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汉口沦陷的前几天，史沫特莱乘坐一辆运送医疗用品的救护车到了长沙。长沙不是她打算长久停留的地方。史沫特莱必须决定她下一步将到哪里去。
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第一，到重庆去；第二，经过香港回美国；第三，到华中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根据地去。
第一条路很快就被否定了。重庆地处西南山区，远离战场，在那里很难从事给前线输送医疗物资的工作，当战地记者更是没有机会，而且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史沫特莱在那里肯定会受到蒋介石政府的种种刁难，行动将会受到限制，那里的政治气氛将会是令人窒息的。
第二条路她也不能走。她不愿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离开中国。从她与美国朋友的通信中知道，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日的支持是很有节制的，因为美国的方针始终是避免以强硬的手段直接刺激日本，直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全面展开以后，美国仍然向日本大量输出钢铁和石油。美国政府的做法受到美国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人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回美国去，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英勇事迹，号召美国人民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日，不能说完全无所作为，但那毕竟是太间接了。即使身在八路军之中，史沫特莱尚且责备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旁观者，回美国去不更成了真正的旁观者吗？再说，她父母早已去世，和弟妹们的关系也不那么亲密，缺乏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况且他们都各自成家，独立生活了。史沫特莱在美国没有家，没牵没挂，她早就把自己生命的根移植到中国来了，中国就是她的家。1937年她在山西五台山朱德总司令的八路军总部度过的四个月，是她生活中最充实、最愉快，也是最有成就的时期，她尝试了写战地报道并且获得了成功。往后，她还计划和林可胜大夫联络，为新四军建立一个长期供应药品的运送网。
因此，决定走第三条路就是很自然的了。
周恩来同志也赞成史沫特莱的决定，就把她介绍给新四军的指挥员叶挺和项英，并让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为她安排行程。
新四军原是由活动在从安庆到上海郊区长江下游山区的南方游击队改编成的。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到了这年秋季，新四军已有1.2万多名穿军装的战士。新四军成立以后，即分两路进入华中敌后，一路在江南，另一路在江北。江南部队当年6月进入京沪铁路两旁，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解放区。江北部队5月进入安徽省巢湖、无为、定远一带，建立了江北解放区。这就是华中抗日根据地。11月，史沫特莱到达的时候，新四军总部设在皖南芜湖以南的云岭。
史沫特莱跟一批游击队员和学生一起乘坐竹筏来到云岭，迎接她的有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新四军军医处负责人沈其震。
史沫特莱是新四军的贵宾，叶挺军长安排她住在军部教导总队，生活上给予特殊的照顾。按规定她可以以马代步，但她偏要和战士们一样，去什么地方都是靠两脚步行；按规定她应该吃小灶，但她总是和战士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她对战士们说：“我到这里以前，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请我吃饭，一桌上等酒席，全是山珍海味。但那是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我吃不下去，新四军的大锅青菜饭，我吃起来心里舒服。”史沫特莱身体不好，有严重的胃病，偶尔在老乡家里煮两个鸡蛋，也是自己掏钱。
沈其震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长江以南新四军三个支队所属的20多个卫生队。
一个漆黑的夜晚，史沫特莱在一群战士的护送下去访问一所野战医院，步行了一夜，到医院时已是第二天黎明了。史沫特莱站在村前的土坡上，看到的是几家低矮的农家草房。
“这就是野战医院？”
“是的，这就是医院。”院长粟秀真解释说，“因为游击战争的特殊环境，医院要经常转移，所有设备都分散在民房里，病房也就是几个农家小院。”
“好吧，请领我到病房去。”
史沫特莱由院长陪同走进病房。她一眼就看到一个年轻护士正用竹筷子在一个粗瓷碗里夹起棉花给伤员换药。
“住手！”史沫特莱猛冲上前大声训斥：“你怎么能用这种东西？伤员会受到细菌感染，甚至死亡！你知道吗，如果他没有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是死于你们的不负责任，我将请求朱德将军给你们以军法制裁！”
护士吓得脸都白了，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倒是那位伤员明白了史沫特莱的意思：“不，不，史沫特莱女士，您错怪她了，我们的护士很负责任。”他伸手指了指火炉上冒着腾腾热气的蒸笼。史沫特莱走过去揭开盖子，看到里面放着瓷碗和竹筷子，正在进行高温消毒。
“啊，对不起，姑娘，我错怪你了。”史沫特莱抱歉地搂着护士的肩膀说：“请继续工作吧。”
护士脸上绽开了天真的笑容。
史沫特莱看到这里的医疗条件差得叫人难以想象，药棉和绷带都是自制的，药品是医护人员从山上采集的草药，医疗器械非常缺乏。她激动地说：
“只是到了这里，我才相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了奇迹！”
史沫特莱给《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详细反映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医药的需求，还写信给她的一些老朋友，如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香港政府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史沫特莱还巧妙地开辟了一条秘密的通讯渠道。1934年她从上海短期回国在圣迪戈州立大学作过一次演讲，州立大学的教授哈利·斯坦梅茨成了她的热心听众，斯坦梅茨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在他家里，史沫特莱认识了他的父亲老哈利·H·斯坦梅茨。老斯坦梅茨是个医生，也是一位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史沫特莱回到中国后，开始通过斯坦梅茨父子向美国发送新闻和其他信息。她首先把需要发送的资料送给上海的一位美国医生米勒，他再交给一位银行家朋友，由这位朋友把资料寄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由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向在圣迪戈的斯坦梅茨的电台发报。根据哈利·斯坦梅茨在1976年的回忆，史沫特莱从1938年到1939年末，利用这条线路成功地为新四军从圣迪戈地区取得了经济援助。
访问了野战医院以后，史沫特莱就再也不肯住在军部了，她认为这样的优待会使她脱离群众。她是个作家，应该和战士生活在一起。她要求住在医院里，和护士们一起工作。
在医院里，史沫特莱把她的全部爱心和精力都献给了伤员。秋末冬初，皖南的天气已经相当寒冷，史沫特莱天不亮就起床，跑到山间田野，采来大束大束色彩鲜艳的野花，带着露珠和冰凌，带着大自然的生命气息。她把这些野花分插到每个病房里她亲手用竹节做成的花瓶里。伤员们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史沫特莱捧着花儿轻轻推门进来，脸上带着慈蔼的笑容。
“早上好，史沫特莱同志！”
同志，这是史沫特莱多么爱听的称呼啊，医院里大家都这么叫她。她说：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我忠于中国。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这里，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这块土地上了。”
是的，如果说当年她来到中国时，还只是一个个人奋斗者，革命人道主义者，那么，经过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洗礼，现在她已经是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国际主义战士，一个非党的共产党人了。她为什么不能享受“同志”这个既严肃又充满温情的称呼呢！
史沫特莱以火一般的热情关怀着周围的同志。她知道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同志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吃什么吐什么，营养严重缺乏，瘦得不成人形，心里十分着急。她打听到鹿茸精可以治好这种病，过了不久，她竟出人意外地弄来了这种连想都不敢想得到的贵重药品。朱部长注射了鹿茸精，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后来才知道，是史沫特莱冒充传教士，历尽艰险亲自到南京买来的。
新四军政治部有个马夫，曾经参加过封建会道门组织“大刀会”，后来自动投奔了新四军，他的绰号就叫“大刀会”。“大刀会”长相奇特，头大嘴大脚大，人却矮得出奇。他非常能干，泥水、木工、编竹器，上山抓松鼠，下河捉甲鱼，全都在行，就是最怕学文化，说是一见了“黑蚂蚁”（文字）就全身痒不可耐。史沫特莱知道了“大刀会”的故事，很感兴趣，她给“大刀会”拍了一张照片，写了一篇生动感人的故事，登在报上。人们把报纸读给“大刀会”听了，他很受感动，从此不再害怕“黑蚂蚁”了。
史沫特莱热爱生活，她的周围常常围绕着歌声和笑声。她爱唱歌，学会了唱《游击队之歌》，当她用那种特别的异国腔调唱起“我们都是神枪手……”的时候，同志们都高兴得拍掌大笑。天气转暖，史沫特莱就带头下河游泳了。皖南山区里的小河，清澈见底，她是个游泳好手，仰泳、蛙泳都很熟练，还会那种大家没见过的蝶泳。有一次，史沫特莱仰面平躺在水面上，注视着蓝湛湛的天空，忽然好像是吓了一跳似的爬上岸来，飞快地撑开一把油布伞，躲在伞后面一动不动，原来副军长项英和两个战士从山坡小路上走过来了。他们从油布伞旁边走过，看到了藏头露尾的史沫特莱。两个战士首先笑出声来：“哈，你这老太婆！”正在游泳的战士们也都跟着哈哈大笑了。“老太婆”，这是同志们跟史沫特莱开玩笑时的称呼。这个称呼太随便，也不符合外国人的习惯，但史沫特莱听了非但不生气，还非常高兴，她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1939年，新四军和游击队已经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政权，成了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块共同的心病。日本法西斯不断地对抗日根据地狂轰滥炸，围剿扫荡。蒋介石正中下怀，巴不得借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的手，实现自己消灭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罪恶愿望。新四军的处境非常危险。史沫特莱不考虑个人安危，她身穿新四军军装，打着绑腿，脚下是一双麻绳编成的草鞋，军帽下面金黄色头发剪得像男人的一样短，一眼看去，她和新四军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沈其震领导下的医生护士多来自上海和香港，空袭把他们吓得够呛。但史沫特莱好像不知道炮弹不长眼睛似的，一遇到空袭，就冲出去抢救伤员，敌机一扫射，她就扑在伤负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在前线救护所里经常可以看到史沫特莱的身影，她运用在西安教会医院里学来的救护知识，给伤员洗涤、上药、包扎伤口。
按照国共两党签订的统一战线协议，国民党政府必须给新四军提供武器，而新四军只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武器，不能自己制造。蒋介石提防着共产党增强军事力量，只在1938年按编制送来过武器，以后几乎没有补充过。为了给广大的游击队供应武器，新四军决定发展自己的兵工厂。有一次，史沫特莱参观了一座秘密兵工厂。工厂的负责人十分自豪地带领她参观，把自制的设备一件一件地给她介绍和解释。史沫特莱要求试验一下产品。她拿了一枝手枪和三发子弹到厂外，靶子挂在一棵树上，她熟练地装上子弹，抡起枪对准靶子开了火，三发三中。工厂负责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没想到这位摇笔杆子的女记者竟是个神枪手！史沫特莱得意地笑着说：
“你们不知道，在我的家乡，就是蛮荒的美国西部，骑马打枪是很普通的本领；我还能骑在奔驰的马上射中目标呢。”
告别的时候，史沫特莱说：“我曾在美国和欧洲旅行，参观过许多地方的工厂，但我必须承认，从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工厂。这是举世无双的。”
1939年秋天，在陈毅的领导下，新四军的一些主要部队开始渡过长江进入安徽省北部。史沫特莱跟随其中一支部队渡江。她在《中国的战歌》中详细描写了她在这次行军中的体验：
9月13日，我们在一座高山上的破庙里作渡江前的最后一次休息。临睡前，我们登上最高峰，俯视十英里外闪闪发亮的大江。我们看到仿佛是一艘巡洋舰的黑色的家伙在溯江而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边被日本人占领的获港上空升起一股黑烟。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指着山下平原上离江边大约五英里远的两个小镇说：“那是敌人的两个据点。今天夜晚，我们就要从它们中间穿过……”
浩荡的长江一步步接近。我们来到了为抵挡汛期洪水而用土筑的堤坝的坝顶上。两边都是黑沉沉的礁湖——疟蚊的孳生场所。这时，一个“叛徒”出现了：发红的半边月亮像气球一样从我们背后的山头升起，把橙色的光投给白色的堤堰和黑沉沉的礁湖。我可以看见我面前长长的队伍的一部分。我们低声咒骂着，开始加快步伐，甚至跑了起来。我们的挑夫喘着粗气有节奏地小跑着……
在岸边上了一条帆船，我们许多人都已精疲力竭。两名女护士的疟疾已发作了，几个小时，她们都把危险置之度外，平躺在舱面上，闭上眼睛，像死一样沉沉睡去。船尾的大橹开始咿呀作响，我们离开了岸边。不久，我们就航行在扬子江宽阔的胸脯上。江上笼罩着银白色的雾幛。一条奔腾的大江展现在我们眼前，像一片海洋。这里的宽度，按直线计算是五英里，但是从我们出航的渡口到我们将要登陆的村庄，实际上有70华里（约23英里）。
我们急切地凝视着黑乎乎的对岸和我们后面逐渐失去形影的房舍。那半个月亮已经升上中天，在水面上投下一条银色的长练。一片片浮云从月亮底下飘过；风，强劲而清爽，把船上用破布连缀成的大帆鼓得十分饱满，我们不禁欢呼起来。我们用眼睛向迷雾中探测，提防着敌人的兵舰；我们的耳朵也紧张地搜寻着是否有射击的声响……
北岸上的树林看得越来越清楚，树林那边是房屋。我们隐约看见那边江岸上背着步枪的哨兵模糊的身影。船一靠岸，我们就越过船舷跳下去，兴奋地奔向人群。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在等候我们。一个身穿白色短褂长裤的男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是区长。
我们走进村子，在一块被朦胧的月光照得发白的宽阔平坦的打谷场上坐下来休息。十分钟后，第二艘船靠岸了。我们的队长冯达飞夸奖我们遵守纪律，说我们的表现比他预期的要好得多。
渡江成功，史沫特莱像个受表扬的小战士一样兴高采烈。她住在一栋简陋的农舍里。艰苦的战地生活和极端劳累的工作使史沫特莱的健康每况愈下，胃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她强忍着胃部的疼痛去走访战地医院，每天晚上坐在光线微弱的油灯下，一只手捂着胃部，一只手握笔疾书，往往要熬到东方发白，才躺下来稍微休息一会儿。她已经47岁，军旅生活在她晒成棕色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但那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依然充满着自信，洋溢着刚毅的神采。这段时间她最有影响的文章是参观金家寨前线医院后写给中国红十字会的长篇报告，她认为这是她看到过的最好的战地医院，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抗战的希望。
1939年12月，史沫特莱转移到鄂豫边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同行的是著名的《渔光曲》的词作者女作家安娥同志。挺进纵队的总部设在屹立在湖北省中北部的大洪山峰顶上的一座寺院里。寺院大门两边是一副对仗工整的楹联：“江东寥阔无双院，楚北天空第一峰。”这虽是前人对寺院的赞语，但借用以反映新四军挺进纵队所向无敌的气势，也是十分贴切的。
挺进纵队的指挥员李先念、朱理治、陈少敏和陶铸一一迎上前去，与史沫特莱和安娥握手，表示热烈的欢迎。
第二天，挺进纵队的全体指战员集会，欢迎史沫特莱和安娥。
“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集合，是为了欢迎两位杰出的客人。”纵队党委书记兼政委朱理治说，“第一位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她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是我们伟大的朋友……”热烈的掌声还没有平息，史沫特莱急忙插话：“不，不，我不伟大，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人民伟大。我不过是作为记者，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真实地而不是夸大或贬低地传达给了世界人民而已。”
朱理治把安娥介绍给大家，大家热烈鼓掌，要她唱《渔光曲》。可是这位歌词作者不善唱歌，只好用浓重的上海口音唱了一小段京剧。
大洪山脉与随县、安陆、钟祥三县连成一片，山岭起伏，树多林密，有广阔的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东南俯瞰鄂中平原，扼制富水河和汉宜、宋应公路，对盘据武汉的日本侵略军形成钳制态势。李先念和陈少敏向史沫特莱介绍，新四军在鄂豫边区开展游击战，可以对武汉守敌形成战略包围，阻敌西进，防止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以战迫降”，最终赶走侵略者，光复武汉，夺回失地。
“是的，”史沫特莱说：“在这里，一切奇迹都可能发生，我似乎觉得，中国的大地在颤抖，它将埋葬一切魔鬼。”
在豫鄂挺进纵队，史沫特莱很快就跟战士和根据地群众成了好朋友。她热爱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大家也热爱她。每天晚上，她的住处都集中着许许多多的人，有战士、有农民，更多的是全国各地投奔革命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当时20多岁的吴强，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新四军的文艺宣传工作。史沫特莱在上海时在鲁迅的感染下形成的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关心，使她对战地文艺十分感兴趣。
有一天晚上，史沫特莱看了一个国民党军队演出团体演的一幕短剧，剧中有一个情节，表现一个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日本军官对中国抗日的同情。演出结束后，大家请史沫特莱上台讲几句话。史沫特莱对日本军官的情节很有意见，她坦率地说：
“表演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我反对把一个日本参谋官表现成中国人民的朋友。如果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为什么还要留在日本军队里？为什么还要上前线打仗？”
她刚说完，剧本的作者上台了，他说，他写的是真人真事，在安庆的战斗中，他确实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日本军官。接着，十多位观众争着上台发言。史沫特莱觉得这些亲身经历过战斗生活的战士、学生和老百姓都讲得很有水平，剧作者也表现愿意考虑他们的意见。有一位观众说，在任何一出戏里都不应该让敌人得到好处，不能有游击队失利的情节，要把敌人通通杀掉。剧作者不得不反驳了：“那是真实的吗？如果敌人总是死在舞台上，还有什么必要继续打仗？应该用事实真相唤起民众！”
看了这出戏，史沫特莱一直在想：日本军队里是否真的有反战的军官和士兵，自己发表的意见是否过于武断了？这个问题，她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在一间临时用农村小学校改成的野战医院里，一排排用砖石和木板搭成的病床上，躺满了新四军的伤员。当他们知道有一个重伤的日本兵也躺在这里的时候，低沉的呻吟声立即变成了高亢的怒吼。几个伤势较轻的战士冲到日本兵床前，要打死这个在战场上杀害过自己的战友的日本人。
“对，快揍这东洋鬼子，揍死他！”伤员们的愤怒难以抑制，吼声越来越大。
这时候，一个头上扎着绷带的新四军军官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等一等，这家伙确实是一个可恨的法西斯强盗。但是，你们先听我说几句，我现在就把他的日记念给你们听。”这位军官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日本留过学。他拿出一本沾满泥土和血迹的本子，声音低沉地念了起来：
“……堑壕里渗满了水，我昏沉地睡着了。我又梦见了美奈子。我究竟为了什么要被那一张红纸（指征兵通知书）召到中国来卖命？我要回不了家，年老的妈妈、孩子和那两亩水田，就全拜托你了……
“我走的时候，淳子紧抱着我的腿，大声哭叫着，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呀！
“叫儿子长大了安分种地，别当兵，千万，千万……
“……村子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我们挨家挨户地搜查，在一户农家我看见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孙子，两个人正躲在那里瑟瑟发抖。我没有料到，当我打着手势告诉老太婆，我也有这么大的孩子时，她松了一口气，给我倒了杯热茶……”
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这个被迫到中国来打中国人的日本兵，竟然和新四军的大多数战士一样，是受苦的庄稼人，他本来可以好好在家里种地，是那些把他驱赶到中国来的人，把这个劳动者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个日本兵终于死去了，但他很幸运，在弥留时刻享受到了人道主义的照料。他被埋葬在医院后面的山上。
史沫特莱当时也在医院里，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深受感动。她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不杀放下武器的敌人和伤兵的纪律。她记得有一次朱总司令曾因为战士枪杀日本伤兵而大发脾气，亲自订了“缴枪不杀”的纪律。当时史沫特莱对这条纪律理解不透，现在，她才真正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博大胸怀。正因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个斗争才具有化敌为友的伟大力量。
不久又送来了五个被俘的日本伤兵，其中一个非常年轻，只有十六七岁，后来知道他名叫伊藤武志。他浑身血肉模糊，衣服全都被血凝住了。史沫特莱想给他把衣服剥下来，小鬼子痛得直打滚。史沫特莱叫人弄来一盆温水，把伊藤整个人浸在盆里，轻轻地把衣服一片片地撕下来，然后用被单裹上，把他抱到床上，史沫特莱觉得自己是一个母亲，在给孩子洗澡。这完全是一个可怜的、不该对侵略战争负责的孩子。伊藤睁开眼睛，感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着。后来伊藤的伤好了，他就留在新四军里，帮助新四军对日军作反战宣传，教战士们学习简单的日语。他逢人便说史沫特莱像是他的母亲：“我当时就像躺在母亲怀里一样；就是亲生母亲，也不一定会这样细心地护理我呀！”
另外四名日本俘虏也治好了伤，接受了新四军的再教育，留下来为新四军工作。他们都只有20岁上下，最年轻的伊藤是个渔民，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职员，两个是工厂里的工人。史沫特莱给他们五个人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坐在一张圆桌的周围，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新四军的棉布衬衣，脸上露出坦诚的笑容。史沫特莱看到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支持中国抗日的杂志《今日中国》，担任编辑顾问的是一位侨居美国的日本进步女作家，叫石垣绫子。史沫特莱就让五个日本俘虏给石垣绫子写信，寄照片。五个人在信中写道：“请原谅我们唐突地给在美国的你写信。虽说我们是俘虏，但我们正自由地和新四军战士生活在一起，度过紧张的每一天。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学习如何向日军作反战宣传和教新四军战士学习日语。我们得知同是日本人的你正在美国从事着反战活动，备感亲切。祝你身体健康，顽强奋斗。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干。”
史沫特莱救护和改造日本俘虏的事迹很快在根据地军民中流传开来。她由衷地为这件工作的成功而高兴，因为这是她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起来的一次尝试。她也想起了不久前看的那出引起争论的短剧，其中的情节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
到了194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不仅胃病日益严重，胆囊也出现了病变，非做手术不可了。李先念劝她离开战区到重庆去，可以在那里恢复健康，担负起向全世界报道华中地区的抗日形势的任务。史沫特莱知道她不得不走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新四军，在即将告别的时候，她的千丝万缕的感情牵挂集中到一个朝夕相伴的十岁左右的“红小鬼”身上，她希望能够带走这个孩子。
孩子名叫沈国华，是一个充当史沫特莱的勤务兵的小鬼。史沫特莱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全部母性的温柔和爱意的寄托。她把他抱在两膝之间，为他钉好上衣的纽扣，为他捉拿衣服上的虱子。小鬼对她也无限依恋，称她“我的妈妈”。他向那些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小镇居民自豪地介绍他的外国妈妈：
“她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为我们救死扶伤。在丁家镇，她发现了一个伤兵，她喂他吃东西，给他洗澡，甚至帮他解手。”“你们看看她那只缠着绷带的手，是她给伤兵洗澡，端起一锅开水时，烫成这个样子的。”“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你们谁要是有病，她准给治好。”
游击队被日军追赶得到处转移的时候，小国华紧紧跟着史沫特莱，寸步不离。有一次，黑夜里行军，小国华把史沫特莱跟丢了。他一边哭着，一边四处找寻。这是多么美好、多么真挚感人的母子深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写了一章，描写“我的中国儿子”。战后，海明威选编战时优秀短篇小说集《在最后胜利之后》，特别欣赏史沫特莱的这一章“我的中国儿子”，把它收入他编的集子中。
史沫特莱向李先念提出要收养国华，李先念叫她说说理由。其实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她多么爱这个孩子，她多么需要有一个亲人。但她打算把理由说得有根有据。她就说，这孩子读书特别聪明，有一种科学秉赋，具体说吧，他会在夜间凭星斗辨别方向，会观察刮风下雪的预兆，还懂得虱子的习性。一个靠在门边的战士听了笑起来，说，国华会做的事每个农村孩子都会做，而关于虱子的学问，他相信自己比国华渊博很多，史沫特莱是不是把他也收养了？说得大家都笑了。最后，李先念说，好吧，你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只要你愿意，他自己也愿意。
可是，小国华不同意跟史沫特莱走，不是他不爱他的外国妈妈，是他舍不得离开新四军，他要留在队伍里打日本鬼子。他对史沫特莱说：“我愿意跟你走，但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
史沫特莱伤心地离开了新四军，离开了她的中国儿子，向西南方向长途跋涉到了宜昌，然后乘船逆长江而上，到了重庆。
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的山丘之中，风景十分优美，但城市建筑很凌乱，许多房屋都是用竹子和泥土筑成的。这样的房子在城南的丘陵地上连成了一片。重庆是西南地区工业和贸易的中心。冬季，重庆浓雾弥漫，遮天蔽日，是躲避日本空军轰炸的理想条件。可是天气一暖，大雾消散，万里晴空，日本法西斯就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起来，江河上常常可以看到顺流漂下的尸体。
在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思想钳制之下，重庆的政治气氛很沉闷，史沫特莱几乎找不到可以交往的中国朋友。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在史沫特莱到来之前就到香港避难去了。
史沫特莱在重庆孤单寂寞地度过了三个月。6月，林可胜医生从贵阳的医药培训中心来到重庆，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使他大吃一惊，他坚持史沫特莱必须跟他一起到贵阳，休养一段时间，再转到香港去动手术。两个人乘坐一辆老式救护车，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颠簸到了贵阳。在贵阳，史沫特莱又闲不住了，她在都匀关的军医院里当林医生的助手，晚上熬夜写作。都匀关医院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伤员们的伤还没有好，又在轰炸中再次受伤。有一次林医生捡来一块炸弹碎片，对史沫特莱说：“我真想用这些弹片制造一批特殊的勋章，授给那些出售钢铁给日本的美国厂商。”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史沫特莱听了只有沉默不语。
8月26日，史沫特莱在桂林登上一架邮政飞机飞往香港。香港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因此，可以说史沫特莱是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从早年史沫特莱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起，她的一举一动就受到英国政府的密切注意。这次她一下飞机，就被港英政府扣留起来。第二天就进行了审讯，穿长袍戴假发的法官追问她来香港的目的，担心她煽动在香港的印度人叛乱，还指控她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史沫特莱勇敢地为自己辩护，加上她的朋友、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和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的帮助，史沫特莱才没有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
史沫特莱被送进玛丽皇后医院作胆囊检查，不久就做了手术。在她手术后疗养恢复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
1940年，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势力发展到了顶点。4月，占领了丹麦，5月，进攻英吉利海峡，6月，攻陷巴黎，法国投降了，8月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德意日三国建立了联盟。日本眼见德国横行欧洲，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和德意遥相呼应，进攻苏联。为此，日本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蒋介石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可以在日本的配合下消灭共产党。同时，蒋介石把共产党的顾全大局视为软弱可欺，于是，迫不及待地把反共阴谋付诸行动。
1940年10月，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一律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当即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但为了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仍然同意让新四军的一部分开赴长江以北。当新四军军部和所属一个支队约一万人在1941年1月4日开始向北移动的时候，中途遭到早已埋伏的八万多国民党军队的突然包围袭击。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了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1000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国民党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
躺在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非常震惊，更为自己爱莫能助而难过。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一面之词，污蔑新四军发动叛变。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急于揭露事件的真相，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当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重庆，这个任务就由她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起来。几经周折，她的报道终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斯特朗回纽约时经过香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没有去看望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自认为是最了解新四军的外国记者，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但她竟在新四军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时无所作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久久地笼罩在她的心头。
还有不少事情使史沫特莱心情压抑，心理上失去平衡。她得知林可胜医生在贵阳因为曾与她亲密合作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她的好友，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的死更使她伤心。萧红1940年逃难到香港，患着严重的肺结核，史沫特莱和茅盾夫妇帮助她住进了玛丽皇后医院，没有多久她就去世了。萧红死时只有28岁。
史沫特莱确信自己留在中国已经无事可做了，而且健康一直未能恢复，她只好决定回美国去。1941年5月，她登上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一艘挪威货船。船上只有几位乘客，其中有三位连希特勒是谁都不知道的美国修女。史沫特莱孤单地面对着茫茫大海，走向那不可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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