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在纽约卖文为生的打算未能实现，演说的微薄收入成了她生活的惟一来源。经济上重新陷入困境，身心也处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中国的战歌》虽然已经修改润色完成，但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却无从实现。她必须设法改变生活的环境。
索伯格·布伦丁在纽约以北的纽派尔兹有一个家庭农场，索伯格叫史沫特莱住到那里去。史沫特莱很高兴地同意了。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史沫特莱，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女儿，她对农业劳动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之情。一到纽派尔兹，她就放手在田野上大干起来。看到果树在她的培养下开花、结果，小鸡在她的照料下孵化出壳，她感到无限喜悦。她每天的主要工作除了照管果树，还要把成千只鸡蛋分类，包装起来。正当这位过去的弟媳妇干得挺欢的时候，索伯格却认为她自己已经干够了，经常跑到纽约去逛大街，史沫特莱把全部农活都包揽了起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史沫特莱只去过一次纽约，是应邀到军队电台作短波广播，讲中国抗日军队怎样与日本法西斯军队艰苦作战。广播结束后，军队演奏中国抗日军队进行曲。然后她到格林尼治村看了露天的当代抽象艺术展览。抽象艺术作品使她困惑不解，她说，我不属于这个艺术世界，我仅仅是个农业劳动者。回到纽派尔兹，她又热心地干起了农活。她在农场里一共干了四个月，到七月初，她开始考虑离开纽派尔兹，找一人能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从事新的创作的地方。她在纽约曾应她的好朋友评论家甘尼特的要求写一个剧本，她已经有了初步的构思，打算写一位中国官员在抗日战争中面临各种政治抉择的剧本。
在纽约北面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郊外纽约温泉附近，汽车约走三四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有一个名雅都的山庄，是已经去世大约50年的一个富豪的大宅邸，现在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成了公共组织的财产。由基金会资助，邀请文学、美术、音乐界的名流到山庄去免费度假、创作，成为有名的创作、休养基地。史沫特莱的老朋友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劝史沫特莱向基金会提出申请，出版家克诺夫也从中帮忙，史沫特莱被接受了。1943年7月，她高高兴兴地搬到雅都山庄住下。
8月，史沫特莱在给艾诺·泰勒的信中是这样描写雅都山庄的。
这里有说不尽的美……这片领地里有一片大湖，为其上的森林投下的阴影所遮盖。大厦前面，在一棵高大的挪威云杉的树影里，有一座宏伟的喷水池……大厦的建筑具有一种奇特的混合风格，但其主体和罗马尼亚皇宫的格调一致。我们每人在大厦里都有一个房间，有些人的卧室还附有工作间。松林里还有很多小木屋，散在各处。有些人占有这些木屋，我就有一间谷仓，改装成工作间了。
史沫特莱住的这幢两层的小木屋，位于庄园里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因为长期没人居住，房子周围尽是荒草石砾。史沫特莱找来一把铁锹，把房子周围的土翻松，除去杂草，铲去石砾，又找来肥沃的泥土换上，然后撒上各种各样的花籽。过了不久，屋子四周就成了一个大花圃。工作空闲的时候，她就给花浇水、除草。花开了，闪闪发光的露珠在花瓣的柔柔的绒毛上滚来滚去。在距离小木屋稍远的地方，她还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上黄瓜和西红柿。她喜欢摆弄土地，种蔬菜很在行。在延安的时候，她就在自己住的窑洞前面的一小块黄土地上，收获了不少美味的西红柿，使八路军干部的家属们又羡慕又佩服。史沫特莱生活喜欢整洁，她不能容忍屋子里的东西乱堆乱放，书桌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连窗帘也取下来洗净熨平。在楼上书房正面的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像。毛泽东光泽的脸上，一双慈祥的眼睛，眼神亲切、机敏而自信，表现出他坚强的意志；朱德脸膛黧黑，平易近人，像个农村老大爷，宽宽的鼻头，一笑起来就显得更宽了，他的神情稳重而有幽默感；周恩来与朱德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美男子，独特的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
史沫特莱坐在书房里，默默地凝视着这三位伟大人物的照片，在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生活一幕幕地重现在脑海中，她动笔写那个初步构思好了的以中国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剧本。
雅都山庄的生活既严肃又轻松愉快，和史沫特莱一起住在那儿的还有12位作家、艺术家。和史沫特莱最要好的是两位黑人，女诗人玛格丽特·沃克和剧作家朗斯顿·休斯。沃克是第一位受邀请入住雅都山庄的黑人女作家，她感到许多白人作家好像有意避开她，而史沫特莱毫无种族偏见，和她亲密相处。休斯是史沫特莱的老朋友，过去他们在苏联和中国都见过面。他的一出历史题材的大型剧作曾在麦迪逊花园剧场以250名演员的巨大阵容露天演出，这是一部反映黑人种族史的大型歌舞剧。史沫特莱正在为自己的剧本写得不够满意而苦恼，特别羡慕休斯的才华。最使史沫特莱激动的是她在这里又见到了过去的好朋友，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她的祖国已经陷入纳粹的铁蹄之下，她是作为难民逃出来的。负责雅都山庄的日常管理工作的是基金会主任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战时美国物资匮乏，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使雅都山庄的住客们生活得舒适满意，并且严格保证从清晨到下午四时享有绝对的安静。在这段时间里，作家艺术家们各自躲到自己喜欢的地方，从事文艺创作。午餐很简单，匆匆吃过就各自离开；晚餐比较丰盛，气氛也热闹，大家可以边吃边谈，一直到很晚才打着手电筒回住处。
最有意思的是定期举行的鸡尾酒会。由每位住客轮流作主人。有一次轮到史沫特莱开鸡尾酒会，她把气氛搞得非常热烈，大家喝了许多马丁尼酒，都醉醺醺的。酒会进行到一半，广播里传来了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于是大家又喝了几杯。史沫特莱给艾诺的信中生动地描写了这次酒会的情景：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彻底的酩酊大醉了！我想这次我那庸俗的本性发作了。这酒会实在是尽情放肆的场合。由于我们白天只吃了一点午饭，酒会是下午五点半举行的，只喝了那么一点酒就足以上到耳根了……酒会举行到一半，广播里传来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这使每个人又多喝了一两杯鸡尾酒。对于墨索里尼和新上任的总理，我是不让自己那么兴奋的……我看不出由一个流氓取代另一个流氓能有多少意义。
史沫特莱在雅都还接待了中国来访者，女作家赛珍珠向她介绍了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女演员王莹。王莹使史沫特莱想起了在延安给她当翻译的吴莉莉，她同时又是一个很好的话剧演员，想起了延安的戏剧界朋友和新四军的游击队剧团。她把王莹当作写剧本的主要顾问。她认为要把剧本写得有真情实感，要探讨很多问题。她向王莹提出了这些问题：两个已婚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要是产生了爱情，他们将会怎样表达？如果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被一名外国妇女所吸引，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他们的爱情能有希望吗？史沫特莱请王莹和她的未婚夫谢和赓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后来王莹在几封信里详细地给予了答复，对史沫特莱的构思很有帮助。但史沫特莱总觉得自己缺乏写好一个剧本的文学素养，她决定停下笔来，跟剧作家伦纳德·埃利希合作，等他从美军通讯队退役后继续写。
1943年9月《中国的战歌》终于出版了，在纽约的书店里销路很好。正式出版那天，电台两次播放了访问史沫特莱的节目。朋友们为她举行小型宴会。《纽约时报》、《论坛报》、《新闻周报》最初的书评都是极为肯定的。史沫特莱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但是，对史沫特莱书中的观点有异议的人还是不少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史沫特莱的一位在上海时期认识的朋友、女记者格雷斯·库克。她是一位力求把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母亲的职责结合起来的有志气的妇女，她认为史沫特莱过分强调了妇女必须为社会作贡献的一面，对想当一个普通的妻子和母亲的妇女表示了“透骨的轻蔑”。她写道：
我该对辛西娅（格雷斯的女儿）说些什么呢，艾格尼丝？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领袖人物，但你为我们这些普通妇女设计了什么活动方案？你憎恶自己儿时没受到成人照顾，你对孩子们抱有很深的温情。该让国家抚育他们吗？即使那样也会有类似你“从来没有予以赞同”的性关系问题的。我们该用什么来取代婚姻以繁衍世界人口呢？或者说用不着，那么，又何以费事来拯救世界呢？
史沫特莱理解格雷斯·库克，认为她提出的问题具有关键性。她回答道：
格雷斯，你带着讽刺说为人之妻不可能把孩子扔下，像我那样跑到八路军那里去……但是，军队里有很多已婚妇女，在战火地带里我见到无数妻子和母亲，她们在尽母亲的职责时，也是在打破妨碍女性本身发展的镣铐……
对于新一代的人来说，会有一天克尽母性的职责被认为是值得保护的工作——但是总的来说，那也只不过是公民义务里的一项工作而已。
1943年10月，史沫特莱在纽约附近的大学作巡回演说，首先在斯基德莫尔大学，她形象地描绘中国人民怎样与力量悬殊的日本人作斗争，怎样英勇牺牲，她要求听众去检验美国的对华政策里是否有种族主义。大学的校报《斯基德莫尔新闻》评论道：“根据经验，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她（的演说）比一场富于刺激性的电影还要令人感到震颤，比本地出产的沃顿啤酒还要令人陶醉。”12月史沫特莱又开始了第二次巡回演说，这次是到南方的乔治亚州。
史沫特莱在南方，看到南方黑人处境十分悲惨，他们的人格处处受到污辱，这激起了史沫特莱的怒火。有一次史沫特莱去乘公共汽车，汽车靠站时，大雨倾盆，司机喝令站上的十多个黑人后退，让两名漂亮的白种妇女先上车。两人上车后，司机朝她们看了一眼，从她们的肤色和头发的颜色看出了她们血管里有黑色人种的血。司机一拍大腿，笑着对白人乘客嚷道：“这不是闹笑话吗？我以为她们是白的，原来她们也是黑鬼！”那两名妇女和车上所有的有色人种乘客都气得愣住了，史沫特莱也气愣了。几个白人乘客放肆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一个坐着的北方白人士兵指着身边的空座，让一名黑人士兵挨着自己坐下。黑人士兵坐下了。司机狂怒起来，猛地刹住车，对黑人士兵大喝一声：“黑鬼，站起来！”那黑人士兵站了起来，白人士兵骂了一句：“真见鬼！”随即也站了起来。司机气得拳头发痒，可是没敢动手，因为那白人是个穿军服的；如果是个平民，那真要闹得不可开交了。史沫特莱看着这一幕，怒火中烧，她真想去扇那司机两个耳光，甚至把他杀死。她想，也许耶稣基督看了可以忍受，但是我却不能。可是她什么也没干，因为白人曾经警告过她，在美国南方，这种场面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一个白人万一要有什么抗议行为的话，最终只能使黑人遭更大的罪。史沫特莱为不能有所表示而憎恨自己，觉得自己成了一名人类的叛徒。
史沫特莱在南方一所黑人大学里演讲，一位白人妇女留她住宿，她谈到这所大学里的黑人时说：“这里的黑人挺好，一点也不闹事，行为端正。”言外之意，是说黑人一般总是要“闹事”的，而且行为也“不端正”。
回到雅都山庄以后，史沫特莱不再保持沉默了，她满腔义愤，她感到南方黑人需要她的帮助，就像她一贯为之贡献力量的外国民族解放运动需要她一样。路易斯安那州一位妇女发起为“有色人种”开办图书馆。史沫特莱和纽约、洛杉矶的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联系，给她寄去许多书籍，并在报刊上发出呼吁，发表文章，有一篇文章刊登在《洛杉矶论坛报》上，标题为《白人作家对南方偏见的义愤》，文章结尾说：“我们不能把人当作狗来对待，而又期待他们具有人的行为。”
史沫特莱反对种族主义的言行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乔治亚州的众议院议员约翰·S·吉布森把史沫特莱的活动和自己的异议记录到“众议院记录”里，把史沫特莱的言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建议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他给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这样说：“以前我提请众议院注意有那么一个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南方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她是好几本表现共产党光荣和伟大事业的书的作者……她是《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作者，该书以炫耀的语言描写红军怎样在革命中和非白人一起去打败白种人。她描写了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这位议员把中国革命理解为“非白种人打败白种人”。在美国，特别是在美国南方，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联邦调查局接受了吉布森的建议。
1944年9月，联邦调查局把跟踪史沫特莱的任务交给了雅都山庄的总管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要她提供她可能替史沫特莱打印的各种演讲或通信的副本，并随时报告史沫特莱的行动。埃姆斯夫人是史沫特莱的好朋友，她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完成到何种程度，就不得而知了。
1944年夏天，雅都山庄很安静，原来住在这里的许多人都已经离开了，大楼已经关闭，只有三四楼小木屋里住着人。史沫特莱开始写作《伟大的道路》。她要把这部作品写成一部伟大的史诗，她要倾注全部心血和热情，为朱德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红军之父雕塑一座生动的雕像，要写一部活的中国红军发展史。总之，她用一句典型的中国语言来说，要写成一部“史家之绝唱”。她首先描写了红军的诞生和成长。她写道：
许多农民死里逃生，带着血红的眼睛精疲力尽地投奔朱德。有些人为自己的儿女兄弟的死亡而痛哭，有些人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道：“我要拼命！”朱德眯起眼睛仔细听了他们的遭遇，转过头来对旁边年轻的指挥员说道：“发枪给他们，一边行军一边训练。”像任何真理一样朴素，红军就是这样产生、壮大的，这也就是工农红军不可战胜的基本原因。
接着她描写了朱德的形象：
身高大约五英尺八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微微隆起，颊骨也很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很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
史沫特莱以她非凡的记者的笔触从各个方面——军事家、党的鼓动家、红军的缔造者——描述朱德的功绩，描写他怎样指挥战斗，怎样分化瓦解敌人，怎样和战士、群众亲密相处，谈笑风生，写他怎样在古田会议上发言，透辟地分析判断局势。总之，要写出一个完整的革命领袖的形象。她不是把朱德将军作为一个偶像来描写，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他的性格、爱好、语言习惯等方面展示他的内在气质，这种内在气质必须和他特有的热情、幽默忠厚、质朴奇妙地溶合在一起。
写着，写着，史沫特莱又好像回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好像又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行军，一起吃着大锅煮的青菜饭，和朱德将军一起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彻夜长谈，就着一盏小油灯飞快地作着记录。她是多么希望用自己的笔让全世界的人认识朱德，认识中国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啊！写着写着，她觉出了这项最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又是多么困难，材料不足，艺术形式上也觉得很难把握。她要始终严格遵守纪实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决不加以违背事实的想象和虚构。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她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还要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目的是要使书中所写的一切都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情况，甚至连书中涉及的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日期都要准确无误。史沫特莱还要尽力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有些古板的学者认为，“在历史学的领域内，美学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史沫特莱不赞成这种看法。她认为历史是科学的，传记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写传记，既要有真实而科学的历史背景，又要有实地采访得来的生活资料，这两者的紧密结合就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也就是西方称为“新新闻体”的手法。她呕心沥血，写得越来越费劲。她给艾诺的信中描写了当时的心情：“作家总是感到要写的东西很棘手——一个对自己作品满意的作家，是大家应谨防的人。我真希望自己不曾出生于人世为好。”
史沫特莱决定写信向朱德求助。她等了几个月，终于收到了朱德的回信。朱德在信中向史沫特莱告之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进展的消息，延安的八路军处境虽然仍然很艰苦，但已经收复了1941年、1942年被日军侵占的土地。陕甘宁边区农业和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边区人民的生活也过得比史沫特莱在那儿的时候好了一些。随后，他在信中说：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少的部分。是否值得你花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应你所求。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先生所写的《朱德》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目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将乐于照办。
史沫特莱拆开朱德寄来的大包裹，里面除了资料和手稿以外，还有用宣纸搓成纸条装订在一起的，朱德亲手用毛笔写成的小传，她还惊喜地发现了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别针，一块丝织的披肩，这是延安妇女手织的。史沫特莱把两个小别针用天鹅绒托着，摆放在壁炉架上，细心地欣赏着那块精致的丝织披肩，一会儿把它披在肩上，一会儿把它握在手里。和延安人民朝夕相处的日子仿佛又出现在眼前，史沫特莱心里涌起了无尽的怀念。
朱德对史沫特莱讲过，他童年时代生活的村子周围全是楠木林，他从小就是在楠木林里长大的。史沫特莱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到南方演说的时候就向朋友要了一小束楠木枝，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雅都，用一个花瓶插上，摆在壁炉架上，旁边摆着朱德从延安寄来的礼物。在这样一种具有浓浓的中国气息的环境中，她文思泉涌，继续写作《伟大的道路》。
她非常惜时，夜以继日的伏案写作，一刻也闲不住。丁玲曾经说过：“史沫特莱是一位很勤奋的作家，悠闲同她无缘。”但是只要遇到有意义的、她认为必须去管的事情，她又会毫不犹豫地去管。她曾放下写作去四处募捐，以便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来救助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另外，她还不断地与她的忘年好友，年轻的艾诺·泰勒通信，鼓励她要找个工作，不要只当家庭妇女。后来艾诺在一间工厂里当了工人，写信告诉她说，厂里的女工拒绝参加工会。史沫特莱很生气地回信道：
如果没有工会，她们就只能挣到一条狗都挣得到的工资，如果她们生活不错，那是因为曾有那么多工会人员的战斗，受了几十年的苦才成为现实的。你们那里的女工应该去看看德国工人，或者是中国工人。他们是不能有任何类型的独立工会的。每天工作总是长达16小时。1925—1927年间，当革命给工人带来成立工会的权利时，曾有一个短时期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有几个强大的工会获得了8小时工作的权利。反动力量摧毁工会后……又恢复老样子，工人只能赚取刚够生活、还能继续为雇主活下去并为他工作的那么一点工资……
在史沫特莱的影响下，艾诺成了一位工会积极分子。
1945年夏季的一天，雅都山庄的草地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出芬芳的气息，和煦的风轻轻吹拂着。史沫特莱早早起了床，头上裹着头巾，腰里系着围裙，看上去像个农村的家庭主妇。她用力地擦拭着小木屋楼上楼下的窗子，把褥子搬到房前的草地上晾晒，房后边系着的铁丝上晾着几条毛毯。
史沫特莱花了三天的时间把屋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作了一次大扫除，她干得风风火火，兴高采烈，因为她要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参加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十人代表团中仅有的一位共产党代表董必武。
大会结束以后，董必武在美国旅行访问了三个月，8月份到雅都会见史沫特莱。
为了迎接远方来客，史沫特莱每天都十分忙碌，她大汗淋漓地骑着自行车到斯普林斯镇和萨拉托加的其他市镇一家一家地在食品商店里寻找、选购备餐的材料。一切准备就绪，史沫特莱静静地、虔诚地等待着董必武的到来。
8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董必武来到了雅都山庄，作为陪客的还有史沫特莱的日本好友女作家石垣绫子和荣太郎夫妇。
董必武生于1886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共产党员，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而逃亡日本，曾与孙中山先生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他是经历了历史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董必武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作为谈判代表随周恩来飞来西安。1937年她在延安时，董必武也在那里，两人上一次见面是在1940年史沫特莱经过重庆时。他是一位斗士，又是一位诗人。他年近60，稳重大方，脸上浮现着温和的微笑，是给年轻人讲有趣的战斗故事的“董老”。史沫特莱觉得他有点像中国画中的人物，具有古风盎然的神韵，是一位使人一看就觉得亲切的宽厚长者。
董必武到来的那一天，史沫特莱花了半天时间为他做了一道用鸡肉做的中国菜。史沫特莱会做中国菜，这还是在上海学的。她做菜像做一件极为严肃的大事一样，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她站在一口大锅面前，往锅里添加调料，再用汤匙尝试味道，享受着亲手做出可口菜肴的乐趣。可是这一天她偏偏感到有点遗憾：“今天做的稍微有点焦，真糟糕！”
董必武极有兴味地品尝了史沫特莱做的中国菜，赞不绝口：一个外国人能做到这样，真是太了不起了，这该是一个对中国生活方式多么熟悉的外国人呀！
史沫特莱请董必武讲红军长征，他讲了一段关于红军翻越长年积雪的夹金山的故事。
……要是你途中坐下来休息，就会死在那里。我们在途中发觉有人横卧路旁，抓住他的脚一看，那人早已冻死了。那里是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山，空气稀薄，气温骤降的时候，冻得人直想吐，手、嘴唇也都冻成了紫色……
讲过长征的故事以后，董必武又用流畅的笔体书写了一首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诗，赠给殷勤的主人。董必武说：“19世纪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农民的战斗，中国农民就像攀登陡峭悬崖的猿猴一样，即使受伤跌落下来，还要爬起来继续向上攀登。今天我们的革命斗争也是一样。”
董必武在雅都山庄逗留了三天，准备离去的那天下午，大家坐在沿松林山丘蔓延的草地上，董必武的年轻秘书红着脸给大家唱了一首描写离情别意的中国民歌。他唱完以后，史沫特莱站起来，唱了一首她喜爱的美国民歌《啊，我的祖国》。
史沫特莱从小爱唱歌，她的歌声轻柔而富有感情。在延安的时候，她是以能歌善舞闻名的。也许是继承了她那爱唱歌跳舞的父亲的秉赋，一首歌只要听上一遍，她就能唱出来。在雅都山庄，当晚霞映红了山峦和松林的时候，她总爱独自一人来到摆着风琴的房间，浅弹低唱，直到太阳落了山，才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现在中美两个民族的优美民歌旋律在荡漾，这格调迥异的乐韵，诉说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安宁、爱情和幸福。
董必武离开以后的8月6日早晨，石垣绫子和荣太郎夫妇在雅都做客，史沫特莱和他们夫妇在早餐桌旁，漫不经心地翻看着《纽约时报》，猛然看见报纸在头版用了半版的篇幅登载了广岛上空升起的巨大蘑菇云的照片，餐厅的广播播送出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说在广岛投下的是原子弹。几个人顿时大吃一惊，谁也说不出话来。过了许久，埃姆斯夫人搂着绫子的肩膀，俯在她身上轻声说道：“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作为一个美国人也为投掷原子弹而深感羞愧，我没脸见你们这些日本人了。”埃姆斯夫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寡妇，结婚才三个月丈夫就战死在沙场上。
美国人对投掷原子弹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善意的人们和正义感的宗教人士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谴责投掷原子弹；抱有美国至上主义爱国精神的人们高兴地说：“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可以不用再牺牲将士的生命去结束战争了。”还有一些左派人士，认为投掷原子弹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虽然造成悲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史沫特莱对美国投掷原子弹置日本普通人民于地狱的烈焰中的做法感到震惊。她知道，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曾向杜鲁门总统发出过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呼吁。罗斯福总统要是活着的话，他是会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的。但自从罗斯福总统4月12日猝然逝世以后，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的政府迅速向右转，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为了达到战后美国掌握世界霸权的目的的一个手段。实际上，当时日本的两个盟友意大利和德国都已经战败投降。在东方，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已经收复了1941年1942年沦陷的大片土地，日本投降是大势所趋，即使不使用这种新式的杀人武器，日本的战败也只是个早晚的问题。美国之所以投掷原子弹，是为了向全世界表明，自己在对日作战中付出最多，对打败日本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不仅如此，美国还要从时间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苏联打败德国以后在亚洲参战的天数越少，就越难于对战后日本的管理进行干预，对日本的占领就具有更浓厚的美国色彩。总之，美国投掷原子弹让日本尽早投降，是为了在战后的世界中与苏联抗衡。
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了，这一天美国人民彻夜狂欢。为防备空袭而挂上的厚厚的黑色窗帘被扯掉了，明亮的电灯照亮了美国的城市和乡村。人们流着泪，欢呼着：噩梦一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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