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意日成了战败国，英国和法国也元气大伤。只有美国是发了战争财的。据统计，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以1929年为100，1946年，美国为153％，英国为118％，法国为63％，意大利为72％，西德为35％，日本为51％。苏联的国民经济虽然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但在战后的1946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达到466％，与1929年相比，增加四倍以上。在政治上，美苏两大阵营更加壁垒分明。因此，中国倒向哪一边，当然成了美国朝野所共同关心的大事。战后的中国，究竟应该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的半殖民地，一个美国的附庸？这是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史沫特莱在新闻出版界的众多老朋友，在这个问题面前也迅速分化成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
这种分化的产生，应该回溯到1944年10月，也就是罗斯福总统把中、印、缅战场统帅约瑟夫·W·史迪威召回美国的时候。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紧接着又入侵英、美、荷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美、英随即正式对日宣战。1942年1月，史迪威将军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派遣来到中国，担任中国和东南亚战区的陆军司令官，兼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率领国民党军队进入缅甸作战。国民党军队纪律松懈，使战争屡遭失败。史迪威说：“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是好的，连排长还可以，营长就差了，师长团长没有一个好人。”而对蒋总司令本人，史迪威的评价是：“我不想和一个卑劣的小人一起打仗！”相反，在敌后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数并不多，装备也并不精良，却抵御了大量日军的猖狂进攻，在阻止日军南下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这是史迪威来华指挥作战两年多以来所看到的铁的事实。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改造国民党军队的建议，蒋介石不支持；紧急要求蒋介石把他用于封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20万精兵调到西南前线打日本，蒋介石又断然拒绝。史迪威对蒋介石提出调兵的要求，是有他不得不提的理由的，因为自从1942年以来，陈纳德的“飞虎队”一直在桂林一带作战，到了1943年9月，日本人已经威胁着陈纳德在桂林的主要空军基地。蒋介石拒绝增援，史迪威只好下令摧毁基地然后撤退。
1944年7月，在史迪威的要求下，美国派遣了以戴维·D·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国观察组到延安，朱德总司令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派人领着他们到各处参观访问。史迪威听了观察组的汇报，大受鼓舞。和罗斯福总统通电话时，他提出两点要求：美国应该考虑不支持蒋介石而让另一个人来作中国战区总司令；美国必须平等地对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他才能有效地指挥整个战区作战。史迪威过于明显的倾向性使蒋介石万分恼火。9月28日，他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召回史迪威，否则他就要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职务，连中国政府首脑也不当了。
罗斯福总统为了顾全大局，终于决定召回史迪威，另派大使级政府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蒋介石那里去。赫尔利在思想上是同情蒋介石政府的，相信他能够较好地与蒋介石合作。罗斯福这样做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那一年正是总统选举年，他不想让共和党人以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问题上动摇作借口攻击他。他也关注到另一种可能性，蒋政府如果垮台，中国的力量将会由于内战而消耗殆尽，战后会出现权力的真空。他仍然希望一个强大、团结的中国在远东保持战后稳定的局面，他要中国在下一年将要在旧金山成立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起一个大国的作用。因此，罗斯福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倔强的乔”（史迪威的名字约瑟夫的昵称）召回美国。
史迪威离开中国之前，给在延安的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他写道：“由于我已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的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合作表示深深的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更大的胜利……”
史迪威回国后，即被撤去战区司令官的职务，但他仍然是一个军人，对自己在中国战区的所见所闻不得不保持沉默，为此他深感抑郁，可以谈心里话的朋友只有在中国时认识的史沫特莱。史迪威到雅都山庄去探望史沫特莱，他们谈了很久，关于中国，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史沫特莱后来写了关于史迪威的文章，但刊物都拒绝发表。史迪威对史沫特莱说，他决定在1946年11月辞职，写一本关于中国形势的书。可是这个时间还没有来到，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在加利福尼亚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美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三星上将。
关于史迪威被撤职，美国各界的争论非常热烈，传播媒介在这场争论中也明显地分化了。保守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镜报》赞扬罗斯福的决定。激进的《纽约时报》、《新共和》和《下午报》则公开谴责这个决定。最有趣的是《时代》杂志的反应，这个刊物在11月13日头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引用了该报重庆记者站负责人白修德的来电，是批评蒋介石，支持史迪威的；但同一篇文章的中部语气突然转变，变成赞扬蒋介石，欢迎史迪威被撤职的决定了。《时代》杂志的出版者亨利·卢斯是蒋介石的热心支持者，国际新闻主编惠特克·钱伯斯和亨利·卢斯的观点是一致的。最后，白修德被迫辞职了。
大战结束前夕，在美国，冷战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德国一投降，苏联就开始被看作新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则被认为是苏联的傀儡。于是在美国就有那么一些人鼓吹支持蒋介石政府，使它成为共产主义在亚洲传播的强大阻力。史沫特莱的一些原来支持中国抗日的老朋友，也纷纷站到了支持蒋介石的一边，这使她感到很伤心。她在汉口时的女友、记者弗雷达·厄特利和项美丽都转向了反共立场。项美丽是宋子文的好友，又是宋美龄的传记的作者。在汉口的时候，她是一个行为出格、引人注目的漂亮女人，她的标志是一只宠物猴子，每逢外出，猴子都蹲在她的肩上。据她自己说，这是为了让她不喜欢的男人不敢走近她。她在1944年春出版的一本书《我看中国》中歪曲史沫特莱的观点，说她在传播一种误解，似乎“中国的游击队是中国惟一在打仗的士兵”。弗雷达·厄特利也在她写的书中发表了尖锐的反共言论。
最使史沫特莱感到意外的是J·B·鲍威尔。他在香港时曾陷于日本人手中，受尽酷刑折磨，成了残废，回到纽约后得到史沫特莱无微不至的照料，原来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现在也成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急先锋。他在与别人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声称国民党“享有各地极广泛的大多数中国人的衷心拥护”，并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全是“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行事的”。鲍威尔的背叛，使史沫特莱感到自己是被出卖了。她写信给艾诺·泰勒说：
好了，芝加哥大学的圆桌会议散了。但是鲍威尔和我之间真正的斗争是在广播的前一个晚上和早晨。他现在好像有个强大的法西斯组织在资助他，我怀疑是全国制造业协会。他在商会和商业界人士俱乐部里演说，反对苏联，反对所有反对中国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人们。他们好像已经很有办法去怂恿他了，所以他现在是以一个野蛮的反动家伙的姿态出现，鼓动对苏联开战，除非苏联向美国的金融资本家弯腰下跪。
前一个晚上我们和三位芝加哥大学的人员讨论了四个小时之久，鲍威尔和我发生了冲突。他指责我
说，新四军杀害了两名美国传教士，以“庆祝苏联的一个全国性节日”，而且史沫特莱是在场的，并且参与了杀害。你知道，我吃惊得脑子发麻，就别说开口讲话了。麦克纳尔教授对付他，用事实使他缄口不言了。我最后问鲍威尔，他已经和我相识多年，是否真的相信这样的暴行故事。他说，他相信关于这件事，“你知道的比你愿意承认的要多”。然后我回答说：“就在你的上帝面前，而且以你的上帝的名义，你是在撒谎。”他沉默不语了。最后，麦克纳尔在地板上踱来踱去，说：“你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没有人知道鲍威尔为什么往反动方面摆动过去。以前他辞退过一名写文章恶毒攻击我的人，现在他自己恶毒地加罪于我了……由于鲍威尔的变化和他那恶意的中伤，我前天晚上整夜睡不着。总之，我们不再是朋友，而是敌人了。
这几位老朋友的政治立场向右转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史沫特莱感受到了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哀，她不由得怀疑他们是否接受了国民党的津贴而甘心为他们作政治宣传。
史沫特莱此时身在大洋彼岸，但时刻关注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倾注着无限的热情。她了解美国，了解国民党，更了解中国共产党，因此她对国际形势的观点是精辟的，表达的方式是勇敢而直言不讳的，这完全符合史沫特莱的性格。
对德战争结束以后，她看出在亚洲对日本还有一个艰苦的战斗过程，战场主要是在中国。在这场未结束的战争中，究竟谁是美国真正的同盟者？史沫特莱认为，正如不少进步的美国观察家所看到的那样，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更能有效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是美国在战争中最可靠的同盟者。毫无疑问，美国应该支持共产党，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是错误的。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把主要兵力用于封锁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把战争的失败归咎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国民党是美国靠不住的盟友。史沫特莱在1944年10月30日发表在《下午报》上的一篇题为《史迪威成为蒋的失败的替罪羊》的文章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尖锐地指出：
“史迪威的撤职并非蒋的胜利，而是日本人的胜利。”
说到战后的中国，史沫特莱的论敌们有两个表面上有区别而本质上一致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极权主义，战后中国一旦共产党执政，就会成为一个威胁着美国的利益的极权主义国家；另一些人认为，共产党当权的中国将会成为苏联的傀儡，打破两大阵营力量的均势，造成对美国的威胁。因此这些人称赞1945年8月斯大林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认为这个条约将会“抽掉共产党的支柱”。
关于“极权主义”，史沫特莱在给一位编辑朋友的信中说：
那个政府不会像你的《时代》杂志文章所说的“极权”共产主义，因为那不是、从来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或目标。如果我们企图摧毁一个（共产党）政府，以便把中国变成像英国手中的希腊和意大利那样的傀儡政权的话，那么可能会带来几十年的苦难和流血，而我们最后却只能落得令人憎恨的帝国主义者的下场。
史沫特莱以“极权”问题为主题在芝加哥作了“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听众的反应热烈得出乎史沫特莱的意料之外。只有一个人提了含有敌意的问题，是一个穿着很讲究的大学生提出的。他提醒史沫特莱说，中共可能只是在鼓吹民主，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就是极权的。这是当时在美国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反动观点。史沫特莱问这个提问题的年轻人：
“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吗？”
“没学过。”他说。
“我也没有，没学过很多，只懂得一点点。”史沫特莱说：“在这一点上，我是个美国人，恐怕是这样的，而这是个弱点。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是受马克思主义原理所启发的。我读了一点马克思和他的后人的著作，但没读透彻。可是从我所读到的，我知道人类社会是带有特定的、各国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扎根于他们国家的土壤里，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方法。他们确实是致力于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跟随苏联或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需要影响着他们所想、所做的，将来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为中国和美国的反动分子所迫，制造出一种极权主义的制度，那就不是他们的过错了……但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看，他们宁愿不要这样。他们相信说服的力量。他们甚至能够说服地主和他们自己一起朝着比较进步的政治形式前进。我亲眼看见他们在战争时期是这样做的。我常常比他们还要‘左’，因为我不能相信不用武力封建地主就会投降而解除加在农民身上的束缚。
“当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怕极权主义，我心存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怕，我们就不会去支持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了……我们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国民党极权统治，而谈论着遥远的未来的中共的‘极权主义’，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史沫特莱讲完，热烈的掌声把屋子都震动了。
关于“苏联傀儡”，史沫特莱在为联合国1945—1946年冬摘编出版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种不同见解”所写的文章里说，中共没有苏联的支持也会继续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指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为了避免另一场世界战争。保守的美国报刊宣称这条约“抽掉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柱”。人们可以问，是什么支柱？多年来莫斯科只承认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只和它打交道。中国共产党惟一能依靠的支柱就是中国人民，它代表着他们的利益。由于人民的需要并未改变，共产党和游击队部队也就不会因签订中苏条约而化为乌有。
史沫特莱在中国生活了12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过，也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生活过，她自信自己的观点是不带偏见的。她亲眼看到中国的穷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比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日子过得更好，她坚信会有一个崭新的民主的中国，那时候穷人会生活得更好，她也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绝对不认为共产主义和民主是势不两立的。她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一位土生土长的、领导着一个民族的解放运动的共产党会对苏联保持独立，决不会成为任何势力的傀儡。史沫特莱很赞成“民族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力量的顶峰。她旗帜鲜明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支持中国共产党。
1945年12月，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个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前来中国。马歇尔此行以调处中国内战为名，以援助国民党加紧准备内战为实。他制定了一个方案，内容包括帮助蒋介石运兵到东北和华北各地准备打内战，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驻扎在秦皇岛、青岛等港口，向解放军挑衅，为国民党军队打先锋。
史沫特莱对美国把军队停留在别国的领土上，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为此，她和波士顿大学的副教授亚瑟·小施莱辛格展开了一次激烈的辩论：
小施莱辛格：你粉饰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比如他们在安平攻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关于那次事件，他们撒谎，而你为他们粉饰。
史沫特莱：美国海军陆战队无权到安平或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去……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动机是为了和平，那我们就无权去运输军火。如果美国领土上有外国军队，我也要打伏击，能杀死多少就杀死多少。
小施莱辛格：共产党人否认曾予以攻击，他们说谎。世界上还有实情嘛。
史沫特莱：你是在讲一个小的实情，而且把它放在主要的实情之上。那实情就是陆战队无权待在那里；那就是中国的领土属于中国人民，那就是我们在那儿支持一个法西斯政权。
自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重庆谈判破裂以后，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史沫特莱清楚地看到，在美国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正在准备进行一场宣传战，其目的就是保证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他们把一个保守的美国资本家亚瑟·科尔伯格派到中国去为国民党政府准备这场舆论攻势。史沫特莱在给《民族》杂志的一封信中指出：
今天有不少美国人正为那独裁政权作宣传，这些美国人被认为是“中国之友”，虽然他们对中国并不怎么了解。科尔伯格去年（1945年）下半年到中国去了三个月，竟然成为中国军队的荣誉将军，现在已经是什么纽约国民党官方宣传总部的高级顾问了。
国民党政府也和美国的这股反动宣传攻势紧密配合，开始向美国反动分子提供一种规定好了的“国民党宣传路线”，往美国派自己的代言人，以谎言欺骗美国公众。史沫特莱发现这是一个阴谋，她认为美国应该对整个中国的内战灾难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至此为止，我能看到的是，除了中国人民的群众运动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消我们政府的反动的对华政策。我希望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不要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政策抱有幻想。我们的进步人士将继续尽我们的力量去战斗，但要想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无能为力的了。（中国的）学生运动让我们反动圈子里的人吓了一跳，不幸的是这运动又沉寂下去了。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有能精通美国情况和美国反动宣传的人士。
有了美国政府的撑腰，国民党政权越来越法西斯化。全国知名的诗人、文学教授闻一多在昆明街头遭到国民党特务枪杀，与西方进步记者密切共事的杰出新闻工作者羊枣（杨潮）遭到逮捕，继而被杀害。史沫特莱为此征集抗议签名，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946年的中国形势使她想起了1933年的上海，当时民权运动领导人杨铨遭到暗杀，鲁迅曾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战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史沫特莱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民意所归。
面对美国新的反华政策，史沫特莱的一些朋友变成了敌人，而始终站在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立场上的亲密朋友，除了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有埃文斯·卡尔逊，当然，还有明白真相的广大美国人民，其中包括一贯支持史沫特莱观点的《新共和》、《民族》杂志和《下午报》的主编和编辑们。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对史沫特莱最有力支持的是她的好朋友埃文斯·卡尔逊。他们还记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篮球场上的初次见面和在汉口的重逢。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军官，第一个访问八路军的美国军人。他在八路军中学习游击战争的战术，了解指导八路军行动的准则，从中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成了史沫特莱的好朋友。
卡尔逊运用他学到的游击战术，训练出一营优秀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他的突击营在瓜达尔卡纳岛的战斗中取得了美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首次胜利，只牺牲了16人，却摧毁了日本的大量军事设施，消灭了800多名日军。但是他的上司却坦率地对他说，他们害怕他那些非正统的战术构思。1943年5月他被“踢上楼”，升任突击团执行长官，目的可能是取消他直接指挥自己训练出来的突击营的权力。卡尔逊是美国塔拉瓦和塞班岛战役的主要战略制定者之一。在塞班岛战役中，他为了把一名伤员从火线上撤下来，手臂受了重伤。为此，他1945年从海军陆战队退伍，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家乡。
卡尔逊和史沫特莱一样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民主希望，他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受到赫斯特系出版物的攻击，于是他组织了一个名叫“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机构，当了这个机构的第一任主席，出版《远东之光》月刊，开展战后对华政策的公开辩论。卡尔逊认为，国民党许诺给中国人民以民主，只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民主。他的“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泼斯坦。他们组织公众集会，积极在国会外游说，争取国会停止支持国民党，转而支持真正民主的中国。卡尔逊成了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没有人知道史沫特莱一直在悄悄地爱着卡尔逊。卡尔逊从加利福尼亚写信给史沫特莱，对她在《下午报》上的一篇文章“把聚光灯转向中国内部的真实情况”大加称赞以后，小心翼翼地告诉史沫特莱，他又结婚了，年轻的妻子是一位很好的伴侣。为了减轻史沫特莱这个感情丰富的女人的痛苦，卡尔逊又写道：“我很想让你们俩互相认识，艾格尼丝，她是你的真诚的赞赏者。”
史沫特莱怅然若失，久久不能恢复平静。
1947年5月，史迪威去世以后八个月，史沫特莱又遭到了一次更沉重的打击：亲爱的朋友，只有51岁的埃文斯·卡尔逊突然离开了人世。他是死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的，当时他正和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迈克尔·斯特雷特讨论美国对蒋介石的政策，突然心脏病发作，撒手而去了。史沫特莱怀着极大的悲痛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园为卡尔逊举行的军队葬礼。次年1月远东政策委员会为卡尔逊举行的追悼会上，史沫特莱流着泪，说：卡尔逊是以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为自己的生活目标的。
一群住在纽约的中国朋友，经常把他们对中国形势和美国政策的看法告诉史沫特莱。其中有三位杰出的中国妇女：女演员王莹、历史学家黄绍湘和新闻记者杨刚。
王莹曾在雅都为史沫特莱提供创作剧本的背景资料，为此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跟踪追查，50年代初被美国移民局逮捕，驱逐出境。她回国后在戏剧界工作，曾对当时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的公式化提出过中肯的批评。因为这些批评，也因为40年代在美国的生活，王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恶毒迫害，死于狱中。
黄绍湘是一位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她曾经为史沫特莱当翻译。50年代回国后，编写《美国通史简编》，是有关美国历史的最有权威的著作。文化大革命中，她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曾因为过去在美国的经历受到严厉的批判。
杨刚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被国民党杀害的羊枣的妹妹。30年代她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上海当《大公报》的文学编辑。1945年杨刚来到美国，获得拉德克利夫奖学金，攻读文学，并为中国报刊撰写有关美国生活的专栏文章。杨刚和史沫特莱在纽约和波士顿经常见面，两人性格十分相似，一样的刚毅热情，一样关心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动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1948年杨刚回国，立即在《大公报》发表了她在美国时写的文章：《给顾祝同将军的公开信》，控诉国民党统治者杀害她的哥哥，国际时事评论家羊枣。解放初期，杨刚写过一些纪念史沫特莱的文章。50年代，她当了《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是中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不幸逝世。
在纽约，史沫特莱的中国战友还有陈翰笙和老舍。
陈翰笙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时期的老朋友。当时他曾帮助史沫特莱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带她到无锡农村作实地经济考察。1932年国民党特务搜捕陈翰笙，史沫特莱把他和他的妻子顾淑型藏匿在自己的住处，给他们化了装，把他们偷偷地送出上海。陈翰笙说，史沫特莱救了他的命；史沫特莱说，陈翰笙是她认识中国的第一个引路人。从1945年到1950年，陈翰笙夫妇一直留在纽约，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被任命为中共在美国的代表，同时还在不断地写作。他们夫妇和史沫特莱来往密切，曾经到雅都山庄去探望过她。
史沫特莱和老舍是1938年在汉口认识的。1946年闻一多被杀害以后，老舍来到了美国，他是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而来的。他的小说《骆驼祥子》在美国正走红，成了畅销书。史沫特莱与埃姆斯夫人安排他到雅都山庄暂住。这段日子史沫特莱非常愉快，她庆幸老舍在国内没有遭到监禁或暗杀。而且老舍的来访对她写《朱德传》大有帮助，她可以向他详细地了解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形式，了解朱德的生活和成长的历史背景。
老舍住在雅都这段日子，史沫特莱每次应邀出外演说，老舍都陪同前往。1946年9月16日和10月15日，老舍也发表了演说，气氛非常热烈。史沫特莱生动地记述了老舍演说的情景：
老舍进城去讲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听众中有个商人模样的人提了个问题，询问中国人对待美国银行家和商人的态度。老舍说：“我们不喜欢你们，也不要你们呆在那里。你们支持中国的反动派，他们也支持你们。你们只有一种兴趣——剥削中国人民。”一个年轻的曾在昆明呆过的美国兵站起来抱怨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他们问美国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回家去。那年轻人认为中国人这种样子是很小气的。
老舍回答说，云南省的每个鸡蛋在战时都要送到美军那里去，农村的牲畜也被赶去宰掉。
年轻人说：“我们是付了钱的。”
“但是老百姓没有鸡，没有鸡蛋，根本没有肉吃。”老舍说，“你不能吃美国钞票嘛。”
“啊！”那年轻人惊叫道，“你的意思是，你是从农民的观点看问题的。”
“对啦。”老舍说，“即使你付了钱，我们的人民还是不得不过没有东西吃的日子。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一个人对我说，他们要我们滚出去，就像我们也会让外国人从我们国家滚出去一样。咱们的人行为很不好——搞黑市买卖，搞女人，看不起所有的中国人。而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里，我都看见过苦力装卸我们的飞机，他们吃不饱，又瘦，他们无法像美国人干那么多活。再说陈纳德吧，我就在他的空军里呆过，据说在昆明的每一家饭馆和酒店里，在云南的每一种工业里，都有他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史迪威的矛盾那么大。”
另一名从陈纳德空军来的人也这么说，那年轻的士兵不作声了。
罗斯福去世以后，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他把反苏反共的前总统胡佛召进白宫，担任联邦调查局主任。胡佛上任以后，马上把史沫特莱列入调查对象名单。1944年10月，胡佛向纽约奥尔巴尼分局送去以下备忘录：
敬启者，请将居住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温泉地的雅都山庄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列入固定审查监视人员名单，并将此人与外界通信及电话内容，外界与她联系的通信及电话内容，以及一切和她有关的通信及电话谈话内容送来总部。
目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认为用英语为苏联作宣传的主要人员之一。她被认为是有关远东共产党活动的权威人士。由于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的军事行动正靠近亚洲大陆和日本本土，这些区域的共产党活动情报对于本局将越来越重要。
这个备忘录下达以后，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史沫特莱的调查。由于雅都的埃姆斯夫人没有很好地完成监视任务，联邦调查局的人找到了雅都公司的一位秘书，担负起监视史沫特莱的职责。调查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苏联特务，最好是能证明她身兼二者。这是调查的预期结论，联邦调查局的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不管事实如何，都要想方设法证实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从此，史沫特莱的每一次演说都有调查局的人混在听众之中进行监听。只要看到有人在用速记符号飞快地一字不漏地作记录，就可以知道此人不是一般的听众。从史沫特莱的演说中当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她同情共产党的证据，于是她被贴上了“声名狼藉的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的标签。
史沫特莱的著作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理所当然地成为调查局人员注意的目标，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读过这些书和文章。他们只在别人写的书评中寻章摘句，甚至运用一个更加简单的公式：只要是在他们假定的共产党的刊物上发表史沫特莱的文章，那么文章中的观点肯定就代表了美国共产党的观点，甚至和苏联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如此推论，最后得出史沫特莱是美国共产党员和苏联特务的结论。
其实，史沫特莱独立于美国共产党之外，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至于苏联，史沫特莱1933年在苏联生活过大半年，从心里佩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但对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的做法抱有不同的看法。埃德加·斯诺苏联之行归来以后，曾把查托在列宁格勒被捕、1940年死于集中营的确切消息告诉了她。查托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真挚的爱情。史沫特莱永远觉得，她和查托共同生活的日子对她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查托无辜遇害，在她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但是，史沫特莱对苏联共产党的看法并不包含个人恩怨的成分，她的看法是很冷静同时又是很复杂的。
“红帽子”扣上以后，联邦调查局对史沫特莱的监视就升级了。奥尔巴尼分局在1946年6月2日首次对她进行了24小时的人身跟踪。他们从雅都跟踪到纽约，一直监视到6月3日半夜，只发现她曾经和斯基德莫尔大学的三个学生坐在一起。调查局的人于是兵分几路，分别对史沫特莱和这三个大学生进行盯梢。
雅都那位女秘书是联邦调查局派到史沫特莱身边的特务。这是一个30多岁的寡妇，说是为了排遣孀居寂寞，才到这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工作。她很有钱，薪水分文不取。埃姆斯夫人把这个能干的助手当成了宝贝。雅都的住客很快就发现她行动诡秘，她偷听别人的谈话，偷偷检查史沫特莱的来往信件，窃听她的电话，还挑拨史沫特莱和埃姆斯夫人之间的关系。她带来两条毛茸茸的大牧羊犬，把山庄的花园踩得乱七八糟。史沫特莱散步的时候，这两只畜牲就呲牙裂嘴、哼哼哧哧地在后面跟着，像追捕犯人似的。联邦调查局还派来了一个40多岁的男特务，装成一个作家，一个史沫特莱的崇拜者，企图用卑劣的性诱惑手段使史沫特莱就范。在树林中，他紧随前后，甜言蜜语，甚至动手搂抱。史沫特莱忍无可忍，愤怒地给了他重重的一个耳光。
这时候又有不知道什么人造谣说，“史沫特莱的中国丈夫”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近被南京政府逮捕处死了。史沫特莱一笑置之，她幽默地说：“红帽子已经戴得太多了，再往后就该进集中营了。咱们的国会就像德国的纳粹主义分子刚掌权的时候那个样子。”她照样我行我素，该说的直言不讳，该写的笔下毫不留情。
这段日子里最使史沫特莱悲痛的是妹妹的死。默特尔病了很长时间，史沫特莱一直盼着妹妹病好了到纽约来看她的剧本上演。可是她赶不及了，她患的是癌症。去世的时候，不断地呼唤着姐姐的名字。埃姆斯夫人的患精神病的妹妹也在不久前死去了。两个不幸的姐妹在一起相对垂泪，默默地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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