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永远变化着，带着5月事件的余波前进。5月运动的成果之一便是产生了许多种左翼报纸，如《人民事业报》、《我控诉》、《人民之声》、《一切》等等。这些单页的地下报纸观点激进，专门暴露社会阴暗面，其影响日益扩大，因而被当权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它们由一些热情的左派分子在街头拐角处或大学校园里大声叫卖，而它们最忠实的读者是那些25岁以下的年轻人。1970年，“无产阶级左翼”的力量越来越单薄，面临解散的危险，而它的宣传阵地——《人民事业》正遭到步步紧逼的查封。4月，该报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青年编辑勒当泰克和勒布里斯突然被一辆响着警笛的警车押走。左翼分子被眼前这样严重的局势弄得有些不知所措，要知道从1881年起，除了被占领时期以外，法国还没有一个新闻编辑人员被送进牢房。
如何反抗这种无耻的镇压？左翼分子请求萨特给予帮助，如果能请这位当代的伏尔泰出面任《人民事业》报的主编，不是给了当局有力的回击吗？然而这样一种未成气候的小报，能请得动当今知识界的泰斗吗？几位左翼分子踌躇再三，然而萨特本人对左派势力的一贯支持鼓舞着他们。
尽管不赞成这张报纸的全部观点，萨特被来者所提出的恢复暴力革命的希望打动了，他欣然同意由他接管《人民事业》报的主编工作。这意味着他必须为这家报纸上刊登的每一篇文章承担责任，意味着他也可能随时被捕。——这不是萨特所惧怕的。然而当又一期报纸出版并被没收时，当局只是向报社的一个无名小卒提出了起诉。
6月的一天，尽管证人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被捕的两位报刊领导人仍然被分别判处1年和8个月的监禁，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无产阶级左派”组织亦在当天遭到取缔。为了表示抗议，学生们在拉丁区举行集会，然而警察粗暴地驱散了他们，一名学生领袖遭到通缉。事情还没有完，几天后，警方包围了承印《人民事业》的印刷厂，厂主被毫无理由地“监督拘留”。好在75000份报纸早被迅速而神秘地运走了。紧接着，30名《人民事业》报的叫卖者被指控为试图重建“无产阶级左派”，不由分说地被关进牢房。看来，当局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人民事业》进行取缔、封杀。如果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人民事业》报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了！
第二天，《人民事业》报用大字号登出了新主编的名字——让·保尔·萨特。人们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时间议论纷纷。傍晚5点半左右，经过蒙巴纳斯公墓后面的达盖尔街的人可以看到，一群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录记者围着一对双鬓已白的老人，两位老人正在向带着购物袋的家庭主妇和正赶着回家的上班族分发报纸。这是一条不太宽的人行道，道边的水果、蔬菜、奶酪、鲜花各摊前挤满了购物的人们。萨特、波伏娃和朋友们钻进人群，一边大声喊道：“请看《人民事业》报，支持新闻自由！”一边手脚麻利地散发报纸。走过达盖尔街，他们又走上了勒克莱将军大道，这儿的人更多，在目睹了无数次示威游行的铜狮的注视下：这些知名的报贩向态度各异的人们散发报纸。有些人满脸狐疑，不愿或不敢伸手接递到眼前的报纸；另一些人则满不在乎地拿了过去；还有人高声喊着：“给我一份！”一个卖鱼的妇女问道：“他们卖给我们吃的药有毒，你们的报纸登不登这种东西？”“凡是他们对你们做的歹事，我们都登。”“那给我一张。”一群人开始围过来，人们兴奋起来，像过节一样。
一件小插曲为萨特他们的叫卖报纸添上了喜剧色彩。一位年轻的、积极的警察走到萨特跟前，抓住他的手臂，从他手中夺过报纸。立刻，无数镁光灯闪烁，记者们已抢下了这个颇有新闻价值的镜头。这时，有人高叫：“你逮捕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位警察连忙松开手，但萨特依然跟着他走。街上又有人叫道：“拦住那个贼！”这使那警察加快了步子，最后变成了碎步小跑。萨特和朋友们这才转过身来，继续分发报纸。人们被这滑稽的场面逗乐了，他们开始争先恐后地索取报纸。不一会儿，萨特他们就已两手空空，只好打道回府。而不待他们回到住处，卢森堡电台已经播放了突发性新闻，更多的人听到了萨特的声音：“请看《人民事业》报，它并没有被取缔，逮捕它的报贩是违法的！”
6月26日，他们再次行动。这次的路线是从《人道报》报社对面走向斯特拉斯堡——圣德尼。这次，来了一辆警车。20多名《人民事业》报的支持者被礼貌地带往警察局验证身份。当警车来到警局面前停下时，警察让腋下还夹着一捆报纸的萨特下车，并一脸恭敬地说：“您自由了，萨特先生。”波伏娃和其他所有人则被带进了警察局。留在外面的萨特立即向聚拢过来的人群散发剩下的报纸，于是他也被请进了警察局。抬眼一看，萨特立刻感觉出了警察们的慌乱：验证身份的警官被受讯者的嘲笑弄得满脸尴尬，而局长则忙着打电话给他的上司，只听到他连声说着：“真糟，这事办糟了！”不一会儿，他们作出了决定：释放萨特和波伏娃，而其余人必须留下。萨特和波伏娃立即表示：他们俩一定将是最后离开的人。这种态度使警方的打算落了空，因为上级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释放萨特而又要扣留其他人。双方僵持了一小时后，几名便衣警察和一位上司赶到了，扣留的人被一小拨一小拨地释放了。当萨特走出警察局大门时，早已闻讯而来的记者立刻把他包围住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的电视台记者都摄下了这珍贵而滑稽的场面。对着十几个麦克风，萨特说他并不想让自己被捕，而是想使政府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处境。从警方不知所措、底气不足的态度来看，他成功了。
两次叫卖活动的胜利使《人民事业》报逐渐为更多的人知晓，它的发行量是明显上升之势。但政府还在顽固地进行弹压，没收报纸仍然像是家常便饭一样。《人民事业》报的支持者们决定再进行一次示威活动。
也许是有人走露了风声，那天，当支持者们还刚刚聚集在印刷厂时，就发现街角已停了一辆警车，他们决定不予理会，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他们的车和警车一前一后地出来了，不一会儿，他们的司机巧妙地把尾巴甩掉了。但更多的人知道消息后赶来了，其中包括从各家电台、电视台来的记者。萨特对记者讲了几句话后，车子径直开往马斯佩罗书店，在那儿三千份报纸很快抢购一空。下一个目标是“读书乐”书店，但那辆被甩掉了的警车又跟上了，不过其上的便衣警察们只是远远地跟着，并不上来干涉。又放了几千份报纸在“读书乐”书店以后，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在街上发报纸。三个鲁莽的小伙子远离了大伙儿，一直深入到圣米歇尔大道，警察逮捕了他们。恰好目睹了此情此景的另三名同志自愿和他们一起去警局。得到消息后的萨特和波伏娃迅速赶到那家警局，他们身后簇拥着本国和外国电视台的记者，再后面是那辆一直跟着他们的警车。在警察局门外萨特对记者发表了义正辞严的讲话，一位警察则站在二楼上给跟来的几个人每一个都拍了照。是纪念？是恫吓？还是虚张声势？然而什么事也没有，6位朋友很快获释。如此结局，似乎令警方很不甘心，当大家一块儿去饭店吃午饭时，那辆警车竟然又跟着到了饭店——但也只能如此而已，他们再不敢妄然采取任何行动。萨特和他的战友们再一次挫败了当局试图破坏他们示威活动的企图。
此后，政府似乎也厌倦了这种毫无成果的争夺战，而最让人棘手的是：伏尔泰是抓不得的。渐渐地，政府对于《人民事业》报的干扰停止了，该报终于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得以在报亭公开出售。不到半年，它已经办得如火如荼，其规模、知名度和发行量都已今非昔比。1971年1月，该报的支持者们成立了“《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在成立大会上，当波伏娃谈起他们在三次散发报纸的过程中同警察打交道的始末时，听众们无不捧腹大笑。
成功鼓舞着萨特继续为左派的新闻出版自由而进行斗争。除了仍旧担任《人民事业》报的主编外，他又接过了两家左派报纸：《人民之声》和《一切》的领导职务。和当年于危难之时接过《人民事业》报一样，萨特并不完全赞同这两家报纸的观点，只是认为它们的存在意味着左翼势力的壮大。因此他决定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保护这类较为激进的出版物免受政府查封或被勒令停刊。
此外，萨特还和许多左翼分子一起参加了旨在帮助在政府对左派分子的镇压中的受害者的团体——“红色援军”组织，他希望通过这个组织能把形形色色的非共产党左派组织联合起来。
萨特为“红色援军”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帮助创建该组织的宣传刊物《红色拯救报》；为审判朗斯煤矿雇主的人民法庭起草并宣读对该煤矿恶劣雇佣状况的起诉书；积极支持政治犯们为争取改善服刑条件而进行的绝食抗议；领导了一次对一家汽车厂的接管运动；为一本关于法国毛派的书作序……随着萨特不断地投入社会实践，他越来越成为法国国内最有影响力、最引人注目的左派领袖。而历史永远地摄下了萨特在圣·米歇尔大街叫卖报纸的镜头，在警察局前慷慨陈词的镜头以及总被一辆警车跟着的镜头。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鼓舞着一代又一代法国人为争取新闻自由以及最高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而不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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