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奉和平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不能容忍任何侵略行径。
当萨特不再被阿尔及利亚战争所缠绕时，越南战争又占领了他思想的最前线。
1965年2月7日，美国人以一艘驱逐舰在东京湾被北越鱼雷快艇所袭击为借口，出动空军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空袭逐步升级，一场把越南人和美国人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战争开始了。美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越南南、北方的统一，从而保住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恰好这年年初，美国康纳尔大学邀请萨特去那儿举行关于福楼拜以及哲学的五场学术报告，萨特接受了。然而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使萨特感到自己不应去美国。美国人无理干涉越南人民的自决权利让萨特深恶痛绝，他决心做他所能做的一切来反对这场侵略战争。他当即写信给康纳尔大学说明自己拒绝去美，因为越南战争的局势越来越严峻，而自己作为一个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的欧洲作家，此刻不可能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入美签证。如果他去了，那么不管他在那里说什么，第三世界的人都将指责他，因为“人们是不到敌人那边去的”。
一开始，美国的左翼人士因为萨特的“变卦”而批判他：“这是背弃！让我们丢脸！”他们认为萨特应该对那些对他期待已久的人负责。但慢慢地，他们开始理解并赞赏萨特的决定，并承认拒绝邀请所造成的影响比发表大量讲话还大。“他一直对我们非常有用，这是一个榜样”。越来越坚决地投入到反战斗争中的美国人如是说。无独有偶，不久20位美国作家拒绝了白宫对他们的邀请。萨特对这场侵略战争的第一次抗议无疑取得了胜利。
战势愈演愈烈，4月，第一批美国陆战队在南越登陆，17个国家呼吁停止战火，举行和平谈判。萨特对记者说，这是在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全部事件的重演，他希望美国知识界取得比他们的法国同行当年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更大的成功。“但即使他们没有成功，示威也不会是徒劳无功的，你们的示威是在不负责任的人们正在全世界使你们的国家蒙上丑恶形象时进行的……”
这场战争激起了世界性的反对。在隔海相望的英国，一位已有93岁高龄的哲学家正策划着一个较大的行动。以在哲学、数学、逻辑学等方面的非凡成就而闻名于世的伯特兰·罗素同时是一位毕生献身于人类和平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因介入古巴导弹危机，而成为反对核武器运动的领袖；一战期间，他因煽动反对征兵罪而入狱；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站出来和某种非议的势力较量一番，使各种政府在法庭上受到愚弄。此刻，越南本土上不断发生的残暴行为和美国国内因这场战争引起的骚动使罗素感到决不可袖手旁观，他决定进行一场特别战争罪行审判。那么有谁愿意为这次审判担任法官呢？尽管对萨特的存在主义颇有微词，罗素还是第一个就想到了萨特。
仅仅站出来说几句话是不够的，萨特和波伏娃毫不犹豫地同意担任罗素法庭的成员，开庭的目的不在于确定美国是否犯了战争罪——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是想要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引起公开的反对。一旦明白了它的意义之所在，萨特决定把全部精力放入这一新的事业。
11月，罗素国际战争罪行审判法庭问世，但问题接踵而来——很难找到一个愿意做这次审判的东道主的国家。英国、瑞典都以堂而皇之的理由使自己不介入此事。萨特所希望的开庭地点——巴黎也拒绝了他们。萨特直接写信给戴高乐责问此事，在回信中，尽管总统优雅地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但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萨特再次以其犀利的笔锋对戴高乐的做法加以剖析：“他这是想表示，他是在对一个作家说话，而不是对一个他不想承认的法庭主席说话。”接着，他指出政府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美国的压力以及不想群众参与其政策的心理。然而，找不到开庭的地方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项不合理的事业，“我们所遭致的困难恰恰奠定了法庭的合理性，这些困难只证明了一件事：即有人怕我们。为什么有人怕我们？因为我们提出了任何西方政府都不愿看到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罪行的问题……”法国当局再一次领教了萨特的“厉害”。
天无绝人之路，瑞典政府改变了初衷。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主原则迫使它承认：拒绝这种法庭在那儿召开是违反宪法的。1967年5月，萨特和波伏娃动身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罗素法庭的第一次开庭。
斯德哥尔摩一如既往地向每一位外来者展示它如诗如画的魅力，然而与会者中谁也无法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地球的另一面：轰炸、烧伤、抢劫、酷刑……正使百万民众陷入了炼狱般的痛苦之中。本次法庭由罗素担任名誉主席、萨特任执行庭长，南斯拉夫的杰出历史学家、法学博士和社会活动家德迪杰主持审判，而其他法官则包括德国哲学家和作家冈瑟·安德斯、意大利法学家巴索、墨西哥前总统卡登纳斯、菲律宾诗人赫南德兹、日本法律专家盛滨、物理学家松一佐方等等。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东道主国的那些年轻人自愿义务承担起吃力不讨好的翻译、打印和复写文件等工作，一时间，来自五洲四海的正义主持者们走到了一起。
在经过了十多次常常开到深夜的秘密会议后，法庭正式开庭了。第一轮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美国是否犯有国际法所规定的战争罪？二、是否有以平民为目标的轰炸？如果发生过，又达到了什么程度？
第一个问题的肯定答案不容置疑，新闻报道对第二个问题更感兴趣。法庭上的物理学家通过展示杀伤弹的样品证明：它们不能用来对付军事目标，而是专为屠杀不发达地区的居民而设计的；派遣到越南战场进行调查的医生和新闻记者则用具体的数字和人员姓名证实了美国人故意选择麻风病患者聚居地、医院、学校和教堂作为轰炸目标，这些报告得到了幻灯片和录像片的证实。最后两位来自北越和两位来自南越的老百姓当场展示了他们目不忍睹的伤口。午夜，法庭进行正式判决，萨特宣布对美国起诉的这两个罪行完全成立，并详细陈述了这种裁决的理由。整个会堂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掌声。第二天，《纽约时报》、卢森堡电台、法国电台对法庭的判决作了公正的报道。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这里，投向了这一群敢于进行正义的裁决的人们。
令人遗憾的是，法庭最想发挥影响力的地方——美国似乎对这次审判漠然视之，但没有人为此感到气绥。11月，萨特和波伏娃马不停蹄地赶到哥本哈根，投入了第二次审判的筹备工作中。这次的议题有三个：一、美国军队是否使用或试验了战争法所禁用的新武器；二、越南俘虏是否受到为战争法所禁止的非人道待遇？三、是否有符合种族灭绝法定义的灭绝人口的趋向？
这第三个议题让萨特实在担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又何必提出这个问题呢？如果答案是“有”的话——这残酷的现实又怎么让人受得了呢？想想纳粹屠犹吧！要防止人类再次陷入暴力的疯狂，就必须直面现实。萨特和成员们决定不放弃这个棘手的议题。
日本代表成功地证明了美国军队的确正干着灭绝种族的勾当。首先，他们以剥夺越南游击队的掩蔽物和食品为借口，把一种名为“绿叶剂”的有毒物品喷洒于森林、稻田、甘蔗田和蔬菜田中，正是这种“绿叶剂”导致了越南先天畸形婴儿数量的增加，这难道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种族灭绝方式吗？第二个证据是有关“战略村”的报道。在越南的“战略材”中，家庭分裂，人们处于差得令人震惊的卫生条件中，过着完全非人的生活。此外，美国军队对于密集人口区大规模的致命轰炸和有毒物质的喷射无不带有灭绝人口的意图。
在听了专家和证人们的发言后，萨特感到自己实在无法抑制胸间燃烧的怒火，他连夜赶写了一篇文章，以严峻的事实阐释了美国人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为什么应该被认为是灭绝种族的行径，并揭示出这种行为对于整个人类的危害：
“所以，越南人是在为所有的人而战斗，而美国势力则在向所有的人开战。这并不是形象化或抽象的说法。这不仅因为发生在越南的灭绝种族的行径是受到人权普遍谴责的罪行，而且还因为灭绝种族的讹诈借助于核讹诈，也就是全球战争的讹诈逐渐向全人类蔓延，还因为每天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这种罪行把所有对此罪行不予揭露的人都变成了罪犯的同谋，并开始使我们堕落以便能更好地奴役我们。就此而言：帝国主义的种族灭绝行径必然会变本加厉地蔓延开来：因为他们想通过越南民族而把矛头指向全人类，想对全人类实行恐怖主义。”萨特的结论让绝大多数人心服口服，一直在此之前还对这一问题持保留意见的两位法官听完萨特的发言后，大受启发，失声叫道：“你使我们信服了！”
反战的情绪逐年增强，1975年，当战争结束时，《世界报》的记者问萨特，罗素法庭有什么意义，萨特直言它的实际意义不大，它在美国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而其他国家也很少有认真对待它的。不过，正义的声音只要不泯灭，人类就还可以看到希望。它也证明了“每个人既是他邻居的法官，又是他自己的督导”。
这一古老的观念。任何一个自由的、对某件重要社会事件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和其他同样的人在一起去进行一个审判。哪里有正义，哪里就有法庭。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已经十分习惯和熟悉萨特那张四方脸、那个瘦矮的身躯以及他那独特的、如金属般刺耳的声音。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会听到他的谴责。萨特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作家和哲学家的身份和地位，而成为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活动不局限于法国国内，他对世界上一切正义、进步的事业都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现在，萨特已经成为法国最受世人瞩目、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左派”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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