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这样描绘延安的：“它处在高高的石山脊的凹处，坚固的城墙蜿蜒到达山顶之上。与城墙连接在一起的，是新添筑的防御工事，它们看起来像一群群的蜂巢。”这是西安事变以后红军刚从保安转移到延安时这座古城的一幅典型的画面。延安是陕西北部的一座古老的城市，市区不大，只有一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是零零落落的几间不大的商店，街道的一端是一座当时已经被改建成礼堂的废置了的天主教堂。延河水绕城而过，河对岸一座山势平缓的土山上矗立着一座建于公元8世纪的佛教宝塔，这山就是著名的宝塔山，这座宝塔也就成了延安城的象征。
史沫特莱跋涉了整整三个星期，才到达了延安。欢迎她的人很多，除了老朋友丁玲、刘鼎和王炳南，还有一年前到达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丁玲是专程到保安等候史沫特莱、陪同她到延安的。延安还有不少老百姓认识她，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孩子。她们围着她，胆怯地微笑着，亲切地摸摸她的手，甚至摸摸她的脸，说着史沫特莱听不懂的话，很多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她们就是史沫特莱在西安街头救护过的红军“俘虏”和家属。史沫特莱有一种回到了自己家里的感觉，延安的黄土高坡和科罗拉多的高原台地是相似的，延安的老百姓使她想起了家乡的农民和矿工。
史沫特莱到来的第二天，延安的干部和群众为她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应邀在大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她像和亲人拉家常那样自然而随便地讲着，讲美国西部农民和矿工的悲惨生活，讲她的贫苦童年，讲她13岁就到别人家里去做工，把微薄的工钱交给母亲，还讲到她的母亲和弟弟怎样悲惨地死去；接着她特别生动而详尽地讲述了1918年因参与在国外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而坐牢的经过。她的经历，对延安的听众并不陌生，他们不像在听一个外国人讲话，而好像在跟一个自己身边的同志谈心，那么亲切，那么动情。史沫特莱演说的风格就跟她这个人的风格一样，真挚坦诚，直言不讳，毫无夸饰，每一句话都是内心热烈感情的流露，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因此也就具有极大的感人力量和鼓动性。听众不断用眼神反映他们对这个陌生的外国人的理解和共鸣。史沫特莱肯定，她和延安人是完全可以交流的，虽然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延安人就是史沫特莱的父老乡亲。最后史沫特莱充满激情地说道：
“我理解你们，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的斗争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
听众被这位蓝眼睛的外国妇女深深地感动了。演说结束时，全体站了起来，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
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国正式对日宣战的这六个月，局势相对平静。史沫特莱住在延安专门给外宾准备的简朴的“客人宿舍”里，制定了一个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准备写红军领袖的传记。她决定写朱德。在此以前，史沫特莱就听到过许多关于朱德的传说，知道他是一位英勇坚强、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领袖。
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前往凤凰山麓朱德总司令的住处。他们坐在一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木桌子前，朱德问史沫特莱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事，史沫特莱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决定写你的传记，希望你能把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很惊讶，说：“我不过是个农民，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正因为你是一个农民。”史沫特莱说，“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农民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朱德觉得这位美国女记者很有意思，也说得很有道理，但还是诚恳地劝告她：“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和士兵。你既然到延安来了，就先各处走走看看，和大家见见面，再作决定吧。”
史沫特莱与朱德初次见面，正像当年高尔基第一次见到列宁一样，感觉不到丝毫的“领袖味”。后来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这样描写她对朱德的最初印象：
……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微微隆起，颊骨也颇为突出，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他50岁，可是显得老得多……
听了朱德的劝告，史沫特莱开始广泛地接触延安的其他领导干部。毛泽东、贺龙和彭德怀，都是史沫特莱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既有政治家的大气磅礴，又有军事家的挥洒自如；既有哲学家的深邃睿智，更有诗人的浪漫情怀。与他的战友们比较，毛泽东具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气质，史沫特莱觉得他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超然的神韵。贺龙四十四五岁年纪，步履矫健，敏捷如豹，穿着打了补丁的灰军装，圆口黑布鞋上露出白色的短袜，嘴上留着胡髭，史沫特莱觉得他很像故事里的蒙古人或者中亚细亚人。彭德怀中等身材，貌不惊人，目光锐利，嗓音粗哑，年纪只有三十五六岁，像个粗壮的庄稼汉。长征时留下的胃溃疡正在发作，史沫特莱把自己带的药粉送给了他。他们都各有震撼人心的斗争经历，但史沫特莱觉得最能集中反映红军将领的伟大品质的仍然是朱德。她写朱德传记的主意已定，她又来到了朱德住的窑洞，一再要求朱德接受她的采访。
史沫特莱的要求极其执着而又诚恳，朱德终于同意每周抽出两三个晚上给史沫特莱谈自己的经历。他们混合使用汉语、德语和英语，遇到难处就求助于史沫特莱的翻译吴莉莉，马海德和黄华也抽空前来帮忙。
朱德比史沫特莱大六岁，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但史沫特莱总觉得朱德是个慈祥的长者，自己在他面前像幼稚无知的小学生。她贪婪地汲取着朱德讲的每一句话，语言的隔阂没有妨碍他们彼此的理解。朱德首先讲到他的童年，他有一位具有劳动人民的崇高品德的好母亲。史沫特莱听着，思绪重又回到了她那贫瘠的故乡，想起了她那一辈子处于无权地位的、辛劳的母亲。史沫特莱的蓝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朱德停了下来，轻声问道：“你怎么啦，艾格尼丝？”
“我觉得你是在讲我的母亲。”史沫特莱说，“我母亲是个贫穷的农妇，一年到头光着脚弯着腰在满是石头的土地上劳动，还要到有钱人家里洗衣服，洗得双手裂开了血口子，可是我们五个孩子每天只能吃加土豆的稀面糊糊。”
“你父亲呢？”
“我父亲帮矿上运输沙石，像一匹马似的干活，有了钱就去喝酒。他不顾家。”
朱德听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天下穷人是一家啊！”
朱德继续讲述，讲到少年时代投考讲武堂的种种曲折遭遇，史沫特莱瞪大了惊奇的眼睛；讲到投身革命，南昌起义，还有井冈山的艰苦斗争，史沫特莱全神贯注，双手在打字机上飞快地跳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怎么会被人当作老伙夫？史沫特莱觉得这是一个谜，现在这个谜解开了。在红军中，总司令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在群众中，共产党的领袖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这就是朱德总司令的伟大品格，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能够打胜仗的秘密。史沫特莱觉得自己一下子懂得了许多许多，她能有机会生活在这样的军队之中，能够和这样的传奇英雄坐在一起长谈，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据说，朱德的夫人对史沫特莱一个星期几个晚上和朱德坐在一起长谈颇有微词。有一天，朱德哈哈大笑着把这事告诉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听了，也禁不住大笑起来。史沫特莱去找朱德夫人康克清同志，请她谈谈朱德。康克清同志是跟随朱德从江西苏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起并肩携手走过来的，她告诉史沫特莱，朱德的性格“非常可爱”。在《伟大的道路》第二十四章中，史沫特莱引用了康克清的一段话：
他的最伟大的品质是他对事业的耿耿忠心，诚实正直，没有个人野心——这个品质，使得他把自己和军队置于党的统率之下。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平易近人，热爱战士，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
史沫特莱对朱德的采访持续了四个多月，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朱德率领八路军（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8月22日宣布西北主力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建成）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采访才不得不中断。
几个月的采访，史沫特莱对朱德的敬爱之情更深了，她从总司令的坎坷经历中，看到了中国志士仁人救国救民的求索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为未来的作品中朱德的性格确定了这样的基调：勇猛顽强、忠贞不渝、谦恭谨慎、乐观自信、质朴正直。“我要去找朱德。”她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1937年10月史沫特莱离开延安，辗转来到山西五台县八路军总部找到朱德，他们的谈话又得以继续下去……
在延安，史沫特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一种投身伟大事业的强烈渴望，使她迈出了经过长期深思熟虑而最终决定了的一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经过反复研究，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史沫特莱得知这个结论的时候，嚎陶大哭起来，周围的同志们吓了一跳，连忙劝慰，史沫特莱还是像个任性的孩子似地哭个不停，哭得党中央的几位领导不知所措，只好让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设法缓和这个紧张局面。陆定一向她解释说，党相信她是个好同志，但她是个有国际影响的人，党希望她留在党外，作为一个非党的作家和记者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鲁迅不是也没有入党吗？史沫特莱不哭了，但情绪仍然十分沮丧。那天晚上，史沫特莱辗转反侧，想了一夜，寻找党不接受她的原因，也许是自己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使党怀疑她不能遵守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吧。她越想越伤心，一连好几天都处于情绪极为激动的状态。
尽管申请入党未能如愿，但史沫特莱仍然把延安当作自己的家，把自己当作延安人民的女儿，延安的大小事情，她都要管一管。她看到延安的农村妇女子女成群，不少红军女战士、政府女干部也为生育过多过密所苦，她于是异想天开，决定在延安宣传计划生育，像她在纽约和柏林所做的一样。她给妇女们讲解节育的原理和方法，给她们分发药物。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史沫特莱的做法过于超前，听众很感兴趣地听着她的讲解，脸上带着羞怯的微笑和神秘的表情，却没有谁按照她的指导去做。
延安的窑洞里老鼠成群结队，到处横行，史沫特莱心里很着急，决定展开一次灭鼠运动。她请埃德加·斯诺设法从北平弄来了灭鼠药和灭鼠夹子，一边宣传讲卫生的重要性，一边教大家如何灭鼠。延安的老百姓大都把老鼠成群视作平常的事情，他们笑这个外国女记者大惊小怪。后来毛泽东表了态支持她，大家就都认真对待了。
延安除了鼠害，虱子也为害甚烈，老百姓和战士身上都长虱子，休息的时候就一边晒太阳一边解开衣服抓虱子。大家习以为常，风趣地把虱子叫做“革命虫”。史沫特莱很为这事着急，有一次做完了报告，就幽默地再说上几句：“我还要说几句话，就是我不赞成大家‘革命虫’的讲法。确实，这是环境艰苦造成的，越苦越累它越伴随你。但是，我劝大家仍要注意清洁，要讲卫生，因为这关系到每个革命战士的健康，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她讲了以后，大家都忙着晾晒被褥，烧水洗烫衣物，展开了除害灭虱运动。
史沫特莱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她负责扩充延安新建的鲁迅图书馆的外国文学书籍，她把纽约的《新群众》杂志介绍到延安，这本既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又有图片的杂志，很受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欢迎。
史沫特莱关心着延安的医药卫生情况，想方设法托各方面的朋友向延安运送医疗器械和药物。她和毛泽东同志联名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呼吁，希望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她还和朱德同志联名写信给她的老朋友、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请求派遣援华医疗人员，印度派了以柯棣华大夫为首的五位医生来到抗日战争前线。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疗队为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中，也凝聚着史沫特莱的心血。
史沫特莱到处奔忙着，而每天夜晚，她窑洞里的灯光总要亮到深夜，她那简便的手提打字机嘀嘀嗒嗒地响着，她在整理采访朱德的材料，准备动手写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
史沫特莱整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奔波操劳，她老是爱说这样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会见了她，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中日战争和西安事变的问题。当时，毛泽东住在凤凰山麓城隍庙砭的一个依崖凿成的石窑中，石窑坐西向东，有些潮湿。在这个简朴的石窑中，人民领袖和史沫特莱侃侃而谈。
毛泽东同志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在3月10日给斯诺写信时附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信中写道：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1937年3月10日于延安
3月16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刊登了这次谈话的要点。
3月，史沫特莱搬到了一个新的住处。这是一排五孔坐西向东的土窑洞，位于凤凰山半山腰上（现在的门牌是延安市凤凰村居委八号）。北起第一孔住美籍医生马海德，第二孔和第三孔是前后窑，中间有门相通。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吴莉莉住第二孔，第三孔住警卫人员。其余两孔窑主马玉英家自己居住。据马玉英的儿子马志刚回忆，史沫特莱在这里居住时，在窑前的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卉，如波斯菊、海芽，还种了西红柿和西瓜。她种的西红柿个大味美，收成之好，羡煞周围的农民。
史沫特莱是一个热爱生活、感情丰富的女人，她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自己的个人生活。但是，她在延安却有了一个“家”。这个“家”的成员是她的年轻的警卫员和她收养照顾的一个11岁的男孩，加上她自己。警卫员老是生病，小男孩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44岁的史沫特莱像母亲照料孩子一样照料他们，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全部母性的感情，自己也从中享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温馨和幸福。
7月初，史沫特莱给美国朋友兰德尔·古尔德写了一封信，生动地描写了她在延安的“家庭生活”：
……我在这里有一个美国式的花园。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各种各样的种籽：其中有葡萄、金莲花；还有蔬菜——茄子、蚕豆、南瓜、黄瓜。几个月来我铲地、锄草，现在花已开始开放——美丽诱人。到它们结了种籽，我要分送给农民，使这个地方增加花的新品种。
清晨我在山间漫步，穿过峡谷，一路采摘野花——燕草、桔红色的大百合、鸢尾花等等，在这里它们显得漂亮极了。然后，我骑上心爱的“云南”——贺龙在云南缴获的小马，朱德送给我的，一阵风似地驰过峡谷，翻过小山。
我也工作——写朱德的一生，我还养鸡鸭来吃，自己做饭。我还是我的一个警卫员的护士。他害病已有三个月，先是肺炎，以后肺弱。他是一个20岁左右的四川农民，周复一周地躺在床上，用唱歌的声音朗诵书本。现在好些了，唱起了几十首民歌和红军歌曲。我还“爱上”了一个11岁的小鬼，他是这儿最伶俐的男孩。他住在我的窑洞里，做些零星家务，还上学。我还想让另一个小鬼也来，因为他患了肺结核，需要一个母亲的照料。他曾是西安监狱里的少年“战犯”，在西安事变期间才被释放。他也是个11岁左右的四川孩子。
我现在这个小鬼可是个人物。在我让他盖鸡窝之前，夜里他把鸡鸭放在他的床底下。床上面有个燕子窝，里面有只正在学飞的乳燕。与我们同院住的农民养小狗和小猫，小鬼给燕子建立了一个保护国。每天他带着我的两只鸭子下河，他们三个一起在河里游泳。他收集罐头盒、钉子、绳子、匣子和我扔掉的杂志的封面，像美国小男孩一样，他用长绳子系上罐头盒给自己做了个电话。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小鬼，敢于同想欺负他的、个子有他两个那么高的少年打架。我那生病的警卫员有点像父亲般地对待他。每天帮他学习。我喜欢他的好斗。
换句话说，我过着一种从未梦想过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无论是在上海还是美国，
我都不能过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惬意。
毛泽东也经常到史沫特莱的窑洞里来，跟史沫特莱和翻译吴莉莉无所不谈。吴莉莉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延安文工团的主要演员，特别擅于扮演外国戏剧中的女主角，对毛泽东的诗词也很有研究，会依着毛泽东诗词的韵律作诗填词。毛泽东很喜欢指导她，据说还专门为她填好了几首词。毛泽东对外国的历史和现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边喝茶边聊天。毛泽东比史沫特莱小一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
毛泽东问史沫特莱，她是否体验过像拜伦、雪莱和济慈这些诗人所赞美的浪漫的爱情。
史沫特莱坦率地向毛泽东谈了她和查托的热恋。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刻骨铭心的真正的爱情。
毛泽东说，他不明白，既然是亲密的情人，又是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的同志，为什么最终会分手？爱情，究竟还应该有哪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内涵呢？
史沫特莱跟毛泽东这个同龄人的交谈既自然又随便，有时候还放肆地开开玩笑。40年代，史沫特莱在一段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用的就是十分幽默的语调：
……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不太自信，虽然他的名望和权威是毫无疑问的。我参加了几次由他做报告的在露天召开的群众大会，听众极为踊跃……他说话时嘴里好像含着热粥，嗓音也不洪亮。他自然意识到这些短处，所以他尽可能地把语句说得短一些，简单一些，而且讲得很慢，停顿很多。此时，前几排的听众把他的话传给后排没听到的人。接着，听众中出现了一阵低低的赞同声，毛等他们平息后再继续讲……他给我一种印象，不管毛说了什么，他都是每一位听众的代言人。
毛泽东正在利用大战之前短暂的宁静阅读大量的书籍，准备撰写哲学论文。史沫特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台旧的留声机和不少西方音乐唱片，毛泽东工作之余，就和史沫特莱、吴莉莉一起欣赏这些唱片。精神上的片刻松弛对他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有了留声机，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都鼓励史沫特莱教干部和战士跳西方的交谊舞，活跃延安的文化生活。
史沫特莱脸上现出顽童般狡猾的神情，笑着说：
“我要用西方的舞蹈来‘腐蚀’你们，我相信我不久就会成功。”
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史沫特莱和苗条漂亮的吴莉莉开始每天晚上在大街尽头的天主教堂里，按照陈旧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旋律，教红军干部和战士们跳交谊舞，一些从城市来的大学生也来帮忙。史沫特莱生性好动，对教跳舞很感兴趣。
关于史沫特莱教跳舞，埃德加·斯诺有过一段这样的回忆：
因为她从小生活在美国西部牛仔之中，史沫特莱喜欢像《在老护林熊头上》《红河谷》《她从山那边来》这类民歌。她常用这类民歌的唱片教跳舞……起初，没有几个妇女愿意跳舞，常常只有男人跳。史沫特莱说，跳了交谊舞后，她觉得她的脚好像被整整一个师的人踩过似的。当时她44岁，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但她具有孩童般的活力，喜爱娱乐和快活，她使同这些“土包子”举行的舞会比纽约的第一流舞会更欢乐更美好。
史沫特莱满腔热情地教跳舞，可是她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跳舞只有男同志参加，他们都不带妻子同来，因为她们都不想学跳舞而且反对跳舞。她们觉得，这种一男一女搂抱着缓慢移动的舞蹈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她们不能接受。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引诱”她们的丈夫跳舞，她们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批评。态度最激烈的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她不喜欢史沫特莱。因为毛泽东坚持要跟史沫特莱学跳舞，她甚至威胁说要杀掉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当了真，吓得夜里不敢睡觉，警卫员和小鬼只好住到她的窑洞来，让她睡到他们的床上。史沫特莱公开表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而一个革命领袖的妻子应该是开放而豁达的。
终于有一天，史沫特莱和贺子珍之间的正面冲突发生了。这是埃德加·斯诺的一段叙述：
有一天夜晚，史沫特莱已经睡下了，窑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声音，她听到毛主席轻柔的南方口音。这位主席去隔壁吴莉莉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史沫特莱听见他敲门，听见门打开又关上。她想重新入睡，刚刚有点睡意，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打开，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你竟敢骗我，溜到这个资产阶级舞女家里来！”
史沫特莱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毛的妻子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主席。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棉帽子，穿着他的军大衣。他没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卫立正站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哭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了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过是聊天。你作为一个党员，正在毁掉自己，你干的事你应该觉得可耻。趁别的党员还不知道，赶快回去吧。”
毛的妻子突然转向吴莉莉。莉莉靠墙站着，像一只吓坏了的小猫。贺骂莉莉：“舞厅的婊子！你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身后。这时，毛的妻子又把怒火对准了史沫特莱。
“帝国主义分子！”她喊道，“都是你闹出来的，回你自己的窑洞去。”接着她用手电筒打了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她推倒在地。羞耻胜过疼痛，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声喊道：“你算什么丈夫？你是共产党员吗？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打，你一声也不吭。”
毛责备妻子道：“她没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利，是你羞辱了我们，你的行为简直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气愤已极，但极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他们下山时，毛默默无语地跟在后面。许多人从自己的窑洞里惊奇地望着他们走下山去。
第二天早晨，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毛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解释了他的行动并听凭他们作最后决定。委员会决定把此事作为“秘密事件”处理，发布了禁止议论此事的命令。但谁也制止不了毛的妻子。她把其他妇女召集起来，以求得到她们的支持，把史沫特莱、吴莉莉和警卫员——她认为他也参与了这个“阴谋”——驱逐出延安。
最后，毛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对她说：“我们曾发誓对那件令人不快的事只字不提，但我的妻子没有遵守诺言，现在城里到处是流言蜚语，令人不能容忍。我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公开行动，驳斥流言蜚语。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愿意的话，你可以为你自己辩护。”这件事发生以后不久，吴莉莉同丁玲的现代剧组一起上了前线。7月7日抗战爆发以后，史沫特莱也离开了延安。她背起行囊，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于1937年10月来到山西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找到朱德，一边当随军记者，一边继续对朱德的采访。
延安的舞会仍然继续举行。从那时候起，党和政府机关每到周末，都要举行舞会，这大概是史沫特莱对东方传统的封闭性发起勇敢冲击的战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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