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建立护士学校
自1859年起，南丁格尔以4.5万英镑的南丁格尔基金开始在圣·托马斯医院筹备开办一所护士学校。
这个计划当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苦斗时就已诞生，现在她更是从长计议。她坚持要以最佳的投入来建立护士学校。
筹办学校的时候，她呕心沥血，写了一本专供一般妇女使用的《家用护理手册》，这本书后来成为她最著名、行销最广的著作。
《家用护理手册》的内容，是一些基本的护理常识和简易的护理方法，主要是提供给家庭主妇，告诉她们如何维护家人健康。书中的用字遣句活泼生动，毫不刻板，所列事项又缜密翔实，故此书十分受欢迎。
这本专门以卫生护理为主题的书，在当时可说是划时代的著作。
在1859年12月一出版，就空前畅销，又增印好几版，甚至有人将之翻译成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影响深远。
读过南丁格尔所写的著作的人，都能很清楚地感到，南丁格尔是个慈祥和蔼、体贴入微的护士。她不但能了解病人的身体上的痛苦，连精神上的痛苦，她都很能体会。
她写道：“不可忽视病人内心的烦恼，而一味地促其病愈。”
“病人经常犹豫不敢说出心里的要求。”
“一般都认为，护士只会照顾病人的身体，事实上，护士也应该关心病人的心理状态，给他们信心和鼓励。”
南丁格尔称出色的护士为天使。她说：“对一个贫穷而恼人的伤病员能够耐心照顾，并且在他不幸病逝后仍会掩面痛哭的护士才是天使。如果只是在病房中巡视一番，统计着从昨夜到今天一共死了多少人，而一点也不伤心的护士，那就不是天使了！”
她对护理工作的要求是具有绝对的爱心，没有爱心，也就失去了工作的意义。
南丁格尔还说，当病人被安置在不能由窗户向外看的地方时，感觉一定是痛苦的；当病人收到一束色彩鲜艳的鲜花时，心情一定是愉悦的；护士走动所发出的声音，有时会引起病人的焦虑；而病人在得到抒解之后的安详感，护士应予以及时肯定，表示理解。
“小动物也会成为病人的朋友，在笼中的鸟儿，很容易成为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的人所喜爱的宠物。”
南丁格尔很喜爱孩子，她也鼓励孩子去探望病中的亲人，因为孩子的天真无邪，常给病人带来欢愉和生机。
她也提到饮食对病人的重要性，医院不当的饮食，每年就使得好几千名患者因此而死亡，牛奶和蔬菜是必需品，量的多寡也很重要……
在这本书出版六个月后，护士学校的设立，也即将实现。
1860年初夏，兴办护士学校的计划获得批准。起初，这个意见并未获得广泛支持。医界的某个很有影响的协会认为，兴办这样一个学校只会侵犯医生的工作范围。
在圣·托马斯医院内部，医院的高级顾问、外科医师甚至也认为“护士工作无非是侍女的工作”，只稍学一点如何制作罨敷剂之类的事就可以了，云云。
坚决支持这项计划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内科住院总医师，一个是医院舍监沃博太太。
沃博太太是一位资质高雅的妇女，42岁时孀居，还带着几个孩子，以后从事护士工作，曾在医院病房里学习过，她后来应聘担任了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校长。在她任职的27年中，贡献很大。
南丁格尔评述她说：“沃博太太具有鲜明的个性，过人的能力，好像凭直觉就能理解事物和做好工作。”
这所护士学校的宗旨，是培训护理师资，使她们能为大医院和公共医疗机构训练出合格的护士人才，而不是培训私人或特约护士。
在这一新事物周围，随时都会遭受到反对派的挑剔。所以，学员和办学者必须步履谨慎，使自己无懈可击。
护理事业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些青年女子的良好表现了。
为此，接受训练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考核的，完全符合条件的人并不十分容易找到。
曾跟随沃博女士多年的克露沙兰老师在一次聚会中，对学校的入学资格，做了下面的说明：
“普通科学生，年龄限25—35岁之间，对象是上流社会的佣人，以及佃农、商人、工人的女儿，她们必须具有聪明的头脑和基本的教育知识。
此外，还必须绝对服从医师，并且能对患者做仔细的观察和正确的报告。
而且，在接受命令后，马上付诸行动，动作和思考都非常敏捷。
要有健康的身体、自愿奉献的爱心，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耐心，以及身体力行的精神才有资格接受普通科的卫生教育，成为正式的学生。
另外，对于特别科学生入学资格的要求是这样的，她们必须是专家、牧师、军官、医生、商人或其他中层以上以及上流家庭的女儿，年龄约在26—37岁左右，除了受过高等教育外，还必须是聪明和善良。
特别科是专为培养医院各部门中优秀的护士长而设的，所以要求比普通科严格。因为，特别科的学生不但要完全了解并熟悉普通科的各科知识和技巧，还要更进一步地精通其他相关的各种知识，以便胜任领导的现任。
这一科的毕业生，将来到社会上服务时所必须牢记的，就是要了解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最高尚的职业，但绝不可因此自负，必须具有谨慎谦虚的服务精神，以身作则，进而领导他人，以感化的力量代替专横、压制和喋喋不休的斥责。
事实上，这是女性从业所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要成就完善的事业，绝不是外在强大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知识、经验和阅历越丰富，对事理的判断力也就越明确，因此使学识和经历相结合，绝不可以理论来代替实际，或以知识来取代爱心。
以增进人类的幸福为生命的意义，愿意服务人群，愿意体验护士生活的可贵的女性，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才有资格进入特别科。”
这的确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具有这等资格的女性，不仅受到“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欢迎，也受到社会一般群众的重视。
这正是南丁格尔的理想——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绝对无法成为一个理想的护士。
凡是前来报名的人，都必须经过南丁格尔的审定考试，因为她能很正确地分析每个人的品格优劣，因此评语也异常苛刻而允当。
1860年6月，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只有15名，培训期一年。学员一律住宿在圣·托马斯医院楼上的“护士之家”里面。
每人一个房间，一律穿棕色制服，白围裙，白罩帽。食宿、制服费用由南丁格尔基金会提供。
培训期间，每人有10英镑的生活津贴，这个标准在当时是空前优厚的。女孩子们都很勤奋，每天按时上课，由圣·托马斯医院的高级医护人员讲课。她们还要认真地听课记笔记，准备笔试和口试，并按期到医院病房作实习护士，在医生和护士的指导下实习临床护理工作。校长沃博太太亲自观察学习和实习情况，并每月填写每个学生的学习和工作表现，归档备考。
当时，这种严格的管理和训练是完全必要的。南丁格尔的护士们必须在这个过去被公认为名声不佳的职业中，以良好的行为来扭转人们对它的偏见。规定学员们不准恋爱，否则立即除名。不准单独离校，外出活动必须有两人同行。不过，有位当年的学员说：“当然，我们一同走出大门后，一转弯就互相分手了。”
比较起来，学校在生活习惯与行为品行方面的要求，比对学科的要求高出许多。
沃博夫人在严密督导学生之后，每个月要写一份“个人评鉴与学习评估”的报告书。
这份由南丁格尔亲自设计的报告书，内容项目繁多，非常细致。它分成“道德记录”和“技术记录”两大项，前者再分为六个小项目——守时、沉着、自信、品行、清洁与病房整理，后者再分为14个小项目，又各自再分成12个细目。由沃博夫人对每位学生，在每个项目都评有等级，还做有秘密的人物报告。
南丁格尔和沃博夫人常常利用通信或当面晤谈，讨论每一个学生的表现，即使遭到退学的学生，也必定经过她们的再三研讨和考虑。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学生逐渐以清洁、温柔、操守良好、行为端正的面貌出现在病房实习中。因此，学校的形象逐渐由逆厄中站了起来，南丁格尔成功地纠正了一般世俗的眼光。在数个月之后，许多医院开始预约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了。
1861年底，“南丁格尔基金会”又开始了另一项新的尝试，那就是设立“助产士培训学校”，这也是南丁格尔的夙愿之一。他们得到剑桥大学金斯学院的协助，在产科病房添加设备，而该院的产科医生也愿意提供六个月的训练。
“在国外，大部分的国家都有这种培育助产士的国立学校。我相信在英国也能够实现这个期待已久的愿望，为成立这类学校，打开一条道路。”南丁格尔如是说。
这所学校所培训的学生，不仅在医院中担任助产士的工作，也有人成为一般家庭协助妇女生产的训练，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有钱人，也都自费送来一批女生来培训，以后学成回乡，成为自己家乡的助产士。
这所学校经过二年多的时间，有许多成功的贡献，一直到后来产褥热流行，才告关闭。
在这期间，经过克劳介绍，南丁格尔结识了牛津大学传奇式人物，著名的希腊语教授本杰明·乔伊特。他们的相识很快发展成亲密的友谊。不久，乔伊特教授极力向南丁格尔求婚，但被南丁格尔拒绝了。不过，他们的友谊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他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往来，南丁格尔在许多事务中都依靠着“我亲爱的乔伊特”的忠诚协助。
但是，当锡德尼·赫伯特去世后不到三个月，她又承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亚瑟·休·克劳在意大利病逝。这次打击竟使南丁格尔木然了，“现在，几乎没有人了，”她写信给道格拉斯·高尔顿说，“最近五年中与我一道工作过的人，只剩下我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真是我绝对料想不到的。”
2. 陆军部的忠实顾问
锡德尼·赫伯特去世以后，南丁格尔就少了一份协助的力量。
当赫伯特就任陆军大臣时，南丁格尔就是经由他这扇门，才得以进入了官僚的世界，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由于她深谙军队的管理与营运的方法，也因而造就了不少功劳。
但是，如今锡德尼·赫伯特已经不在了，她自然也不会继续留在陆军。
南丁格尔此时十分清楚自己一生该做的工作，而现在可说都一一完成了。但是，她的健康也因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数度倒下，旧疾便一一复发了。
她感觉非常疲倦，很想一个人静静地过日子。
事与愿违，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休养，就必须再振奋起来。
1861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到了10月，美国华盛顿的陆军长官，委托南丁格尔协助建设医院，照顾伤兵，所以她就把英国陆军的资料统计及其他相关记录寄到华盛顿。
她在1857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前，也曾把这些资料寄给美国华盛顿护士会会长蒂斯克。同年她也收到英国陆军当局的紧急求助函。因为英国和美国北方各州的情势十分紧，因此政府就很快地把增援部队送到加拿大。12月3日，德格雷马上写信给南丁格尔，请教她有关运输军需物资和远征军卫生必需品的事情。
南丁格尔的身体更虚弱了，可是她却努力地强打起精神，重新作了各种企划，给远征军的将官作参考，而德格雷也转告她的企划案全部被采行。
她在确定输送的平均速度之后，就把到加拿大的远程距离，运送伤兵所需的时间加以计算：她把接力运送的方式，必要的中途基地应设在何处，还有每一处基地需要作何种准备，都具体计划。她处理事情细密周到的能力，依然没有削减。
她也不断修正军中运输的计划，提供意见，也不时地拿克里米亚战役中斯卡特里的情形督促他们。在艾伯特殿下的仲裁后，战事平息了，两周之后，殿下也因不治之症而去世了。战事虽然停止了，却由于一连串紧锣密鼓的工作，迫使南丁格尔不得不暂时忘记自己的健康而再度登上工作的岗位。
南丁格尔的身子愈来愈衰弱。
1861年的圣诞节前夕，她曾一度病危，数个礼拜之间，她在生死边缘挣扎。最后，她顽强的体质终于得到了意外的胜利。1月中旬，她已能够从床上起来了。
此后六年，她一直缠绵病榻，不出房间一步，就连搬家，也是别人搀扶着她。搬了家之后，她更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围绕着她的，只有四面墙壁。
为了使她有一个安静、舒畅、美丽、清雅的环境恢复身体的健康，大家都建议她住到李哈斯特或恩普利庄园等豪华住宅里，但她坚持要在伦敦市郊住旅馆或租赁房屋。
大概是为了工作上联络的方便，她才坚持不肯离开伦敦吧！
但是她又经常对旅社和租来的房子感到不满，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状况下，她只好经常搬家。
她曾在一年内换了四个住所，后来女王知道了，便希望她能搬到辛特骊宫里去，而巴尼大臣也愿意把位于伦敦南街的房子借给她。此后，她才停止迁移不定的生活，定居在这栋位于海德公园附近的住宅里。
南丁格尔对英国陆军的影响力依然继续存在，而她的立场已由领导者转变为顾问，十分受重视。
凡是有关于英军健康管理方面的一切问题，都被引荐到南丁格尔那儿寻求解决方法，而此时，她只不过是一名长卧病床、足不出户的女性，但她从不含糊，总是尽心相告，倾囊相助。
她还指导了军营和医院的兴建和改造，这是所有工作中最麻烦而乏味的工作，她却还能偶尔幽默一番来调剂气氛。
有一回，道格拉斯次官送来骑兵队军营的计划书，征求她的意见。
南丁格尔在众多建言之中，还提上了这样一条：不妨打开窗子，让马也能透透气。
她说：“这是马儿告诉我的，如果关置它们的小屋中，有扇窗子可以透光透气，看看外面的景色，对它们的健康有好处，也有益于它们的情绪……”
与此同时，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落到她肩上。
锡德尼·赫伯特去世后，印度卫生调查团工作的重担就移交给她了。还在1858年充满希望的那一年，她同锡德尼·赫伯特要求成立考查团时，她就已经发现，当时根本找不到一份像样子的资料能考察驻印度英军的卫生状况，甚至跑遍伦敦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印度事务的一般文献资料。因此，她决定亲自动手积累有关印度的第一手资料。
1859年，她会同专家们一起设计了一个“情况调查登记表”，寄往印度各地兵站。
1860年至1861年，这些调查表陆续从印度寄回，她开始深入分析研究这些报告。助手是克里米亚时期的同事，苏泽兰医生和统计专家法尔博士。
这些调查统计资料后来形成了一本一千多页的调查报告书。当时南丁格尔不是印度卫生状况调查团成员，但还是被邀请为各兵站的这些调查报告写编者按语。
1862年8月，她完成了总题为《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的编者按语。这是她所有著述当中最值得一读、极发人深省的著作。人们还不知道，多少年来，驻印度英军一直像苍蝇一样一批接一批死去，年平均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六十九。“营房病”加上印度地区热带气候，特别是和那些生活在污物中的当地居民密切接触，驻军士兵的死亡率就比国内驻军高出一百多倍。
至于营房条件，有份登记表上填写着：“每间营房住士兵三百人，尚非不堪忍受的过分拥挤。”南丁格尔看后问道：“那么，什么叫‘可以忍受的过分拥挤’呢？”营房内都是泥土地面，按当地习惯涂以牛粪。有关饮用水的情况，调查表填写着：“气味尚可”，或“气味难闻”。根本没有排水设施，厕所很少。根本没有洗浴条件。
但是，纠正这些现象却涉及到一个新问题：如果只把兵营和医院条件搞好，而附近的居民区是一片污秽，又有什么用呢？
南丁格尔写道：“要拯救驻印英军就必须搞好整个地区的卫生状况。”军队的保健工作同当地居民的保健工作是休戚相关的。从根本上看，由于“饥饿是对人民的经常性威胁”，而饥饿是会孳生疫病的。她的思想认识又进一步深化：要改善卫生先要发展水利灌溉，首先需要使印度吃饱肚子。
南丁格尔在印度事务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她在陆军部的影响。她本人从未去过印度，后来也不曾去过。而在她此后的余年中，许多终生在印度工作的人都到她这里来求教。尽管有不少年，她的努力似乎未见成效，但尔后，她倡导的改革计划一项一项都实现了。比如，以村为单位普及改善卫生状况的教育，城市中铺设排水管道，改进卫生环境，等等。
这时，她的生命显得越来越短促了。她把每时每刻都奉献给了工作，甚至抽不出时间来接待最亲密朋友的来访。
1865年6月，她写信给克拉琪，“亲爱的克拉琪，我多么希望能够见到你呀！但这又是我做不到的。我相信，世上再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为生活舍弃，如此不幸，却又依然活着的人。”
3. 贫穷病人的看护
到1866年夏天为止，南丁格尔已经九年未曾回家了。
母亲樊妮已是78岁的老妇人了。她视力衰退，又因为最近从马车上摔下来受了伤，身体一直没有复原。樊妮正被那些因受伤而带来的后遗症所折磨着。
8月，正是一家人迁往李哈斯特的时候，因为樊妮尚未康复，所以南丁格尔就回到家中，陪伴母亲。
垂垂老矣的樊妮，晚境十分孤寂。
曾经是她谈天说地的对象——芭斯，因婚后住在英格兰东部，忙着做“贵妇人”和“小说家”，所以无法经常与母亲做伴。
在恩普利庄园的家人，为了迎接南丁格尔的归来，特地周密地安排为她准备了六间房间，以免她的生活受到干扰。
而她在返家后也的确一直埋首于工作之中，除了探视母亲之外，绝少出房门一步。
离家多年的南丁格尔，此时与母亲的相处是融洽的，她深信自己依然是爱母亲的。
那年，她一到达恩普利庄园，就写信给梅雅莉：“母亲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也因为健康的衰退而不自由，但令我感动的是，母亲比过去温和慈祥，凡事也都能想得开……”
南丁格尔是一个对任何事情要求严格的人，家人为了顾及她的身体情况，对于她的严格要求和批评，都不敢与她争吵，而惟一能替她打发这些寂寞的日子的，只有那些来家里玩耍的小孩子。
中年以后的南丁格尔，时常由孩子和小动物身上找到一些慰藉。
她爱好养猫了。工作的时候，也有一只脖子上扎着花结的猫儿陪伴着她。她养的猫多达六只，它们满屋乱窜，在她的文件、信稿上，都留下了许多爪印儿。
如今，这些爪印儿在她留给后世的许多文稿、报告、信札中，还清晰可辨。
诗人亚瑟·克拉夫的孩子，就曾在南丁格尔家中嬉戏，得到她的喜爱，事后南丁格尔写信给克拉夫夫人道：
“当这个孩子穿着法兰绒的外衣来见我时，他一脸端正威严的样子，我马上就喜欢上他，接待他坐下。这个孩子挺直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一句话都不多说。当脚边的猫儿蹦地一跳，跳到他膝上时，他大方而稳重地伸手抚摸它，又好像是轻声在对猫儿说话一样，猫儿也就温顺的卧在他怀里，仿佛已被这孩子的威严所臣服。
后来，他伸出一只脚，要我为他暖暖，当我轻握他的小脚时，他那小脸蛋儿笑得像春天的花朵。不一会儿，他向我摇手告别，依然不说一句话……”
这年夏天，她的时间几乎全为贫民医院、病人看护设施的计划所占据。
1861年间，她曾收到一封寄自利物浦的信，是由一位叫威廉·拉斯明的人所写的。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是地区福利协会的名誉会员，经常去访问利物浦的贫民区，探视卧病在床的贫民。他在1859年的时候，设立了地区护士会，就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和一位专职的护士一起开始工作。
但是，只有一名护士，是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的，连带地使工作也无法开展。于是，他打算自费创立一个护士会，来照顾那些卧病于家中的贫民。这些护士必须是富有责任感，值得信赖，而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人，但这些专业护士得之不易，因此，他就向南丁格尔求助。
南丁格尔就建议他，先开办一所护士训练中心，同时和利物浦的国立医院约定好，凡是由此中心结业的人，一定允许进入医院实习。因此第二年，威廉·拉斯明就遵照南丁格尔的建议，设立了护士培训学校，并与国立医院保持关系，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
威廉·拉斯明虽然非常富有，但是他生活俭朴不自私，为人也很慈祥，富爱心，使南丁格尔由衷地敬佩，两人逐结为好友。而威廉·拉斯明对南丁格尔的敬爱更是无穷尽的，自她搬新家以后，他曾送给她一座花台，并固定每周派人来换新鲜的花，一直到最后。
他时常到贫民收养所访问，同时也致力于照顾贫病的居民。他同情贫民区的贫民，但觉得贫民收养所的病人更可怜，因为他曾经多次亲访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十分了解其中照顾病人的情形。
两年后，威廉·拉斯明着手贫民医院中看护士工作的改革。为了此事，拉斯明频频与南丁格尔书信往返，对于训练专职护士，如何申请使护士顺利进入贫民医院，及怎样才能得到教会的协助……等问题，两人热烈讨论，交换意见，联手向管理贫民医院的教区教会挑战。
“……好像我们要占领贫民医院似的，甚至好像我们有侵占整个英国的野心似的，凡是我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及各种约定，在教会中一直被讨价还价一样地热烈讨论着……”
南丁格尔如是说。
好不容易在1865年3月得到了许可，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展开伦敦贫民医院的改革工作。
1864年12月住在伦敦贫民医院的提摩西，因为被安置于卫生状况不良的地方，又缺乏适当的照顾而死亡，此事传开之后，社会上的人为之哗然，纷纷表示指责。
南丁格尔趁着这个机会，根据贫民救济法，用巧妙的手笔写了一封信给救贫厅的厅长查尔斯。
“……提摩西事件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贫民医院护理情况的缺失，改革的工作必也急如燃眉，否则将有更多的贫民受此之害，因此我才敢冒昧地写这封信给您。而实际上，在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已经由一群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毕业的专职护士，正进行改革的工作……”
约莫1月底，查尔斯厅长竟亲自前来拜访南丁格尔。查尔斯举止优雅，谈吐不俗。会谈之后，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他们不只谈到贫民医院护理工作的改革，也连带谈到许多相关的问题。
南丁格尔认为，贫民医院中的问题丛生，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护理工作，而不从医院整个管理方面的缺失着手的话，情形仍然得不到改善。所以，她对厅长说，可以利用提摩西死亡的事件为机会，请求详查贫民在医院中所受的待遇的各种问题。
到了3月，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护士，才被批准准许进入利物浦贫民医院。
5月16日，12名护士和阿格妮斯护士长就进入医院展开工作。
一直令南丁格尔担心的是这一个护士团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品格和机智。
在贫民医院，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做，摆在她们面前的工作，是重大的考验和挑战。幸好，这位年轻的护士长相当优秀、能力很强。南丁格尔曾写信向梅雅莉阿姨描述她：“阿格妮斯年轻、机智而富有活力，容貌也很美。……”不只是美，她还有着殉道者的胸怀。她也明了这份工作带来的恐惧，开始时虽想拒绝，但良心不许可，她或许受过神召吧！当她受到南丁格尔的邀请时，必也历经激烈的内心挣扎和对神的祈祷，因此，数天后，她就毅然回函说，愿接受这份工作。
1868年南丁格尔在一本“福音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来描述这名护士长工作的情形。阿格妮斯曾在几所大医院中服务过，据她所说，在来到利物浦贫民医院之前，她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罪恶和邪恶。她以为贫民医院的病房是世界上的地狱，不道德是应该的，而不清洁也是理所当然的。
病人七个礼拜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寝具一个月只换洗一次，食物少得不足果腹……，阿格妮斯于是想到专职护士的前途似乎是黯淡的。但是南丁格尔鼓励她说：
“一切好像是斯卡特里的劳苦又重新来过一样，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努力冲破难关……”
随即，情况开始在变了。在阿格妮斯护士长的监督下，一切都获得了初步的改善，阿格妮斯的优异才能开始发挥了。
有些年老的妇女来探视住院的丈夫，她们都说，自从伦敦这群护士来了之后，贫民医院大有起色；来此开展慈善工作的妇女们，也都很赞美阿格妮斯。所以有许多医生要求更多的护士来支援，因为阿格妮斯的成果丰硕，是有目共睹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她们来此之后，医院所支出的经费比以前少得多。阿格妮斯说，这是因为请一些专职护士来照顾病人，既不浪费多余的钱，又可以好好照顾他们。
以这个成果为背景，南丁格尔力促阿格妮斯进行修改有关法律的运动。因为，要改善贫民医院中各种不良的习惯和情况，需要在新的财政管理政策下，才可顺利推行。为了实践改革的工作，必须在议会重新制定有关的法令。
虽然救贫厅本身无法主动修改法令。但南丁格尔认为并非毫无希望，她需要再度藉助查尔斯厅长的力量，因为目前伦敦方面提出所有贫民医院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各种弊端，已经不能弃之不顾了。
首先要做的是，对于现有种种问题所引发的悲剧务必改变观念，不能视而不见。
“这些病人，不分男女老幼，管理的人都不把他当作需要照护的人，反而视为一般贫民来欺负……”南丁格尔感到忿忿不平，她不能忍受草菅人命的管理方式，更反对那些不人道的处理方法。
她在改革草案中提到，要把一般病人、精神病人和绝症病人分开到不同类型的病房，而不应该杂处在一起。她还提议，在伦敦所有的医疗设施中，应该要以一个管理机关为中心，统筹管理。
她的申请书被查尔斯厅长看过之后，因为陈述中肯平实、提议也很周到确切，马上就被采纳，作为立法的根据。
但是好景不常，1866年的春天，因为贫民医院的改革案在议会中成为激烈而尖锐的争论焦点，查尔斯怕失去政府的支持，就没有将提案提出。6月，查尔斯辞去了厅长的职位，由哈第接任，而伦敦贫民医院法没有立就流产了。
10月份，哈第厅长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有关贫民医院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是由卫生专家及医疗专家所组成。在调查事项中有关护理方面的疑问，哈第并未主动请教过南丁格尔，而她也碍于自尊，暂且不动声色。
但后来委员会要求她提出意见书时，她马上抓住机会，把贫民院、贫民医院建筑构造，院内设备及护理的管理列为要点加以讨论，还将意见书印刷妥善，附信寄给哈第。可是哈第并没有和南丁格尔联络，以后也没有找她参商的动向，所以事后在次年2月8日，哈第突然提出“伦敦救贫法”，南丁格尔等人都大为吃惊。
南丁格尔她们都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而在法案中，对于病人护理的改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规定，所以南丁格尔就更加不悦。不过，法案本身的确有些地方比过去进步很多，所以虽然南丁格尔感到失望，却不感到痛苦，在法案通过之后，她反而有些高兴。
“我们总算得到一点欣慰，因为两千名的精神病人和天花患者及孩子们都可以转离贫民医院。为了减少教会财政的负担，病人所需的费用，均由公费支出；而医生，护士长及护士的薪水，由伦敦财政当局支付……。为了这些病人，经由救贫厅的指令，还要再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这的确是改革之始，不久之后，相信应该会有更大的收获。”
就这样，又一场战斗结束了。南丁格尔得到休息的机会，然而她并不让自己休息，在1867年6月开始，又继续她的工作。在成立助产士培训学校的时候，南丁格尔发现手边没有产妇死亡率的确实统计。因此在沙医生的协助下，她开始统计数字的收集工作，而这些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
有些医生为了害怕秘密被公开，而将事实隐瞒：有的医院及医生甚至连各种数字的资料都不愿提供。
但是根据调查，南丁格尔意外地发觉，在产科医院生产的死亡率，竟然比在自己家中没有卫生设备的情况下所生产的死亡率还高！所以，她利用三年的时间，搜集许多事实的资料加以分析，并在1871年，以“有关产科医院的序言”为题，印书出版。此书还得到詹姆士·辛普森的认同，他就是第一个以氯仿为麻醉药生产使用的人。
1867年的春天，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利物浦，因为地区单位的护士急速扩张。利物浦分为18个地区，每区都各自拥有正规的护士。在利物浦贫民医院，过去由威廉·拉斯明支持的新计划所需的费用，现在正式由教区委员会负担。
在阿格妮斯的领导下，贫民医院的病房也有了新的面貌。这的确是胜利的情景，但随着冬天的来临，这幕情景也消失了。
1867年的冬天，正是失业与贫穷夹攻人们的时候，阿格妮斯已经因工作繁重而精疲力尽，但是病房的患者增加，工作量加大，早就超出她的能力所及。
寒冬来袭，阿格妮斯有1350个病人要照护，为了争取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她不停地奋斗，半夜一点还不能就寝，而天不亮又得起床。偏偏此时发疹伤寒开始流行，阿格妮斯自己染上重病，在1868年2月19日去世了。她在临死前对南丁格尔说：“我好累好累！”她的死是一幕悲剧，因为没有人能代替她。
由于护士及身负督导责任的护士大量不足，所以必须由那些态度稳重、受过教育的女士来担任。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的教训表明这是有困难的，那些曾经争论不休的“有身份的女性”和“修女护士”，如今仍旧充满憎恨与不满。
南丁格尔却认为，护士的工作不仅仅是洗衣打扫，不是任何阶层的女性都能够平等地接受护士训练，那些自愿奉献自己的修女护士，在一般人心目中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有能力的正规护士。
“得不到报酬又被要求奉献自己、发挥护士的能力，这实在是很不合理的！”她说。“如果要我去成立一个义务的修道院，不如叫我为可领到高薪的护士开一条路！我的原则是，对于各种阶级、宗派的护士，又具有必要的道德、知识及身体上能适应的所有女性，都应给予她们最好的训练环境。受过训练的人，毋庸置疑地可以升到督导者的地位，这不是因为她们有身份，而是因为她们受过专业训练和教育！”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护士，都是具有专业知识，有能力，又受过教育的女性，却也充满了优越感。但是南丁格尔说：“不可原谅的自满，正是我们护士的最大缺点！”
要引导激发新护士的热情，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她们很容易变成热情的俘虏，过于狂热变得意气用事，感情冲突；甚至有的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加上过于狂热，很容易互相争执，这些都不是南丁格尔乐于见到的。
南丁格尔虽然对多项事情力图改革，但她也尽量避免由此引起那些护士的不满而心生反抗。而对于那些反抗的护士，她也从不一味地责骂她们，而是从观念上来纠正改变她们。
她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的妇女们为什么总是很难觉悟到，开创一项新事业需要智慧，更需要自我牺牲精神。……”
进行这种教育在当时的英国是很艰难的。1869年，她写信劝导一位爱“造反”的护士说：“难道你以为，我是靠捣乱、作对、发脾气成功的吗？我曾被拒于医院门外伫立在雪地里，我在上级命令派遣下率领的护士队却遭冷遇、敌视和刁难，不发给我们口粮达十天之久。这些事情一经解决，第二天我就同制造了这些困难的官员和好如初。为了什么？完全是为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4. 烽火又燃和红十字会
48岁的南丁格尔以为自己是个老人了。那年夏天，她到李哈斯特停留了三个月。她和父亲威廉讨论了一些抽象的哲学问题。对于母亲，南丁格尔感觉自己比过去更爱她。
此时，樊妮80岁，威廉74岁。
到了9月底，她渐渐对于李哈斯特的生活感到无聊，觉得在浪费光阴，不够充实，而急于想抒发自己伏蛰已久的精力和情绪。
1870年，欧洲的情势紧张起来。
6月，德、法交战。
7月的时候，在伦敦一个后来被称作“英国红十字救助会”的“伤病国民救助会”设立了。
这个救助会要求得到南丁格尔的指导，急如星火。但是由于她此时正在进行有关印度几百万人口公共卫生的试行办法，因此她婉言拒绝了。
虽然如此，她仍然适时地提出意见，至于会中的各项活动，也都接受她的指导。
南丁格尔从野战医院的营运、工作人员的服装和使用器具的设计，一切有关的具体问题，都予以建议。她还写信给陆军当局的官员，并直接与志愿兵晤谈。另外，她还指导和监督补给物资的购进与运输。
1872年，瑞士一位银行家迪南访问伦敦。他是一位忠于理想的实践主义者，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日内瓦协定的创立者。迪南在伦敦为红十字会的建立发表演说，他的开头是：“大家都认为我是红十字会与日内瓦协定的创始人。可是，有关这个协定的产生，事实上是因为受到英国一位女性的强烈震撼，那就是曾经在克里米亚奋战的南丁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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