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之后的萨特丝毫没有改变。他还是住在旅店里，还是常常到咖啡店坐坐，他还是无心考虑自己该如何打扮，仍然不结婚，仍然避开社交界，也从不拿作家这个幌子来保护自己，尽管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一些“奇谈怪举”可以得到一些谅解。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写作，惟一有所变化的是：他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一个重大社会事件、每一篇重要的政治评论都令他密切关注。
二战后的法国到处是贫穷、饥荒。食品的短缺不断引起骚乱、罢工和犯罪。就在这种时局下，法国国内政治势力的团结却日益显出分崩离析的趋势，政党间的争执不断尖锐化。右翼组织“法兰西人民联盟”坚持进行激烈的反共运动，而法国共产党的举措也显得有些过火：他们几乎把每一个不向他们靠拢的人都叫做法西斯分子，事实上，左、右派的这种对立在更大范围内是国际大团结瓦解的折射：美苏两大集团的冷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该往何处去？萨特感到无所适从。他当然一向与狂热的好战者——那些希望以强权、武力来恢复法兰西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的戴高乐分子针锋相对，但他也不尽赞成法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保持一致的做法。在他看来，苏联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化身，然而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它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还为战争作准备，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世界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萨特决意避免选择两大集团中的任何一方，而找出另一条路来。当然，要坚决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阵营的霸权政策，然而拒绝与苏联完全站在同一立场上也并不算消极。萨特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宣扬自己这种政治态度，从而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达到使法国避免走上歧途的目的。
机会很快就来了，连萨特自己也没想到，他可以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从前萨特当老师时的同事吕西安·博纳法正活跃于社会党内，他提议萨特和《现代》的成员可以在每周一次的“现代论坛”节目中播音一次。萨特决定最大程度地利用这次机会。
第一次节目开始了，萨特和他的同事们采取了圆桌讨论会的形式。他们轮番呼吁听众抵制两大集团的冷战。“无论你们加入哪一派，都只会加剧双方的冲突。和平是可能的！”萨特那尖利的声音回荡在法兰西的上空。
第二次节目是一个政治小品。其时，法国正准备举行地方选举，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县级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可是，就在选举的第二天，他们遭到了萨特和《现代》同僚们的猛烈抨击，在这个政治小品中，由舒尔法扮演一名戴高乐分子，而萨特、波伏娃、梅隆·庞蒂、蓬塔利斯和博纳法轮流同他论战，以排山倒海之势驳倒了“假戴高乐分子”的每一种辩解，并借机谴责了戴高乐分子宣扬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做法。
广播节目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其中不乏赞同之声，也有一片指责声。几家报刊开始起劲地诋毁他们，而一些胸前挂满了勋章的戴高乐分子竟怒气冲冲地来到萨特常去的“弗洛”和“塔布”咖啡馆，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后，扬言一定要把萨特痛打一顿。稍温和一些的右翼知识分子则提出挑战：要把这种讨论会继续下去，他们将出来应战。不过也许是因为害怕萨特那所向披靡的辩才，他们最后又不了了之。最厉害的回击来自已经做了戴高乐的新闻部长的马尔罗。他亲自来到已年逾古稀的加俐玛尔那里，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加俐玛尔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现代》杂志，要么他马尔罗洗手不干，而纪德以及该社旗下的许多驰名作家也将一齐退出。这道杀手锏在加俐玛尔出版社内部引起了恐慌，经过了整整24小时的调停、协商后，双方才达成一致：《现代》仍由加俐玛尔出版社出版，但主编易人——出版家勒内·朱利玛取代了梅隆·庞蒂。不久，政府把“现代论坛”节目也封杀了。
只局限在几个知识分子中的活动远不能改变现实。这是“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现代论坛”节目的失败所带给萨特的教训。他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组建一个政党，以形成一种较为强大的抵制左、右两种势力的力量，从而为改善国内、国际局势，维持战争使之更显珍贵的和平而作出尽可能的贡献。恰在此时，萨特结识了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胡塞。
胡塞是通过梅隆·庞蒂的引见而认识萨特的。初次见面，萨特对他并无好感：胖墩墩的，一只眼睛上贴着膏药，几颗牙齿已不翼而飞，讲起话来，声音响得像喇叭。乍一看，这不像一位政治家兼高产的作家，而活像一个海盗。可是不久，萨特对这位其貌不扬的政治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也在寻求“第三条路”，而且似乎已经找到了，还创立了名为“革命民主联盟”的政党。这一组织的名称虽然有些激进，但却奉行中间路线。它的宗旨是把各种不愿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利用它们建设一个独立于两个集团之外的欧洲，建设一个和平、中立的社会主义。看到如此有名望的萨特对自己的政见表示欣赏，胡塞不失时机地请萨特加入他们的组织，并请他担任该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这次，萨特陷入了生平第一次犹豫不决中。长期以来，他追求个人自由，并发誓要为人类的解放而承担责任。然而，和一切珍视独立，不愿用任何纪律、强制和义务来束缚自己的人一样，萨特从不曾想过要加入别人的政党。何况波伏娃的反对也不无道理：自己已经在这种未见得有任何成果的政治活动中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可是，难道“介入”只是在口头、笔头上介入，而一旦需要真正投入行动时，却躲得远远的吗？
这一年的2月25日，布拉格发生政变，这使法国国内的反共情绪和对战争的紧张不安感空前激化。人们对于苏联的入侵议论纷纷，维护和平、避免战争的努力显得空前迫切。不能再犹豫了！3月，萨特发表宣言，宣告自己将和胡塞及其战友们站在一起，并向全体法国人民呼吁：在与苏联保持亦步亦趋的法国共产党和投靠资产阶级的国际工人党法国分部之间，仍有一片行动的天地。
一旦决定了，萨特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事业中，“革命民主联盟”的活动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快，该组织便以“萨特与胡塞党”而名气大增。连续几个星期六，萨特和同仁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共同起草一份呼吁书。他们推敲着每一个字眼，琢磨着每一个标点，力求至善至美。呼吁书号召人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和平的欧洲：“它不是一个让苏联害怕，欧洲化美国政治的欧洲；它不是一个让美国害怕，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影响欧洲民众的欧洲。”呼吁最后写道：“法国应当再一次向全世界发出圣·鞠斯特那希望的呼声，‘幸福在欧洲是一个全新的观念’！我们再以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发出的呼吁作为补充：‘全世界无产者和自由人，联合起来！’”这份呼吁书表明萨特及其战友们把推动本国政府协同欧洲其他国家政府，在苏美之间进行调解作为政党的宗旨，并把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作为自己的同盟军。
繁重的政治工作使萨特过度劳累：他生平从未写过这么多文章，参加过如此多的会议。在《战斗报》上，他的一系列政论文引发了一场争取和平、争取欧洲联合的舆论攻势；而对于“民主与革命联盟”自己的报刊《左派的民主与革命联盟》，他更是倾注了无数的心血。这份报纸由于经费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办得不算太好，但毕竟使他们的组织有了自己的宣传喉舌。只有逐个逐个地反对世界范围内的每场战争，我们才能为人类的和平做出点贡献。抱着这样的信念，萨特领导“民主与革命联盟”发起了一系列的反战运动，其中声势较大的有：维护印度支那和平局面的请愿运动、支援摩洛哥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反独裁反战争国际日集会等等。尽管这些较为温和的行动，很难对时局产生明显的影响，萨特仍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频繁的政治活动中。
既要反对资产阶级右倾势力，又要与斯大林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第三条路并不如想像中那样好走。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局势，夹峙在倾美与倾苏两种力量之间的“民主与革命联盟”逐渐感到难以存身。尽管令人痛心，萨特还是敏感到这个他倾注了无数心血和精力的组织已经在走下坡路，这表现为组织内部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想与共产党的社会行动保持一致；而另一部分人——他们包括该组织的大多数创始人——借口共产党人反对他们的组织，渐渐地滑向右倾。更糟糕的是，领袖人物胡塞因为个人野心而逐渐转而亲美，这无疑将直接导致该组织的消亡。
由于立场发生了分歧，萨特与胡塞的意见越来越不和。按照萨特的设想，“民主与革命联盟”的规模应该不大不小，但力量要很强大，足以影响舆论，左右时局。胡塞却倾向于进行大规模的行动，他雄心勃勃，却缺乏明确的目标。他特别陶醉于自己的嗓音，因而热衷于组织集会，进行演讲。每到此时，他的精神便达到亢奋状态。为了使组织的规模再扩大，他决定到美国去募集经费，这种做法遭到了萨特的坚决反对。因为“民主与革命联盟”是欧洲的一个组织，而美国的反共立场十分普遍。然而已经野心膨胀的胡塞对萨特的劝告置若罔闻，执意要去美国。当他怀揣着美国人的奉承和一些美元回到法国时，他的立场已经彻底转向了。他开始为美国的工业文明、美国的自由主义和美国的政权大唱赞歌。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当萨特在一次会议上提议资助“抵制独裁和战争日”时，胡塞断然拒绝。决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萨特自己出资召集了一个“民主与革命联盟”大会，宣布自己将与胡塞对着干。至此，这个组织也就名存实亡了。
“民主与革命联盟”的分裂给了萨特以沉重的打击。这个政党在一年内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他共拟写过两份重要的呼吁书，进行了20多次重要的谈话，出席了不计其数的会议，发表了许许多多的文章。不过，这次失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人不能创造一个组织，运动不能人为地发起。由于没能真正地吸引群众，组织不可避免地要逃离政治现实，偏离它的既定方向。
不过，组织的最后消亡并不意味着它的存在毫无意义，更不能就此断定它是萨特生活中的一个败笔。“民主与革命同盟”标志着萨特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投身于群众工作，直接参加政治活动。这表明他已不再满足于在主观上、理论上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了，他开始自觉地找寻自己处境中所包含着的客观性，并通过种种行动来调整自己同这种客观性之间的关系。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作为一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萨特真正投入到当代政治社会的斗争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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