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以来，萨特的主要精力不在于著述，而在于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活动。人们总是看到他忙于出席集会、发表讲话、签署声明、宣言、抗议书、出庭作证、递请愿书、会见记者、上街游行示威、会见左翼分子等等，因此当1971年，大部头的三卷本传记《家中白痴——居斯塔夫·福楼拜》映入读者的眼帘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问题：这位天才兼斗士是如何能够一心两用：一方面马不停蹄地投入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却从最深的层面追寻了一个19世纪的人物。
跟人们的猜想不一样，《家中白痴》并不是一部急就篇——“福楼拜花了我十年工夫，可以说，从《阿尔托纳的幽禁者》之后，我就致力于这部著作”。而要谈到萨特对于这位19世纪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研究，则始于更早的时候。还在萨特五六岁刚刚学会阅读的时候，他就对福楼拜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他曾几十次地反复阅读《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到后来竟能整段地背下来，而福楼拜从十几岁就开始的创作生涯，一直就鼓舞着幼年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再一次细读了《包法利夫人》，对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30年代他重读了福楼拜的另一本著作《情感教育》，并就此和波伏娃作过长期的、激烈的探讨，我们从萨特的成名作《恶心》中即可看出福楼拜对他的深刻影响。二战期间，前线无战事的境况使萨特进行了大量阅读，其中包括四大卷福楼拜的书信集，他发现：这位伟大的作家不仅是个胜利者，也是个失败者；他不仅是可敬的，也是可怜的，乃至可恶的。从此时起，萨特就萌发了以后要写一部他的传记的念头。此后，萨特对于福楼拜的分析一直延续着，在《存在与虚无》中，他用福楼拜做例子来反对传统的心理学，并建立了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这种精神分析尚未遇到它的弗洛伊德，我们至多只能在另外的论著中提供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个例子。”1956年，一个契机使萨特正式决定开始着手写福楼拜的一生：法国共产党文艺评论家罗吉·伽罗蒂约萨特进行一次比赛，分别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一位著名人物，看谁做得更成功。萨特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福楼拜。
《家中白痴》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是萨特最富诗意、最狂热、最重要的评传，它的产生是福楼拜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家中白痴》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萨特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究福楼拜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创立的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为在此之前，萨特曾用同样的批评方法写过两本传记。萨特是一位对各种体裁都能驾驭自如的作家，在小说、戏剧、文学评论等领域，他都收获不菲，但直到此时，人们才不得不承认：他亦是一位为人作传的大家。当传记这种体裁还远未受到人们的重视时，萨特已经在其中耕耘不辍了。
萨特的第一部传记是写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这是1944年他应邀为波德莱尔的日记和书信选集写导言的产物。此时的萨特一方面已经懂得了介入的必然性和作家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还没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和唯物主义，因此他主要是用最原始的存在主义分析法来对波德莱尔的一生进行剖析。萨特认为，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概念——“最初的选择”最能说明波德莱尔性格和行为的形成。所谓“最初的选择”是指人们在生命遭受最初的打击或陷入最初的危机时为使生命得以继续下去而做出的选择，主体以后的自由选择归根结底与这个原始选择分不开。萨特认为正是波德莱尔从幼年时便形成的自恋情结决定了他后来的一生。
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之一，他的名作《恶之花》发掘了恶中之美。是他首次把丑恶当作一种现实的存在方式和审美对象，而不仅仅把它看作道德谴责的对象，从而在文学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审美态度。波德莱尔这种奇特的“审丑”心理以及那绮丽的文风是怎样形成的呢？萨特认为从他的儿童生活中就可找出端倪。
波德莱尔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继父是一位曾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将军。波德莱尔与继父相处极不愉快，他因继父夺去了他深爱的母亲而敌视他，继父对他严厉得近乎专制的管教则使这种敌视恶化为仇恨。萨特认为，波德莱尔试图否定这个可怕的现实，而使自己停留在亲生父亲在世时的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这种企图使他选择了“把自己当别人来看待”，并对这个“别人”无比爱怜和迷恋，这种做法就形成了他的自恋情结。此后，波德莱尔沉溺于自恋中而无法自拔，他的一生就是从一种自恋进入另一种自恋。由于感到被一切所抛弃，他只有自己喜爱自己。他的孤独、独创性、自我否定、对过去的崇拜、对恶的迷恋、自虐、形而上学的性保留、寄生习惯、保守又独创的诗风等等，全都是他自恋的表现形式。他通过自恋战胜其他人。
由于波德莱尔已经成为法国诗坛的象征，萨特的论著一出版便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抨击，人们尤其指责萨特仅仅谈了波德莱尔其人，却完全忽视了其作品，其“诗的事实”。后来萨特自己对这本传记也并不满意，因为这位伟大诗人的人格形成和文学创作都被归结到了他的最初选择和最初的家庭经历上，而忽视了他人与社会的因素。事实上，波德莱尔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牺牲品，更是19世纪资产阶级的殉道者。不论怎样，这个导言的出版仍是波德莱尔研究中的一件大事，1947年，伽利玛尔出版社以《波德莱尔》为书名出版单行本。
被萨特选择为之作传的第二个人是当代法国著名诗人、戏剧家让·热内。让·热内是文坛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与萨特有过一段短暂却亲密的友谊。1944年5月的一天，萨特正在“弗洛”喝咖啡，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向他走过来。他的头发密密地拳曲着，薄嘴唇紧紧地抿着，走路的姿势像一个将要上场的拳击手。“你是萨特？”他唐突地问。在此之前，萨特曾多次听朋友们说过这位在监狱中诞生的诗人的奇特经历，并被其已经发表的作品所深深地打动。经过几次接触后，萨特被这位天才作家迷住了，他们成为了好朋友。1948年，当热内因再次触犯刑法而被判处流放时，萨特联合其他著名作家为他发动请愿，而终于得到了总统的特赦。不久，伽利玛尔出版社准备出版热内作品的全集，热内请萨特为这套全集作序。没料到萨特一提笔作序便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写成了一本长达600多页的《热内传》，成为热内全集中的第一卷。
战后的政治风云使萨特彻底摆脱了个人主义的局限，开始尝试在历史的、社会的环境中理解个人的自由，理解个人和他人的关系。这使萨特在剖析热内的一生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分析法，试图揭示出在社会的重压下，个人是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的。萨特后来自称这本传记“可以算是把我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含义解释得最清楚的一本书”。
让·热内是出生在巴黎的私生子，10岁的时候因为无心的偷窃被送入教养院，从此便开始了小偷和流浪儿的生涯。以后由于走私、兜售毒品和充当男妓多次被判刑入狱。在狱中他开始写作，用宗教式的语言描绘自己的监狱生活，逐渐形成了别人难以模仿的文风。当第一部小说《鲜花圣母》出版时，这位罪犯作家一举成名，此后他不断地发表了许多内容上颇有争议，但其文学价值得到公认的作品。
萨特从“自由”这个概念出发来从总体上诠释热内的一生。热内有一种变成别人指控他的那种人的需要。因此当他在尚不明白偷窃的真实含义时因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别人称为小偷时，他就把自己当作了真正的小偷，从而形成了自己有罪的迷信。此后他不断作恶，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接受生活分派给他的“恶人”的角色。后来，热内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再后来他从事文学创作，而这些都是他的自我创造，自我表达，他通过这些来恢复他那被异化了的自我。萨特在展示热内的一生时，指出他无疑是一个已经被异化了的人，但他首先是那个异化了的社会的产物。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屈从于社会的重压，在最不利的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努力实现个人选择，最终赢得了个人的自由。因此，萨特认为，这位窃贼、诡辩家、鸡奸者，既是一位“恶的即兴表演者”，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位英雄”。据此，这本传记取名为《戏子与殉道者》。
萨特在写作《热内传》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和热内所共同具有的一种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凌驾其上的自由观。不过，这本书却使他和热内的关系淡漠下来。热内不喜欢这本过于真实的书，他原以为萨特会在序言中谈他的作品，但没想到出来的是一本无可辩驳的传记。
萨特在分析热内时已经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注意到了热内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以及个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但还未能揭示现存社会的整个结构，未能阐明个人计划与整个社会生活、与整个时代精神的关系，而这即是《家中白痴》一书的主要内容。
在这部传记中，萨特运用精神分析调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及一种特别精细的阅读方法显示了福楼拜是如何反映了他所处的环境、时代以及阶级的矛盾，从一向被人忽视的福楼拜年轻时代的草率作品以及信件中，萨特发现福楼拜精神、性格上的两个重要特征：被动性和歇斯底里症。福楼拜有一个极为盛气凌人的父亲和一个缺少母爱的母亲。父亲认为福楼拜智力低下，是个“白痴”；而母亲虽然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因为希望生下的是个女儿而对他毫无热情。这既造成了福楼拜的被动性，也形成了他对于自己身份的匮乏感。为了取得一种身份，他从小的雄心就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借此他可以发泄自己的施虐——受虐狂：他想让别人嘲笑他，他想公开消灭自己身上一切人的价值，同时既证明他自己配不上他们，他们也配不上他的宏愿；为了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这种愿望，他开始了文学创作。萨特认为，福楼拜这种精神病症是时代的结果，他的不幸童年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矛盾，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对自由的异化的产物。正是19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的客观环境及其意识形态，以及福楼拜童年特殊的家庭生活条件，决定了他选择想像性的创造行为，从而成为了一位作家。
萨特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所写下的三本传记，反映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发展进程。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朋友多少有些反对他写福楼拜，因为这是“一个天才在一件资产阶级的傻事上白费心血。”他们更希望他去写一部为人民构思的长篇小说或关于左翼知识分子的专题论文。萨特理解这种观点，但有自己的看法：“从内容上看，我写这书似乎是在逃避现实，但以我写这书运用的方法看，我觉得自己是同现实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萨特一直抱着这样的宗旨：不论历史的特定时刻和社会、政治的环境怎么样，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而他关于福楼拜的研究对达到这个根本点应该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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