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执义而行的护士
1855年5月1日，不畏阻碍的南丁格尔登上罗伯号汽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北上，渡过黑海，前往克里米亚。
船上另有查里士等四名护士，索亚和另一名法籍厨师，及一位少年随行；同行的还有420名病愈的伤兵，他们是要到前线归队作战的。
5月5日，即南丁格尔在斯卡特里登岸整整六个月的日子，她渡海到了巴拉克拉瓦，船长告诉她，当地没有供她居住的地方，劝她们住在船上。
一些军医队的官员，得知南丁格尔到达的消息，就到罗伯号上作礼貌的拜访。
经向拉格伦勋爵报到之后，南丁格尔开展了一些活动。
据与她同行的阿列克斯·索亚说：“她乘一匹牝马，那马踏着轻快的小步，仿佛为有这样一位高贵的主人骑乘它而感到骄傲。”
这天下午，南丁格尔一行到塞瓦斯托波尔外围的臼炮炮台参观。
远远近近的军人们看见，军容熠熠的军官们陪同一位小姐出现在炮台上，这样一个出人意外的场面，阵地上立刻欢腾起来。那就是南丁格尔小姐！
消息像野火般迅速传开，士兵们从帐篷里跑出来，向她连续三次山呼万岁，回声缭绕，历久不息。
南丁格尔接受索亚的要求，坐在废弃的炮台上，接受士兵们热情的欢迎，以及他们献上的百合与野花作成的花束。
南丁格尔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人群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当初神的召唤使她走上护士之路，现在，士兵们回报她的，仿佛是神的恩赐。
她深情地接受士兵们的欢迎，长久疲倦的身心之中涌现了幸福的泉水。她哭了。
当一行人骑马回到驻地，南丁格尔已经很疲倦了，但她说，这是因为她已经不习惯于这么清新的空气了。
事实上，这是由于她亲自领受了神的恩赐，兴奋而愉悦，进而导致了疲倦。
第二天一早，她便开始了她的医务巡察。这实在是令人不悦的差事。因为除了医院的脏乱、营运困难、护士差劲之外，仿佛所到之处，接触的都是一些充满敌意的眼光，尤其是陆军医院，那里蛮横的态度尤其恶劣。
但是，南丁格尔装作不曾看见什么，一切全忍在心底，只是与大厨师索亚合作制订了一份计划，试图在陆军医院里建立一个专门调配特殊饮食的厨房。
在她到达“城堡医院”之后，一位与玛丽一起来战地的史都华夫人的遭遇让她愤慨。这份痛苦的回忆深留于她的内心，她越发认为是军医长的行为害惨了史都华夫人，也害惨了陆军医院！
史都华夫人是一名具有很好社交地位的女性，并有实际的护理经验，她曾在德国受过护理训练，也曾在伦敦医院服务。她有十分优秀的护理技术，心地也非常善良，却因为霍尔博士极力排挤她，存心为难她，以致史都华夫人所需要的东西，及施行的工作频频受阻，受到百般的怠慢。
霍尔博士甚至常常在公众之前给她难堪。
看到医院的混乱，乃至史都华夫人的遭遇，南丁格尔打定主意，决心鼓起勇气，向此事作出挑战。
但是，一切尚未开始，她就病倒了。人们连忙把高级医官找了来，检查诊断后宣布：南丁格尔小姐患了“克里米亚热病”。
从来未曾倒下的南丁格尔，这下可真急坏了许多人。索亚等人首先将她从船上移下来，由士兵抬着担架，送她至环境较好的“城堡医院”去，大伙儿及医师都跟在一旁，而南丁格尔自己却已昏迷不醒，不断发出呓语，病情十分严重。
此时，整个儿巴拉克拉瓦都骚动了。所有的士兵都像服丧一样的悲伤，而在斯卡特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的人面壁流泪，有的不断跪地祈祷，愿她早日康复。
两个星期中，南丁格尔一直在死亡线上徘徊。罗伯夫人照顾着她。
因为天气太热，南丁格尔的精神始终不稳定。她的手始终像似握着笔一样，不停地在空中作写字的动作。而且旁边的人都知道，如果不让她这么凌空挥舞，反而不能平静，因此，就为她准备了纸和笔。
在南丁格尔模糊的意识中，她觉得好像有许多人来到自己的房间里，商量和请求供给物资……
在发高烧的时候，南丁格尔的头发全部被剃光了。
消息传到英国本土，立刻引起一场不小的震撼，许多人都为她的健康担心。
5月20日，一位男子骑着马来到她住的医院病房，探视南丁格尔。
罗伯夫人打开门应道：“嘘，请小声点儿，你是什么人？”
“哦，我只不过是一名士兵，但我非见到她不可。我叫拉格伦，从很远的地方来，与南丁格尔是好朋友。”
“罗伯夫人，是拉格伦来看我了吗？请让他进来吧！”此时，南丁格尔正好醒来。
拉格伦勋爵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两人交谈了很久。
当天晚上，拉格伦勋爵打电报回国，报告南丁格尔已渡过了危机，维多利亚女王得知之后，心里很是欣慰，而英国本土的人民，也都高兴地互相传递消息。
女王也在28日致信陆军大臣：“我听说伟大、高贵的南丁格尔小姐已脱离险境，为了这件事我必须向神圣的上帝致最高的谢忱。”
南丁格尔一心只想赶紧解决巴拉克拉瓦医院的问题，但是她的身体仍旧十分虚弱，就连自己吃饭都相当困难。
后来，大家将她送回斯卡特里，安排她住在因病回国的牧师塞宾家中。途中，病容憔悴的南丁格尔用头巾裹住被剃光的头，由两名士兵用担架抬到牧师家，12名士兵轮流搬运行李，担架后跟着许多人，大家的眼眶里都充满着泪水。
索亚事后回忆说：“那一幕情景深深感动了我，至今永难忘怀。”
从牧师家里的窗户可以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碧波银浪的海景是南丁格尔从来无暇欣赏的。
随着头发慢慢地长出来，南丁格尔越来越清醒，整日欣赏举世闻名的美景，使她从工作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她，逐渐地康复起来了。
数个星期之间，南丁格尔的病体渐愈。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亲朋好友的关怀，同样地也使她非常感动。
寓所的后花园中有一株大树，浓荫如盖。这是一个安谧的充满了小玩意儿的小天地。
锡德尼·赫伯特从英国给她捎来了一只小长毛猎犬。她还有一只小猫头鹰，是士兵们送给她代替那只死去了的“阿西娜”的。屋子里还有个小娃娃，是军曹勃朗洛的孩子。小孩的妈妈白天在医院里做洗衣工，她只好把小孩用个有围栏的婴儿床寄放在南丁格尔的房间里，托她顺便照看。
7月，南丁格尔基本痊愈了。刚刚长出的曲卷的短发，使她的样子稚气而动人。她的医生苏泽兰博士告诉她，这场热病恰恰救了她的命。因为她可以因患病而被迫好好休息一下，同时恳请她从此珍惜自己的健康。
但她不敢松懈。
克里米亚上空，乌云正在聚集。
拉格伦勋爵——原先来探望她的老朋友不幸去世了。他的继任辛普森将军，原是位老军人，是坚决反对“娇惯”士兵的。加之陆军部还没有把对她的委任状交到新的战地总司令手中，因而她的地位每天都受到毫不掩饰的愈益严重的损害与轻视。
她正准备振作精神重返克里米亚时，新的打击又降临了。
布雷斯布里奇夫妇准备返国了。九个月以来，他们同她一起共过忧患、屈辱，一起呼吸过那些腥腐气，一起目睹过多少可怖场面。现在，他们要回国了。虽然他们说，准备秋天再返回前线，但南丁格尔知道，他们是不会回来了。
所以，当7月28日返国的船刚启碇，她便搬回野战医院自己那间塔楼中的小房子里。那幢牧师的寓所腾了出来，供她的护士们轮流去休假。
军队的医务当局不欢迎她。
他们感到现在一切就绪，用不着重视南丁格尔的意见了。卫生检查团交托的工作迟迟未办，护士们中间也不断发生摩擦。有些护士不饮酒却陆续结了婚。
有一天早晨，南丁格尔最优秀最得力的护士当中，有六名突然来到她的房间，同来的还有六名军曹、班长之类的小军官。他们一起向她宣布，他们将立即举行婚礼。还有一次，当地的一位土耳其官员派遣办事人员来同南丁格尔小姐交涉，这位官员想要买一名体态丰盈的护士做自己的女眷。
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
布雷斯布里奇夫妇返英之后，南丁格尔小姐指派了一名索尔兹别里女士管理礼品储藏室。这些礼品都是英国国内各地人民捐赠给前线官兵的，有贵重物品，也有日用品、酒、服装等等。
这些礼品须严加管理登记，以保证妥善分发或使用。而索尔兹别里女士一担当此职，就大肆盗窃。军方根据可靠线索对她进行了搜查，搜查结果令人吃惊：在她房间的每一个箱子盆子，甚至每一条缝隙里都塞满了盗窃来的赃物。
南丁格尔把新上任的要塞司令斯托克将军找来。这位无耻的索尔兹别里女士在大量物证面前，赖在地上又哭又闹，一再央求南丁格尔小姐千万不要控告她，她愿意立即回国。南丁格尔也想息事宁人，消弥这件丑事，于是在同斯托克将军商议之后，对索尔兹别里免于处罚，放她回国了事。绝没想到，这样处理竟是个严重错误。
索尔兹别里女士一回到英国，立即向各方面宣布，说她在斯卡特里医院受到虐待、迫害，反诬南丁格尔小姐扣压礼品。而她，索尔兹别里，不过是把礼品“转移”了存放地点，准备分发给应当得到的人。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南丁格尔小姐指控我贪污是事实，那么她为什么不向法庭起诉？”索尔兹别里很快又同先回国的玛丽·斯坦利接上了头，两人串通一气，向陆军部递交了一份控告南丁格尔小姐的状子。
当时，主持陆军部日常工作的副大臣蒙斯先生对这个控告非常严肃认真。所以，很快地，南丁格尔小姐和斯托克将军同时都收到一封公文，责令他们澄清自己的有关行为。
伦敦军方一介入此事，南丁格尔全家觉得必须有人去守护在弗罗伦丝的身边。为此，玛伊姑妈于9月16日专程赶到斯卡特里。
一见到南丁格尔瘦得不成样子，她的眼泪就籁簌地落了下来。
可怜的小弗罗，竟遭到派系斗争的阴谋陷害！
玛伊姑妈目睹她受到的种种令人气愤和无理的待遇，感到震惊和痛心。
“每个人都以为南丁格尔的工作轻松又自在，以为她只要每天在病床边站站就可以了，这真是大错特错！
她的工作范围又大又吃力，没有一个人比她更辛苦！
除此之外，她还要常常应付那些自私自利、无能又恶劣的军方官员！”
玛依姑妈为南丁格尔叫冤。
当月月底，克里米亚又发生一场风波。
霍尔博士和布里奇曼院长未经同南丁格尔商议，便把大批护士都调到巴拉克拉瓦的陆军总医院，并由布里奇曼院长指挥。
南丁格尔忖度当时的形势，决计暂且忍气吞声。塞瓦斯托波尔已经攻克，俄国人放弃了这个城市，战争结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南丁格尔决意尽可能避免功败垂成！她决定再次前往克里米亚，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去把事情料理一下”。
她甚至准备去同霍尔博士和布里奇曼院长握手言和。
玛依姑妈为她担着心。
最初，她似乎可以实现这些愿望的，但后来，1855年10月16日的《泰晤士报》由伦敦运抵战区，她的全盘计划都被打乱。
报纸上刊载着布雷斯布里奇先生回国后在考文垂演讲的报道。布雷斯布里奇的演讲措词激烈，他对英国军事当局和军医界的抨击、在内容上也欠实事求是。
讲演稿连同其他一些材料印发到全国各地，地方报纸也纷纷转载。
有人不免揣测，这是南丁格尔小姐在有意煽动，目的是攻击，诋毁英国军医部门。
南丁格尔对此虽竭力反对辩白，却无力扭转已形成的印象和成见。霍尔博士等人被此事件激恼了，南丁格尔所做的努力都化为乌有，在她与反对者之间造成了更大的误会和伤害。
南丁格尔深感失望。“今天是我受任此项使命整整一周年的日子”，她写道，“可叹的十二个月呵……何止今生，这段经历将永世让我伤怀。”
她还写道：“基督是被犹大出卖的，而我像是被所有的人出卖一样！”
① 犹大，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圣经》故事中出卖耶稣的人。
偏偏祸不单行，她又在巴拉克拉瓦病倒了。她这次得的是严重的风湿症，非得再次住进“城堡医院”不可。
但是，南丁格尔却在札记上写道：
我已经从这片土地上得到所有我该得到的！甚至所有的疾病，克里米亚热、赤痢、风湿，我都已亲身尝试，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可以奋战到底！这一次得病，一星期之后她就康复了，并且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她顽强地工作着。在她看来，重要的是她必须对伤兵病人们负责到底。
在战争结束的同时，陆军医院内部对护士队的工作有各种难听的批评，但是南丁格尔都默不作声。
也没有一封来自上级肯定与嘉勉她的公函；霍尔博士说她是贪求名利的女人而轻视她，就连一些低阶军官也对她冷嘲热讽，调配处的人对她更是冷眼相待，可是，南丁格尔都一一忍受下来了。
到了11月底，新型霍乱又开始流行，她马上被召回斯卡特里，出发前，她写了封信给锡德尼·赫伯特。
“如果可能，这里的当权者真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可是，他们也知道，同胞们是支持我的，是与我站在一起的，而陆军当局也无法轻易地把我赶走……”
这的确是南丁格尔当时的真实处境。
在任何一个组织里，有杰出人物的，就必有平庸之辈；有执义行责的人，就必有背义推诿的人；有施展才能的，就有嫉贤妒能的人。南丁格尔历经病魔的折磨，更饱受人事关系的倾轧和打击，以一副柔弱的肩骨去迎接重重困难，在她坚挺的身躯之中蕴蓄着自己的信仰。
尽管战区的某些人物频频发难，但她的事迹却逐渐在国内流传开来，英国人民关心着她！
2. 美名的传颂
从前线返国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一个个纷纷把南丁格尔小姐和战地医院的传说带回到英国。这些传说与佳话诞生在农村的茅舍中、城市中的公寓里诞生在茶坊酒肆，又在流传中增添羽翼飞到更远的地方。人们还把这些业绩编成有情节的小曲，编成无数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诗，50年之后仍在英国团队重聚场合中广为传诵。诗中写道：
她毫不谋私，
有着一颗纯正的心，
为了受难的战士，
她不惜奉献自己的生命；
她为临终者祈祷，
她给勇敢的人以平静。
她知道战士们有着一个，
需要拯救的灵魂，
伤员们热爱她，
正如我们所见所闻。
她是我们的保卫者，
她是我们的守护神。
祈求上帝赐给她力量，
让她的心永跳不停。
南丁格尔小姐——
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大福恩。
一度，医生赫伯特以及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曾劝她回国长期疗养，但南丁格尔一再坚拒。她只想到，康复以后该如何补救因病延误的许多工作。
她的个性以及深远的思虑是她坚持不肯回国的主要原因。在她一生中从没有半途而废的事，而且她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离去，使得护士、士兵以及在战场上所有需要她的人，失去依靠或开始散漫、无组织而前功尽弃。
士兵们或许会因为她不在身旁而失去生存的意识，以及痊愈的希望；护士们也可能会因为她的离去，而生思乡之情，使之信念动摇。这些都是弗罗伦丝·南丁格尔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除非战乱平息，除非这里没有任何一位伤病员，否则我绝不能离开这里。”这就是南丁格尔拒绝所有关心她的人的最大理由。
当她这种决心和毅力在各报发表时，国内关心她的程度愈发深切。
在李哈斯特的住宅里，赞扬和勉励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客厅里的访客云集，使姐姐芭斯忙得一刻也不得安宁。
有一位绅士在写给芭斯的信中说：“有资格取代陆、海军将帅的比比皆是，但想找一位代替南丁格尔小姐的人恐怕太难了！所以一定要请她好好珍惜自己，为所有人民，也为了国家保重身体。”
从此，市面上开始大量销售各种版本的南丁格尔传以及画像，但那些出版者因无法找到正确的资料来源，只好靠着与弗罗伦丝有一面之缘的人的口述，加上自己的想像便开始凭空杜撰。
在世界各地所流传的南丁格尔画像与传记，很少是真实可靠的。
当时，新闻杂志上时常可以看到南丁格尔的大名，以及歌颂她的诗篇，连大学诗歌征文比赛也以弗罗伦丝为主题，有时还配上乐谱，诸如此类的歌曲处处可闻，盛况空前。
也有人把她的肖像作为信纸的画面，或者用它来作为瓷器上的花纹，也有以南丁格尔位于李哈斯特的宅邸风景作为图案印在各种用品上面。当然，这些肖像是凭空想像而作的，因为南丁格尔从来不曾喜欢将自己的照片拿来送人。
至于把道路、轮船、赛马和狗命名为弗罗伦丝或南丁格尔，可能也是为了纪念她，假想她时时在身旁的心理吧。
甚至在一次赛马中，有一匹叫弗罗伦丝的马，就曾以卓越的成绩，领先其他马匹，夺得冠军呢！
这种狂热的现象，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曾发生过，他们因崇拜某一个伟大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有如迎神赛会般热闹非凡。
南丁格尔对后方人民的轰动，真有点不知所措。当姐姐芭斯把人们表达情感的东西——画像、信纸、剪贴、杂志——随着《军队教育》杂志一起寄到斯卡特里时，南丁格尔写了下面的回信。
谢谢你寄来的士兵补给品，但对于那些画像和颂扬功绩的报道，我实在不敢苟同。一个人肯付出真诚的爱心，绝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的赞美。每当我看见一篇篇对远征护士队大肆渲染的报道时，心中非常不愉快！
任何一件计划都必须先扎稳根基后，才有茁壮的可能；也就是凡事都应该由小事默默地耕耘，并且不断地灌溉才能有成功的一日。对于别人的奉承和赞美，绝不是使事情向前推展的动力。
我担心后方这些过分的夸耀，会使护士们得意忘形或变得虚荣，破坏了医院的规则。
我们的工作，相信是全国最有发展的计划之一，因此在一切还没有踏上轨道的实习过程中，如果受到太多的赞美，势必成为这项计划的阻碍。
但公众并不了解南丁格尔的内心，他们还是到她的家乡恩普利，要求参观一下“南丁格尔小姐的书房”，抚摸一下她的书桌……
有人提议召开民众会议，想以隆重的感激之情向她致意。
类似这样的会议，马上在全国各地召开，场场挤得水泄不通，场场充满狂热与兴奋。人们决定送给南丁格尔一面刻有感谢辞的金牌，而会场中所募捐到的钱比原先预定的超出许多，因而就推选出一个委员会，并成立“南丁格尔基金会”。
许多社会名流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如剑桥公爵和阿基尔公爵们、锡德尼·赫伯特、理查德·米尔恩斯，等等。他们所帮助筹建的“南丁格尔基金会”，日后由南丁格尔本人立项建立护士培训机构。
集会之后，母亲樊妮写信给南丁格尔。
11月29日，是我一生最高兴的一天，我以身为你的母亲为荣！
虽然现在已是凌晨时分，可是我若不将这些感受告诉你，我无法安睡！
你知道吗？今天的集会有多感人、多美妙！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都是因为你——南丁格尔——你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也对日后世上千千万万的母亲产生鼓励！这真是个了不起的集会！
南丁格尔回信道：
如果显赫的声名和我为神以及为人类的工作能使您感到满足，那我也就满足了！我一味地工作，从不渴求社会的声望与地位，但如果这些东西能使您觉得快乐，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
今后，我会更加爱惜自己。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将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中，而社会的情感，也将维系在女儿的身上，如果您们会因此感到喜悦，这不但是我所得到最好的酬劳，也是对您们所付出的一切所给予的补偿。
“南丁格尔基金会”成立的消息也在克里米亚战区的军队命令中公布了，只要捐助出一天的军饷，就可以参加这项基金。后来，除了霍尔博士之外，这个消息在军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士兵们一共募集了9000英镑的捐款。
基金会建立后，维多利亚女王为了“表示由衷感谢之心”，特地赠送给南丁格尔一件礼物，并附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1855年11月
亲爱的南丁格尔小姐：
在满血腥的战争里，你表现了基督徒崇高的牺牲精神。我内心的钦佩，相信聪明的你，应该很容易了解。
你的功劳比起勇敢的将士们，犹过之而无不及。你以慈祥的双手，抚平了他们心灵和身体的创伤，对于这些伟大的贡献，我不知应当如何来致意。我以一枚胸针作为君王感谢你的心意表徵，请你佩戴并珍惜我的情感。这枚胸针的花色和形状，正足以表达我真诚的祝福，以及对你崇高事业的推崇。
将来，如果能和你这位为我们女性争光的人成为好友，必定是我最高兴的事。
我祈盼你身体健康，并接受我真诚的祝福。
维多利亚女王
这枚御赐的胸针，是由亲王殿下亲手设计的，不但富于创意、别致精巧，而且对南丁格尔具有特殊意义。
胸针的表面是红色珐琅，上面有圣乔治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又镶有一个钻石王冠，王冠内用金字雕刻着：“怜恤别人的人有福了！”
背面则是金色丝带，上面有女王的题字：“对献身服务、效忠女王的南丁格尔，致最高敬意和谢忱。”
这是一个长八公分，宽六公分的胸针。当作饰物似乎稍嫌太大一点，但它是荣耀的象征。南丁格尔在战地佩戴过几次，但回国以后就不曾使用。
现在，这枚胸针已被陈列在伦敦的博物馆里了。
同时，女王还赐予南丁格尔一枚镶有钻石皇冠的红珐琅圣乔治十字勋章，勋章上镌刻着：
表彰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小姐对女王英勇将士的精诚服务R·维多利亚赠，1855
南丁格尔的美名上升到了一个高峰。
3. 为士兵们谋福利
美名传播之际，亦正是南丁格尔一心关注英军福利之际。
最初看护病人的改革工作，只是她心中的许多课题之一，就连基金会支持她创办护士学校的愿望都暂时搁置。
她计划着为英军争取改善下级士兵的待遇。这个想法源于她在与士兵接触过程中，多次遭遇令她感动的事，她的心中涌起对英军的挚爱。她爱他们不计一切名利地为国牺牲，也爱他们在激烈的炮声中，能够为了救同伴，而不惜奉献自己的生命。
他们的忠诚打动了南丁格尔，而南丁格尔也像是这5万名士兵的保护人一样。在她的心中，本能地表现出一种对士兵们的母爱。她不由自主地要付出关怀与慈爱。
“我不能和世间一般人一样，用放荡和没有教养的态度来责备这些士兵。”南丁格尔说。
“相反地，我认为这些士兵纯朴而有规矩。如果有机会让他们把钱寄回家乡，他们决不会再任意挥霍，一定会把钱寄回家；而如果有机会供他们进学校或提供其他消遣娱乐，他们就不会一直酗酒！他们是一群能吃苦、肯忍耐，而且自爱的人！该受指责的不是他们，而是士兵以外的人！”
斯卡特里有一个联队本部，士兵们在那儿除了喝酒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做。如果一旦康复归家之后，惟一能做的，也只有买酒来喝，而且都是一些易醉的劣质酒。
南丁格尔逐渐感觉到，这些士兵不只是在生病时需要照顾，即使是在恢复健康之后，也同样需要照顾。
1855年5月，她为那些可以下床走动但还不能出院的伤病员着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克服了重重激烈的反对，开辟了一间小型的图书室。
后来，她发现许多士兵不识字，于是，又请来老师教导，但此事没有进行多久，就被上级一口回绝了。
她还认识到这些士兵一拿了薪水就去酗酒，而不愿寄回家，是因为士兵若要寄钱回家，必须经过主计官。但是主计官会把他们当傻瓜一样，骗走他们的钱。所以，士兵们十分不满，对主计官也不信任，宁愿花钱喝酒。
南丁格尔因此在每个礼拜抽出一个下午，匀一点时间在自己房里，为那些想寄钱回乡的士兵服务，用汇票由快信寄回他们的家。结果每个月大约有1000英镑的钱被寄回英国本土。
这些士兵在出院之后，也希望通过邮局寄钱回家。南丁格尔为此曾向军队当局提出，却遭拒绝，好在后来得到女王的帮助，前线各地的邮局才开办汇款的服务。结果，不到六个月，已有7.6万镑被寄回家乡。南丁格尔说：“这些钱全都是在酒店节省下来的。”
南丁格尔并不是单纯用冲动的感情来对待士兵的。维多利亚女王曾表示要给士兵发放科隆香水。南丁格尔闻讯后说，最好有人能转告女王陛下，在前线若发一些杜松子酒可能会更受欢迎。她爱士兵、军队，有如爱孩子、爱小动物一样，有一种纯自天然的亲切情感。她自己说她是
“五万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致芭斯的信中，也曾提出了她事实上在日后做到的一切：“……你给他们创造条件，他们就会利用它，就会成长起来。你给他们书读，给他们安排娱乐活动，他们就会不再酗酒。”
斯托克将军担任前线指挥官后，成为南丁格尔忠实的协助者。他下令斯卡特里所有的酒店关门，并在斯卡特里附近的道路上都派有夜间巡逻。他们密切配合，从战地医院及其周围环境入手，全面进行检查、整顿，终于使那里的面貌焕然一新。
到1855年9月，他们为前线士兵筹办的大型军人俱乐部“英克尔曼咖啡馆”开始接待士兵了。
尔后，又在医院中庭的一座小木屋开办另一间咖啡屋，专供伤病员使用。在这里除了禁止女性进入之外，别无禁令。墙上有地图、报纸，也摆了几张有扶手的椅子和可以供写字的桌子，而报纸和纸、笔的费用都由南丁格尔支出。
她描述说：“当那些士兵坐在那里看报纸或写信的时候，那种规矩、安静的情景，只怕就是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也看不到。”
截止1856年春，南丁格尔在斯托克将军的帮助下共举办了四所军人学校。
她在笔记中写道：“每次来听讲的人十分踊跃，教室容纳不下，只好把教室的门卸下来，让室外的人也能听到。歌咏队也成立起来了，士兵们还自己组成了一个小剧团。身体健康的人可以踢足球，或进行其它体育活动，伤病员对多米诺骨牌和棋类至为欢迎。总之，在1855至1856年这个时期，斯卡特里野战医院的管理水平，在当时来说真是意料不到的好。”
这些变化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绩。经过1855年底到1856年初一个冬天的努力，英国士兵那种酒气熏天、野蛮倔强的形象就一去不复返了。
4. 争取完全的胜利
这样的成果绝非一朝一夕所得，而是南丁格尔不分昼夜忧心劳作，以忍人所不能忍的代价换来的。
南丁格尔的健康一直不稳定，5月份所患的那场病至今尚未恢复，目前仍然饱受体重骤减及风湿之苦。
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妻子史特拉夫人，提起她在一场圣诞舞会上遇见南丁格尔的情形：“当我见到眼前的南丁格尔，心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她那么瘦削、那么疲倦的样子，叫人望之生怜。不久前因患热病而剃掉的头发，此时已长出一头短短的褐发，像个小女孩一样；她身穿黑色的长裙，女王赠予的胸章是她惟一佩戴的饰品，头上还戴了一顶白色的小帽。她看起来是那么虚弱，沉默地坐在沙发上，不参加任何活动……”
然而，南丁格尔的许多情况，在英国本土的民众是毫不知情的。为士兵争取的福利，虽然有了显著的绩效，但她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却一事无成。许多她极力想改善的事情，都因遭上级驳回半途而废，甚至产生负面效果，加上不断受到的欺凌与刁难，更令她感到无力和痛苦。
1856年的新年开始，她的健康状况更加不好。她患了耳疾、慢性喉头炎，又受到失眠的折磨，所以经常在寒冷的深夜，怀抱着挫败感在斗室中踱来踱去。
她工作的情形，完全超乎一般人理解的程度。和她一起工作的玛依姑妈说：“我真不敢相信，她怎么能够不眠不休地处理那么多事情！”
饮食、气候、睡眠绝对不能妨碍她的工作，即使是在酷寒的严冬，她也照样平静沉着、从容自若，一点儿也不受影响。
但这毕竟只是她坚毅的外表，许多时候，一旦稍作歇息，她却往往疲惫得像是要晕倒一样。
1856年1月，曾经负责军队物资补给实情的两个调查团，提出了最后的报告，确认了由南丁格尔与锡德尼·赫伯特的报告，即战争期间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军所遭受物资支援不力的事情，原是可以避免的，但却由于军事当局的官僚推诿、漠不关心的作风，而造成灾害的事实。
这份报告十分公正客观，文中还提及了一些敷衍塞责的将官，并指责他们不负责任。
当这份报告书被提出之后，终于引起了风暴似的回响。陆军部大臣在伦敦随即召开将官会议，给那些被列名指责的将官辩白的机会，而那些人为了洗脱罪名，不择手段开始活动。
结果在会议举行之后，新的将领授勋升迁被发布出来。陆军部次官本杰明，这位曾经千方百计想控诉南丁格尔的反对派，竟被授予巴斯勋位。霍尔博士竟摇身一变，成了约翰·霍尔博士。（南丁格尔写道：“我想，这个KCB大约是克里米亚丧葬地爵士的简称吧。”）他并在伦敦散发一份关于南丁格尔小姐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系由克里米亚的军需官起草，内容尽是些对南丁格尔和她的护士们的莫须有的捏造和恶意诽谤。同时他们还大肆渲染索尔兹别里女士编造的谎话。那位玛丽·斯坦利，此时则一面同南丁格尔小姐通信表示忠诚的友谊，一面又忙着四处散布谣言。布里奇曼院长和霍尔博士原来的心腹们又公开扬言，要把南丁格尔从克里米亚清除出去。
当南丁格尔得知，这些与她百般敌对的人一个个被授勋，而未被审判惩罚之后，内心燃起一股不平之火：“正义的力量何在？”
“我亲眼所见所闻的灾害和不幸，叫我怎么能为这样的结局心平？而那些在泥水中死去的士兵们会怎么说？那些平白遭难却牺牲自己的士兵们，又会怎么说！叫我们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南丁格尔小姐很早就给陆军部写了报告，要求用电报向驻克里米亚的军事当局重新确认她在东方远征军中的职权。但很长时间过去了，这个命令依然未到。
3月里，陆路运输团请她派遣十名护士前往巴拉克拉瓦协助工作，她一时竟惶惑起来，不知如何是好。至于那位约翰·霍尔博士近来有些反常。这次他一面否认与“秘密报告”有任何牵连，一面又假惺惺地写了一封殷勤的信给南丁格尔小姐，请她亲自带领护士前往。南丁格尔小姐接受了，但对霍尔爵士的好意并未抱任何幻想。所以临行前，她嘱咐护士们把自己需用的一切用品全部带齐，包括粮食和炉具。
出发去巴拉克拉瓦那天，委任令刚好到达克里米亚。而且，重新确认的权限远远地超过了她的预想。
原来，这项委任令的由来还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还在1855年10月，有位自称勒弗罗伊上校的人来过战地医院，先在斯卡特里，后来又在克里米亚逗留了一段时间。此人原来是新任的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派来的密使，任务是查访战地医院的真实情况，然后直接向陆军部大臣做出负责任的报告。这位勒弗罗伊上校于2月回国了。
他经过细致查访后，对南丁格尔小姐牵涉的所谓“礼品案件”十分不平，并热心地催促早日公正处理此案。南丁格尔小姐本来只要求政府重新确认她原有的使命和委任，而勒弗罗伊在给政府提供的详细报告后则明确要求：在前线总司令颁发的日常命令上，除了总司令官签名外，也应当同时签署南丁格尔小姐的名字，每日发送各驻地兵营、食堂张贴。这项提议果然被陆军采纳了，潘穆尔勋爵以陆军部大臣的名义向前线指挥官发了一道命令，并要求向全体官兵传达。
命令内容如下：
这份公文由陆军大臣直接发送给陆军司令官，希望视同一般命令被公布。经由这份电文，本大臣已正式肯定南丁格尔的地位，可是本地陆军当局似乎尚未完全理解，所以本大臣认为有必要让军医当局及全军知道，这位有优异表现的女士具有怎样的地位，并作适当扼要的说明。
南丁格尔是在女王陛下的政府中，被认为是英国陆军医院女性护士队的最高指挥官，拥有最高的监督权。任何护士或修女在医院的职务及所属单位，如果未经她的许可，不得任意变更。不过，她所有的命令在实行之前，也必须要和军医总监取得协议，而军医总监对于一切有关女性护士队的事情，也都必须事先通知南丁格尔，所有有关的决议都须经过南丁格尔来下达命令。
这是一个空前的胜利，甚至超过南丁格尔自己想像的胜利，她的敌对者总算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3月24日，在强烈的雪雨中，南丁格尔与护士们到达了瓦拉克拉瓦。
这次她们所受的待遇完全不同，不再是冷眼与奚落，而是热烈的欢迎。
她所面临的战争至此告一段落，而真正的战争也接近尾声了。
巴黎和会正在召开，和平宣言也在酝酿之中。
4月29日，终于宣布恢复和平。英国士兵与俄国士兵跑出战壕来一起饮酒庆贺。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专门写信给克里米亚前线总司令，向他再三强调归国士兵一定要军容整饬。南丁格尔小姐并未表现出过分的欢欣。她写道：“请相信我说的话吧，这里的一切（指军队里的常规与制度）依然都同18个月以前一模一样。……用不了半年，所有这些不幸与苦难都会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
护士们开始分期分批返国了。每个护士都将享受供养费，没有一个人被遗弃不管。一些政府难以办到的开支，南丁格尔小姐用自己的钱一概包揽下来。而她只要求护士们一件事：这些事一律不准在书报上张扬。
1856年10月16日，当最后一名伤员离开医院登船回国后，南丁格尔小姐的东方使命便告结束了。
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病痛的南丁格尔，实则健康已经受损，当她向玛依姑妈提出想回家时，玛依姑妈高兴地拍起手来表示赞成。而在家乡的母亲樊妮和姐姐芭斯早就在翘首企盼南丁格尔的光荣退伍，巴望着分享她的光彩荣耀。
南丁格尔的归国，再一次在英国本土掀起一股欢迎的热潮。
政府打算派出军舰、两个连队的皇家御林军和伦敦步兵连队去迎接她，并打算用军乐队演奏，一路送她返乡。
全国各地计划着欢迎她的仪式，其中有两个城市，预定在打听到她登陆的港口之后，全市人民前去欢迎；还有的地方要建造凯旋门，教会也打算派出代表欢迎；乐队演奏、游行的活动早已准备妥当，想给南丁格尔一个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
这一切她都一一谢绝了。
她不欣赏个人荣耀，甚至有些害怕。她的社会声望如此之高，她生怕自己会做出大煞风景的事。此外，在她内心深处，又感到自己是丧失了众多亲属的人，又是一个很难忘掉往事的女人。她又写起了她的私人笔记：“啊！可怜的士兵们，我不是个好母亲，我要离开你们归去了，而把你们留在克里米亚地下深深的墓穴中。……”
7月28日，她隐姓埋名，从君士坦丁堡登船，同玛依姑妈用了“史密斯太太和史密斯小姐”的化名，赴法国马赛港。她在巴黎同玛依姑妈分手后，只身前往英国。
早晨8点，她按响了勃蒙瑟修道院大门的门铃。整个上午，她同修道院院长一起做了早祷。下午，她依然孑然一身，乘车北上。
傍晚，她已走在李哈斯特的路上。
神意彷徨，命运的一幕在她身上启开，怜恤他人的人有福了。
樊妮、芭斯和威廉正在客厅里谈家常，只有老管家华生太太独自一人坐在厅前自己的小屋子里。
华生太太听见有人走进庭院，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女子，身穿黑色长裙，快步走上甬路。华生太太再定睛一看，怔住了。
“弗罗伦丝！”她突然声泪俱下地跑上前去迎接她。
克里米亚战争在英国民众心中重新塑造了两种英雄形象，一是士兵，一是护士。而这两种形象的评价之所以在英国民众心目中产生截然的改变，完全是由于南丁格尔与她的护士团以及士兵们自己的努力造成的。
英国士兵从此不再被视为人类的渣滓，英国的护士也不再是那种醉醺醺的、行为不端的荡妇。南丁格尔用自己的形象，给护理工作这个职业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她在感觉失败的困扰中结束了这场不光彩的克里米亚之战，而就在这场巨大的痛苦、混乱与失败之中，她给人们带来了一场重要的变革。
5. 值得注意的细节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倾注全身爱心的弗罗伦丝·南丁格尔有一桩未了的心愿：那就是要在巴拉克拉瓦高地上，为阵亡的士兵和不幸牺牲的护士树立一座巨型的大理石十字架，以表扬他们的巨大功绩。
若干年之后，这座十字架果然树立起来了。
现在的人们，如果航行在黑海上面，就有可能看到这座耸立在高空的巨大的十字架。
6月3日，英国陆军大臣遵照维多利亚女王的懿旨，颁给弗罗伦丝·南丁格尔一张感谢状，代表全体国民和英国政府的最高敬意。
7月25日，总司令斯托克发出了一封感谢函：
英国军人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典！
由于无知和组织不健全的关系，如果对你有误会和不敬，但是绝不会因此而磨
灭你的功劳和恩惠，这是英国军人特有的美德，请你相信。
土耳其皇帝也赐给南丁格尔一只钻石手镯，并分送慰问金给每一位护士。现在，这只手镯和女王御赐的胸针都一起陈列在博物馆。
国内对南丁格尔的欢迎不言而喻。
其中有深知南丁格尔的朋友这样说：“克里米亚战场已平静了，这位仁慈的天使已完成了伟大的任务，如今她正为那个热爱的工作舞台作最后的一瞥。曾为了聆听她轻盈的脚步声以及衣裙摆动的婆娑声，凝视着她那飘逸的身影，就能心满意足的伤兵病人都已健康地回到故乡，空荡静寂的战地医院中散发的这一切的喜悦，都是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带来的。全国人民在感激之余，正思索着如何表达对她的敬意。但正当此时，弗罗伦丝可能同样地想着如何才能避免回国所造成的骚扰。”
这位朋友是爱尔斯米亚，一位绅士。
尽管南丁格尔是悄悄回国的，但欢迎会还是在她缺席情况下举行的。
姐姐芭斯在日记里写道：“第二天，当丘陵上的小教堂鸣钟时，礼拜堂里举行了感恩会，这真是最纯真的欢迎仪式。”
另外，南丁格尔事先寄回来的行李也非常有趣。它们是士兵们送给她的一只俄国小狗、三只小猫，以及生长在印加曼的小草和泥土。
此外，随她回到家乡的还有两个少年。
一个是跟随弗罗伦丝在医院工作了10个月的跛脚少年，一个是名叫彼得的俄籍年轻俘虏。南丁格尔同情彼得是一个孤儿，于是把他带回家乡。
有一个妇人经常和彼得讨论宗教问题。一天，她告诉彼得说：“你要遵守神的教诲，做一个好孩子。”
“嗯，我知道。”
“很好，你再告诉我，如果你成为一个好孩子，你猜想你死后的灵魂会到哪儿去？”
“我想应该会到南丁格尔小姐那儿才对。”
彼得富于直觉地脱口说出这句话。
妇人本来企盼他回答是“上帝那儿”，听他这么一说，突然愣住了，却立刻又点头微笑起来。
彼得只不过是道出了一般人的心理状态罢了。
因为，南丁格尔在人心目中，是一个从不抛弃受苦受难的有生命的人。这种品质，接近于神格。
6. 为下级军人服务
她说她曾见到过地狱。正因为她见到过地狱，她在精神上才与众不同。在她和一般的人间欢乐、幸福之间，永远横亘着斯卡特里医院病房的种种可怖景象。她不止一次地写道：“这些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
萦回在她脑际中的，不是医院里千万个死者的亡魂，而是那些严酷的现实，那些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可以避免的灾祸。克里米亚战祸中惊人的死伤率是英国军队中不合理军医制度的必然恶果，而这样一个制度却仍然在运转着，仍然在谋杀士兵们，仍然在重复着斯卡特里的悲剧。
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她，而且只有她一个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拯救英国下级军人命运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到她的肩上。
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地位，她当仁不让，毅然听从了这项光荣使命的召唤。但是，也为自己这种命运黯然神伤了。
由于在战争中相当投入地工作，她的身体经常性疲倦，而查不出究竟是何病。她变得有些暴躁了。
青年时代那种突出的仁爱精神正在消退，头脑却更聪敏，眼光更锐利，意志更坚强，光明磊落、公平处世观念更纯真了。
早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在她身上消失不见了。
她身体还疲惫不堪，但在紧迫形势的催逼下，她渴望立即投入工作，必须趁全国上下对于克里米亚惨剧记忆犹新，赶忙采取行动。但是，她想作什么呢？
潘穆尔勋爵此刻正在苏格兰丘陵丛林中猎松鸡。
锡德尼·赫伯特也正在爱尔兰钓鲑鱼。
南丁格尔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赫伯特的回信却直率地说，他认为她兴奋过度了，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她急得像要发疯。
拖延必将误事，鲁莽从事也是徒劳无益的。她意识到，她面临的困难是很特殊的。她身为女子，这已经很不利，而她如今又是举国闻名的女英雄，这就更糟。这两项凑在一起就使她成了当时英国官场决不会吞咽的一个药丸子。
南丁格尔小姐感到，不论她制定什么样的方案、计划、建议，都会被官方拒绝，原因仅仅是由于这一切出自南丁格尔小姐。
因此，作为一种对策，她开始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声誉。
她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用我的名字大吹大擂，已经给我造成极大的害处。我决不会再以任何方式显露自己。”
南丁格尔的决定暗合中国古人的“韬晦”之策。其含义是：当个人的名声行为会对自己的计划产生不利影响，不妨淡化自己的名声，收敛自己的行动，化被动为主动，巧妙地寻求达到自己目的的动作。
南丁格尔深知浮名虚利的害处，所以她不再给出版物写文章，也不再作讲演。相反，她以极大的耐心和由衷的谦逊，一步步地去争取权威人物。
但，时机尚未成熟。
她等待着。
终于，神意眷顾，突然在她眼前出现了一个眩目的、意想不到的机会。
维多利亚女王出巡，驻跸苏格兰巴莫罗城堡。
据悉，女王很有兴趣听听南丁格尔小姐谈谈她的随军医护生活观感，不仅是作为公务，而且作为私人谈话。
机会，终于让有心人等到了。
如果维多利亚女王能够听从南丁格尔的建议，那么，南丁格尔试图改变英国陆军下级军人待遇的计划就有成功的基石。
权力，在正直无私的人手中，会造就许多有益社会进步的事业。
南丁格尔同女王陛下的第一次会见历时约两个小时，这是一次重大的成功。
南丁格尔住处离巴莫罗城堡不远，同女王御医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住在同一个院落，而詹姆斯·克拉克正是她克里米亚时代的老朋友、合作者。
在詹姆斯·克拉克的帮助下，南丁格尔多次奉召进出城堡，陪同女王一行去教堂，并数次参加便宴等等。
最重要的是，女王本人数次亲自拜访了她。有一天，女王突然自己一个人亲驾一乘小马车来到南丁格尔的住地，约她出游；又有一天，女王同样意外地到她的住所来，同她一起进茶，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
起先，南丁格尔听到女王要召见的消息时，她高兴地从沙发跳起来。后来，她愈发沉着冷静，将自己收集的一切资料整理好之后，带着自己成熟的计划去拜访女王。
南丁格尔向维多利亚女王建议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对军队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科学的调查分析。
但要女王批准成立这样一个皇家机构，首先需有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的奏章。这当然先要使这位大臣看到这一改革的必要性，而潘穆尔这个人却很难说服。
潘穆尔勋爵有一颗硕大的头颅，一头浓密的粗发，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野牛”。野牛为人虽然正直、高尚，却对公务相当粗疏，办事极其拖拉。
女王特意安排了南丁格尔在巴莫罗城堡同潘穆尔勋爵会面，会商起草奏章的事。
在这里，南丁格尔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她的耐心、坚韧，像当年战胜那些醉醺醺的司务长、桀骜不驯的护士和多疑的官僚一样，又使潘穆尔大臣完全屈服了。
她好像无往不胜，一个皇家机构就要根据她的建议建立起来了。
11月1日，她返回勃灵顿饭店同家人汇聚时，她感到前景是从未有过的美好。
她为这个皇家委员会草拟了一份名单，一一仔细掂量，竭力使文职与武官保持平衡。锡德尼·赫伯特当时身体已很不好，但在她的一再恳求下，最后只好同意出任该机构的主席。
11月16日，潘穆尔勋爵登门拜访，对南丁格尔小姐言听计从。这次会面中，南丁格尔小姐的主要目的——确定调查范围——也达到了。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将是全面的、广泛深入的，“应当包括陆军卫生部整个系统，以及全部英军及国外驻军的保健和医疗卫生现状。”
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原定几个星期内要成立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却迟迟未建立起来。一切的努力仿佛在空气中被蒸发了一样。
这次令人痛心的失败，触发了长期以来的积怨，使南丁格尔终于鼓起勇气，向英国政府各部保守势力大胆挑战。
她在自己房里踱来踱去，愤怒之极。
她一方面写信鼓励她的合作者们继续战斗，一方面在冷静思索对策。
她敏锐的头脑终于识破了这位“野牛”的秘密。
她写道：“我们这位勋爵显然是凡人之中最无主见的一个！”
确实如此！
每次南丁格尔小姐费了很多唇舌说服了潘穆尔勋爵实行改革，但他一回到陆军部，那些反对派官员们很快又把他拉回到老路上去。
南丁格尔发誓说：“这件事情不办完，我决不让他安生！”
她同潘穆尔的个人交往仍那样友好，还经常互相通信问候并开些小玩笑。南丁格尔致潘穆尔的信件开头常戏谑地说：“我这个令你烦恼的女子又来了。”潘穆尔大臣则开玩笑地称她是个“专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而且常给她送来种种他打到的野味。
但到3月1日，南丁格尔实在忍受不了官僚机构的冷漠无情了。
她愤怒地写信给赫伯特：“从今天起，三个月之后，我将公开发表我在克里米亚工作时期的全部经历和见闻，以及我本人对于改革军队医护制度的基本设想，除非在那以前我得到一个将要进行改革的合理而切实可靠的保证。”
这一威胁果真使“野牛”大臣坐卧不宁。
公众舆论很快支持实行改革，潮流终于转向改革，潘穆尔也不是足以阻挡潮流的人。
5月5日，皇家委任命令正式颁布。一周后，调查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工作。
正在南丁格尔忙于此项重大工作的时候，许多热爱南丁格尔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她。
当时在南丁格尔府邸帮佣的老妇人说：“那时的情况，我还记得很清楚，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我整天为了招呼客人，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有的坐马车，有的是步行，什么身份地位都有，还有很多军人，他们大多是受南丁格尔小姐照顾过的人。不论是健全的或是失去手足、眼睛的人，全都要求见我家小姐。
但能幸运的见到我家小姐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小姐告诉我，如果是为了养老金来找她的军人，就请他们留下纸条，由我交给小姐，她会很快给予答复的。
小姐当然希望能和每个人见面，尽力地为他们服务，但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不只是客厅，连院子里都挤得水泄不通，何况我家老爷也不希望小姐抛头露面……”
偶尔有一次，人们听说南丁格尔接受政府邀请参加盛会的消息，便纷纷赶往那个集会。他们竟不分青红皂白地围住一位妇女，硬指称她就是南丁格尔。
“请让我摸一下你的披肩好吗？”
“请让我握一下你的手好吗？”
害得这位小姐百口难辩，不知如何是好！
这件事引发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好朋友——牛津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给她：“从克里米亚回国后，你一直深得民心，如果你有意运用这种声望和本身的才华，恐怕早已是一位侯爵夫人了。”
然而，36岁的南丁格尔此时根本无心于婚姻，她决心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那些下级军人。
7. 小陆军部
维多利亚女王曾在与弗罗伦丝·南丁格尔晤谈之后夸奖她：“她的聪明才智很高，足可担任陆军大臣。”
现在，南丁格尔蛰居勃灵顿饭店，一心操持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朋友们都戏称南丁格尔小姐的住所是英国陆军的“小陆军部”。
南丁格尔的工作负担极重。三个月之前，她还是个虚弱的病人，现在却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
她不仅操心着委员会的工作，还要亲自起草她个人关于卫生行政领导部门的机密报告。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她同家里人感情上的矛盾更大大地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
樊妮和芭斯都是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不过，完全不知体贴别人。
当时，她们都住在勃灵顿饭店，南丁格尔小姐可以工作的惟一处所，是与客厅邻接的一个小套间。樊妮和芭斯在客厅里没完没了地接待宾客，而且她们兴之所至，随时进来，也就打断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工作。
她们还占用了仅有的一辆马车，弗罗伦丝出门常常得雇车，甚至搭乘公用马车，又慢，又累人。因而每次外出访问医院、兵营或疗养所归来，她都疲惫不堪。而且常常受到樊妮和芭斯的责怪——埋怨她不一起去参加宴会、舞会，等等。弗罗伦丝很明白，她们贪求的不是她的友谊陪伴，而是想借她的声望来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不久，调查团开始召开会议查询证人，她的工作更加繁重。这一年的夏天活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噩梦，她的小屋子又暗又闷，天空总是那样昏暗、低沉，而弗罗伦丝却执意不肯离开伦敦。
她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周围工作的同事们自称是“一伙兄弟们”，而勃灵顿饭店则自然而然地被戏称为“小陆军部”。
是啊，既然女王都认为南丁格尔小姐可以做陆军大臣，那么她的工作场所为何不能称为“小陆军部”呢？
同事们热爱着南丁格尔，他们都亲切地称南丁格尔小姐为“总司令”。
南丁格尔搜集事实材料，字斟句酌地研究结论，并同大家一起拟定发言稿子。她教给锡德尼·赫伯特如何主持好每次会议，并对一个个证词都扼要作了摘记。无怪乎樊妮在给丈夫威廉的信中说：“这些人简直把她的话奉为金科玉律！”
她对人的要求有时有些异想天开。她要求有的同事处事更审慎，研究资料更细致，对于有些不合理的事实情况做出大胆的批评，哪怕在权限范围之外也不要顾虑。只要一切是为了士兵们的利益出发，只要一切是为了更有效地接近合理、公平、效率，就行。
而人们一经纳入她的工作轨道就不可能不着迷。
她对赫伯特的压力则更大。她再三说：“没有他，我是一事无成的。”
他的威望，他在下院的权力，使调查委员会终于具有头等重要性。
如果南丁格尔小姐能把他调动到这一事业中来，他们的能力将是无与伦比的。但锡德尼·赫伯特不断地抱怨身体不好。他此时精神不振，周身患病。其实这就是一场致命大病的先兆。
而南丁格尔小姐此时也是全凭意志带病上阵的，因此对锡德尼的诉苦也就不以为然。
作为一名相当杰出的女性，南丁格尔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她自己的身体愈来愈差，但她咬牙坚持，那种顽强的斗志是一个高度责任感的人的特点。
在她的严以律己的作风影响下，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男子都会忍住自己的伤痛，努力工作的。因为忍耐和劳动是具有相当价值的行为，而毅力则是极具感染力的。
在南丁格尔白热化的工作热忱面前，锡德尼·赫伯特也不甘示弱。他俩的才干和能力，恰好相得益彰，工作配合十分默契。不过，他俩常常激恼对方，而很少彼此称颂。
仅从锡德尼·赫伯特每次便笺末尾“愿上帝保佑你”这句祝颂中，才可以看出他俩的友情。而这友情的纽带是十分牢固的。“我们真是完全志同道合”，弗罗伦丝在给克拉琪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他俩的合作真可谓是无敌的。弗罗伦丝勤勉努力，干劲十足，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锡德尼·赫伯特特别能言善辩，沉着机敏，是个谈判的老手。
他俩配合在一起工作，简直攻无不克。
南丁格尔在日记中记述着：“他是我见到的头脑最敏捷的人，行动又快又准确，而又那么富于同情心。他的谈吐、态度就足以约束那些最难以对付的证人。在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整个儿时期，从未同任何人争吵或结怨。”
随着调查团工作的深入开展，随着查证会一次次进行，形势发展越来越明显。
他们不可能不成功。
改变英军的生活条件的提案得不到任何答复。
7月，最重要的一次查证会开始了。这次轮到南丁格尔小姐本人作证了。她是否要亲自出席作证呢？
她又应当如何掌握分寸呢？
锡德尼·赫伯特方面不愿“因挑起争论而结怨”，最后她决定不出席查证会，而只向调查委员会提出一个书面材料，答复了有关问题。
委员们宣读了她的证词，并同意它是结论性的。
委员会报告长达30页，逐字逐句引自南丁格尔刚写完的《英国军医部门的效率及医院管理——以及影响士兵健康的各种因素的调查》。这份机密报告原来是写给陆军部大臣潘穆尔勋爵本人的，所涉及范围极广，全部论述热情激昂，至今读起来仍感人至深。
南丁格尔小姐在此文中，把克里米亚战役当作一场规模巨大的军队保健试点，全面分析军医工作对军队素养的巨大作用。后人评论她这部著述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走向成功的典范、全面总结了这支军队如何由于忽视卫生工作陷入痛苦和失败的悲剧：在进行了有效的改革之后，这支军队又是如何恢复到最佳的健康状态，如何提高了战斗能力的。”
她以六个篇章全面检查了克里米亚战役的惨痛经过，最后说：“过去的事，就让它永远埋葬在过去吧！但是，难道我们不应当就此改革我们的制度，使我们的士兵今后能受到人道一点的待遇吗？”在此书的最重要的章节中，她又详尽地分析了英国军队营房在和平时期极端恶劣的卫生保健状况。她指出，这些状况如此恶劣，以致军队士兵的死亡率总是比居民的死亡率至少高出一倍甚至还多！她愤慨地说：“我们的士兵应征入伍到兵营里去白白送死！”这句话后来成了改革派的战斗口号。对这样一个挑战，任何政府都不敢不予理睬了。
南丁格尔小姐决定暂不向潘穆尔勋爵提交这份报告，因为所有这些意见、看法最终会反映在调查委员会8月份的总结报告中。潘穆尔勋爵可能把她的机密报告束之高阁，却压不住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当然，对委员会的各项建议他是不会爽快采纳的。看来，还得对这头“野牛”施加些压力。
1857年8月7日，锡德尼·赫伯特写信给潘穆尔勋爵，以极温和的口吻指出，调查委员会已经掌握的材料肯定会轰动社会，而把政府置于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
他建议政府争取主动，趁报告尚未提交给下院议论之前，赶快采取措施纠正那些亟待解决的弊端。
锡德尼·赫伯特还按照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草拟了一份改进计划。
计划中规定，由潘穆尔勋爵任命四个具有实际职能的分会，分别负责：
1.整顿兵营卫生状况；
2.在陆军部建立统计机构；
3.组建一所军医学院；
4.彻底改组军医部门。
其中第四个分会，南丁格尔小姐称之为“扫荡分会”，因为改组范围很广，改革派由此可以在彻底清洗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组建军医部门。
8月中旬，潘穆尔勋爵正在猎松鸡，被迫南下回到陆军部研究改革军医工作的问题，这次他“逃脱不掉了”。
经过长时间的磋商之后，终于在“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计划。
锡德尼·赫伯特完成了这项任务后，如释重负，马上又到爱尔兰度假钓鱼去了他在写给南丁格尔的信中说：“见潘穆尔之后我轻松了许多，但我仍很担心你的身体。”锡德尼·赫伯特的这封信还没寄到，南丁格尔小姐由于一直在勃灵顿的暑热中苦熬，健康就完全崩溃了。
她突然对芭斯叫喊起来：“我需要独自一人好好待一会儿，我已经四年没有好好休息过了。”
她拒绝回恩普利庄园，也拒绝护士看护。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去马尔汶就医治疗，但不许别人来打搅她。
她病得很重，大家都以为，这次她活不了了。
南丁格尔，这位以神的召唤而努力奉献的人，在竭尽全力之后，终于陷入了伤病。
亲友们都很担心。
这个意志如此坚强的人，此刻竟完全垮了。她在马尔汶整整一个月卧床不起，脉搏极快，高烧不退，头顶总要用两只冰袋。
直到9月底，她才勉强回到勃灵顿自己的寓所。
这次陪同她的，又是玛依姑妈。
1857年8月的这次健康危机，的确使南丁格尔小姐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
从克里米亚归来之初，她虽然也常常感到疲倦、多病，但如她自己所说，总还有力气“东奔西跑”。
当时，她辞去了一切公职，竭力避开抛头露面，但还可以在家里接待朋友。而这次病后，她除了工作之外，毫无余力旁骛了。
长期生病也给了她一些方便，可以免除很多打扰。
例如，姐姐芭斯提议来伦敦，弗罗伦丝的回答：“……刚刚又发作了一次。”
父亲威廉坚持要亲自来看望她，她又说：“常常头痛、心悸、气短……”父亲只好退却。
根据玛依姑妈信中说，当时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生命“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攸关时刻”，同家里人见面情绪波动的确是很危险的。芭斯和樊妮只好让步，全家到伦敦参加秋季社交活动时，住的是另一家饭店。
南丁格尔疲惫地躺在软椅里，她试图提笔。只要身体状况略有好转，她就写作。
基于女王和众人的期盼，南丁格尔将她在远征中所遇到的事，以及自己对医疗改革的提议和感想，整理成厚达567页的《军医行政的效率》。
这本书以自费印刷，分送亲朋好友和与此案有关的人士。
陆军大臣潘穆尔也曾要求南丁格尔写一本类似于护士工作手册的书，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就此写了一本《平时与战时陆军医院护士手册》，这是早先那本作品的续篇。
接着她又写了《1854年以来三年间，英国陆军医院之账目明细报告》。
诚如书名，她将踏入克里米亚远征的那一刻所有募捐开支项目一一列表详细记录，这本书仍然自费印刷。分送每一位捐款人，并公诸世人。
在报告书中，并附录克里米亚诸地区战时医院的详细地形图。
这些可能都是她每晚在“巴比伦高塔”的那个小屋中所整理出来的，如今再重新编排誊写的。
当这本书印行之后，那些信任她，并大胆地把募款交给她的人们，不但知道弗罗伦丝的行事方针，也明白了自己捐出款项的真正去处，因此都不禁对她处理公事的严谨态度，以及勇于负责的作风感到由衷的敬佩。
她的报告书，引起了统计专家的注意。
1858年，她制订账目明细表的优异才能，成为统计学会讨论研究的专题。
这一份需要耐心与定力才能完成的艰巨报告，却是弗罗伦丝在垂死的状况下由玛依姑妈陪伴奔走于各地疗养地时所制订出来的。
尽管南丁格尔在养病，但事实上她的笔一直没有停止。
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
有一次，姐姐芭斯告诉朋友说：“弗罗想用工作来自杀。”
为此，朋友沙谢兰特博士曾写了两封诚恳的长信，劝南丁格尔养病，但南丁格尔不但予以婉拒，反而责怪博士的不是。
由于她健康情形很差，生命危在旦夕，她希望充分利用仅存的每一分钟，为世人多尽一分力量，她才能更安心地离去。
因此她绝不肯轻易放弃未完成的工作，反而比以往更加珍惜每一寸光阴。
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健康只有日趋恶劣，终于累得无法起身。她自忖大限已到，于是在1857年11月6日写下遗书，寄给锡德尼·赫伯特。
在克里米亚她曾亲笔写下遗嘱，但此刻她连提笔的力气都已没有，因此，必须劳动舅舅才能完成最后的遗言。
在遗书中，她仍然无法忘记终身所抱的志向。
等待她康复后建立护士学校的5000镑“弗罗伦丝基金”，只好转交圣汤姆斯医院处理，并且希望把父母身后她所得到的大笔遗产作为示范医院的建设资金，并规定其中必须包括图书室、化学实验室、娱乐场、操场等设备。
她把后事交代得非常清楚，现在节录一部分如下：
“主啊！我在此听候您的召唤：……我高高兴兴，勇敢果决地到斯卡特里，现在我也要快快乐乐，毫无畏惧地回到您的面前！
大家都知道，派我到斯卡特里是您赐给我最大的关爱，现在您将带我去的地方，是否也允许我从事护士的工作呢……”
那诚挚无畏的态度，像一首传奇的歌曲，表达了一个基督教徒对生命负责到底，对使命负责到底的精神。
但“小陆军部”的改革方案一直搁浅。
至此，由于南丁格尔的病重，一切陷入绝望。
这一切，在她的心中或许还有许多打不开的死结，但在她垂死之前，却念念不忘这一改革方案。
幸而这时家中有一件喜庆大事，把全家的注意力和兴趣都吸引过去了。
前一年夏天，樊妮从勃灵顿饭店写信告诉威廉，有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曾经来访过。这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是金翰群历史上著名的克莱顿庄园的产权人，年56岁，鳏居，个子非常高，仪表堂堂，很有贵族气派，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美男子。1857年夏天，这位男爵曾向南丁格尔小姐求过婚，但被拒绝。但此后却经常出入于恩普利庄园，这年冬天又同芭斯产生了感情。1858年4月，他们宣布订婚，6月在恩普利悄然举行了小小的婚礼。
这样一来，芭斯一心盘算着如何当一个“维尔尼男爵夫人”式的贵妇，樊妮也迷醉在嫁女儿的家庭欢乐中。弗罗伦丝终于过上了安生日子。
这是她一生中最宁静的日子。
她一个人筋疲力尽地躺在勃灵顿饭店的新套房中，相信自己活不了几个月了，周围的人也这样想。
玛依姑妈搬过来与她同住，想使她在临终的日子里心情轻松地度过。
玛依姑妈的女婿，诗人亚瑟·休·克劳，随着也成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奴隶”，终日“像匹拉车的马”心甘情愿地（如南丁格尔小姐后来回忆时所说）为她记写备忘录，起草书信，递送报告。……
此时，南丁格尔一家人早已吓得躲得远远的。只有玛伊姑妈和克劳，像庙堂中的两个守护神一样一直守护着弗罗伦丝。
这是一种离奇的、温室育苗般的生存方式，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她头上。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环境气氛中，南丁格尔小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难得坐起来，几乎从不外出走动，而她却更加顽强地工作着。
潘穆尔勋爵在斗争双方所施加压力的左右下，再次在“扫荡分会”的问题上让步退缩。锡德尼·赫伯特针对这种情况，专门找上门去同这位大臣进行了一次暴风骤雨式的长谈。
谈话后，这位大臣又一次承诺照办调查团所提的四项建议。
南丁格尔也看清了，谁能治服这头“野牛”，谁就是胜利者。
于是，她又想出一个新的斗争策略。舆论从来就是改革者最强有力的武器。她准备发动一次新闻攻势，向社会公布军队内部的腐朽内幕。
于是她亲自把已经写好的所有提纲、事实、数字及写作纲要统统提供给了报界。这些材料她都不署自己的姓名，甚至连她早期写成的小册子《英国军队死亡率研究》——都不是以她个人的姓名发表的。
顺便提一下，这本小册子若不是最先，也是最先者之一，以图表形式显示统计材料的。据南丁格尔本人认为，这种方法是她的首创。
1857年底，潘穆尔勋爵让步了。
四个分会都在12月份成立起来。
第二年5月，下院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决议。
有位合作者写信给南丁格尔，说：
“您对增进英国军队的福利和效率所做的贡献超过了任何活着的男人或女人，感谢上帝，终于让我们都活着见到了您的成功。”
这是一个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时刻。
阳光是那样的新；
空气是那样的清；
生命是那样的灵；
一切旧日随水而去；
一切新光随水而来；
一切都在流逝，但成功的胜利如美果一般留了下来。
南丁格尔所在的勃灵顿饭店“小陆军部”的套房整天熙来攘往，繁忙异常，像个蜂房似的。
南丁格尔把自己的寓所稍加布置，添置了地毯和窗帘，她靠在自己的卧榻上接待那些川流不息的高贵的来访者。
克拉琪，巴黎城中的才女和朋友，来看望她了。
一位新朋友道格拉斯·高尔顿也来看望她。
高尔顿同南丁格尔还有亲戚关系，他娶了漂亮的玛丽安娜·尼克尔森。
自从当年弗罗伦丝拒绝了玛丽安娜的哥哥亨利的求婚之后，玛丽安娜一气之下就同南丁格尔一家不来往了，现在又同她们言归于好。
只是南丁格尔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去看她，只写去了许多热情的书信。
高尔顿对南丁格尔小姐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乎每天去看她，或写信问候。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与后世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印度已从东印度公司转由女王政府统辖。
许多来自印度的报告表明，那里的卫生状况糟得令人吃惊。
南丁格尔曾一再敦请政府成立皇家卫生委员会调查处理，这次，看起来她有希望成功。因为负责处理印度事务的第一国务秘书斯坦利勋爵是她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
但是万没想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即将传来。
8. 赫伯特之死
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情况恶化！
委员会四个分会的繁忙工作严重损耗了他的身体。
自1858年初开始，他渐渐地一日不如一日了。
赫伯特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关心。南丁格尔相信自己随时可能死去，早已不把一般的疾病放在心上。她拼命催促锡德尼·赫伯特迅速开展四个分会的工作；就连赫伯特的夫人也在催他。
丽莎·赫伯特非但不阻止他同弗罗伦丝的合作，反而极力赞助。在丈夫的全部活动中，这是她最欣赏、最支持的一部分，她极力接近南丁格尔，因为通过她，她与锡德尼的关系可以更为密切。
锡德尼·赫伯特这位才俊之士，犹如一匹骏马，渐渐地步入衰老期。
南丁格尔正因为将他视为知己和同志，所以以对待自己疾病和痛苦的方式同等地对待他。
他俩像并肩作战的战士，互相援助；但他俩又像不同凡响的男女朋友，互相格斗，争执而不伤对方的心，都以要强的姿态投入工作，可能南丁格尔的准则更为严峻一些。
南丁格尔忘不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因照顾不周而死去的伤病员，那些辗转病床的痛苦让她觉得不容置疑地应投身改革工作中去，因为那是在救助苦难中的人们。
她自己义无返顾，所以对锡德尼·赫伯特的逼迫毫不留情。
救护苦难中的人，是他俩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根本责任所在。
就这样，在踢马刺的驱逼下，锡德尼·赫伯特勉强度过了1858年。
第二年，他又被委任为陆军部大臣。
表面看来这是个胜利，现在身居当年潘穆尔勋爵的地位了，还有什么办不成的呢？
但是，只有如今处在潘穆尔的地位，他们才更清楚地看到，军队改革运动最主要的困难，在于陆军部的行政体制本身。
若要推行改革方案，首先要彻底改组陆军部。
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必须对陆军部行政机构进行改组。
这样，锡德尼·赫伯特还得肩负起这样大的一项任务。
他又一次感到命运如此，义不容辞。
经与南丁格尔商议后，他着手“简化办事程序，取消责任不明的组织建制”。
南丁格尔参加了这一新的工作，但是处境艰难，几乎使她绝望。
早期那种兴高采烈的劲头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859年夏末，她再次病倒。但这次，她周围的人对她身体健康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形容她的性命“危在旦夕”，但是，已经“危在旦夕”达两年之久了。
玛依姑妈家里的人已不耐烦，催她回家忙自家的事情。由于克劳对她的事业的热忱，克劳家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克劳本人的健康状况也很使人担忧，克劳家里人也开始催他回去。
两家人都抱怨南丁格尔小姐。
南丁格尔小姐很生气。
因为，有玛依姑妈在伦敦，这里办事情就容易得多。
10月，玛依姑妈和克劳还在勃灵顿陪伴着弗罗伦丝，表面看来一切正常，实际上大不如前。问题接二连三地到来了：克劳健康不良，玛依姑妈家里纠纷不断，陆军部的种种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尤其严重的是，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了。
但命运之轮拖着他和南丁格尔一起前进。
若把南丁格尔为军队所做的事情总起来看，会使人难以置信。
任何人也不会强令自己去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量。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报告、书信，通通是她亲手起草的。这要消耗多少精力啊！而在1859年，这还只是吃力的工作的一部分。
当时，她是全欧洲惟一的一位既有平民医院经验又有部队医院经验的人。她的知识和天资，使她不可避免地要被吸引到公共卫生工作领域中去。
1859年，她出版了一本论述医院建设的书——《医院札记》。
该书共出三版，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直至今天对于受过专业教育培训的人也是有启发性的。
例如：降低一个医院的病员死亡率的办法主要靠改善通风、排水和搞好清洁卫生。
她写道：“说出来或许会令人感到奇怪，一个医院起码应当对病人无害，这一点应当列为医院的第一条必要条件。”
从此以后，不断有人就医院建设的有关问题向她请教，有的甚至从荷兰、普鲁士、印度、葡萄牙来征求她的意见。这包括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从怎样用管道供水，到医院里墙壁的颜色——她建议用“最浅的粉红色”。她给铁器商、工程师、建筑师等写过数百封信，甚至还有一篇名为《论污水槽》的长篇报告。
她还倡导实行了对医院病人统一登记和疾病分类统计的制度，并特地为此设计了一些示范性的表格。“使我们对不同医院、不同疾病的死亡率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伦敦绝大多数医院后来都采用了这种登记表。
南丁格尔觉得统计“比小说更生动有趣”。她说，她专爱“啃硬骨头”，弄清事实。
她的好朋友希拉莉·博纳姆·卡特回忆说：“弗罗伦丝不管多么疲惫不堪，一看到一长篇数目字，对她来说，总是最好的兴奋剂。”
随着卫生事业的改进和发展，护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南丁格尔对这一事业的热忱丝毫未曾减退。
在1859年至1860年底，她筹办了护士学校。但是，时至1860年底，对她说来那项最最重要的事业，为了英国军队所做的工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终于完全垮了。
他病倒的时间是最糟不过了，因为，陆军部的改组工作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胜任。“再打一仗吧，再打最后一次，最漂亮的大仗吧！”南丁格尔曾写信这样央求他，振作精神，鼓起最后的勇气，打完这最后一仗，就答应让他退休，好好休息。
锡德尼·赫伯特的精力此时已将消耗殆尽。医生说，他患的是肾脏疾病，已到晚期，无法治疗。医生建议只有完全卧床休息。而这个意见不仅南丁格尔和赫伯特夫人无法考虑，就连赫伯特本人也感到无法考虑，仍旧一味苦撑着。当改革运动同官僚守旧势力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的时刻，他，这场斗争的中心人物，怎么能够躺倒休息呢？
到1861年5月底，南丁格尔托付给他的工作他都完成之后，他实在支撑不住了。每天早上，他总是先靠在沙发上喝上两口白兰地酒，然后借着酒劲儿，“爬到”陆军部去上班。
这个坚强的人就是死也要站着死去。
6月7日，他写了个便笺给南丁格尔，说明自己确实必须退休了。
南丁格尔痛苦地答应了他。
他能忍受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小姐生气，却不愿使她感到难过。
他常常这样说：“可怜的弗罗伦丝，她舍弃的更多啊！”她也重病缠身，心忧国事，于是他又亲自去拜望了南丁格尔小姐。
一场严峻的谈话开始了。
南丁格尔本人的精神和健康也正被愁苦和辛劳消磨着，她当然不愿看到眼前又倒下一个战士、一个忠诚的合作者。而锡德尼·赫伯特想到，如果他不去承当这一切，那就等于断送了英国军队。再说，还有谁能比南丁格尔舍弃的个人幸福、忍受的个人痛苦更多呢？
这样，他完全不顾自己的病情，又把一切都承担下来了。7月9日，他乘马车又一次来到勃灵顿饭店，向南丁格尔告别。他走路已摇摇晃晃，很吃力了，由别人扶着走上楼梯。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他支撑着回到了威尔顿自己的住所，这个他如此熟悉而喜爱的地方。
“我热爱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宛若一个有灵之物，一个活人……”
三个星期之后，1861年8月2日的清晨，这位顽强的战士终于与世长辞了。他临终的话是对弗罗伦丝说的：“可怜的弗罗伦丝——我们共同的事业还没有完成……”
在南丁格尔忠诚无私精神的感召下，锡德尼·赫伯特临死也没有退出阵地。他死后，验尸的结果令医生感到惊奇：一个人病得这样严重尚能坚持工作一年之久，简直是奇迹！
又过了许多年，锡德尼·赫伯特与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小姐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才逐步得以实现。
锡德尼·赫伯特的心血并没有付诸东流。如果没有他的努力，英军士兵的悲苦境遇也许还要延宕半个世纪之久。
1857年的皇家卫生检查委员会也许并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但它的成立，它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就是一个胜利，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破晓。
锡德尼·赫伯特病逝两周后，南丁格尔小姐写成了一篇悼念他的回忆录——《锡德尼·赫伯特和他对英国军队的贡献》。此后，她永远地离开了勃灵顿饭店。她感到那像是一所“凶宅”，每当她凭窗眺望，总仿佛见到锡德尼·赫伯特就站在大街上。她又回到汉普斯村她的居室，完全沉湎在思念和悲哀之中。她十分哀痛，但并不悔恨自怜，她感到她忠实地履行了她的天职。回首往事，她问心无愧。但毕竟，在她的心中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锡德尼·赫伯特在世时，她感到，她是一只手，而锡德尼·赫伯特是这只手中的利器；而此刻，每当想起他，她就会感到锡德尼·赫伯特才是他们共同事业的主人和“大帅”，而且在感情上与他似乎也更加难舍难离。她写道，“没有人像我那样敬仰他，追随着他，没有人像我那样地了解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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