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各国普遍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在各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更加频繁。达斯和印度自由之友的其他领导人都希望能够派一名成员去欧洲，主要是去德国，以便与柏林的印度民族主义积极分子取得联系。他们还打算派一个代表团去参加1921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最高级会议。大家都认为，史沫特莱是最合适的人选。史沫特莱也很高兴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一下欧洲的革命，这完全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和作家对世界的关注和责任感。
在两年前那一宗所谓的间谍案中，史沫特莱和达斯虽然获得了保释，但美国官方对他们两人的起诉并没有撤销。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沫特莱不可能得到出国护照。她决定想办法不要护照出国。
1919年岁暮的一天，史沫特莱在纽约的码头上徘徊，她的心早已飞向烟波弥漫的大洋彼岸。欧洲是她童年时代憧憬着的童话王国，那里现在正发生着对一个新闻记者有着强烈吸引力的事件。这时，一艘停泊在码头上的行驶美国——波兰航线的货船正在招募女招待，史沫特莱加入了长长的应聘者的行列，结果她被雇用了。1920年初，她登上了这艘前往波兰的货船。史沫特莱在船上一直工作到12月，才找到机会在波兰格丹斯克跳下货船上了岸，兴奋地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她的随身物品只有一架手提式打字机和一个公文皮包。没有护照和签证，她被波兰海关扣留了。史沫特莱打电报给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求助，委员会的领导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马上跟德国外交部联系，史沫特莱获准通过波兰国土，顺利到达柏林。
战败的德国经历了191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导致威廉皇帝退位和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以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革命左派遭到残酷的镇压。德国劳动人民在贫困和绝望中挣扎，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的工资不及战前的一半。为了得到不足以果腹的土豆和一块小小的猪油，人们不得不在刺骨的寒风中从早到晚排队等待。史沫特莱亲眼看见过倒卧街头的饿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开始抬头，他们高叫着“国家社会主义”的骗人口号，利用人民的贫困和对战胜国的憎恨，迅速发展着自己的势力。
柏林作为欧洲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已有十年之久。大战期间，柏林的印度革命委员会曾经与德国外交部紧密合作，秘密策划以暴力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在战后的动荡年代，德国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仍对印度革命委员会持保护态度，而实际上委员会已处于半地下状态。史沫特莱在纽约时已经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成功的组织者和宣传者，很快她就被吸收入会，成为柏林印度民族主义者队伍中的一名主要成员。
然而，面对着柏林的种种现实，面对着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史沫特莱感到孤独寂寞。她对德语一窍不通，不能随意与周围的人交谈，使她产生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她怀念在纽约的朋友们，特别是亲密的女友弗洛伦斯·伦农。史沫特莱出狱以后找不到房子住，弗洛伦斯不怕警察特务找麻烦，邀史沫特莱与自己同住，史沫特莱很感激，一直保持着和她的亲密友谊。史沫特莱在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幽默地说：“我正在学德语，我能说‘我有一条狗’，这是一个星期的进步。”
孤独寂寞的史沫特莱爱上了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查托生于1880年，比史沫特莱大12岁。他出生于孟加拉名门望族，早年在印度受完基础教育，就到伦敦去学习法律。在伦敦，他成为处于萌芽状态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因而被学校开除。为了逃避英国官方的搜捕，他移居巴黎，流亡欧洲各国，最后来到柏林，成为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是个卓越的印度爱国者、有经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印度民族主义者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查托”。
20多年后，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这本书中这样回忆查托：
他头脑敏锐，性格刚毅果断，对敌人像骑士的军刀般冷酷无情。他脸色黧黑，身材瘦癯，一头浓浓的黑发，两鬓斑白。他的脸部表情威严可畏……在我眼里他像迅雷、闪电、暴雨。无论他侨居在欧洲还是在英国，他给英国人的印象差不多总是那样的：他对于那些征服他的祖国的岛上人仇深似海，难以探测。
查托的形象在史沫特莱心中闪闪发光。28岁的史沫特莱依然以少女般纯真的心去感受爱情：只有一个在事业、教养和毅力等方面都能够成为她心中的偶像的男人，才能点燃她心中的爱火；查托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史沫特莱全身心地投入这忘我的爱情之中，查托成了史沫特莱感情生活的中心。她对自己说，如果他有危险，我想我会赤着脚走遍天涯海角去救助他的。
史沫特莱和查托深深地陷于热恋之中，很快就生活在一起了。查托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娶过一位英国妻子，流亡欧洲时在1912年离了婚，后来又娶了一位有钱的爱尔兰姑娘，她现在待在英国一个修道院里，当了一名修女。史沫特莱也是个结过婚的人。过去的经历并没有妨碍他们，反而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爱情。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世界上仿佛只有他们俩，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有他们俩才是真正志同道合的伴侣。
史沫特莱和查托在一起过着革命流亡者的艰难的日子。为了生活，史沫特莱当了柏林大学英语研究室的教员，还在印度史研究室授课。此外，一个星期还要当三个晚上的家庭教师，教授英语，忙得不亦乐乎。在家里，她还要克尽为妻子的责任，照料好查托的生活，好让他有充沛的精力为印度民族解放事业奔忙。史沫特莱喜欢整洁，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还学会了做印度菜，虽然做得不太地道，但查托吃得开心极了。尽管工作复杂，家务繁重，史沫特莱在这段时间里还发表了许多篇有关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论文。爱情使史沫特莱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
在倾向社会主义的查托的影响下，史沫特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对德意志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有了系统的了解。她与一位著名的进步女版画家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凯绥·珂勒惠支，后来史沫特莱把她的作品介绍给鲁迅，鲁迅又热情地把她的作品介绍给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史沫特莱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初次会见也是在柏林时代，以后她和尼赫鲁的友谊一直长时间地保持着。这时的史沫特莱，已经悟出了西方工人运动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她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更广大的东方，转向受压迫的东方大国——中国。她开始研究中国历史，这是她日后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基础。
1921年3月下旬，查托带领14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其他印度人士以及第三国际代表讨论印度民族运动的方向问题。史沫特莱也是代表团的成员。
当时，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处于极端艰难的时期，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和西方国家的武装干涉使苏维埃俄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史沫特莱在莫斯科街头看到一群群的流浪儿童在闲逛，人民的苦难使史沫特莱感到痛心。她说，这里人们的生活已经下降到最低水平，要是再往下降，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史沫特莱虽然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政权在巩固阶段实行暴力专政的必要性，但一接触到现实，尤其是得知她的朋友，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在苏俄受到软禁，她的认识就发生了动摇。她给弗洛伦斯·伦农写信说：
监狱里挤满了革命中战斗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之所以没有被关进监狱，仅仅由于他们是国际上知名的人士，但是他们也被软禁起来了……如果我被驱逐出境，被监禁起来或者发生其他事故，我在这里会吵得他们六神不安。
史沫特莱确实是个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干的人，她特意去看望了被软禁的埃玛·戈德曼，这样做需要有不顾自身安危的勇气。戈德曼对此十分感激，她们之间建立起了更加深厚的友谊。
代表团的工作进行得不顺利。他们一到莫斯科车站，就遇见了刚刚在塔什干成立的印度共产党的领袖M.N.罗伊和阿巴尼·慕克吉。两个代表团政见不同，在会议席上各不相让。他们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优先考虑哪一个问题：是反英斗争呢，还是在印度掀起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呢？查托的印度革命委员会代表团赞成前者，他们要求把一切反帝组织，不论是共产党的还是非共产党的，结成统一战线向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展开斗争。柏林来的代表都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第三国际的成员，他们要求首先为印度争取民族独立，他们愿意与其他人士共同努力以达到这个崇高的目的。但是罗伊雄辩地反驳了这种统一战线观点，他认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目前尚在襁褓中的印度共产党手中，他强调要把印度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以确保民族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罗伊提交了一篇斥责殖民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受列宁同志的赏识。
史沫特莱和查托回到柏林，德国政府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开始进行把他们驱逐出境的活动。他们虽然最终没有被驱逐，但成了非法居留者，被迫过着非常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流亡生活。德国警务人员和英国特务追踪盯梢，随时随地找他们的麻烦。为了进行反击，他们俩和他们的同志们搞起了一个叫印度情报局的组织，希望通过这个机构加速印度独立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筹办这个情报局，查托变卖家产，把稍微像样一些的家具都卖掉了。
警务人员经常闯进查托和史沫特莱的家，翻箱倒柜，胡乱折腾。他们只好带着随身行李到处搬迁，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家了，白天不知道晚上会在什么地方过夜，往往是在情报局里工作到深夜，然后出去随便找一间便宜的旅馆住下。英国特工人员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公开警告查托“当心点”！随时有可能发生种种可怕的事情。
有一次，英国特工人员用药麻醉了查托，然后把他塞进汽车行李箱，打算把他送出德国国境。幸亏有个机灵的边界警卫员发现，这个阴谋才没有得逞。
还有一次，史沫特莱、查托和几个朋友在一家伊斯兰餐厅里喝巧克力饮料。喝完不一会儿，查托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醒过来以后，呕吐不止，请来看病的内科医生说这是砒霜中毒。
颠沛流离，惊恐万状的生活损害了史沫特莱的健康，她精疲力竭，得了风湿性的心脏病，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好容易出院回了家，又每时每刻都处于英国特务的跟踪监视之中。
最使史沫特莱情绪沮丧的是她和查托的婚姻出现了裂痕；这裂痕越来越深，达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要真正地相互融合，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查托不仅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家族也是社会地位显赫，家族的成员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查托是印度孟加拉具有高贵血统的婆罗门望族书香门第的长子，他的父亲阿贡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是海得拉巴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当过海得拉巴大学的校长，被英国政府强令退休并遭到软禁，19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去世了。查托的大妹妹萨罗吉尼·奈都夫人是个女诗人、政治家，是印度国大党的重要人物，50年代曾担任过西孟加拉总督。弟弟希兰德拉纳什既是诗人，又是演员，还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和剧作家，活到本世纪80年代才离世。出身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赫赫有名的婆罗门世家，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能说几国语言的查托，很为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自豪，他热爱祖国，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甚至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在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深层，传统的婆罗门贵族观念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查托的家族包括他自己，最终肯定无法接受史沫特莱这样一个出身于美国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家庭的女人。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这部作品里曾经这样分析她和查托的关系：
我和查托共同生活的开始，就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的结合。我是一个美国劳动妇女，不正常的商业文明的产儿。他是一个印度望族的子弟，具有玄奥、高雅的婆罗门思想，再加上英国的古典正统教育。虽然他恨英国的一切，但更鄙视以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现代的，但他的感情却深深扎根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爱情在这种冲突面前也变得无能为力。他们都陷于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无力自拔。他们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愿意以共同的事业而不是以生儿育女作为家庭生活的基础，贫困的生活和险恶的环境都不能磨灭他们的爱情的光彩；但是归根结底查托仍然要按照东方传统的家庭观和妇女观的准则去衡量史沫特莱，要求她像传统的东方妇女一样具有驯顺、贞洁的品质，而这正是史沫特莱所不具备的。他不能容忍他的妻子在跟他结合以前跟别的男人有过性关系，至于他自己结过两次婚，也有过情人，按照东方传统观念，这是不需要计较的。印度民族主义团体中的成员都是男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查托的观点完全一致。于是就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些流言蜚语，说史沫特莱在纽约时男朋友众多，难免跟其中某些人上过床。查托很生气，就用“别的男人不要的剩余物资”这样的话来侮辱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反唇相讥：你不也是别的女人不要的剩余物资吗？况且查托和他那位爱尔兰妻子并没有正式离婚。后来史沫特莱在上海知道了“姨太太”这个词，回想起和查托在一起的生活，自嘲说，当时我不过是充当了一个“姨太太”的角色。
查托认为，公开向他的家庭和上层社会的朋友承认有这样的一位妻子是一种耻辱，有损他的家族荣誉和他自己作为印度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尊严。有一次，几位著名的印度人士来到柏林，查托约好了去会见他们。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史沫特莱和几位美国朋友约好了到剧院去看演出。史沫特莱感到很抱歉，征得查托的同意后，史沫特莱就到歌剧院去了。当戏的第一场演了一半时，史沫特莱感到坐不安稳，总觉得她应该陪同丈夫去会见客人。她走出了歌剧院，匆忙赶到查托和朋友会见的旅馆，愉快地微笑着出现在查托面前，哪里料到她的到来使查托万分尴尬。他恼火地一下子把她拖出门外，说：
“你瞧，你干吗到这里来？难道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使我的地位不堪设想？我不能把你介绍给那些人——他们都认识我的家族，我怎么能够把你介绍给他们呢？”
史沫特莱听了目瞪口呆，大为震惊，问道：
“你的家族？那你究竟为什么不能把我介绍给那些认识你的家族的人呢？”
“啊，这是办不到的，你一定得马上离开这里！”
史沫特莱回头一看，见到所有这些印度人都惊讶地望着她，似乎把她当作一个下流女人。
史沫特莱在夜晚的柏林街头徘徊了几个小时，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悲伤。
在所有旅居欧洲的印度人眼里，查托是一位才华出众很有威望的长者，家里经常人来人往，流亡欧洲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往往是一下了火车就直接投奔查托而来，有些还是很年轻的学生。史沫特莱触动了母性心肠，对他们充满了同情，不遗余力地照料他们的吃住。但长此以往，经济上和体力上都不胜重负，她外出授课和做家庭教师的收入已经不敷支出，她不得不到处借钱，最后到了债台高筑的地步，只好挤出时间写点东西挣钱。三年来，她就是这样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
但是尽管这样，她还要承担一切家务：做饭、洗碗碟、擦地板、洗衣服、熨衣服，一声不响地为丈夫和到家里来的一切印度人做着这一切。按照印度的风俗，吃饭时必须让男人先吃饱，女人只能吃男人剩下的饭菜。他们夫妻俩吃饭时是不是按这种风俗办，不得而知，不过每到开饭的时候，总会有两三个突然来到的客人，那么史沫特莱就只好日复一日地牺牲自己的那份食物。而这些印度客人并非全是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同志，有不少只是来做生意的，查托一视同仁地款待他们。这种封建的生活方式终于激起了史沫特莱的愤怒，她在给她的朋友、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的信中写道：
我把一生献给了印度，但我却不得不为商人做饭，而且我还得坐在旁边听他们高谈阔论，说什么欧洲的女人全是娼妓。而且，从清早到深夜我得应门铃，接电话，那是催我丈夫还钱的人打来的电话——我丈夫从未借过这些钱，是别的印度人借的，可是他同意代他们还债，因为他说，这与印度的荣誉有关。事实上一笔一笔的债都得由我去还清。该死的印度荣誉！
史沫特莱终于经受不住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重负，她病倒了，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晚上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得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白天整天情绪沮丧，目光呆滞，似乎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为了挽救自己，她决定离开查托，即使只离开一段时间也好。1923年夏天，她得到女友莉拉·辛格的帮助，到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去住了两个月。到了9月，史沫特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基本恢复了正常，她回到了柏林。
史沫特莱的出走使查托害怕了，他怕她会离开他。她一回来，他就把她紧紧地缠着不放，说没有她他就无法生活，无法继续从事印度独立的工作。史沫特莱说不知道自己还爱不爱他，但事实上查托还是占据着她的心，她想用时间来医治内心的创伤。查托向她发誓，放弃要求她服从东方习俗的权力，恳求史沫特莱重新跟他生活在一起。她虽然明知道跟他在一起将会很痛苦，但还是答应了他的恳求。
史沫特莱决定继续留在柏林是因为她打算申请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她向往学习，想使自己真正地登上文化的巅峰，这个心愿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申请没有获得准许，因为她无法提供在美国学校念书的成绩单。她写信回纽约，请朋友们帮助她弄到成绩单寄来。她和查托说好，如果明年春天进不了柏林大学，她就要回美国去。她已经31岁了，但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知的、没有教养的、不成熟的动物”，她迫切地希望有机会继续学习。
她和查托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家，过的还是原来那样的日子。史沫特莱的情绪又抑郁起来，健康情况又开始每况愈下，终于又完全病倒了。她的病情一天天地发展，已经严重到出现神经性发作的症状。当病发作的时候，她丧失了对自己身心的控制能力，她浑身哆嗦，跌倒在地。她整夜失眠，服用的安眠药剂量越来越大，药性越来越烈。但只要身体稍微可以支持，她仍然坚持写作。史沫特莱自身婚姻的不幸遭遇使她对妇女问题产生了更加激进的看法。她认为，妇女虽然在自然属性，例如体力方面不能取代男性，但在社会属性方面，妇女不应该是低能的。是男性扭曲了自然的面貌，使妇女一直被迫处于与她的天性不协调的地位上；但她又不得不安于这种地位，因为惟有这样才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
她在给弗洛伦斯·伦农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妇女就不该成长起来，发展与她的天性相适应的一切才能，至于发挥什么样的才能，那是无所谓的……我不愿意接受人们现在对妇女地位或男人地位所提出的社会准则，因为我不认为今天的社会对男人或女人或阶级的看法是合理的、正常的。在性别上有差别的自然面前我低头承认，但是在建筑于统治阶级妄想掌权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面前，我决不低头。这个制度从家庭与学校开始，错用了生命的源泉。在这种制度下，成千的妇女受到挫折，被迫哑口无言，她们的才智从来得不到发展；但是假设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她们的天性会促使她们充分地发展她们的聪明才智。
……我确实恨的是男人，尤其是那种男人，认为一个女人必须有一群孩子围着她的裙子转，否则这个女人就该永远永远受到诅咒……今天太多的妇女只是无目的地生孩子。我的思维方式认为生孩子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只有当你明确了生命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你要产生一条新生命以后，你才能生孩子……
史沫特莱对婚姻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认为当婚姻约束了妇女的社会属性，并且使她们的自然属性也遭到扭曲的时候，这种婚姻是毫无意义的。她相信人类将来的发展一定会导致妇女自身的完善，使她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发挥。她把这些观点写成论文发表，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的。
德国的朋友们劝史沫特莱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给她介绍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是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内夫的中年女医生，弗洛依德学说的正统派。
纽约的朋友们也纷纷寄钱，资助她的治疗。而查托却把精神分析嘲笑为传教士的说教和巫术迷信。史沫特莱觉得已经走投无路，就在1923年底开始接受内夫医生的分析治疗。
内夫医生每周两次与史沫特莱作长时间的谈话，从她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追溯她心理性格的形成和思维方式的发展，分析生活环境的影响如何使她产生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病态，帮助她寻找造成疾病的心理根源。当然同时也配合一定的药物治疗。这一切都是根据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治疗程序进行的，目的是帮助病人恢复自我肯定，重新树立起自己的正面形象。史沫特莱在内夫医生的帮助下逐渐恢复了心理健康，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
朋友们都来帮助史沫特莱。埃玛·戈德曼为她搞到了一张请柬，邀请她在1924年2月份到柏林大学英语系作一次演讲，内容是关于甘地的思想。查托反对她去演讲，他骂史沫特莱是个白痴，居然想登上大学讲坛。实际上他反对的倒不是演讲这件事本身，而是这次演讲的内容。因为她讲的是印度，他不能容忍不是出自他本人的任何关于印度的言论。内夫医生出面保护史沫特莱，她去找查托谈了两个小时，跟他说，如果他真想史沫特莱康复，就不要横加干涉，因为参加社会活动有利于她的健康。
演讲很成功。她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学生们注视着她。贪婪地听取她讲的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她面对所有的听众，丝毫没有畏缩情绪，跟当年年轻的史沫特莱站在汽车挡泥板上向工人群众宣传反战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查托也去听了她的演讲，尽管他吹毛求疵，还是不得不承认她讲得好。
史沫特莱与查托在一起感到情绪压抑，心情紧张，他们的婚姻生活已经到了难以挽救的地步。史沫特莱心里想：为了他的祖国，为了他的事业，我可以去死，但和他在一起生活是再也不可能了。她决定第二次逃离查托，独自搬到一个朋友家，住在女仆的房间里，那是一个只能摆下一张床和一把椅子的窄小的房间。查托追寻而至，恳求史沫特莱回家，继续留在他身边。由于疲劳和激动，查托说着说着竟晕了过去。史沫特莱的心又软了下来，充满了对他的怜爱。史沫特莱把他送回家。查托病了两个星期，史沫特莱日日夜夜守在他的床前，他们又在一起过起日子来。
1925年夏天，史沫特莱在一位女友的陪同下，离开柏林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史沫特莱再次出走，又把查托急坏了，他到处求助，希望把史沫特莱找回来。在史沫特莱感情生活一波三折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位年轻的印度大学生巴卡尔热烈地崇拜她，疯狂地追求她。他比史沫特莱小八岁，史沫特莱称他为“我的儿子”。现在查托找到了巴卡尔，请他帮忙把史沫特莱找回来。巴卡尔照办了，但史沫特莱不答应再与查托见面。
一个多月以后，史沫特莱接受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的邀请来到丹麦的一个名叫楚尔的孤独的小岛上，打算在这里继续完成她的第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史沫特莱在给玛格丽特·桑格的信中谈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构想：
这部书将以我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我打算把它写成一部坦率而真实的纪实小说。这部书将会使我失去许多朋友，因为当他们读了这本书后，会以有我这样的友人而感到羞耻……我有必要以最大胆的方式来写这部书，因为我的健康是靠不住的，加上我的心灵受过很大的摧残，以致我从来不知道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我的这部书的书名是《流浪者》或《一个流浪者》，我自己还不知道呢……我对这部书的成功几乎是有把握的，……卡琳说这部书将会是一部了不起的畅销书。
史沫特莱的这部纪实性自传体小说最后定名为《大地的女儿》，在1929年出版。
关于查托，史沫特莱后来写信给埃玛·戈德曼说：
我心里充满着怜悯。如果我愿意回去跟他一起生活，或者甚至只是告诉他我打算这样做，我就能抹掉他的这副可怜相，使他恢复精力。但是我做不到……我知道如果回到他身边，在一个月之内，我会把自己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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