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底，离了婚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她第一次从中西部的原野和小镇投身到这个被高楼大厦挤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阴暗冷漠、没有一点生命绿意的灰色的大城市，孤独和无所适从的感觉紧紧地缠绕着她。她可以投奔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在纽约当中学教师的索伯格·布伦丁，虽然她不知道索伯格和厄恩斯特的父母会对她采取什么态度。
慈祥善良的布伦丁妈妈像接待出远门归来的女儿一样接待了史沫特莱，安顿下来以后，她就把大城市里待人接物的礼节一样一样地教给她，还送给史沫特莱一顶大方得体的帽子，要她在申请工作跟雇主面谈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
史沫特莱不久就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
她没有住处，只好跟索伯格一起住在小公园旁边的格林尼治村。格林尼治村是一个小小的住宅区，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社会党及其外围社团组织的成员们。索伯格也是个社会党员。史沫特莱通过她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包括简·亚当斯、玛格丽特·桑格和亨利埃特·罗德曼，她们都是当时最出色的女性，妇女解放运动的领油。她们的妇女解放观点和史沫特莱在坦佩师范学校时形成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史沫特莱和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朋友在一起总觉得自惭，因为她不像她们那样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每当史沫特莱流露出这种情绪的时候，索伯格就安慰她，说学校也不一定教给人有用的东西。史沫特莱反而生了气，觉得她们这种出身富裕家庭的人，自己有了足够的受教育的机会，书读够了，反而不了解穷苦而无权的人们的需要。
史沫特莱在纽约白天当秘书，晚上在纽约大学上夜校，生活忙碌而艰辛。但史沫特莱已经习惯了拼搏，她意志坚强，虽然这是一种未经雕琢的粗糙的坚强，但她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毫不退缩地干下去。此刻她坚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她既自信，又充满着把信念化为行动的热情和勇气。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打了两年多，美国公众时刻担心美国被卷入战争。这年威尔逊总统正在争取连任下一届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演说中许诺排除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性，提出“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的口号。史沫特莱也像许多社会党人及其支持者那样，投了威尔逊的票，但她很快就后悔了。威尔逊再次当选以后，对大军火商言听计从，参战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史沫特莱和她的中产阶级朋友们一起，投入了反战运动。她比她的朋友们更清楚，被卷进残酷的战争机器变成炮灰的，正是那些年轻的劳动者，是像她自己一样的穷苦人。
反战的宣传和参战的宣传，反战的游行和参战的游行同时走上了纽约街头。社会党人、工会和国际产业工人联盟是反战的中坚。占统治地位的参战势力得到政府的支持，用美国所特有的捏造和诬陷手段对反战派的领袖进行迫害。以《天国的馅饼》等歌曲闻名世界的诗人乔·希尔被投入明尼阿波利斯的监狱并被处以死刑。在旧金山，有人向参战游行队伍投掷了炸弹，工会活动分子托姆·穆尼被诬为杀人犯，遭到逮捕，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由于社会各界的抗议，穆尼在1939年恢复了自由。）
1917年4月6日，威尔逊总统下了对德宣战的命令，无数群众在风雨中集合在纽约联合广场高呼反战口号，史沫特莱也参加了。游行队伍从纽约行进到周围的城镇，到处都有支持反战的人群。史沫特莱第一次看到了组织起来的群众的伟大力量；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也是充满了力量的，她很自豪。她第一次在街头向群众发表了反战演说。关于这第一次演说，后来史沫特莱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中有一段描述：
有人把我推到前面去，叫我跟他们讲话……我听人讲过也在小说里读过，一个普通男人或女人如果突然面对大的责任会变得高大起来，他们讲的或做的多么雄辩，多么光辉灿烂，于是听众狂热地鼓掌欢呼。似乎从这一刻起，他们就成为名人了。但是我可不是小说里的人物，我站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惊异地看着工人们往上看的脸。我明白我既无知心里又乱，说了几句话，我就下来了。
这次演讲是不成功的。史沫特莱知道，她要讲的她心里都明白，至少比她的中产阶级朋友们明白得多，但是她胆怯，她讲不好，毕竟这是第一次。
这时候，史沫特莱接到家里的来信，说弟弟约翰为生活所迫，偷了别人的一匹马，坐了牢。史沫特莱生气极了，要是他偷的是面包，那还情有可原，因为他饥饿；可是他偷的是一匹马。史沫特莱写信把弟弟狠狠地责骂了一顿，她气得都不会选择词语了：“你怎么这样混账，竟偷起东西来了！”不久，小弟弟萨姆来信了，他说约翰出狱以后，在俄克拉荷玛做苦工，被阴沟塌方压断了颈骨，很快就死去了。现在家里生活无着，如果艾格尼丝不能支持他到技工学校去读书，他准备到欧洲去打仗。这封信对史沫特莱无异于晴天霹雳，她心里的痛苦无法形容，深深的自责比悲伤更剧烈地撕裂着她的心，她恨自己没有给家里更多的帮助。她回了信，给家里寄了钱，劝萨姆不要去当兵，她答应一定尽快寄钱帮助他上学。可是妹妹默特尔却跟姐姐不一样，她是个主战派。她在圣迪戈做支持战争的工作，说这是为了国家。史沫特莱激动地写道：“谁的国家——那个会让我们像母亲一样地死去，像蒂莉姨妈一样当妓女，像约翰弟弟一样死得像只老鼠的国家——是谁的国家？”
1917年3月，史沫特莱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听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莱帕特·拉伊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结束时说的一段话使史沫特莱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你们美国人——你们的制度，你们创造文化的闲暇是建立在别人受强权奴役的身躯上，这时候你们能够心安理得吗？难道你们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律是你们生活中的法律吗？若果如此，你们是没有灵魂的机器，我们印度人正在为自由努力工作，难道你们也像英国人一样以为你们自己才配享有自由？你们说，你们的战争是为了民主，我对此表示怀疑——你们的原则不包括亚洲，而亚洲人却占人类的四分之三。”
史沫特莱被莱帕特·拉伊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一个星期天，她去拜访莱帕特·拉伊。这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肤色黝黑，头发里夹杂着一绺白发，相貌丑陋，神情严厉，脸的一边有一条伤痕，一只眼睛几乎已经瞎了。1913年拉伊被印度国民大会党派遣到英国去陈述他们的立场，由于战时英国入境限制而被滞留在美国。拉伊在美国已经逗留了将近五年。拉伊是一位有丰富经验和组织能力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研究印度民族问题的学者。在美国，他在自由主义杂志上发表文章，使美国人了解印度，吸引尽可能多的美国进步人士支持印度民族解放事业。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弗朗西斯·哈克特是一位爱尔兰民族运动的斗士，认识拉伊以后，他把从事爱尔兰民族运动和支持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给了拉伊有力的支持。《民族》杂志的发行人奥斯瓦尔德·维拉德也是拉伊的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他把《民族》杂志作为发表鼓吹民族解放的文章的园地。新妇女运动联盟的创始人亨利埃特·罗德曼也是莱帕特·拉伊的崇拜者。史沫特莱通过索伯格的介绍认识了她。可惜她在20年代初期就过早地逝世了。1917年，美国印度自治运动联盟建立，莱帕特·拉伊是这个组织的领袖。这个组织以纽约为活动基地，它的宗旨是运用非暴力手段使印度实现自治，成为英联邦内的一个自治领。拉伊认为，印度在英国殖民者的长期统治下，极端贫弱，文盲充斥，一旦完全脱离英联邦，很可能会落入另一个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魔爪。
像小草一样幼稚而本色的史沫特莱，对莱帕特·拉伊产生了一种像对父亲一样的崇敬和信赖的感情。史沫特莱从小看惯了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平，种种以强凌弱的残酷事实，她憎恶强权，痛恨压迫，总是自然而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像自己一样的被压迫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拉伊的事业吸引了史沫特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与拉伊的会见改变了史沫特莱的生活道路。几个星期以后，她放弃了她原有的秘书工作，搬出了和索伯格·布伦丁一起居住的格林尼治村，在靠近拉伊住所的威弗利普莱斯租了一个房间，白天给拉伊当秘书，晚上仍然上纽约大学夜校学习。
过了不久，史沫特莱接触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另一个派别，这个派别比莱帕特·拉伊的印度自治运动联盟规模小得多，但却对她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这就是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卡达尔党。卡达尔党的成员大部分是本世纪初移民加利福尼亚的印度锡克族自耕农和工人。他们使史沫特莱想起了自己家乡的矿工和农民，产生了一种亲切自然的认同感。卡达尔党的领导层主要是孟加拉人，拉姆·钱德拉是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知识分子。萨林德朗那斯·高斯和塔克拉纳斯·达斯也是孟加拉人。高斯在孟加拉时就是一个带有劫富济贫的游侠色彩的年轻大学生，1916年他22岁的时候，被孟加拉民族主义组织派到美国，目的是加强孟加拉民族主义组织和卡达尔党之间的联系。达斯是美国籍公民。他们都参加了卡达尔党，成为这个党的核心成员。他们向史沫特莱描述用革命暴力争取印度独立的前景，使出身西部贫穷家庭的史沫特莱十分动心。
卡达尔党人不像莱帕特·拉伊那样把民族运动停留在宣传和学术活动的领域，他们急切地要把革命付诸行动。他们认为，世界大战给印度国内的武装斗争带来了一个好时机。他们通过一个在柏林的民族主义委员会接受德国政府在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达斯1917年春还去了一趟日本，打算从那里把武器和人员运回印度。高斯在美国也作着同样的准备。正在这时候，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卡达尔党人受到极大的精神鼓舞，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以革命暴力推翻反动政权的范例。卡达尔党人的活动更加积极了。
莱帕特·拉伊曾经会见过卡达尔党的成员，他拒绝跟他们合作，理由很明显：第一，拉伊反对用暴力手段彻底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他认为这完全是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使印度陷于更大的灾难；他不赞成印度完全脱离英国，主张用和平的方式争取印度在英联邦内实现自治。第二，他反对卡达尔党人和德国建立联系并接受德国的帮助。莱帕特·拉伊生气地警告史沫特莱，不让她和卡达尔党人在一起。史沫特莱从未到过印度，对印度的国情毫不了解。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她越来越信服卡达尔党的观点，她不听拉伊的劝告，认为拉伊只代表印度的上层阶级和地主。她也像达斯和高斯那样满腔热情而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她只知道，卡达尔党人是被从自己的祖国土地上驱赶出来，浪迹世界各地的志士，他们在绝望的深渊中挣扎着、斗争着。史沫特莱认定他们的目标是正义的，她并不认为他们的做法脱离实际。她当了达斯和高斯策划武装斗争的纽约代理人，把她在纽约威弗利普莱斯的住所作为卡达尔党人聚会的场所和书信往来的传送站。
史沫特莱认识的印度人多了，家里也经常有印度人来来往往。人多了什么样的都有，有时候就免不了产生一些麻烦。按照印度的传统观念，一个女人，只有当她嫁了丈夫，用上丈夫的姓，称为某某夫人的时候，才会在社会上被人承认。史沫特莱是个离过婚的独身女人，一个开放的、纵情的美国女人，而且是这个群体中惟一的女人。于是史沫特莱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无聊的同伙的骚扰。这使她很烦恼，也使她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并不是互相等同的一码事，即使民族获得了独立，也还不等于妇女就获得了解放。妇女的解放是更加任重道远的问题。
史沫特莱虽然和莱帕特·拉伊在观点上和行动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她仍然十分尊敬拉伊，把他当作父辈，感到跟他在一起没有任何压力，不像跟她那些中产阶级朋友在一起那样拘束，那样自惭。史沫特莱具有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的博大胸怀，可以说是从莱帕特·拉伊的影响开始的。
卡达尔党的活动受到了美国军事情报官和移民当局的注意，他们开始截留和检查高斯和达斯的信件。史沫特莱的住所也受到了便衣警察的监视。
1918年3月19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天昏地暗，警察闯进了史沫特莱的住所。因为他们认为，此地已经成为处境危险的印度人的联络站和避难所，还可能藏有秘密信件和名单。军事情报官和司法部的人毫不理会史沫特莱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强烈抗议，把她的住所翻得乱七八糟，接着就把她带去审讯。便衣警察在她的公寓附近监视了两天以后，抓到了从旧金山回来的高斯。
史沫特莱被单独囚禁起来，经常提出去受审讯。很明显，官方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记载着卡达尔党人秘密通信名单和黑色的笔记本，而这个笔记本正是由史沫特莱保管着。
史沫特莱后来在《大地的女儿》中记下了当时的过程和感受：
里面的一扇门终于打开了，经过室内走廊我被领到一间长长的房间里去。我说了姓名，父母何人，国籍。不，我不是德国出生的，我父母也不是。十分，十分肯定。我父亲有印第安人血统，我母亲也是老美国了。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不是，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别的人进来了，带着我房间里的一切东西——我的书，衣服甚至脏衣服。我看着他们，一言不发。他们把书摞起来，成了一小堆——我恐惧地发现其中有我那黑色笔记本。
我瞥了这房间一眼——一个吃得很肥的男人，角落里的英国人，薄嘴唇的审问者，然后看了看桌子上的黑色笔记本。我又坐下了。
“对了，慢慢来，然后谈谈。”其中一个人说。
我抬头看了看。“别麻烦我，我跟你们无话可说。”
“年轻的女士——这是战时，跟美国玩游戏是很危险的！”
“美国？我就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并不比你的那一部分来得少——比角落里那个英国口音的德国人多得多！”
“你要无礼，不会对你有好处！我知道你自以为了不起，保护那些跟你在一起出出进进的黄狗。”
“黄狗？”
“亚洲佬——你知道我的意思。”
“什么亚洲佬？”
“这里是你前几天写给高斯的一封信，告诉他怎么从这个国家逃出去。你知道他是犯了法的在逃犯！你作为公民的责任是报告警方，这个人在哪里？”
我注意角落里的英国人——我作为公民的责任，真是！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回答。
“你在说谎！我们可不想同一个德国间谍浪费时间！”
“你说谁是德国间谍？你说！你们才是肮脏的英国间谍！”
夜里，史沫特莱躺在冰冷的铁条床上发抖。天好像永远也不会亮起来，她的思绪集中到那本黑色的笔记本上：要是他们发现了笔记本的内容，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同志们就得认为是我出卖了他们！
史沫特莱被囚禁在曼哈顿的托姆斯监狱。一个个排成一行的极小的铁格子窗子就像一块块墓碑，整座监狱就像层层叠叠的坟场，阴森得叫人毛骨悚然。“托姆斯”这个词，就是“坟墓”的意思。
史沫特莱在牢房里和四位女难友朝夕相处，出狱以后，她根据自己在狱中的生活体验，创作了短篇写实小说《铁窗难友》，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四位女难友的形象。在史沫特莱笔下，监狱生活反映出人生百态，是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缩影。《铁窗难友》后来发表在美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召唤》上，被认为是史沫特莱最成功的文学作品之一。
四位同监女囚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奈丽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她因为用榔头敲了一个男人的头而被关进监狱。审讯她的道貌岸然的法官正是她的一个“客户”，她当庭给了他一顿辛辣而幽默的揭发。法官判处她缴纳一笔罚款，奈丽执意要那位法官替她付钱。奈丽每天在监狱里嬉笑怒骂，什么话都敢说，“她把满腔怒火都化为诅咒的暴风雨，向着男女看守和典狱官劈头盖脸地泼去”。奈丽对史沫特莱说：“你是个好人，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方来？我觉得你是对的，我也曾是个好姑娘。”奈丽出狱的时候，没有人来接她，她破旧的皮鞋在水泥过道上咯咯地响着，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再次向黑暗险恶的社会走去。
梅是一个48岁的妇女，为了一个心爱的男人，成为职业的伪造文书的罪犯。她年轻时当过演员，后来年纪大了，只好到工厂去做工。史沫特莱问她：
“你为什么不留在工厂里干下去？”她回答：“你到工厂去干一阵子就会明白了。”除了伪造文书她什么也干不了，难道上街去拉客？她老练地告诉史沫特莱，监狱方面一定会在她这种政治犯身边安排一个暗探，以便从她嘴里套取情报。为了嘲笑史沫特莱的幼稚，她说，她本人可能就是暗探。梅是一个被罪恶的社会扭曲了善良本性的女人。
莫莉·斯泰纳是一位出生于乌克兰的俄罗斯少女，她因散发反对武装干涉俄国的传单而被判15年监禁的重刑。她出身于工人家庭，家里非常贫困。狱中的苦难生活没有磨灭她的意志，也不能动摇她的信仰。她在牢房的墙上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约翰·里德的照片，在石墙的上方，用红色的印刷体字母写了一条标语：“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莫莉在法庭上向检察官描绘她一直向往着的世界：“那将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下，不会发生一个集团统治其他任何集团的现象。人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依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各尽所能，而分享他需要的一份。他将有时间掌握知识和文化……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将以人类的同胞情谊结成一个整体。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秩序，我已保证：奋斗终生。”检察官以嘲讽的口吻问道：“世界上有你所说的那种地方吗？”莫莉答道：“我相信那些代表俄国的人，是由工人而且完全是由工人选出来的。在布尔什维克的政府里，没有寄生虫的代表。”莫莉在狱中以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鼓舞了史沫特莱，直到几十年以后，史沫特莱还时时想起她。
第四位女难友凯蒂·马里昂的遭遇更富于戏剧性。她是一位职员，节制生育运动的死心塌地的支持者。有一天，一位叫布兰伯格的先生来到她的办公室，向她诉说贫穷和多子的烦恼，害怕再增加人口。凯蒂给了他一份节制生育的资料。这一下可就闯祸了，想不到此人是臭名昭著的所谓“风化维护协会”派来骗取凯蒂从事“有伤风化”的节育工作的“罪证”的。凯蒂被判监禁30天。在监狱里，凯蒂被罚洗地板，每天提着水桶在过道里来来往往，见到任何人，包括女看守和女囚徒，都用这样一句话打招呼：“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囚徒们也答道：“为节制生育三呼万岁！”离开监狱的时候，凯蒂说，她进来时不过是一颗火星，而现在出去时，已燃成了一簇熊熊的烈火。后来，她成了玛格丽特·桑格夫人倡导的节制生育运动的一员主要干将。
史沫特莱遭逢意外变故，无法支持弟弟萨姆上学，萨姆无可奈何，决定去当兵。在被派往欧洲战场时路过纽约，他来到托姆斯监狱，请求让他见姐姐一面。监狱官员一口拒绝，大声呵斥道：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个卖国贼，而你，一个为国家去打仗的战士，你绝对不可能见她！”
萨姆蹲在托姆斯监狱门口，悲伤地放声大哭，他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姐姐。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史沫特莱，她听了，两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用力地咬着嘴唇，仍然没有控制住眼泪。
《纽约时报》在史沫特莱被捕的第二天报道了这个消息：“昨天当局逮捕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小姐，得到了关于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一个叛乱阴谋的重要证据。”据报道，高斯是“主谋”。报道最后说：“希尔德警长向史沫特莱小姐建议，她要是揭露阴谋就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她拒绝了。她拒绝提供情报以换取宽大处理。”她的罪名是：试图煽动印度反英叛乱，以帮助英国和美国共同的敌人德国；还有一项罪名是违反了不许扩散节制生育知识的法令。鉴于列宁的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史沫特莱这个所谓“德国间谍”就有了保释出狱的可能，但要交纳保释金一万美元。
节育主义者玛格丽特·桑格赶来为史沫特莱辩护，惟一神教派牧师霍姆斯牵头为她募集保释金，史沫特莱离了婚的丈夫、她的终身好友厄恩斯特·布伦丁当时正在向埃莉诺求婚，也放下自己的事情去为史沫特莱奔走。1918年夏天，史沫特莱终于被保释出狱。
这时候的史沫特莱，用她自己在《大地的女儿》中的话说，是一个单纯的，渴望在正义的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年轻人。一个美国青年，却以印度民族解放斗争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怕艰难险阻，甚至不怕坐牢，这是多么感人的热情和勇气。多少年后，史沫特莱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依托，把一颗火热的心交给了中国人民，也正是她在为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诱发出来的自觉。因为她觉得，在血和泪中痛苦挣扎的亚洲人民是她的父母兄弟，也是她自己。
史沫特莱的坐牢使她在纽约的自由主义的左的社团里成为知名人物，也使她有了成为一名真正的新闻记者的机会。首先是玛格丽特·桑格聘请她负责《节育评论》的日常管理工作，然后又在社会党的机关报《号角》当上了一名新闻记者。为了当一个出色的记者，史沫特莱以着力揭露社会黑幕的厄普顿·辛克莱、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和以雄辩著称的政论家埃玛·戈德曼为榜样，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把笔杆子当作向强权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武器。
史沫特莱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渴望了解俄国革命的进程，她的一位朋友帮助她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位朋友就是著名的记者和漫画家罗伯特·迈勒。迈勒跟史沫特莱一样出身于中西部劳动阶级家庭，在纽约的记者群中，这种出身的人是很少的。罗伯特·迈勒自称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初，他作为《号角》的特派记者进驻莫斯科，亲自去观察和评价俄国革命。几个月以后，罗伯特·迈勒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无政府主义立场有了转变，他开始赞成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为了对付外国的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颠覆阴谋，实行暴力专政是完全必要的。迈勒发回纽约的每一篇报道史沫特莱都认真研读，这些报道为史沫特莱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窗子。
可是这时候在美国，威尔逊总统在战时许下的种种诺言都成了泡影，国内通货膨胀，失业率急剧上升。1919年1月21日，发生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影响重大的西雅图船厂工人罢工，3.5万名西雅图造船厂工人为争取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2月6日，当地工会组织了6万工人声援罢工，使经济生活陷于瘫痪。报道罢工的刊物被官方视为从事“非美”活动，进步记者受到迫害。史沫特莱非常愤慨，在给《号角》写文章时，她学会了列举证据，使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令人信服，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写文章总是把自己放进去，从不试图表现得“客观”和“中立”。这是史沫特莱新闻报道的一个大特点。20年代以后，新闻报道开始强调客观，强调只让事实说话的时候，史沫特莱仍然坚持这种带主观感情色彩的独特风格。
1919年1月，华盛顿州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一切战争时期被关押的印度人统统直接驱逐回印度。移民总局局长卡米纳塔否认驱逐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自欺欺人地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被驱逐是因为他们神经有毛病或者道德堕落”。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们很清楚，把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驱逐回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迅速地发起了反击，史沫特莱组织了“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由支持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罗伯特·洛维特任主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任秘书。他们为受到驱逐威胁的印度人组织辩护，争取美国知识分子和劳工团体的支持。当时即将被驱逐的移民集中在艾利斯岛，等待出境。史沫特莱扮作移民，来到岛上深入实地采访。以后她在《号角》上发表了一篇感情充沛的报道，指出印度人民在大战中为英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经常闹饥荒。她收集了大量的数字和事实，充分地阐述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由于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们的努力，与史沫特莱同时被捕入狱的卡达尔党领导人塔拉克纳斯·达斯终于获得释放。1919年10月29日，在纽约十七大街三马路的阿莱尔餐厅，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举行宴会，庆祝斗争的胜利。
也是在1919年，社会党内部发生了分化，它的左翼公开宣告世界正处在危机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分崩离析过程已经开始。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却声明它的信仰是用民主的、渐进的方式达到党在国内的目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宣布开除号召立即发动全国革命的左翼。9月间，被开除的左翼分成两派：一派是由约翰·里德、本杰明·吉特洛和威廉·B·劳埃德领导的共产主义劳工党；另一派是以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美国共产党。两个左翼派别都邀请史沫特莱参加，但她都拒绝了，她继续为《号角》工作。她欢迎俄国十月革命，她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更可能给贫苦的劳动阶级、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均等的机会。她向往俄国革命，希望能有机会亲自到俄国去看一看。
1916年到1919年这三年，是史沫特莱在政治上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三年；这三年，她写了很多内容新颖、富有创见的文章，也是她在写作上技巧逐渐成熟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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