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思想在发展，信徒在增多。这种趋势不能不引起他的夫人的忧虑。眼看着这些信徒崇拜托尔斯泰，宣传托尔斯泰的观点，使托尔斯泰离她越来越远，托尔斯泰夫人不能不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她把这些人称为“愚昧的人”。
在这些“愚昧的人”里有个法伊纳曼，他是托尔斯泰的虔诚信徒，他决定实践托尔斯泰的主张，就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当一个老百姓。
他想在这里当一个农村教师，但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不是东正教教徒，所以政府不准许他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担任这个职务。他为了取得这个职位接受了洗礼，但当局仍不批准他的请求。于是他就去受雇当一个牧人。托尔斯泰自然对此事颇为赞赏而且羡慕。他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在莫斯科的夫人。夫人自然要加以贬斥。她4月13日回信说：
“法伊纳曼不值得羡慕。你在世界上所做的事，任何法伊纳曼都是做不了的。他做什么都不中用，牧人也当不好。这些人不善于真正地做工作。他们做的是对他们来说最容易的事，这实际上不是工作。”
她极力消除这些人对托尔斯泰的影响。她在另一封信里说：
“这一批败类往哪儿钻呢？都钻到了你身边。正派人总是或干正经事，或呆在家里。你又要说我生气了。我不是生气。但很遗憾，我看人大致有健全的观点。我不像你，不可能不看到他们的本来面目。你脑子里和想象中只有典型，没有活人。而你对人，补充一些不足之处，扔掉一些不当之处，把他们全都纳入这些典型之内，把他们典型化并赋予他们灵性。”
夫人的任何开导在托尔斯泰身上都不起作用。他们只能各行其是。
托尔斯泰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
托尔斯泰带着两个大女儿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上午写作，午后在院子里或地里干活：犁田、锯木头、割草。为了使妻子放心，他有时也从村里请过去的农奴尼古拉来当厨师。尼古拉年迈，体弱多病，结果往往是托尔斯泰和两个女儿以及客人们自己动手烹饪、收拾餐具和洗刷餐具。
1887年几乎全年托尔斯泰都在写《论生命与死亡》。写了几个月之后，他把这篇文章的标题改成了《论生命》——因为死是没有的，灵魂是永生的。
《论生命》这篇文章是跟唯物主义无神论相对立的。它认为，生命的惟一意义——不在肉体的生命，而在精神的生命。当“理智的意识”
在一个人身上醒过来的时候，“继续个人的存在”和仅仅为个人的福利而活着就不再可能了。
它说，生命，生命的意义只在于摒弃自己的肉体的个人，在于为人们服务和爱人们。
它说，真正的爱总是以放弃个人利益和由此产生的与人为善为基础的……
它说，真正的爱就是生命本身……只有爱着的人才是活着的人。
这篇文章说明，托尔斯泰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这意味着跟夫人的距离更远了，但夫人没有看出来，只看到里面没有骂政府和教会，于是便高兴起来，不仅主动誊清，而且还自告奋勇把它译成法文。
1888年托尔斯泰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2月28日，二儿子伊里亚结婚了。
3月31日，第九个儿子诞生，取名伊万。
这个时期到托尔斯泰家里来访的信徒和客人是很多的。这里介绍几个对托尔斯泰思想和事业的今后发展将要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比留科夫，托尔斯泰家里人管他叫“波沙”，是个出身良好家庭的有教养的青年，和蔼，谦虚，单纯，真诚地忠于托尔斯泰的学说，在媒介出版社工作尽心尽力。1889年曾向托尔斯泰的二女儿玛莎求婚。托尔斯泰夫人不赞成这门婚事，因为他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同时觉得玛莎并不爱他，她所以决定嫁给他，只是为了遵照父亲的原则去过劳动生活。
托尔斯泰也十分犹豫，一方面不完全了解玛莎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爱比留科夫，另一方面又怕玛莎为了照管他而不肯出嫁，但是又舍不得她出嫁。
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1889年参加媒介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了这家出版社的主编和出版者。托尔斯泰认识他以后，在日记里写道：“人很聪明，有才干，纯洁。”他非常崇拜托尔斯泰。
格罗特教授，他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他的家住在莫斯科织匠街托尔斯泰住宅旁边，两家经常来往。
画家列宾也在这时成了托尔斯泰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是在列宾为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画插图的时候开始的。他经常到托尔斯泰家里来。1887年，他在这里为托尔斯泰画了两张肖像。一张画的是托尔斯泰拿着一本书坐在安乐椅上，另一张画的是托尔斯泰在耕田。托尔斯泰不爱摆姿势，给列宾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画托尔斯泰耕田的时候，他不得不跟着托尔斯泰的犁杖从地的这头跑到那头来回跑。
1887年4月，作家列斯科夫来访问他。
这年夏天，著名法学家科尼来访。此人才智过人，视野广阔，谈吐风趣，甚得托尔斯泰喜爱。他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逗留期间，托尔斯泰经常找他一起散步。科尼有一次对托尔斯泰讲了他经手的一个案子：
上流社会的一个年轻人作为陪审员参加一个案子的审判时认出被控犯了盗窃罪的妓女是曾经被他诱奸过的姑娘。这姑娘曾是他的亲戚的养女，遭他诱奸怀孕后被养母逐出家门。孩子生下来，交给了育婴堂，她自己便开始堕落，终于沦为妓女。这个年轻人深感歉疚；为了弥补自己的罪过，他决定跟这妓女结婚。在举行婚礼前不久，妓女得伤寒病死了。
这个故事给托尔斯泰留下深刻的印象，托尔斯泰请他写成一篇小说交媒介出版社出版。这年6月，托尔斯泰把约稿的事写信告诉担任媒介出版社编辑的比留科夫，说他对这部稿子抱有很大期望，因为情节十分精彩，而作者又很有才能。1888年4月，托尔斯泰再次写信给比留科夫，请他问问科尼写得怎样了，并说：“如果他还没有开始写，他是否可以把这个题材让给我。因为这个题材非常好，我非常需要它。”没等比留科夫回信，托尔斯泰5月直接给科尼写信提出请求。科尼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并鼓励他动手写。这样，这个故事就成了他后来创作《复活》的素材。
也有美国人来访问。其中伊丽莎白·哈普古德后来成了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家。
托尔斯泰的影响日益扩大。
俄国国内信徒在增多，而且有些信徒并不满足于单独去实践托尔斯泰的学说，还组织了一些托尔斯泰主义基督教公社。
国外不仅有人来访，而且还有人来信。
巴黎的大学生罗曼·罗兰来信问托尔斯泰他应如何安排生活，怎样组织手工劳动。
美国也有志同道合者给他来信。
托尔斯泰的影响越扩大，政府越感到不安，于是便处心积虑地设法阻止这种影响扩大。用对付政治犯的办法对付他——不行；把他驱逐出境——不行；关进监狱或者流放——也不行。最后政府采取了两种办法：
一是禁止他的书印刷发行；二是迫害他的信徒。
《黑暗的势力》廉价版被禁止零售了。
收有托尔斯泰民间故事的集子被禁止出版了。
一些民间故事也被禁止出单行本了。
1887年年末，警察对托尔斯泰的信徒诺沃肖洛夫家进行搜查，结果查出托尔斯泰尖锐批评尼古拉一世的小说《大棒尼古拉》。内务大臣建议莫斯科总督“邀请”托尔斯泰谈谈，给他必要的劝戒，要他立即交出这篇文章的复本。托尔斯泰不肯去，并通过总督办公室主任伊斯托明传话，拒绝“自愿地去对自己的任何文章作解释，因为他认为这类邀请是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侵犯”。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棒尼古拉》的油印本。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因为政府担心采取镇压措施会促使托尔斯泰的影响更加扩大。
1889年7月，托尔斯泰的信徒阿廖欣组织的公社遭到搜查。
但这时托尔斯泰的声望已如日中天，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无法阻止托尔斯泰影响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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