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秋天，史沫特莱接受了刘鼎的邀请，离开上海来到西安。
刘鼎是四川南溪县人，赴德国勤工俭学时，经朱德、孙炳文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德国获得工程学学位。1926年由德国去苏联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担任东方大学共产党中国支部书记。1929年回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32年调闽浙赣苏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后改任兵工厂政委，亲自动手研制和生产了红军的第一门大炮。在长征中因故掉队，秘密回到上海，住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家中，史沫特莱也掩护过他，让他在自己的公寓里避难，两人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海党组织考虑到刘鼎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就派他到张学良部队中做统战工作。解放后，刘鼎在军事工业部当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竟由于他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批判和监禁。80年代初，他已经七十五六岁，退了休，负责编写新编党史中关于西安事变的部分。刘鼎向张学良讲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军事工作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张学良对他十分信赖。张学良曾对他的参谋长孙铭九说：“刘先生胆识超群，绝非等闲之辈。听说共产党内有个王稼祥，颇有本事，莫非刘先生就是王稼祥？”孙铭九笑了：“不一定吧，共产党里能人多得很哩！”
刘鼎是3月中旬到西安的，同行的还有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斯诺和马海德到延安去，刘鼎则在张学良军中当高级参谋。
西安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相距咫尺，是个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方。张学良是东北人，家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人杀害，他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东北军将士绝大部分是东北人，抗日救国，收复家园的要求很强烈。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西安，为的是使张学良远离东北抗日前线，瓦解将士们的抗日斗志，按蒋介石的需要去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而西安从1935年起就处于杨虎城的西北军控制之下。杨虎城比张学良年长，性格粗豪，阅历丰富，有点军阀作风；张学良年轻气盛，是个知识分子型的将领。在抗日救国问题上，两位将军的观点是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方面做了不少深入细致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红军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的信中指出，蒋介石把要求抗日的东北军调到陕西来打红军，是企图使东北军和红军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人之利，以达到反共和对日妥协投降的双重罪恶目的。因此东北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抗日反蒋。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刘鼎曾安排张学良和周恩来在陕北肤施城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作了一次秘密会见，希望劝服年仅36岁的少帅张学良在联合陕西其他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中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次会见是毛泽东主席认真分析了东北军的情况以后作出的重要决定。
4月8日，周恩来和随行人员按照预定时间来到天主教堂。那天雨雪交加，直等到第二天天色放晴，张学良才和刘鼎、孙铭九等人一起到达。当时周恩来留着大胡子，张学良一见，就上前紧握他的手，高兴地说：
“你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周恩来打量着这位年轻的东北军统帅：“张将军，你好眼力啊！”
“谁不知道共产党里的美髯公呀！”
两人相视，哈哈大笑。屋子里一下子充满了和谐、友好的气氛。双方在讨论了一般的政治问题以后，又谈起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的一些具体问题。由于双方都有意寻求合作，所谈的问题都圆满地达成了协议。回到西安以后，张学良高兴地对刘鼎说：“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多。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周先生这样友好，说话这样入情入理，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啊！”
史沫特莱在西安只住了几天，刘鼎就安排她到临潼去住。刘鼎把这次请史沫特莱到西安的目的作了说明：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获得成功以后，共产党相信争取与东北军和陕西的其他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抗日反蒋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周恩来希望能有一位同情进步事业的外国记者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的报道。刘鼎安排史沫特莱避居临潼，不要公开露面，以免招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警觉。史沫特莱听了很兴奋，她很愿意有机会承担这样的任务。
临潼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含硫的温泉。在唐代，这里就是帝王和后妃们幽雅的休憩场所，著名的杨贵妃沐浴的华清池就在这里。这里有从唐代直到明、清时期的各种风格的建筑，亭、台、楼、阁、浴池和林荫路，使人萌发思古的幽情。史沫特莱在这里悠闲地一直住到11月底，一边休息恢复身体，一边开始写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新书。空闲的时候，就骑马旅行。骑马是她从小就喜欢的一种活动。
这期间史沫特莱只有一次离开过临潼，那次是到西安的德国医生赫伯特·温施家里，看望刚从陕北保安革命根据地回来的斯诺。埃德加·斯诺在那里生活了四个月，会见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写了大量报道，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其中包括那张著名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半身照，为他的《西行漫记》收集了丰富的资料，使史沫特莱妒嫉不已。当时由于共产党要求第一个访问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必须是与国际左派没有联系的人，否则，这第一个就将会是史沫特莱而不是斯诺。史沫特莱理解这种要求，但没有获得这个难得的机会，心里一直十分惋惜。在温施医生家里，史沫特莱惊喜地见到了丁玲。丁玲是史沫特莱的好友，是通过鲁迅认识的。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当时史沫特莱在莫斯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她马上编辑出版了丁玲作品的英译本，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声援。由于国际上的关注，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了丁玲。史沫特莱还以为丁玲早已不在人世，现在见了面，当然分外高兴。丁玲更是激动万分，称史沫特莱为她的救命恩人。丁玲准备到延安去，现在是扮作女佣藏在温施家里。温施也是听了史沫特莱的劝说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张学良的牙医，真正的任务是给红军输送医药用品。这是一次欢乐的会见，充满笑声和泪花的重逢。丁玲系上围裙，下厨为大家准备丰盛的菜肴，其中最受大家称赞的是她花大力气烧好的一只鸡。几个星期以后，丁玲溜出西安，参加了保安附近的红军。
10月中旬，史沫特莱得到了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去世的噩耗。父亲的去世，使她又想起了两年前从莫斯科回上海途中在加利福尼亚和家人团聚的情景。这次团聚是痛楚的。自从1916年离家求学，她整整18年没有回过家了。父亲已经71岁，仍然酗酒，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更衰老、颓唐。小弟萨姆已经结婚，做一些临时的工作，找不到固定的职业。家里惟一有固定收入的是妹妹默特尔。默特尔由姐姐资助读完师范学院以后，一直在圣迪戈区的一所小学当校长。她的工资很有限，不能彻底改变家里的困境。史沫特莱向家人谈她在上海的生活。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大萧条时期，史沫特莱说，这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在衰落的表现，她劝萨姆参加美国共产党，萨姆以极肯定的语气拒绝了。一家人都不理解史沫特莱的政治热情，气氛显得很不和谐。现在父亲离开了人世，激起了史沫特莱对父亲和家人的深深的内疚和怀念之情。
史沫特莱还没有从丧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又得到了鲁迅在上海去世的消息。那天是10月23日，一位女友来到史沫特莱的住处，悲伤地对她说：
“我们中国人遭受了许多损失。现在我们又遭遇到另一个损失——我们伟大的作家鲁迅逝世了。”
史沫特莱痛失良师，她觉得鲁迅的逝世不仅是她个人的悲痛，而是一个民族的损失。这个民族失去了一位一生为民族的未来而生活和工作的伟大的人，一位以自己的高尚完美的人格影响着整整一代年轻人的伟大的人。
这时候，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蒋介石也知道对日作战不能避免，但却想尽办法把对日宣战尽可能往后拖。他爱说的一句话是：“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他正在同日本人谈判，试图争取时间按照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模式使他的军队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他要掌握时机解决西北的“共匪”。他认为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元气大减，正是围而歼之的好机会。现在就看他如何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根据地了，所以张、杨二将军的部队是蒋介石手中的两颗关键性的筹码。可是这两支部队已经私自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决定亲自到西安布置“剿共”军事行动。
10月，蒋介石带着宋美龄飞往西安，表面上悠闲地到处游山玩水，其实心里作着紧张的谋划。玩了几天以后，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剿匪”任务。张学良站起来，激动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现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觉得这种同胞之间互相杀害、消耗国力的内战，不能再打下去了。我在这里向委员长再次请求，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的建议，共同商讨抗日大计，这不仅是我张学良一个人的要求，也是东北军全体将士的意见。”
杨虎城也说：“官兵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值得考虑。”
蒋介石勃然大怒，把紧握在手中的铅笔往桌上用力一掷，说道：
“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轻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既定的国策！”
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李公仆、王造时和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这就是“七君子事件”。罪名是莫须有的，或者如沈钧儒先生所说，叫做“爱国未遂”罪。蒋介石又下令查封全国14家抗日进步刊物，悍然宣布：有“侈言”抗日者，格杀勿论！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界人士纷纷抗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被捕爱国者的运动。
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再次向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布“剿匪”训令的同时，命令集结在陇海线的中央军向陕西推进，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处于被监视被分割的状态，以便必要时把张、杨部队调离陕西，把地盘让出来，让中央军去打内战。张学良在绝望之中，仍企图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团结抗日。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介石冥顽不化，坚持反共立场：
“你们的任务，第一是剿共，第二是剿共，第三还是剿共！你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不要问为什么！”
张、杨二将军看到直谏、苦谏、哭谏都不奏效，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决定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抓起来，强迫他同意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就在蒋介石到西安以后的两三天，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和学生联合会等抗日团体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游行示威，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示威运动达到了高潮。在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下的西安，群众游行是允许的，可是这次蒋介石直接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他的私人卫队和西安警察有恃无恐，公然开枪镇压游行群众，当场打死了9名学生，逮捕了12人，一名12岁的小学生也被打死在街上。张学良在群众的示威行动面前感到进退两难，他同情和支持他们，又不忍心看着他们流血牺牲。他要求蒋介石下令释放被捕者。对自己的无上权威十分自信的蒋介石，看到张、杨拒不执行镇压爱国群众的命令，怒不可遏，给张、杨下了一道为期两天的最后通牒。立即执行命令，开始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否则解除他们的职务。于是张、杨决定提前实施兵谏，用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上写下了惊人的一页。
12月12日黎明前，蒋介石在睡梦中猛然听见几声枪响，感到事情不妙，他穿着睡衣，连假牙也来不及戴上，黑暗中冲出房门，摸摸爬爬，溜到东侧围墙边。贴身卫士蒋孝镇弯着腰，弓起瘦小的身躯，把蒋介石托出围墙外。蒋介石摔在满是碎石的沟里，走时匆忙趿上的鞋子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蒋孝镇翻出墙外，扒下自己的皮鞋胡乱给蒋介石套在脚上，背上他就仓皇往后山跑去。后来蒋介石被发现躲在山崖上的一个不很深的缝隙里，脚上的皮鞋早已不见了，一双脚上满是血，已经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望了一眼黑洞洞的枪口，抖抖索索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司令要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头的军官向蒋介石道了歉，把他背下山。一路上士兵们不断地喊道：
“我们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我们要打回东北去！”
蒋介石被扶进汽车，送回西安。他仍然浑身发抖，拒绝说一句话。
在东北军扣留蒋介石的同时，杨虎城的士兵冲进西安的西京招待所，逮捕了住在那里的蒋介石的全体随员。
11月下旬，史沫特莱突然接到通知，立即离开临潼，回到西安，住进西京招待所。12月4日，蒋介石来了，他把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地点定在临潼，而把他的随行人员留在西安，也住在西京招待所。12日，杨虎城的士兵冲进西京招待所逮捕蒋介石的随行人员的时候，这支带有军阀风气的队伍也骚扰了西京招待所的不少住客，连史沫特莱也未能幸免。士兵用枪托猛砸她的房门，冲进房间，把她的钱和衣物抢掠一空，连她的摄影器材和珍贵的胶卷也被抢走了。
这时候一幕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温施大夫来到西京招待所，受到士兵的阻拦，他说他与人有约，必须进去，强行挤过门口的士兵，推门而入。士兵竟向他开了枪，温施大夫当场就倒下了。谁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突如其来的悲剧。史沫特莱惊呆了，她立即与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的高级参谋王炳南取得联系，请他马上来处理这件事。温施大夫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初他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来到西安，以张学良的牙医的公开职业为掩护，向红军输送药品和医疗器材，走上了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的艰辛的道路，他是为中国人民作出了贡献的。史沫特莱和王炳南一起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上埋葬了温施大夫，她心里充满了悲伤，蓝灰色的大眼睛里泪水盈盈，额上和嘴角绽出了痛苦的皱纹。温施大夫的遭遇使她更加明白了自己所选定的生活道路是多么严峻。
西安街头，张、杨部队和蒋介石的卫队不断发生武装冲突，还有刚被释放的受伤的红军俘虏，街头到处有人在流血，到处可以听见呻吟声。从12
日开始，史沫特莱就带上军事通行证到街上进行急救工作了。她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这是一段既艰苦又充满危险的经历。后来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是奔走于街头的战地急救员。有许多事情要干，教会医院给我绷带和裹伤用的软麻布，遇到难题时，医院教给我相应的急救知识，还带我到病房教我如何护理伤员。招待所经理给我一小瓶法国白兰地，我自己买了酒精、碘酒和其他急救药品。曾有一次，我在街上护理30名杨虎城的士兵。在这条街上，曾发生过意外事故，有18人死亡，其余人受伤。为了找水，我敲开商店的大门。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商人门口时，他们照例是不闻不问的。此后，当400名政治犯被释放时（他们全是红军和红军家属），我成了他们惟一的医护人员。300名红军中，有100人是伤员——有人带着从未治疗过的、有致命危险的旧伤，有的伤口正在化脓，有的腿上形成溃疡，许多人光着又大又硬的脚——由于在冬季雪地里行军和战斗而变得肿胀和血迹斑斑的脚。我给他们洗脚，给伤口消毒、包扎——然后返回教会医院请教对某些伤口的处理方法……在把这些伤员转移到医院之前，我必须充当他们的医生。红军政治犯中，有54名妇女和40名男孩，我每天去照顾他们。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贫穷的农民，有的还是奴隶。我为他们服务的这段时期，我总感觉到自己正走在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可怕的走廊里。这些一辈子除了受奴役便一无所知的农民和奴隶，没有床，没有任何被褥，躺在冰凉的石头地上，身上带着没有处理过、尚未愈合的伤口，双脚又大又硬，满是血污——不，我永远不能忘记这种悲惨的情景，我会把它带进我的坟墓。多少年来我都在写红军，而我第一次亲身接触到的红军就是这些农民。他们不了解我。我敢肯定，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我穿的是羊毛衣、皮大衣、皮帽、温暖的长袜和皮鞋。我无法与他们交谈。最初，这些人以敌意的眼光看着我，许多人向后退，对我皱眉。当我给他们洗脚，包扎伤口时，我不知他们作何感想，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发了疯的洋鬼子。
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消息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陕北根据地的红军和老百姓更是又意外又兴奋，大多数苦大仇深的战士和群众主张杀蒋报仇。有人半夜里去敲毛泽东的门，嚷道：“把蒋介石这老小子押到保安游街，让老百姓都看一看，然后毙了他！”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乘机把持大权，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一面更积极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更大规模的卖国投降活动。宋子文和宋美龄是亲英美派，担心亲日派扩张势力，宋美龄更担心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他们反对运用武力，主张用政治手段使张、杨放回蒋介石。党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分析了西安事变可能有的两种前途：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御侮，利用蒋介石仍然存在的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使中国免于灭亡，这是好的前途；公布蒋的罪状，然后处决之，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为日本制造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这是坏的前途。为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必须排除万难，力争好的前途成为现实。
扣留蒋介石的第五天，张学良派刘鼎乘飞机到保安接周恩来。在机场上毛泽东主席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深情地嘱咐道：
“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望着西安。西安很复杂。你们这次去，担子可是不轻噢！”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们会拥护我党的主张的。”周恩来对此行充满了信心。
周恩来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到了西安，张学良盛情款待，安排周恩来住在金家巷张公馆东楼。周恩来向张学良详细讲述了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张学良十分赞同。
24日，谈判开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蒋介石提出三项要求：立即停止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与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对日宣战。经过十天的讨论，达到了一项包括六点内容的协议：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三、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谈判结束以后，张学良在圣诞节那天把蒋介石护送回南京。
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当了张学良将军总部电台的英语播音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对外进行40分钟的广播，扼要地阐述当天西安事变的变化和发展，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也谈她和张学良、杨虎城的会见和她对这两位将军的印象。报道的内容客观、翔实，而且准确、生动。史沫特莱不善于外交辞令，对事件往往作一些具有个人风格的尖锐的评论。
史沫特莱的合作者是年轻的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贝特兰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以后，获得罗德旅行奖学金到中国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文化。贝特兰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开始为英国报纸写稿，报道日军的入侵、学生的抗日运动以及共产党人经过长征转移到西北的情况。西安事变以后，贝特兰放弃了在北平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决心到西安去看个究竟。他和一位中国朋友在一起，乘火车，搭军用卡车，甚至还骑驴，走了11天，于12月27日到达西安。贝特兰的播音风格和史沫特莱迥然不同，他努力模仿纯正的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的声调，尽力使自己的声音不带主观感情。因此贝特兰一开始并不喜欢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也不喜欢他，甚至怀疑他是个英国间谍。贝特兰写过一段文字，回忆与史沫特莱的初次见面：
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迈着大步从走廊走过来。她个子不高，身体壮实，短发，棕色的饱经风霜的脸，两眼距离很宽，眼神坦率……她声音粗哑，听上去似有敌意。她身穿一件红色紧身羊毛上衣，褐色裙子……
证实了贝特兰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与自己完全一致，并且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以后，史沫特莱开始与贝特兰愉快地合作起来，并且很快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他们每晚从无线电广播站出来，就到史沫特莱的房间里煮咖啡。各种各样的人——新闻记者、学生、政府官员、士兵——晚上都到这里来，聚在一起谈论当前的局势，分析日本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前景。史沫特莱早已抛弃了家庭享受，但仍然保留着美国人爱喝咖啡的习惯。她在一只酒精炉上煮咖啡，技术高超。
史沫特莱的广播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当时人们能够听到的只有南京官方发布的敌视张学良、杨虎城，歪曲共产党中央的观点的政府公报。史沫特莱的广播是惟一能使公众了解西安事变真相的信息来源。南京国民党政府十分恼怒，诬蔑史沫特莱的广播是煽动“本来十分知足的”陕西农民发起暴乱，这外国女人是个阴谋分子、政治骗子。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官员要求美国领事馆收缴史沫特莱的护照。原先帮助过史沫特莱救护伤员的美国教会也害怕了，他们不断地向南京政府和美国领事馆报告史沫特莱的行踪。
史沫特莱的广播站的负责人是王炳南和刘鼎，他们在西安事变中都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于是史沫特莱理所当然地成了共产党的辩护人。美国报刊在头版用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报道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活动——进步报刊说她是英雄，反动报刊说她是无赖。史沫特莱的朋友厄普顿·辛克莱在美国《自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女造反派在中国》，过分地夸张了史沫特莱在西安的言行，称她为共产党的“白肤女皇”。苏联政府谴责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认为这是日本人的阴谋。美国共产党可能是受了苏联共产党的暗示，也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史沫特莱，说她不应该支持张、杨，不应该公开批评蒋介石，总之，她在西安事变这个问题上过于旗帜鲜明了。这么一来，史沫特莱与美国共产党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深了。
西安事变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刘鼎和王炳南到延安参加了红军。王炳南后来到了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外事工作。60年代初，任驻波兰大使，曾与肯尼迪政府进行过改善中美关系的秘密谈判，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家。
两位亲密战友去了延安，更引起了史沫特莱对延安的无限向往，她想方设法收集红军近十年的历史资料，连每一个战略细节都不放过，从江西苏区时期到长征路上的每一次战斗，她都能如数家珍般向人叙述。贝特兰听了深感惊讶，说，她的叙述“像司汤达的小说一样生动”。
1937年1月初，一个通信员从延安潜入西安，交给史沫特莱一封正式邀请她去延安访问的信。史沫特莱多年的盼望终于成了现实。她戴着红十字袖章，以前线救护员的身份出了西安城，穿着粗厚的马裤和像旗帜般鲜红的毛衣，奔向她心中的圣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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