克莱茵举行了鸡尾酒会，一些斯基德莫尔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有人向联邦调查局告密，说史沫特莱“企图使大学生们皈依共产主义学说”，当时市民听到夸大的谣传，十分害怕，一些大学生的家长向校方施加压力，校方人员向史沫特莱提出抗议。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的“恐赤病”发作了，她害怕牵连到自己，害怕自己也被怀疑是赤化分子，惊慌失措起来，感到要约束一下史沫特莱的言行了。史沫特莱出于正义感和自己的自尊，坚持说，她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信仰，没有必要作解释；也没有必要因自己请了怎样的客人而向任何人道歉。埃姆斯夫人为了维护雅都公司的名声，警告史沫特莱，要么以后言行谨慎一些，要么马上离开此地。史沫特莱满腔怒火，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实质上是一幕发生在严酷的反共思想钳制下的美国的人际关系的悲剧。埃姆斯夫人之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牺牲与史沫特莱的友谊，是由于联邦调查局安排在雅都山庄的那两个特务出面干预。埃姆斯夫人的做法固然有点过火，但也不能对她个人作过多的责难，这完全应该归罪于美国当时恶浊的政治空气。
而这种政治空气的形成是由来已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还没有给予足够的估计，不相信共产党有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自己的新政权的力量。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只是争取在中国建立一个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以防止中国全面“赤化”。而两年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使美国不安的变化，经过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0万人；人民解放军却从12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改变了双方力量悬殊的形势，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进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大规模围歼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大城市。首先攻克了张家口，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解放的建议，解放军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解放了这座华北第一大的工商业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
蒋家王朝的最后崩溃已经不可避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为此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害怕一旦新中国成立，并成为强大的苏联的盟友，社会主义阵营就会成为一股足以主宰世界的强大力量，这对美国是绝对不利的。至此，美国政府只好抛弃了关于联合政府的想法，公开扶持蒋介石独裁政权，公开干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它向蒋介石政府大量输送武器，支持蒋介石政府作最后的挣扎。在国内，则加紧对进步人士的种种不择手段的诬陷和迫害。国会拟订了蒙特—尼克松法案，规定凡是被指为共产党的组织都必须进行登记，在登记表上标上黑星。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这样的“黑星组织”有70多个。只要与这些组织沾上一点关系，就被认为是共产党，或者共产党的同伙；只要有这类朋友，就会被加上罪名，处于危险境地。一时告密者蠢蠢欲动，受害者有口难辩，人们终日战战兢兢，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列入赤色分子名单。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气氛中，开放、正直、心直口快的美国人变得小心翼翼，疑虑重重；有头脑的人也只好潜心闭嘴，避而不讲真话；无知的人心安理得；坏心肠的人找机会就给竞争对手扣上一顶红帽子。联邦调查局属下各机构都设有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他们像“抓虱子似的”抓“赤色分子”，像践踏蚁群那样践踏人们的自由。据说，被收入调查局微缩胶卷的调查资料，堆满了华盛顿的六层大楼。主持这一系列“猎赤”工作的是臭名昭著的参议员麦卡锡，他和他所操纵的极右报纸《反击》成了制造白色恐怖的专家。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和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博士都在这场弥漫全国的反共浪潮中遭到迫害。
1949年9月，在皮克斯基尔避暑地的莱克兰湖畔，保罗·罗伯逊举行了演唱会。他是一名逃亡黑奴的儿子，世界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他的歌声浑厚深沉，是不可多得的黑天鹅绒般的嗓音。他讴歌对和平自由的向往，歌唱黑人的解放，因此他被赶出了第一流的演出场所。罗伯逊走上街头，到工人群众中去演唱，把演出收入捐献给民权维护会。莱克兰湖畔的演唱会开始以前，三K党冲进会场，把折叠椅堆起来放火焚烧，黑夜中烈焰冲天。三K党向听众掷石块，狂叫要把人们统统杀死。事件自始至终，连个警察的影子也找不到，这在鼓吹人权和民主的美国真是不可思议。此后，“皮克斯基尔事件”就成了美国法西斯恐怖的代名词。欧文·拉铁摩尔被《反击》指名为“赤色分子”，他愤而与麦卡锡对质。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猎赤”行动是多么不择手段。
当时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个小偷正爬在窗子上，打算溜进屋里行窃，巡警来了，小偷喊道：“我不是共产分子，你们抓错人了！”
史沫特莱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中被迫离开雅都山庄的。
史沫特莱离开雅都以后，来到索伯格·布伦丁在纽派尔兹的农场，这是她过去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两个星期以后，她得到好友约瑟芬·贝内特和她的丈夫布鲁克斯的邀请，到哈德孙河西岸的斯尼登兰丁村安下了家。
斯尼登兰丁村是一个艺术家别墅区，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村子荫蔽在帕里萨兹镇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距纽约曼哈顿只有一小时的火车路程。史沫特莱住的房子是布鲁克斯的一幢小小的乡村寓所，距离哈德孙河约300英尺，坐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在树林中流过的河流。房前是一片辽阔的草地，河对岸是绵亘不断的高大森林，一直延伸到纽约市郊。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史沫特莱心情舒畅，热爱农业劳动的大地的女儿，满怀喜悦地荷锄下地。她开辟了一个大菜园子，种下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有西红柿、茄子、柿子椒、花椰菜、胡萝卜、生菜、豆角，还有新西兰菠菜、芥菜和南瓜。种菜是一种享受，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她品尝着自己种出来的各种蔬菜，心情就别提有多愉快了。她给艾诺·泰勒写信说：“我的身体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好，溃疡病也消失了。”
史沫特莱收获了蔬菜，就定期供应给周围的人家。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带的人种菜大都失败，只有史沫特莱的菜园子总是葱绿葱绿的。有一次，一群退伍军人在附近野餐，史沫特莱摘了几筐菜送去，卖了35美元。她尝到了一个真正的农妇的喜悦。
在舒心的田园中，史沫特莱并没有忘记政治，压力越大，她越无所畏惧，她要证明自己是不怕威胁、压服不了的。她仍然不断在公开场合讲话，发表文章，强烈反对规定被指为“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登记的蒙特—尼克松法案。
1948年4月4日，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主题为“美国兵撤离中国”的群众大会上，史沫特莱措词尖锐地指责美国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毫不畏惧地批评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政府。当时在讲台上的还有保罗·罗伯逊——他演唱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史沫特莱最爱听的一首歌——和蒋介石的老对手冯玉祥。史沫特莱和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支持冯玉祥，希望他在建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中起积极作用，以结束中国内战。冯玉祥寻求美国的支持没有结果，愤而转去莫斯科寻求支援，在渡过黑海的时候，不幸因轮船失火而丧生。也有人说，是故意纵火，要除掉冯玉祥这个反蒋的大人物。
不久，史沫特莱又面临着一场风暴。联邦调查局早就处心积虑地证实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但苦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史沫特莱的政敌们摸准了调查局的意图，开始更猛烈地攻击她。首先发难的是科尔伯格。他跑到东京，和美国占领军总部谍报第二课的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接触了一段时间。威洛比在1946年进驻日本不久就着手搜集佐尔格间谍案的资料，以便用于政治目的。理查德·佐尔格是有德国血统的俄罗斯人，1930年在上海曾与史沫特莱交往，1934年佐尔格离开上海，到日本为苏联从事间谍情报工作，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曾为反法西斯战争作过重大的贡献。1941年佐尔格身份暴露，被日本逮捕，1944年被处决。应该说，佐尔格与之进行斗争的是美苏两国共同的敌人德、日法西斯，他是反法西斯人民的功臣。而现在调查局巧妙地抽去了问题的实质，只剩下了“苏联间谍”这个概念。在当时美苏对峙、冷战气氛浓烈的特定环境中，“苏联间谍”的存在，对美国的安全当然是个严重的威胁。可是佐尔格和他的同志们都已不在人世，活着而且被认为与佐尔格有关的人只有史沫特莱，联邦调查局把她列为调查对象，实属理所当然；而一旦罪名成立，联邦调查局的政治目的也就达到了。可惜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找到一些最关键的证据，他们无法证实1934年以后史沫特莱和佐尔格还有什么联系，无法证实当时远在上海的史沫特莱怎样配合东京的佐尔格间谍组织的工作。他们掌握的最确切的材料只有一点，就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曾介绍日本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和佐尔格认识，而尾崎后来与佐尔格一起回到日本，成为佐尔格的助手，最后两人同时遇难了。只凭这一点，要确认史沫特莱的“苏联间谍”罪名，联邦调查局自己也感到实在是证据不足。
科尔伯格回到美国，就在他所控制的《实话》杂志上以一整篇社论抖出威洛比提供给他的仍属机密的材料，指控史沫特莱自1930年以来就是一个“无指定具体任务的苏联潜伏间谍”。极右杂志《反击》也发表文章，给联邦调查局施加压力，要求调查局出面支持科尔伯格的结论。可是胡佛认为缺乏证据，迟迟没有表态。1948年4月，胡佛收到了军部发来的、威洛比写的长达64页的关于佐尔格间谍网及史沫特莱的作用的详细报告，但是胡佛仍然认为看不到在远东的佐尔格和在美国国内的苏联间谍网之间有什么联系，害怕将来受到公众的质询时拿不出证据。胡佛心里着急，就责骂他的下级纽约奥尔巴尼分局，怪他们半心半意；奥尔巴尼分局则以史沫特莱已经迁出他们的辖区为理由加以抗拒。
胡佛和他的下属机关长时间的扯皮使军方终于忍耐不住了，1949年2月8日，合众国际社记者告诉联邦调查局，军方将要散发一份3.3万字的有关苏联间谍网的报告，而史沫特莱是其中的一名主要人物。2月10日，乔治·艾斯特上校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这份报告。报告是根据远东麦克阿瑟总部的威洛比的材料编写的，其中除了记述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战时间谍组织向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以外，还提到佐尔格在日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日大使馆新闻参赞，尾崎秀实是中国通。除此以外，就只有重复那些已经众所周知的30年代的事实，并没有证实那些原来未能证实的关键问题。虽然如此，军方的报告却断然宣告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
在同一天，美国各家报纸都在头版新闻中把与佐尔格案件有关的史沫特莱作为充当“苏联间谍”的罪人大加谴责，还刊登了史沫特莱、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照片，把史沫特莱的照片摆在中央。
麦克阿瑟和威洛比为什么敢于在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公开向史沫特莱发起攻击？原来美国法律有“军方人员在执行公务中免受指控”的条文。也就是说，即使军人撒了谎，侵犯了对方的人身尊严，仍然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才敢于如此胆大妄为。
史沫特莱非常愤怒，她在见报的当天就在纽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的律师O·约翰·罗格坐在她身旁。罗格是罗斯福总统任内的司法部副部长，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勇于为维护公民自由作辩护的律师。史沫特莱激愤地否认强加于她的罪名，说自己既不是“苏联间谍”，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特工人员。麦克阿瑟的做法有着不可告人的邪恶的政治目的。她说：
“我是无罪的。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敢于对我进行诬陷，是因为他有一项法律作保护，这项法律规定军方人员不能被控谎言罪。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其实是个小人和懦夫。我现在要对他说，请自动放弃法律的豁免权，然后我要控告你犯有诽谤罪！”
在史沫特莱的抗议和进步舆论的压力下，加上联邦调查局再也拿不出更加有力的证据，艾斯特只好承认，那个报告“有事实，但也有一些是看法”。2月18日，军方被迫公开道歉，收回对史沫特莱的指控。当日《纽约时报》报道：
今晚军方公开承认，发表关于在日本和中国的共产党间谍之具有“哲学性”的报告，是“不合时宜”的，军方没有证据去佐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曾是间谍网成员的断言。艾斯特上校坚定地宣称，“证据不在我们手里时”就发表指控史沫特莱女士这样的人物的声明，实非军方的政策。他强调他并不是说没有关于史沫特莱女士的证据，只是说“发表报告时，证据不在我们手里”。艾斯特上校说：“证据不在手里而把人涂以柏油，贴上羽毛，加以惩罚，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
从这段报道中可以看出，军方的所谓道歉态度暧昧，措词闪烁，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威洛比仍然不死心，他在第二年离了职，花了一年的时间去搜集证据以支持他的指控，结果出了一本极富煽动性的书，名叫《上海的阴谋》。并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写了一份特别报告，一直闹到1951年，还是无法证明史沫特莱的间谍身份。
间谍案虽然看似划上了句号，但美国国内的极右势力仍然不让史沫特莱有片刻的安静。所谓“院（美国国务院）外援华（援蒋）派的人物，包括科尔伯格，曾是史沫特莱的朋友的弗雷达·厄特利，意识到蒋介石的地位已经无望，他们开始提出一个新口号：谁把中国丢掉了？不是蒋介石，这场战争不是蒋介石输了，输了这场战争的是美国；而使美国打输的重要因素是在美国国内有像史沫特莱那样彻底的共产党人，他们影响了公众舆论，迫使国务院削弱了使蒋介石继续掌权所必需的援助。于是霍华德报系的报纸都表示，是清算像史沫特莱那样的共产党人的时候了。
联邦调查局在送给中央情报局的报道中多次强调“据可靠的消息来源”，史沫特莱是个共产党员。所谓可靠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国际专栏撰稿人惠特克·钱伯斯。早在1945年，他就向联邦调查局证实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可是到了1949年3月，他的口气改变了，说得比较谨慎：我没有材料说明她是共产党员，但我的印象是，她至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史沫特莱的“罪名”虽然未能确立，但这场风波却给她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灾难。她很快就发现一些跟她有过交往的人开始疏远她，她的文章很不容易发表，纽约的文艺界对她也冷淡了。她计划在帕里萨兹镇附近一群退伍军人的集会上演讲，由于“恐赤病”的蔓延，有几个不明事理的本地人纠集了一群人在她演讲前一周就聚在一起表示抗议。演讲虽然照常进行，但气氛很紧张，听众的反应也没有过去那么热烈了。
史沫特莱心情沉重，健康也受到了影响。她写信给朋友说，她晚间不服安眠药就睡不着觉，心脏病也犯了，总是疲惫不堪，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年似的。由于史沫特莱的“罪名”，使为她提供住处的布鲁克斯夫妇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史沫特莱去留两难，处境十分困窘。斯尼登兰丁村附近的退伍军人美国军团里有一伙人散布谣言，说史沫特莱半夜里为停泊在哈德孙河上的苏联轮船发信号，说得绘声绘影，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联邦调查局因此加紧了监视，史沫特莱出外时只得躲在布鲁克斯汽车尾部的行李箱里。她再也不可能在斯尼登兰丁村住下去了，为了不给朋友带来麻烦，她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史沫特莱回到纽约，打算找房子住下来。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有很多供学生使用的比较便宜的宿舍，史沫特莱跑到那里，想找一间合适的房子。一报姓名，房东们都说：“啊，你就是那位间谍案的当事人呀，要是被联邦调查局盯上就麻烦了。这里不能住，到别处去吧！”有的说得比较委婉：“留女的住不方便，还是个作家，一天到晚猫在家里，电也耗费得多。”她无可奈何，只好搬到西二十三街一家旅店去住，一周25美元的房费，自己开伙做饭。
在这个旅店的小小的房间里，史沫特莱与外界很少联系，过着独自面壁的凄凉日子。幸而旅店距离石垣绫子家很近，石垣夫妇是在艰难的日子里始终忠诚地支持她的老朋友。除了他们，就是埃德加·斯诺了。斯诺与他的妻子尼姆·韦尔斯长期分居以后离了婚。最近斯诺在斯尼登兰丁村与年轻的女演员洛伊丝·惠勒举行了婚礼。当时史沫特莱还没有离开斯尼登兰丁，老朋友的婚事几乎是她一手操办的。这是她在这段压抑的日子里惟一的一件称心快事，现在，史沫特莱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她付了一个500美元的律师费，又给弟弟萨姆寄去了500美元。她知道弟弟也像死去的父亲那样，是个手里一有钱就往酒馆里跑的角色，但弟弟来信要钱，她总是不忍拒绝。为了节省开支，她经常去跟绫子夫妇一起吃饭，根据绫子的回忆，这年盛夏，她汗流浃背地来到绫子家，洗了个澡，穿上绫子的浴衣，坐下来一道吃饭。有时候她会从餐桌上留下一片肉，对绫子说：“这点让我带回去，行不？”绫子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就把肉放在冰箱里，她走时送给她，她爽快地提着走了。绫子看着史沫特莱的背影，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觉得她真是太可怜了。
史沫特莱把她的《朱德传》的书稿交给了克诺夫出版社。编辑要她作很大的改动，他们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引用朱德的原话太多，不生动，要改成作者自己的语言；第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积极同情的表现太明显，要暗示中苏对立，使作品带有反苏反共的色彩。史沫特莱很恼火。她认为第一点属技巧问题，可以接受；第二点是不能接受的。在反共内容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妥协；至于反苏，史沫特莱对斯大林的严酷有自己的看法，但也肯定苏联的光明面，尤其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贡献，她是看得很清楚的，谁也别想要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塞进反苏的内容。史沫特莱常说：“如果苏联没有在战争中牺牲的2500万人，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最后史沫特莱与克诺夫出版社决裂，在斯诺的帮助下把书稿修改完善，另找出版者。
在逆境中，史沫特莱更加怀念中国，怀念她的共产党员朋友。她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甚至在自己的祖国美国，她的心都得不到安宁；只有中国，那儿才是她的家，她生命的归宿，灵魂的家园。近一年多以来，她不断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消息，每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她就举杯默祝，忘记了自己的一切烦恼，忘记了自己原来不是一个中国人。
史沫特莱决定回到中国去。她太爱中国了，她甚至害怕地想：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不会不再需要她这个战地记者了？她一个人在旅馆里寂寞难耐，经常在绫子家里待到很晚。有一次，她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
“我是在中国的战斗中生活过来的，我的斗争目的已经达到，我在中国起的作用已经结束了。”
荣太郎责备她说：“你在说什么呀，艾格尼丝？革命后的中国更需要你的帮助，你对国际舆论的感召力是很大的。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可是你却说……”
史沫特莱听了，怅然微笑。
1949年7月，史沫特莱开始申请到中国去的护照，申请了几次都遭到拒绝，也不说明理由。最后，护照科的人告诉史沫特莱的律师罗格，因为她是共产党人，国防部指控她是间谍。史沫特莱找了很多人帮忙，当局终于发了善心发给她一份1950年10月到期的护照，只对去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有效。这时候已经是1949年10月末了。史沫特莱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其实这是为了迎合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需要，他们计划在1950年10月传讯史沫特莱，让她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审问。
9月末，在史沫特莱还没有领到护照以前，陈翰笙来到她的住处，送给史沫特莱2000美元，这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送给史沫特莱的到中国去的旅费。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远在大洋彼岸的、共同战斗过的忠实的朋友。
史沫特莱兴奋地打电话给绫子，说是得了一笔特别的稿酬，要跟他们在一起好好地庆祝一下。不一会儿，她就提着大包小包和一个大蛋糕来到石垣家。绫子看到史沫特莱，简直惊呆了，她的神情是这样明朗，灰蓝色的大眼睛里盛满了欢乐和幸福，这些日子里她脸上那种驱不散的忧愁和迷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用特别响亮的语调把中国人民给她送了这份大礼的实情告诉了绫子，要知道这些话在电话里是不能说的。然后她就到厨房里忙碌起来。自己做菜请客，这原是史沫特莱的一大爱好，她很久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菜做好了，满满地摆了一桌，三个朋友举起杯来，干了第一杯杜松子酒。
中国人民需要她，中国共产党希望在革命胜利后欢迎的第一位外国朋友就是她，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度过了苦难岁月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将很快摆脱目前这令人窒息的困境，到她向往的中国去，呼吸中国大地的新鲜空气，见到她日夜想念的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许许多多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们，也许还有她钟爱的中国儿子小国华。他们将怎样称呼她，史沫特莱同志？她心里装不下这巨大的幸福，她想唱，她想跳；在绫子和荣太郎这两个好朋友面前，她为什么不可以尽情地又唱又跳呢？
几天以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绫子和荣太郎买了蛋糕和蜡烛，把史沫特莱叫了来，大家又一次举杯，为中国人民，也为史沫特莱的未来祝福。
在等待护照的日子里，史沫特莱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见了一面。他们首次见面是1928年在柏林的时候，以后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49年10月，尼赫鲁首次访问美国。史沫特莱两次写信到印度大使馆要求见他，都没有回音。她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自称是尼赫鲁的秘书的男人。史沫特莱怀疑他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因为据她所知，尼赫鲁的秘书是个女的。这男人说尼赫鲁绝对不会客。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熟悉史沫特莱的记者问起尼赫鲁为什么不见史沫特莱，他感到很意外，立即答应把史沫特莱请到宾馆，谈了一个多小时。史沫特莱希望尼赫鲁尽快承认新的中国政府，并且到北京去看一看，尼赫鲁表示同意。谈话圆满地结束了，但史沫特莱心里感到有点不是滋味，觉得这位老朋友有点高高在上的姿态，好像“屈尊”了似的。
这时候史沫特莱的护照发下来了，她决定先到英国，再想办法在1950年10月护照到期以前到中国去。
1949年11月15日，史沫特莱离开了美国。她乘坐一条法国船到勒阿弗尔，再从那里渡过海峡到英国。石垣夫妇没有到码头送别，这是史沫特莱反复嘱咐过的，因为他们没有美国公民权，联邦调查局要是盯上了他们，会遇到很多麻烦。送行的只有布鲁克斯夫妇、斯诺夫妇和陈翰笙夫妇。史沫特莱最后看了一眼生她养她的美国大地，登船而去。
在船上，史沫特莱面对着蔚蓝色的大海，心情豁然开朗。她坐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船上没有人认识她。美国全国海员工会的头目，也就是那些专门指责别人是共产党的右派工会的领导人去伦敦开会，坐在头等舱里，他们也不认识史沫特莱，这使她感到特别轻松。她和船员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在船上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她端上一杯加水果的威士忌，到处找人聊天。由于和船员们关系融洽，她在船上的小卖部里买到了大量的食品：有十打精选的大鸡蛋、六磅切成薄片的腊肉、两三磅红茶，还有新鲜的柑桔、番茄酱和调味品。她从希尔达的信中知道，英国战后的经济长久没有恢复，一直实行食品配给制，每人每周只有两只鸡蛋，两片咸肉，水果只配给孕妇和儿童。她带来这些东西，一定能使朋友们高兴。
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和玛格丽特·斯洛斯在伦敦迎接史沫特莱，还有希尔达的丈夫克拉克博士。他们都是史沫特莱以前在香港时认识的老朋友。克拉克博士在香港沦陷前担任香港卫生总监，他们夫妇俩曾帮助史沫特莱给新四军运送过药品。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他们夫妇俩，还有玛格丽特，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被折磨了整整三年，盟军收复香港，才把他们救了出来。那时候，两位妇女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克拉克博士满头的黑发都白了，步履蹒跚，让人搀扶着走了出来。现在希尔达一家住在伦敦，克拉克在海外殖民地当总督，家里只有希尔达和13岁的女儿玛丽。玛丽在学校里寄宿，希尔达把一间有独立卫生间的房子给史沫特莱住，她准备在这里安安静静地修改《朱德传》，等待机会到中国去。
在史沫特莱离开美国这段短短的时间里，联邦调查局加紧了活动，那位敢于与麦卡锡对质的欧文·拉铁摩尔教授终于被扣上了“俄国谍报机关头目”的红帽子。拉铁摩尔是东方问题专家，有不少关于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著作，1941年曾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进驻中国，1942年回国后，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他对蒋介石政府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联邦调查局拿拉铁摩尔开刀，显然是想对史沫特莱起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是10月份史沫特莱护照到期回美国接受大陪审团审问的前奏。史沫特莱明白，美国是死也不能回去的了，惟一的希望是在1950年10月以前英国能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互派大使以后，史沫特莱就能够到中国去。
史沫特莱的希望没有落空，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英大使是史沫特莱的老朋友郭沫若。史沫特莱日夜盼望，直到4月，中国大使的行期依然未定。由于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中英两国互派大使的计划未能实现，她盼望已久的郭沫若没有到来。希望变成了失望，史沫特莱感到前途渺茫。英国不能久留，而在她自己的祖国等待着她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假如去中国的路也被堵死，世界上哪里还有她的安身之地？
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开始严重地恶化了，胃部大量出血，几十年漂泊动荡的生活中形成的溃疡已经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4月16日，在友人的反复劝说下，她不得不放下了《朱德传》的修订工作，住进了牛津大学医院的艾朗疗养院，准备做胃部三分之二切除的手术。
手术定于5月5日进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史沫特莱心里似乎有了不祥的预感，但她仍然想幽默地开个玩笑。她给布鲁克斯写信，说自己一辈子不相信上帝，上帝对她不感兴趣，不会把她召唤到身边；万一不幸，她惟一的遗憾就是再也不能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史沫特莱给她的好朋友，直到最后都陪伴在她身边的玛格丽特·斯洛斯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
我并不希望死于眼前的手术，但是万一我去了，我愿意告诉你几件事，并请你帮我做一两件事。
我最后的遗嘱在我的律师约翰·罗格那里。我没有财产。我所拥有的全在我这里：
1900美元的政府债券（在我的手提包里），以及一本托马斯·库克（一个著名的旅行社——译注）旅行支票，也在手提包里。我希望你用库克旅行支票，用这笔钱支付关于我的一切费用，直到最后的费用……我不记得遗嘱里的说法，但是我想我要把1000美元的政府债券留给我的小侄女玛丽·史沫特莱。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就是说，为建设一个强大、自由的中国。
我也按照遗嘱的条文特别请求把我的遗体火化，骨灰送交朱德将军，以便在中国埋葬。你能帮我做到么？如果新的大使来此，骨灰可交他们去海运。我愿意葬礼尽可能地简单，按这些岛屿上最廉价的办法举行。我不相信应当在这些事情上浪费金钱。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首歌，我就要感谢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史沫特莱在交给她的律师约翰·罗格的一份遗嘱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自有生以来仅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如果我死的话，我死的嘴唇仍要诅咒代表美国的法西斯主义的美国反动派。这些都是邪恶的势力……为了这个缘故，我请求你在我死后，也不要让这些人走近我的遗体……
史沫特莱的手术在5月5日下午进行，傍晚手术结束，她从麻醉状态中恢复过来，情况很稳定。朋友们正在为她闯过了这一关而高兴，5月6日，史沫特莱却突然离开了人世。她的心脏没有经受起手术的考验。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死因是：急性心力衰竭、肺炎和胃部切除手术的后果。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直到告别人世的最后日子，她仍然在工作，在为实现贫穷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而奋力工作，在为实现中国人民的革命理想而奋力工作。她只有58岁，仍处在精力充沛的盛年，她离去得太早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她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五部巨著，除了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之外，她的著作全是写中国的：1933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命运》，1934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1938年出版的《中国在反击》，1943年出版的《中国的战歌》和在她死后的1955年出版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她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革命，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她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远比五本著作丰富得多的精神遗产。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去了。直到生命的终结，她未能重归心灵的故乡，哪怕就在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死去呵！
在纽约的石垣绫子从广播中得知她亲爱的朋友艾格尼丝的死讯，眼前一片黑暗，仿佛陷入了无底的深渊，好久好久，才悲恸地哭出声来。在朋友们为史沫特莱举行的追悼会上，埃德加·斯诺说了又哭，哭了又说，声泪俱下，直至泣不成声。
1951年2月15日，英国进步人士组成的“人民代表团”远涉重洋，把史沫特莱的骨灰送到北京，交到朱德同志手里。史沫特莱的英灵终于又回到了中国。当她的骨灰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下葬的时候，乐队为她奏响了中国国歌：“起来……”在悲壮的乐曲声中，人们似乎看到史沫特莱热情的微笑，听到她亲切的声音：
“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片土地上了……
“有一天，我终归要回到中国去，倘若有一天我终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她的土地……”
现在，她欣慰地、安详地躺在中国的怀抱里。在她的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镌刻着朱德同志的题词：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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