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坦佩师范学校学习的第二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结识了对她终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的两位朋友——布伦丁姐弟。
布伦丁一家是瑞典移民，居住在纽约。姐姐索伯格25岁，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取得了学士学位，是坦佩附近的菲利克斯中学的教师。在坦佩师范学校举行全州的辩论比赛上，索伯格被邀请为评判员，在女学生的宿舍里住了一个星期。辩论的题目是“在亚利桑那州必须实行妇女参政”，艾格尼丝首先作支持这个观点的发言，反方持原教旨主义立场，反对妇女参政。艾格尼丝的发言有理有据，说服力很强，索伯格给她打了高分，两个姑娘因此互相认识，成为好朋友。
乍看起来，两位女友之间的差别真是太大了，索伯格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受过完整的教育，举止高雅，衣饰大方得体，极有风度，人也长得漂亮，正是艾格尼丝所羡慕的那种见多识广的女性。而艾格尼丝自己呢，来自西部矿区的贫苦家庭，书读得少，讲话口音不正，常出语法错误，说话做事直来直去，咋咋唬唬的，待人非常热情但往往有失分寸；穿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一件很旧的衬衫，有时候甚至腰里还挂着一把匕首，还有一个那么怪里怪气的印第安名字，在索伯格眼中她完全是一个粗鲁的乡下丫头。
但是，她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谈妇女独立，谈生活理想，彼此都感到观点一致，有许多共同语言。索伯格的弟弟，24岁的厄恩斯特·布伦丁在山里水电站的大坝上工作，每周都来跟两个姑娘一起吃巧克力冰淇淋，一起度过周末的时光。
厄恩斯特高高的个子，浅黄色头发，眼睛却是黑的，跟他的姐姐一样。不过他的生活道路却没有姐姐那么顺利。高中毕业以后，他先在纽约市测绘局工作了一年，然后上了缅因州立大学学工程。学了一年，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在疗养院休养了一年以后，却想换一种活法，跑到新泽西州办了一个养鸡场，但是很快就失败了。1910年他到亚利桑那州找工作，给人家放牧马群。又过了一年，才在坦佩以东的山里，属于罗斯福水坝工程的盐水河源头找到了一份测量工作。他打算积蓄一些钱，到旧金山去进加利福尼亚大学。厄恩斯特心地善良，待人诚恳，是艾格尼丝从来没有见过的有教养的优秀青年。她知道，这样的小伙子不会欺侮女孩，不会看不起她这个贫穷家庭的姑娘，他会把她当作一个地位平等的朋友。
总之，姐弟俩都是艾格尼丝在愚昧落后的中西部没有见到过的有学问、有修养、懂得尊重别人、闪耀着文明光彩的人。更重要的是，姐弟俩都信仰社会主义，他们带艾格尼丝去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听以雄辩著称的出生于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的演说。他们像许多美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那样，还没有看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且他们本身就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此，埃玛·戈德曼成为早期社会主义者崇拜的偶像，是并不奇怪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政治活动给艾格尼丝开辟了一个思想认识的新天地。艾格尼丝从小就看够了人间的不公平，她知道有些人不劳而获，有些人辛勤劳动却一无所有，她对周围的社会罪恶满怀着正义的愤怒，但她还没有遇见过任何一个人能够对这一切作出一个理性的答案，设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现在，她觉得自己终于遇到了能够这样做的人。
渐渐地，厄恩斯特和艾格尼丝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了。艾格尼丝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心底里却泛起了温柔细腻的情感波澜，她知道，这就是爱情，少女的初恋来临了。与爱情同时来到心里的是恐惧和不安，她害怕迷恋会导致屈从，爱情会使她变成为心爱的男子生儿育女的家庭奴隶，会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在那个时代，独立的美国妇女大都牺牲爱情，抛弃婚姻。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简·亚当斯，从事妇女参政运动的苏珊·安东尼，全国消费者联盟的弗洛伦斯·凯利都一无例外地是“老姑娘”。艾格尼丝憧憬着的婚姻是罗曼蒂克式的：绝不要孩子，甚至连性生活也不要；不作家庭主妇，出外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夫妻完全平等。她决不能重蹈母亲生育过多一辈子困于家庭的覆辙。
但是，艾格尼丝所设计的生活模式，厄恩斯特能够接受吗？
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夏夜，厄恩斯特和艾格尼丝骑着两匹快马，在城外的峡谷和沙漠之间奔驰。他们满怀激情，相拥热吻。风在耳边呼啸，因此他们的情话不是喁喁细语，而是高声叫喊，向着天空和大地，高喊出爱情的誓言：
“我爱你，艾格尼丝！”
“亲爱的厄恩斯特，我害怕，我想起了我那可怜的母亲。”
“不，艾格尼丝，我们将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艾格尼丝把自己关于婚姻的设想告诉厄恩斯特，深爱着艾格尼丝的厄恩斯特毫无保留地全部接受。她对未来的憧憬将要成为现实。
此后不久，布伦丁姐弟移居旧金山。一双情侣洒泪惜别。厄恩斯特在给艾格尼丝的信中正式提出求婚。艾格尼丝离开坦佩，来到旧金山。1912年8月24日，在厄恩斯特接受加利福尼亚运河工程的聘请，动身去英庇里尔峡谷工作前几个小时，他们在旧金山市政厅登记结婚。艾格尼丝为了显示自己引为自豪的印第安血统，在登记时用了“阿雅呼”这个名字。
结婚以后，艾格厄丝搬到英庇里尔峡谷的小镇艾尔珊特罗，在一家旅馆里当秘书，这里生活费用较低，可以积蓄一些钱，将来重返学校读书；再说，这里离厄恩斯特工作的运河工地也靠得很近。
1912年，也就是艾格尼丝结婚那一年，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大谈社会正义，说：“美国引以为自豪的产业成就是由长时间内，悲惨地背负死亡重负的无数男女和儿童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肉体以及精神方面的牺牲所带来的。从煤矿、工厂和不断发生纠纷的家庭传出的呻吟和叹息声是严重地剜割人心的生活噪音。在此之前，我们却对这种声音一直充耳不闻。”这一痛彻的倾诉，出色地象征着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威尔逊总统很快就成了美国人民心目中的20世纪的理想主义的骑士。威尔逊入主白宫时期，社会改革达到了顶点，工会运动也在“人的价值高于财富”的呼声中崛起。
本世纪初，美国就成立了社会党，这个党以工人运动为基础开展自己的活动，到了威尔逊当总统的时候，社会党以革命的工会为出发点组成的国际产业工人联盟已经在工人中有了广泛的影响。国际产业工人联盟是超越国籍、种族和性别的以一切工人为对象的组织，它迅速地吸引了一大批在贫困和饥饿中挣扎的不熟练工人。这个组织否定资本主义，热衷于激烈的革命行动，而不仅仅是宣传革命理论。而另一个工人组织美国劳工联盟则是一个事务性的工联主义组织，主要以熟练工人为对象，是一个只考虑眼前利益的保守派别。
厄恩斯特用在运河工地工作挣来的钱，支持艾格尼丝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迪戈师范学院继续读完最后一年。1914年艾格尼丝完成了师范学业，被任命为教师秘书及师范学院中专部打字教师。她在坦佩时形成的对学习和工作的高度自信心和对周围的人吸引力又复活了，她精力充沛，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她创办了校刊《师范新闻》，组织校园戏剧演出活动。据校刊报道，艾格尼丝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扮演过安东尼奥。
艾格尼丝有着极端贫穷艰辛的个人生活体验，很自然地被国际产业工人联盟所吸引，不久就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以后又参加了社会党。这段时间，艾格尼丝有了革命生涯的最初体验。
平民诗人乔·希尔创作了国际产业工人联盟之歌《天国的馅饼》，这首歌用的是赞美上帝的圣歌《哈里路亚》的旋律，嘲弄了“我们在天国会吃到馅饼”一类的宗教欺骗，表达了民众的叹息、不满、尖锐的嘲讽和强烈的愤怒。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艾格尼丝也很喜欢唱这首歌：
来吧，工人同志们，
来参加反叛的行列。
来吧，愤愤不平的工人同志们，
来伸出救援之手。
让我们向着寄生虫进军，
把它们从这国土上清除出去。
这段时间最有意义的事件是印度改革者克沙瓦·夏斯德里博士和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的演说。圣迪戈师范学院打算把他们请到学院里来，但有些教职员认为戈德曼观点过激，夏斯德里反英倾向过于明显，害怕引起纠纷。因为三年前戈德曼到圣迪戈时引发的一次爆发性事件人们记忆犹新。当时一部分保守的市民反对让戈德曼演说，有些人一哄而起，把戈德曼的经纪人兼情人赖特曼捉住，往身上涂抹柏油，贴上羽毛，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侮辱行为。于是几千名国际产业工人联盟的会员和戈德曼的支持者冲进市镇，要求维护言论自由。警察抓了国际产业工人联盟的人，一时监狱爆满，社会上进步力量和保守势力之间展开了剧烈的争论。最后，维护言论自由的一派终于占了上风。三年后的这一次，由于政治气氛有所改变，戈德曼和夏斯德里的演说终于能够顺利进行。
戈德曼在圣迪戈师范学院公开演讲了三次：关于易卜生作品的社会意义，关于尼采的哲学和关于玛格丽特·桑格的节制生育运动。艾格尼丝对她的演说很感兴趣，她第一次听到了关于节制生育的理论，认识了在美国有一位节制生育运动的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夫人。桑格夫人认为多产多育是造成妇女脱离社会成为家庭奴隶的决定因素，她提倡妇女节制生育，特别是贫穷的劳动妇女更应如此。艾格尼丝深受感动，觉得戈德曼的演说解决了一个她长期郁积于心未能找到答案的问题。当时提出节制生育的观点如石破天惊，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但是艾格尼丝接受了，并且认定这是妇女能否具有独立人格的关键。许多年以后，当艾格尼丝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时，她才真正认识到，妇女的解放是与民族的解放、阶级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节制生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个迫切而又实际的问题。
夏斯德里的演说使艾格尼丝第一次接触到英国殖民主义的问题，她同情印度人民在殖民主义压迫下遭受不幸的悲惨命运。觉得他们就像她所熟悉的西部矿工和贫苦农民一样。史沫特莱家有一位先人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跟英国殖民者打过仗，她为此感到自豪。夏斯德里的反殖民主义理论打动了她的心弦。她去找夏斯德里，请他提供在演说中提到的在美国的印度流亡政治领袖莱帕特·拉伊的信息。后来在纽约，艾格尼丝成为拉伊的助手，帮助他从事印度民族解放斗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被誉为理想主义的骑士的威尔逊总统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抛弃了不参加欧洲战争的承诺，把美国卷入了巨大的战争中，美国青年不断地被送往欧洲战场，国内劳动人民也被推入了苦难的深渊。史沫特莱一家在科罗拉多更加生活无着。艾格尼丝接到家里的来信，说父亲和两个弟弟约翰和萨姆都在一个农场主的庄园里干活，活很重，吃不饱。艾格尼丝心里非常内疚，她想办法把妹妹默特尔接到自己身边，进圣迪戈师范学院读书。后来默特尔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校长，成为家里惟一有固定收入的人。可是默特尔的到来却增加了艾格尼丝的烦恼。这时候艾格尼丝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见解，认为彻底改变工人阶级的现状是可能的。默特尔和姐姐一样性格倔强，却认为要改变社会的根本结构是愚蠢的、浪漫的幻想，是一定要失败的。艾格尼丝不能理解，为什么默特尔不谴责这种容许财产两极分化、公民机会不均等、富人们胡作非为的社会制度；为什么默特尔对母亲一生操劳过度、死于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不像艾格尼丝自己那么气愤？终其一生，姐妹俩感情亲密，互相牵挂，但这种分歧却始终没有得到统一。
结婚四年以后，艾格尼丝和厄恩斯特的婚姻的裂痕越来越深，终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结婚的头半年，厄恩斯特在英庇里尔峡谷的运河工地工作，艾格尼丝留在旧金山和姐姐索伯格住在一起，夫妻俩书信往来，两地相思，充满了浪漫色彩。半年后艾格尼丝搬到英庇里尔山谷的艾尔珊特罗镇，在一家旅馆里当秘书，夫妻俩才真正开始住在一起。艾格尼丝对性生活没有兴趣，甚至十分反感。也许是由于小时候看到了太多的苦难，她不相信世界上有健康的两性生活，不相信性可以具有爱情的内涵；她只相信妻子一旦生儿育女，就会变成丈夫的奴隶，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她的母亲不就是父亲的奴隶吗？母亲被父亲殴打得到处躲藏的情景，她终身难忘。她甚至想，跟许多男人睡过觉的蒂莉姨妈，尚且可以对敢于打她的男人喝一声“滚出去”，而母亲却从来没有过这种权利。爱与性的激烈对抗，使她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于是她对夫妻生活抱着一种病态的戒备心理，用抑制的鞭子抽打自己内心的自然欲望，令人吃惊的幼稚和无知使她紧抱着自己的偏见不放。
1913年6月初，艾格尼丝早晨起来觉得发晕要呕吐，她知道她最害怕的事情将要来临，她怀孕了。她深信，一旦有了孩子，她就会无法工作，更不能继续完成学业，她和厄恩斯特将不能成为在学识上和经济上都独立的伴侣，等待着她的将是彻底依附于男人的家庭妇女的命运。她感到极端恐惧。当时厄恩斯特在运河工地上，艾格尼丝自已到药房里买了能引起流产的药吃了下去。厄恩斯特回家，发现艾格尼丝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厄恩斯特大惊失色，急忙把她送到医院，请医生把流产手术做完，否则艾格尼丝会把自己弄死。艾格尼丝清醒过来时，厄恩斯特坐在床边向她微笑，显然是想使她放心和得到抚慰。可是艾格尼丝一见他笑，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她在《大地的女儿》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厄恩斯特正笑眯眯地坐在我床边。我恨他的笑脸——我恨，我恨！我的身上还有一个没有复原的伤口，我曾经面对着死亡，怎么他还敢笑！从我身体里刚刚取出了一个胎儿，我现在全身心地需要这个胎儿，他怎么胆敢微笑！我在这茫茫的空间感到寂寞无依，他怎么敢笑……他怎么敢……他，是一个男人，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
艾格尼丝不让厄恩斯特付手术费。她说，她自己身体上的事情，不让任何男人付钱。
索伯格为弟弟的婚姻的前途担忧，也对这对夫妻不要孩子的约定不能理解。她为弟弟抱不平，她知道厄恩斯特是多么希望要一个孩子。她还觉得艾格尼丝和厄恩斯特两个人在气质上很不协调。她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弟弟。厄恩斯特只是微微一笑，并不当作一回事。这次流产后不久，他就把艾格尼丝送到圣迪戈师范学院继续读书。
1915年6月，当艾格尼丝在圣迪戈中专部当教师的时候，她第二次怀孕了。她又一次作出了绝望的决定：人工流产。厄恩斯特陪着艾格尼丝在医院里做完了手术，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就坐电车回家。艾格尼丝无法忍受身体的痛苦和疲惫，躺倒在电车后排的座位上，大声地呻吟起来。车上的乘客都围了上来，询问她需要什么帮助，有的人还怀疑这女人是不是喝醉了。厄恩斯特窘得满脸通红，他是个讲礼节要面子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出丑使他受不了。他生气地冲着艾格尼丝喝道：
“艾格尼丝，快起来，成何体统！你没看见大家都在看着你吗？”
他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调对她说过话。就在这一瞬间，她与他之间的鸿沟变得难以填平了。他只想到艾格尼丝举止失礼，缺乏教养，引人注目，没有想到一个女人做了人工流产以后肉体上的痛苦和负担。他本来应该抚慰她，却竟然对她吆喝起来。艾格尼丝失望了，她断定，厄恩斯特原来与一般把妇女当作家庭奴隶的男人并没有多大区别。而在厄恩斯特这方面，他固然珍爱艾格尼丝的独立精神和上进心，佩服她的坚强意志，全力支持她的求学和工作，但他怎样想也想不通，为什么她就不能同时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他需要一个安安稳稳的幸福家庭，渴望享受夫妻厮守、子女绕膝的乐趣。这本来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而艾格尼丝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统一起来。两次了，她就是不要孩子，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这使厄恩斯特受不了。他们的爱情的绚丽的罗曼蒂克色彩一天天地消失，两个人之间的裂痕也一天天地加深了。厄恩斯特终于看出，艾格尼丝作为妻子永远也不会快活，而自己作为丈夫也是永远无法使她快活的。
这年秋季，艾格尼丝回到圣迪戈去继续工作，厄恩斯特离开了运河工地，在圣迪戈开了一家加油站，买了一辆汽车，艾格尼丝很快就成了一个熟练而大胆的驾驶员。艾格尼丝参加了一个名叫“自由论坛”的组织，并且成为这个组织的秘书。自由论坛的工作成了她课外社交活动的主要内容。她请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到学院里来演说，包括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诗人拉宾南特拉德·泰戈尔，主讲墨西哥形势的林肯·斯蒂芬斯和主讲爱尔兰民族运动的科内林·利汉，还有1916年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阿伦·本森。艾格尼丝和厄恩斯特的家成了社交活动的中心，艾格尼丝在家里接待西部牛仔老乡，和他们一起弹吉他，唱民歌。
可是艾格尼丝的心里充满了痛苦，要维持和厄恩斯特的婚姻是越来越困难了。厄恩斯特离开运河工地到圣迪戈来，原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跟妻子在一起，现在他也发现两颗心已经无法靠近了。厄恩斯特终于首先提出了离婚。他对艾格尼丝说，他们的友情将保持到永远，如果艾格尼丝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去帮助她，无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艾格尼丝孤零零地留在了圣迪戈。这时候，命运跟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她丢失了钱包，钱包被人交到圣迪戈师范学院院长爱德华·哈代手里。他打开钱包想知道失主是谁，发现了一张粉红色的社会党党员证，上面是本学院中专部教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名字。他把她叫来，辞退了她，并建议她马上离开此地，否则她的妹妹，默特尔·史沫特莱，明年毕了业就不可能得到教师的职位。
艾格尼丝决定离开圣迪戈到纽约去找工作。与厄恩斯特的婚姻使她难忘，但没有怨恨。后来她在一封给好友的信中写道：
我脱离低水平的思想、生活和文化，靠的就是他的力量，他是我惟一的支持。如果没有他，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认识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活。我没有遗憾，但我很难过他受到了创伤，而他是爱我的。只有一个能为我受苦的、爱我的男人才能帮助我。我欠厄恩斯特的比他所能设想的要多得多。
厄恩斯特后来跟一位名叫埃莉诺的姑娘结了婚。埃莉诺温顺、善良，家庭生活十分和谐、幸福。厄恩斯特一家与艾格尼丝一直保持着真挚的友谊。艾格尼丝在《大地的女儿》中曾经以深情的笔调回忆道：
我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顽固不放，使厄恩斯特吃尽了苦头，尽管如此，他不但没有责备我，还从心里安慰我。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他的妻子也是一位与其相配的热心肠妇女。我深深感到，生活在他们的友情当中无限幸福。我们能以好朋友相处是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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