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0日，暂时的平静终于结束了。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地突破马其诺防线，进入法国本土，始料不及的法军未作任何抵抗，真正是“一触即溃”。5月23日，萨特最亲密的朋友——保尔·尼赞在前线阵亡。6月21日，也就是萨特35岁生日那天，他与成千上万溃退的法军一起当了囚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未经一战、未开一枪。贝当政府仓促撤出巴黎，并在希特勒的停战条约上签了字。曾经骄傲、优雅的法国人成了亡国奴。
萨特最初被关在巴卡拉，两个月后被迁至西德特里尔集中营，随后开始了将近9个月的战俘生涯。身处沦陷了的巴黎的波伏娃深深地为萨特担心：这个一直养尊处优，一直无法忍受纪律和强制的人能忍受得了成为一名俘虏吗？但萨特接二连三的热忱来信使她稍稍安心了一些。信中说，战俘营的情况远非无法忍受，供给的东西是不太够用，但犯人们不必劳动，因此他仍能坚持写作。集中营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已经交了很多朋友，并日益感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波伏娃半信半疑：萨特果真是如此坦然经受这一切变故吗？他怎么会对那样一种明显的痛苦生涯“怀着强烈的兴趣”呢？
萨特并不像波伏娃所担心的那样，是为了宽慰她而编造谎言，他甚至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辞。战俘生活的确不让萨特感到难熬，他感到自己正在重温好久都没有过的集体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很乐意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战俘营是每15个人一起睡在地板上，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干，俘虏们几乎成天躺着。然而这样的生活并不乏味，因为
“可以无日无夜、毫不间断地与人交谈，直接往来，平等对待”。萨特从这种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开始努力使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他发现难友们大多都是拒绝妥协和让步的高尚的人，他们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兄弟情谊既牢固又美好。此外，萨特十分欣赏这些人即使处于厄运中也毫不减弱的即兴机智，而集中营生活中无时不体现出的简单的纯朴则让他回味无穷。
狱友们也十分喜爱萨特，因为他博闻广见又口若悬河，他的嘴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吐出让人捧腹大笑的句子。一有空，他就给大家上哲学课，讲海德格尔、尼采、司汤达……萨特原来是不大喜欢讲课的，现在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也因为此刻知识真的成了点燃生命的火花。“我负责组织了一所民间大学，给几乎全由教士组成的公众授课……我不拒绝招收学生。”在给波伏娃的信中，萨特不无得意地写道。萨特的每一封信都会让身处沦陷区的波伏娃精神为之一振。看到关在集中营中的萨特并不怨天尤人，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现状，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她感到萨特已为她以及所有法国人提供了一个范例——法国沦陷了，但法国人不应就此消沉。
在萨特的战俘生涯中，最和他谈得来的是一位年轻神父——巴热。巴热的最大魅力在于其行为与信仰的完全吻合。一天，当巴热神父的同伴们激烈争夺后来被证实是无中生有的获释机会时，他则拒绝接受这种机会，因为神父的职位没有授予他特殊的优先权。在入狱前，巴热是塞义山一个充满了贫困和罪恶的乡区的牧师，他之所以挑选去这个地方是因为它落后、野蛮得令人可怕。萨特很欣赏巴热，总是乐于和他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巴热的见解无不给萨特以启发。这位神父有关“圣灵感孕之谜”的见解尤其使萨特感兴趣。他认为：和任何孩子一样，圣子耶稣也生于污秽和痛苦之中。萨特对此深表赞同，他也认为如果救世主不能担负起人类的种种不幸，那么基督教就毫无意义了。巴热也极喜欢萨特，愿意向他敞开心扉。他甚至信任地向萨特讲述他与女性曾有过的和至今还保持着的各种不同的友谊——纯粹是柏拉图式的，但充满温柔和亲昵。萨特和巴热的友谊使他们在集中营的生活大为增色。在不知不觉中，日历翻过了一页又一页。
战俘生活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由萨特创作、导演，并亲自参加演出的一出戏剧——《巴里奥纳》。萨特是在与巴热神父进行有关耶稣出世的问题进行讨论时萌发出创作灵感的，只花了几天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剧本。从表面看，这出“神秘剧”的主题是基督诞生，但实际上它是以罗马占领巴勒斯坦这一事件为中心的。剧中有罗马皇帝雷利厄斯利用普查之机对所有的居阿代人强迫征收高赋税的情节，有激烈的台词——居阿代人领袖巴里奥纳，自从被占领以来，国家一直蒙受着极度痛苦——萨特创作这出戏是“别有用心”的。
1940年圣诞节这天，整个集中营的囚犯们都观看了《巴里奥纳》的演出，当看到由萨特涂黑脸扮演的朝拜耶稣的黑人国王巴尔塔扎最后变成了一个抵抗战士时，狱友们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寓意：正如异教徒和非教徒应该联合起来，反抗侵略者的暴政、奴役；正处于法西斯铁蹄下的人们也该团结起来，反抗德国的统治。《巴里奥纳》的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着实让萨特出乎意料，应观众要求，12月25日、26日该剧又连续演了好几场。
萨特写作此剧的最初动机不过是让囚犯们在节日里能略有消遣，但在创作及演出过程中，他发现戏剧的真正作用在于唤起那些与剧作家一样受苦受难的人们。多年以后，当萨特回忆起他的第一次戏剧尝试时，这样写道：“无疑，剧本写得并不好，演得也很差劲，评论家们会说，这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作品，它的确仅仅是一定环境的产物。然而正是在此场合，当我对舞台脚灯那边的我的同伴们讲话，谈论他们那种囚犯的境遇时，我突然看到他们出奇地安静，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时我意识到戏剧应该是什么东西了——一种伟大的集体宗教现象。”
另一个意外的收获是，通过写作此剧萨特发现了自己身上潜藏的戏剧家的天赋，虽然第一次尝试很难称得上完美，但他感到自己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艺术，它比小说更直接、更正面地反映现实、唤醒民众。一个伟大的戏剧家的诞生为时不远了。
尽管对这段监狱生活，萨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我在监狱中等于过了一段帐篷生活”，他仍然热切地期盼着逃出牢笼、回到巴黎的那一天。由于无论是对自我、对他人，还是对社会他的观念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关于未来的设计实在是太丰富、太急迫了。萨特和狱友们在等待着每一个可能的逃跑的机会。不久，时机终于到来了。由于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百姓，德国方面同意释放那些太小或太老以及身体状况不行的。要伪造一个能证明自己老百姓身份的证件太容易了，关键是如何让德国人相信你身体不合格。许多伪装者都被一眼识破了，因为当问及：“有什么病”时，他们千篇一律地回答：“心跳过速。”这种症状太容易做假了，于是他们被重新关回牢里。轮到萨特了，他把右眼皮翻开，露出几乎快要瞎的眼睛，可怜兮兮地说：“我什么都看不清。”这个证据医生们很满意，这样，萨特被当作老百姓释放了。
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周折，萨特顺利地回到了巴黎。可沦陷后的巴黎让萨特惊愕不已。在集中营中，萨特和难友们发誓永不屈服，和侵略者抗争到底，而巴黎——法国的首府，却作了太多的妥协，巴黎人远没有萨特想像中那样坚贞不屈，人们为什么都在黑市上买东西？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一份申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连波伏娃都签了？萨特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没有想到逃出集中营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便丢失了那种紧张、团结的气氛以及简单朴实的生活环境。巴黎和集中营不同，你不得不活，但活着就是一个亡国奴，就意味着你妥协了。萨特不得不好好思考一番了：应该如何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又如何在这一环境中实现他在狱中时对未来所做的种种规划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萨特一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兵役和战俘生活使萨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萨特自己的话来概括这种转变便是：“战争使我懂得了必须干预生活。”战前的萨特是个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人，对于生活、他人、社会、义务、责任等等，他总是抱着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尽管他不满现实，对抗社会，但由于过于看重个人的尊严、过于维护个人的自由，他始终只是一个旁观者，从未投入到社会现实之中，而一谈到政治，他总是露出不屑的神情，只是用拒绝选举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战争以其特有的方式给萨特上了深刻的一课，他发现，那些没有阻止战争的人们同样应对战争负责。沉默意味着默许，不搞政治，这也是政治。不阻止战争即是战争的同谋，无选择的自由即是不自由。战前的萨特采取一种不介入的姿态，然而不介入本身就是一种介入。战争的残酷还使萨特认识到：自己以前所进行的哲学思考有严重的局限性，而且是一种胆小的哲学：“现在，我不想用哲学来保护自己，那是卑劣的，我也不想使生活适应我的哲学，那又何其迂腐！”灯下，萨特苦苦地思索着。
“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结束了战俘生涯，回到了被占领的巴黎的萨特仿佛捱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终于到达了一个十字路口，他将做何选择，才能找到那条属于他自己的“自由之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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