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14年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在巴黎拉丁区勒·高夫街1号7层楼的一间灯光柔和的卧室里，一位年轻、秀丽的母亲看着她那正在床上蹦蹦跳跳的儿子若有所思地说：“布鲁，你知道10年以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孩子一下子停了下来，愣住了。不待儿子回答，母亲就开始描绘起她早已勾画过无数遍的蓝图：“你住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里，你的太太温柔美丽，好多好多孩子围着你……”年轻的女人还在絮絮叨叨，但孩子已经不再听了，他也入神地想像着自己多年以后的样子，然而却是一幅与母亲的构想迥然相异的情形：
“在这10年之间，我从未离开过我的书桌，我矮矮的个头，也像我父亲那样留着小胡子，我爬在一大堆辞典上面，我的小胡子渐渐发白，我的手在不停地写着，本子一本接一本掉落在地板上。夜已深了，人类沉睡了，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们也都睡着了，我的房东太太也进入了梦乡，睡意抹去了我的所有记忆，这是何等的孤独，20亿人都躺下睡着了，只剩下我这个惟一的哨兵在他们上面，监视着……”
时光冉冉，66年后，这位孩子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让人称奇的是，他真的被视为“在人类理解力的各领域正在值勤的守夜人”。人们认为正是他为20世纪的人类写出了真正取材于这个时代的作品，正是这位永不安于现状的真理追求者用笔和思想捍卫了人的尊严、自由和良心。这个在9岁时就想像自己通过不停地写作来拯救、帮助人类的男孩，就是后来名震全球的存在主义大家：让·保尔·萨特。
正如萨特所自诩的那样，这是一位天才。单看他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作品，我们也会感到他的一生太令人炫目。萨特所留下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是惊人的，这不仅指其独创性和多样性，也指这些作品的纯粹重量。单单写出这许多东西，就已经是一项常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了，更不必讲其中还包含着大量优秀的乃至伟大的内容。他的《恶心》使写作同类作品的小说家黯然失色；他的戏剧是最好的时代见证；他的批评和传记作品也保证了他在这些似乎不那么举足轻重的文学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他的存在主义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
然而，如果我们不提及萨特生活的其他方面，那么这个复杂体将是不全面的。他的生活堪称典范，一种斗争和勇气的典范，一种创造和超越的典范。他担任过各种角色：教师、记者、杂志创刊人和主编、通讯员、演说家、电影编剧……事实上，这位文人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有兴趣，以致若要完整地了解他，必须从他的持续的政治介入中去寻找他。在与现实的交锋中，他推进过各种美好的事业，也反对过各种丑恶的东西，什么时候脆弱的良心和道德在抨击20世纪历史上的暴行，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清晰声音。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巴黎人，但即使隔着中西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我们仍然会被他独具魅力的个性所吸引。他慷慨大方，机智恢宏；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然而血液是奔腾着情感的激流；他是敢作敢为的，但从未烦躁不安；他时常满腔热情地投入，但并不为失望而痛苦、气馁；他比任何人都醉心于爱情和友谊，同时是一个真正看破了世俗荣誉和名声的人。他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风范，一种生活的方式。
不过，正如萨特所设置的思想迷宫，他本人亦是一面折射出多色光的多棱镜，数不清的矛盾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作为一个布尔乔亚，他憎恨资产阶级，并成功地做了一个叛逆者，然而他又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很多方面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看上去狂妄自大，有明显的优越感；但他比许多人拥有更充分、彻底的平等精神；作为在语言和其他文学技巧的运用上已经炉火纯青的作家，他在晚年开始怀疑文学的作用，写了一部精美的自传否弃写作；作为一个改革家和道德主义者，他的存在看上去似乎有许多非道德性的因素；他热心于社会政治活动，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政客；他拥有最多的读者，也最受出版者的赏识，然而所遭受的诋毁也最多……
一个负荷了如此繁多的矛盾的人，仍然被公认为“20世纪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这就是萨特，真正地超凡脱俗却又并非完人。
是伟人，而不是偶像；是传奇，也是一个平常的故事。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追溯他的一生，不去在感受了他一生致力于证明的东西——“存在的意义”之后，去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1870年左右，在法国的佩里戈尔地区，一位名叫萨特的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从医科学校毕业归来。不久，他娶了玛丽-玛格丽特·多娃，本地一位房地产主的女儿。谁知新婚第二天，新郎发现传闻中腰缠万贯的岳父竟然已囊空如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穷光蛋。萨特医生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怒之下的他竟然在婚后40年一直没有跟妻子说过话，即使在饭桌上，他也只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每天天刚蒙蒙亮，萨特医生就背着药箱出门了，出入迪维埃大街的小巷胡同，忙着替人看病。而一直要到实在无事可做了，他才披星戴月地回到冷清清的家里。日子就在萨特的一言不发和玛丽的以泪洗面中悄然而逝。
尽管在沉默中，玛丽-玛格丽特还是为萨特医生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名叫埃莱娜，不到20岁便嫁给了一名骑兵军官。不幸，这位军官不久就疯了；小儿子约瑟夫生下来便口吃，当他从部队退役回家后便陷入了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他不得不留守在家里，夹在寡言少语的父亲与抱怨不休的母亲之间左右为难。一天，他开枪自杀了。
大儿子让·巴蒂斯特·萨特同样命运多舛。为了儿时一个天真的愿望——去看大海，年轻的巴蒂斯特报考了海军军官学校。不幸的是，在法属印度支那执行任务期间，他染上了肠热病。1904年，萨特被派驻到瑟堡任海军上尉，此时的他已经被这种可怕的病症折磨得形容憔悴了。
在这里，命运总算对这位海军军官垂青了一次——他结识了一位身材高挑、容貌秀美的女子：安娜·玛丽·施韦泽，并很快获取了她的芳心。这年5月，他们结为秦晋之好。但病魔并不怜惜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巴蒂斯特一天比一天消瘦、一日比一日虚弱，肠内的温度不紧不慢、却是持续地上升着。有时病情会缓和一些，但肠热的发作如阴魂不散的恶魔驱除不去，尽心尽力地看护着病人的玛丽日渐憔悴。
1905年6月21日，在离布劳理森林不远的第16区的米涅尔街2号的一套公寓里，一个瘦弱的男婴呱呱坠地，这就是让·保尔·萨特。真是所谓“生不逢时”，因为其父已经显而易见地将不久于人世，这个孩子的出生所带来的，与其说是喜悦，不如说是悲怆。当年轻的母亲凝视着爱子时，常常是先不由自主地绽开笑颜，旋即禁不住潸然泪下。婴儿几个月时，巴蒂斯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家三口不得不搬到佩里戈尔祖父家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以便让身为医生的祖父能照料儿子。
让·保尔·萨特赤条条地来到人间后不久，就与他的父亲一道消瘦下去。因为看护病人日夜不眠而精疲力竭的母亲没有奶水，更可怕的是：婴儿也患了肠炎，已被死神暗暗窥视着。
不得已，可怜的小萨特不到9个月就被强行断奶，并被寄放到一个农民家里，在那儿，小萨特的病情时好时坏。同时，父亲巴蒂斯特的肠热病进一步恶化。此时最遭罪的是年仅20岁的安娜·玛丽，她在两个半死不活却是至亲的亲人之间疲于奔命。所幸，小萨特的肠炎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但在1906年9月17日，一切都无可挽回——巴蒂斯特在妻子的双臂中溘然逝去。
由于父亲在萨特仅仅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便永远地离他而去，也由于在父亲死后，萨特所寄居的外祖父家的人都绝口不提这个匆匆死去的“短命鬼”，萨特对他的生父知之甚少，且毫无感情。他对父亲的印象仅止于曾在床头所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瘦小的军官，他有一双坦诚的眼睛、留着浓密的胡子、圆圆的头有些秃顶。父亲留在这世上的另一痕迹是他留给萨特的几本书，但后来被萨特统统卖掉了。因为萨特对活着的父亲毫无记忆，也因为与童年萨特朝夕相处的几位亲人从不曾把萨特当成一个死者的儿子，而看作是奇迹的儿子。萨特感到他与生父无异于两个陌生人，只是“像过埠一样地在同一地球上呆过一段时间，仅此而已”。
尽管父亲对于萨特而言好似过路客一个，但父亲的早逝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年以后的萨特一直认为“父亲的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因为这不仅使萨特度过了一段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而且对他的精神状况、性格、感情的成长和一生的道路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萨特一向强调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没有“超我”这个对人的思想、行为进行管制、约束的东西。父亲的早逝使他从未体验过“父权”之类外在权威的压迫，没有学会子女的顺从，也从未屈服于权威或渴望权力。尽管萨特后来被奉为哲学界和文学界的领袖与权威，但他从未用同样的眼光看自己——“我不是什么首领，也不想当什么头人，发号施令与屈从遵命之间是同一回事。”在萨特看来，每当他发出一个命令时，他自己就先忍不住要发笑，接着他会使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由于没有人教过他服从，萨特便从未受到过权力这种病毒的侵蚀。生父的早逝使萨特从未感受到任何强制性的压力，从而使他从小就拥有一种“难以置信的轻松感”，而这种轻松感使他总是充满了自信。父亲的早逝还使萨特自小养成了任性放荡的习惯，使他缺乏稳固的家庭观念，也助长了他个人奋斗、我行我素的特殊性格。而他那无视权威、蔑视道德原则、社会规范的绝对自由主义思想，也许也应在这一特殊的遭际中寻找最初的胚芽。
因为年幼无知，巴蒂斯特的病逝没有给萨特留下任何创伤，却使安娜·玛丽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回顾过去，她伤心欲绝，展望未来，她手足无措：一个身无分文又没有工作的年轻寡妇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左思右想，安娜发现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投奔娘家。与萨特一家告别后，安娜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拎着再简单不过的行李，回到了她从小生长的地方。
安娜的娘家在巴黎西部的默郭地区。父亲夏尔·施韦泽是名德语教师，外号叫“卡尔”。由于出生于法德边界的阿尔萨斯，卡尔对于法、德两种语言都同样精通。年逾60的卡尔正在申请退休，但当丧夫的女儿带着幼婴孤苦无援地站在他面前时，他默默地撤回了申请，重新执起教鞭。外祖母名叫路易丝·吉耶曼，这位胖乎乎、满头银发的妇人谈吐诙谐活泼，为人却有些急躁、狡黠。由于素来自诩为女性中的强者，路易丝在落难女儿的投靠中暗暗感到了自己的胜利。
纯朴、老实、温顺的安娜颇有自知之明，尽管父母都友善而不失热情地接纳了她，两位兄长也待她彬彬有礼，但她仍然敏感到了一种暗地的责备：她的回家实在有些像遭到遗弃。由于事先未能预见到丈夫的身体不好又没有及时告知家里，安娜感到自己像一个不光彩的罪人：怎么能这样冒冒失失地嫁给一个短命鬼呢？况且一般家庭尚能接纳年轻的寡妇，却不欢迎已做了母亲的女儿，因为这意味着一种沉重而且长期的经济负担。为了取得家人的宽恕，为了补偿给大家带来的麻烦，安娜不遗余力地奉献自己。每天，她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操持家务，既是管家，又是女仆，既当护士，又做女伴。
勤快并不能化解一切。无人能够体会到安娜活得有多累。首先是以家庭主妇自居的路易丝让她难于应付：路易丝既想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又对每日的安排菜单、清理账目不胜其烦。因此，可怜的安娜如果不够积极主动，就会被说成是一个累赘；如果太过于勤快能干，又会被怀疑为企图独揽家政大权。此外，卡尔对女儿的管制仍然像未出嫁前那样严格，甚至更难变通。每当安娜有一点自娱的机会，如以前的好友邀请她吃顿晚饭，她从不敢尽兴，并总是提心吊胆。因为她知道，还不到10点，父亲就已经拿着怀表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了。而当10点的钟声敲响时，他便开始大发雷霆。不久，温顺的安娜便主动放弃了这种娱乐的机会，因为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代价过于昂贵的享受。
如果说让·巴蒂斯特的死“使母亲重新被套上锁链”的话，那么对于萨特来说，父亲的死却给了他充分的自由，给了他一个与众不同、得天独厚的童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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