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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传记(64部)

政治家卷——肯尼迪

作者:傅砚 编著

第十四章 梦断达拉斯

 1963年5月,约翰·肯尼迪在亲人和朋友的关注下愉快地度过了46岁生日。

 肯尼迪本人对于1963年的感觉以及对未来前程的展望都是比较乐观的。这一年初召开的第八十八届国会被认为是民主党的一个胜利,因为民主党在两院的席位增加了。新国会还反映出某种地域上的渐变:来自中西部和大西部的民主党参议员人数增加了,而来自南部的却略有减少。参众两院都明显地出现了政治上越来越年轻的新的一代。

 诚然,第八十八届国会对肯尼迪总统的请求还不是有求必应的,但他与这届国会的关系比以往的国会关系要好得多。从第一个会期开始,第八十八届国会就令人惊异地对肯尼迪总统心目中最为关切的一个问题给予了相当圆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关系整个教育界的问题。肯尼迪关于教育的几个提案在1961年和1962年相继遭到共和党以及民主党保守派的联合反对而失败。1963年,肯尼迪再次反击,把提案重点转移到高等教育方面来。这一年,高等教育设施法轻而易举地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并批准了一个由联邦赠款或贷款资助公立或私立高等院校筹建或改善其设施的五年计划。按照这个五年计划,联邦共拿出12亿美元,足够分给各州以进行筹建或改善高校科研教学设施之用,并给建立大学研究院或协作研究中心提供了资金,对于私立高校类似的扩建也给予贷款。这届国会还批准了肯尼迪提出的关于职业教育的广泛措施,扩大人口密集地区教育补贴,延长并扩大了国防教育法的权限。

 由于美国在这一年普遍的繁荣征兆和顺利度过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人松了一口气;1963年,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大为缓和。这一年,苏联与中国的矛盾加深,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得以改善。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发表的一篇颇具政治家才干的精辟演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和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提请听众注意核屠杀的危险以及美苏都有厌战感时,约翰·肯尼迪说:

 “让我们重新检讨一下我们对待冷战的态度吧。……

 “我们应当与今日实际存在的世界打交道,而不是与假设过去18年历史不是这样走过来的一个虚幻的世界打交道。……即使我们现在还不能结束我们的分歧,至少也要促使一个多样化的世界相安无事。因为,归根到底,我们之间存在着最根本的联系,这就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行星上,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都关心着孩子们的美好前程。况且,我们之中谁都不能永生。”

 但是,6月26日,约翰·肯尼迪从美国乘飞机来到西柏林。他看到了在一夜之间耸立起来的后来在历史书中非常著名的柏林墙。这堵墙使约翰·肯尼迪非常恼火。他在那儿发表了演说,宣称支持保卫西柏林,抵抗苏联和统一德国的一切努力。他向欢呼的人群高声说,他是他们最可靠的朋友。他还用德语说了一句“我是柏林人”,使人们的情绪更加高涨。接着,他去祖籍爱尔兰进行了四天访问,到意大利会见了新任教皇保罗六世,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在那不勒斯的会议,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强调西方联合。

 在肯尼迪关于禁核试验的演说公开之后,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演说表示赞许。他欣然保证,只要其他国家不采取类似行动,苏联将遵从肯尼迪关于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声明。肯尼迪因此就宣布在此时已奄奄一息的裁军谈判将于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三国会议上恢复。

 到8月初,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要分娩了。杰奎琳当时在海恩尼斯港学骑马,腹痛开始时被送到一家空军基地医院。电话打到白宫,肯尼迪正在开会,20分钟后,他乘一架只有八个座位的洛克希德喷气式小飞机赶往医院。杰奎琳还未等到丈夫到来,就进行了剖腹产手术,孩子由于早产,只有四磅重,是个男孩,由于太瘦小虚弱,基地的随军教士急忙给他施行了洗礼。孩子取名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这是肯尼迪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前面两个孩子,一个女孩,叫卡罗兰·布维尔·肯尼迪,一个儿子,叫小约翰·布维尔·肯尼迪。

 肯尼迪抵达时,孩子已放在保育箱里,黄昏时,护士把用暖箱保育着的孩子用轮车推入杰基的病房。由于孩子感染了透明膜病,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把他送到医疗条件较好的波士顿儿童医疗中心。但是这天下午,孩子夭折了。

 肯尼迪在罗伯特的陪同下,在波士顿儿童医疗中心度过了一夜,随后又飞回奥梯斯,来到杰奎琳身边。杰奎琳对丈夫说,尽管孩子夭折对她是个大的打击,“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去你!”在她丈夫被暗杀以后,这句话还会萦绕在她心间。

 杰奎琳的一位朋友听说了她孩子夭折后,给她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引用了阿士基腊斯的一句诗:“悲伤一滴一滴地滴在我心头”。杰奎琳非常感动,这正是她当时的心情。

 就在这个时候,著名的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向杰奎琳和小李两姐妹发出邀请,建议她们到希腊游览各岛,他将把他的游艇“克丽丝蒂娜”交给她们支配,连同船上的人员一起。

 杰奎琳一刻也没犹豫就接受了邀请,她渴望欧洲之行能使她的心情得以改变。但是约翰·肯尼迪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杰奎琳能够在游玩中心情变好,另一方面,由于朝野关于奥纳西斯想变成总统的姻兄弟将娶小李为妻的流言,肯尼迪又比较犹豫,因为这样对他次年的竞选不利。

 最后,总统同意杰奎琳和小李在拉茨维尔以及小罗斯福夫人的陪同下前往欧洲。“克丽丝蒂娜”号游艇,是世界上最豪华的游艇,有325英尺长,以奥纳西斯的女儿的名字来命名。它是杰奎琳见到过的精力最充沛、最生气勃勃的男人——奥纳西斯漂亮的家。奥纳西斯是个杰出的人,没有受到过正规教育,但很有教养。他博学多阅,对流行世界各式事情知道的非常详细。奥纳西斯光彩照人,富有魅力。登艇后的第一天晚上,奥纳西斯设宴招待杰奎琳,利用甲板上镶铺着马赛克的游泳池举行了舞会。杰奎琳第二天开始游览,几天后又作为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客人观光了摩洛哥,然后飞回华盛顿。

 此时肯厄迪在国内正忙着禁止核试验的说服工作。在达成莫斯科协议后,肯尼迪又向全国发表了一篇颇具说服力的演说。他说:“人类在核武器出现以后所进行的避免在地球上发生大规模毁灭的阴暗前景”的斗争中,莫斯科条约可以比作“一道划破黑暗的阳光”。他冷静地分析说:“签订了这个条约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不过,它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向和平迈进了一步,向理智迈进了一步,离战争走远了一步。”不到两个月,条约愈来愈受到公众支持。军方及其在参议院中有势力的朋友们证明是很难说服的。空军将领是最顽固的反对者。由空军界人士及国防工业承包商组成的空军协会,竭尽其疏通议员反对批准这个条约之能事。参议院于1963年9月24日以80票对19票批准禁止核试验条约。

 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被认为是美苏之间消除龃龉的一剂良药,并有助于将冷战转变为一种不太疯狂的对抗。这个条约事实上是让美国得了便宜。条约稳定了美国居于核优势而苏联居于核劣势这一现状。从赫鲁晓夫的政治前途看,承认这一点,使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刚刚从古巴危机中脱身不久,又对美国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的立场表示让步,再加上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在导弹方面居优势,以及美国还打算进一步扩大军备差距的巨额军费计划,凡此种种都无疑地是他在13个月以后被赶下台的重大因素。约翰·肯尼迪在向美国军方兜售禁试条约上也花了高昂的代价。一半出于自己的意愿,一半是为了使三军参谋长接受这个条约,肯尼迪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向三军参谋长保证“……仍存在全面的、积极的和继续进行的地下核试验计划”,如果确属对国家安全有必要,即使是毁约也要恢复大气层试验。军界要人被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所举出的事实有力地说服了,即无限制试验核武器更有可能使苏联缩短其与美国的差距;而地下核试验,由于需要更多的经费与技术经验,可以确保美国长期的优势。

 规定可以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有关条款为集中力量将武器竞赛转入地下开了方便之门,甚至后来造成了武器竞赛的升级。美国科学家一度认为只有在大气层才能发展和试验的所有武器,都成功地转入地下。在签订部分禁试条约后的五年内,由于有了允许在地下试验的条款,所以在实际上,核试验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禁止核试验条约尽管得到一百个国家的签字,但是中国拒绝签字,因为在核时代的这样一个协定,只会成为美苏联合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阴谋。法国总统戴高乐也拒绝签字,他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核特权地位,条约并不能真正削减世界军备。肯尼迪想通过许诺帮助法国进行地下核试验来使法国就范,但戴高乐不为所动。

 为了保证能防止两个超级大国因情报不确或相反误会而走上战争的道路,美苏两国于1963年8月达成协议,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热线。这种为了迅即取得通讯联系的途径,实际上是取道伦敦和赫尔辛基的电传打字机,美苏两国在各自首都借助电子设备当场译成和译出双方通话的密码。肯尼迪展望未来,满怀希望,预计美国将会走上他精心策划的繁荣和强大的道路。谁也不会想到肯尼迪的达拉斯之行竟发生一场可怕的悲剧。

 随着1964年大选年的临近,肯尼迪及其顾问们越来越重视那些可能阻碍他蝉联下一任总统的雄心抱负的战略性问题。这方面的一个次要性的麻烦是民主党在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家乡得克萨斯州发生了分裂,以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州长约翰·康纳利为首的极端保守派不和睦,危及民主党在该州的选票人的选票,肯尼迪决定在1963年11月下旬飞往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他指靠副总统与两派的联系

 以及总统亲自出马的场面来促成喜争好斗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的团结。

 在肯尼迪预定要发表谈话的几个得克萨斯城市中,达拉斯声名狼藉。1960年支持约翰·肯尼迪竞选时,林登·约翰逊夫妇在该市区一家旅馆休息室里曾受到一群大声嗥叫的极端保守派暴徒的唾骂和威胁。这种对东部自由主义国际派的病态仇恨仅在总统访问前几个星期又以更加恶毒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一次的起因是艾德莱·史蒂文森大使在联合国成立纪念日的一次谈话。埃德温·沃尔克将军属下的一队大声喧哗的超级爱国佬们不仅捣乱并中断了史蒂文森的谈话,而且在民警护送史蒂文森登车时,还向他吐唾沫,用尖桩牌子敲这位驻联合国大使先生的头。带有肯尼迪画像并写上“捉拿叛国犯”字样的传单在全市到处可见。剧院入口处贴着一幅表示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勇作战的事迹——109号侦察鱼雷艇的画,上面写着,“看日本鬼子怎样差点搞掉肯尼迪。”有一道谜语说:“倘若杰克、鲍勃和特迪(肯尼迪三弟兄的昵称)同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说计划要给肯尼迪在华盛顿修建一座纪念碑:“把它建在乔治·华盛顿纪念塔旁边是不妥的,因为华盛顿一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把它建在罗斯福纪念碑旁边也不妥,因为他一生没有说过一句真话,而约翰·肯尼迪却根本分辨不出假话和真话。”接下来传单还写道:

 “5000年前,摩西对以色列的儿女们说:‘拿起你们的铁锹,骑上你们的驴子①和骆驼,我领你们到幸福之国去。’大约5000年后,罗斯福说:‘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坐下来,点上一支骆驼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之国。’如今,肯尼迪正在偷窃你们的铁锹,踢着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格,把幸福之国据为己有。”

 ①在英语里,驴子和俚语中的屁股都写作ass。

 1963年11月21日11点零5分,肯尼迪的座机“空军一号”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开始为期三天的得克萨斯之行。一开始,旅行非常顺利,11月21日到达第一站圣安东尼奥,林登·约翰逊在此与肯尼迪会合。圣安东尼奥的气氛也非常热烈。约翰·肯尼迪在布鲁克斯空军基地的宇航医疗中心揭幕式祝词中,表示国家决心探索外层空间的秘密。总统一行在休士敦作短暂停留,以便请众议员艾伯特·托马斯共进午餐,随后就去沃斯堡过夜。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出席早餐会,向沃斯堡商会发表演说,提到在那里制造的解放者式轰炸机,说他已故的哥哥曾帮助一架解放者式从沃斯堡生产线起飞。之后,肯尼迪飞到达拉斯。

 11月22日,达拉斯秋高气爽。上午11点40分“空军一号”抵达达拉斯机场,随机到达的还有得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夫妇。副总统约翰逊夫妇搭乘另一架飞机抵达。

 当总统夫人手持一束玫瑰花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整个机场沸腾了。肯尼迪夫妇用了10分钟时间与欢迎他们的人群握手致意。

 肯尼迪夫妇和州长康纳利夫妇登上一辆林肯牌敞篷汽车。约翰·肯尼迪坐在后座的右侧,杰奎琳坐在后座的左侧。在中间一排可以折叠的两个座椅上,右面坐着州长康纳利,左面坐着州长夫人。驾驶员是特工处特工威廉格里尔,在他的右侧坐着特工处的保镖头目罗伊·凯勒曼。在专为总统座车设制的两侧踏板上,各站着两个特工。

 上午刚过11点50分,总统车队驶离机常在总统座车后面,是一辆载着8名特工的敞篷车,第三辆敞篷车上坐着副总统夫妇和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车队将穿过达拉斯市区,驶向该市的贸易中心。约翰·肯尼迪将在那儿出席达拉斯市头面人物为他举行的午宴,并发表演说。然后,总统将飞往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在那儿出席一次招待会,并在为民主党筹集资金的晚宴上发表演讲。随后,肯尼迪将继续飞往副总统约翰逊的得克萨斯牧场,度过周末。

 车队先驶过达拉斯的住宅区。应约翰·肯尼迪的请求,曾两次停车,以便他能向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致意。当车队驶入横贯市区的中央大道以后,欢迎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州长康纳利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热烈的情景;50万市民涌上街头欢迎总统。州长夫人转身兴奋地对总统说:

 “瞧,总统先生,您不能说达拉斯不喜欢您!”“是的,不能这么说。”肯尼迪微笑着回答。

 当车队驶近中央大道、豪斯顿大街和埃尔姆大街的交叉路口时,可以看到在交叉路口的西北角有一幢七层的办公和仓储大楼,那是得克萨斯州教科书的仓库所在地。这时,坐在副总统汽车上的特工鲁弗斯·扬布拉德看了一下这幢大楼上的钟,时针正指向12点30分。肯尼迪座车向西南方向做了急转弯,驶过埃尔姆大街。汽车以每小时大约11英里的缓慢速度向前行驶,前面是一座铁路的跨桥,总统座车将从桥下驶过,站在人行道上的市民查尔斯·布伦德手中5岁的儿子向总统举起了小手。总统愉快地向他发出微笑。总统也举起了手,准备向他问好。

 这时,在嘈杂的人声中,有几声微弱而清晰的枪声响起了。一听到枪声,州长康纳利立即转身向后看,这时他觉得背上被锤子击了一下。他看到自己的膝头溅上了自己的鲜血,他知道自己受了伤,于是绝望地喊道:‘啊,不,不!不!我的天啊!他们要杀死我们大家!”

 同时,肯尼迪总统头部与颈部的伤口血如泉涌,倒在杰奎琳的怀抱里。鲜血溅到杰奎琳身上,溅到康纳利夫妇身上,溅到了特工格里尔和凯勒曼身上,总统的上衣浸透鲜血。玫瑰花淹没在血泊中。杰奎琳禁不住喊道:“我的天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啊,他们杀死了约翰,他们杀死了我丈夫。约翰!约翰!”

 保镖头目凯勒曼看到总统受了重伤,立即命令司机:“离开这儿,我们遭到了袭击!”接着,他用无线电通知前面的向导车,“立即带我们去医院!”在群众惊慌尖叫之际,总统车队警笛长鸣。司机格里尔即刻加快车速,汽车向四英里外的帕克兰德纪念医院全速驶去。

 总统车队用无线电向达拉斯警察局通报了情况,警方立即打电话通知帕克兰德纪念医院:“总统遭枪击,他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一得到通知,外科医生立即行动起来。

 约翰·肯尼迪被推进了一号手术室,总统夫人杰奎琳扶着他的头走在旁边,她的粉红色衣服上沾满血迹。医生们紧急行动起来,甚至来不及把总统从手推车上抬下来。外科副教授查尔斯·巴斯特对总统夫人说:

 “请您到外面去。”这时在肯尼迪身边忙碌的共有五名医师,接着又先后进来一些医师,总数达15名。

 在走廊里,肯尼迪夫人对一位白宫助理说:“找一位神父来。”这位助理立即把这个要求告诉了院长助理普赖斯,普赖斯给附近的圣三一罗马天主教堂打了电话。

 神经外科医师威廉·克拉克是最后一个到达的,不过离肯尼迪被推进手术室也不超过5分钟。他低头察看肯尼迪总统,然后抬头对另一位医师马尔科姆佩里说:“太迟了,麦克。”

 监视输氧装置的医师关掉了氧气阀门,一张白色床单轻轻盖住了肯尼迪的身子和脸。

 “神父已在外面。”有人说。这时医生们已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们打开手术室的门,教长奥斯卡·休伯正在等候着。

 肯尼迪夫人站了起来。两个白宫助理一边一个站在她两旁。她走进手术室,走向丈夫躺着的手推车。两个助手留在外面。在手推车尾部,杰奎琳站住了。由于被单盖住了总统的脸,他的脚露在外面。杰奎琳伸出手摸了一下肯尼迪的脚,随后俯身吻了一下。接着,她沿着手推车到总统的右肩旁边站住了。

 神父跟在她后面走进手术室,走到总统的头部旁边,向下揭开床单。杰奎琳俯下身子吻了一下丈夫的右脸颊。她拿起丈夫的右手,用双手握住它,把它贴在自己的右脸颊上。她把右脸颊靠在丈夫的胸脯上。这时,神父已在用拉丁语吟诵临终诵词。

 在枪声响起时,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当时正坐在新闻公用汽车里,和总统座车相隔四辆车子。几秒钟后,他通过新闻记者公用汽车上的无线电话给达拉斯分社口授了第一份新闻简报:“三颗子弹射向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闹市区的汽车队。”12时34分,在总统座车到达医院之前两分钟,这份新闻简报就在合众国际社印字机上发排了。12时36分,美国广播公司的唐·加德纳在本市新闻节目中插入这一消息。12时40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临时中断了电视节目广播剧《当世界转向的时候》,观众看到神情沮丧的沃尔特·克朗凯特转播了史密斯关于三颗子弹的报道,并补充说:“根据第一批报道,总统‘受了重伤’。”12时45分,全国广播公司又打断了另一个剧本《独身的父亲》,让切特·亨特利出现在屏幕上。

 下午1时,宣布肯尼迪已经死亡。但公告一直拖到林登·约翰逊能够离开医院时才发表。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普遍认为,凶手背后有一个大阴谋。新总统在下午1时26分离开医院前往机场。六分钟后,合众国际社援引主持最后仪式的达拉斯天主教主教神父奥斯卡·休伯的话说:“他已经死了,没有错。”总统的代理新闻秘书接着加以证实,到下午1点35分,合众国际社的电传打字机才向全世界敲起丧钟。

 特急

 肯尼迪总统死了

 是的,约翰·肯尼迪的生命和他的政权在微弱的枪声中毁灭了。倏忽间,一切美德、魅力和权势都烟消云散,几代人建立起来的业绩在一分钟内尽化灰烬。

 顷刻间,一个家庭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一个国家失去了领袖,他们都对他寄予无限的希望。政府的整个体制受到嘲弄。千百万相信这个制度和投票选举约翰·肯尼迪的美国人,他们的信念突然受到凌辱,他们的选票化为乌有。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犯罪,而且是对一个国家人民的信念和希望的犯罪。

 肯尼迪总统曾经说,美国近代史上有两件事使美国人记忆犹新,这就是珍珠港事件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死亡。现在需要加上第三件事,即肯尼迪自己死在达拉斯枪手的手上。

 当总统的父母首次听到噩耗时,他们都在海恩尼斯港家中。约瑟夫·肯尼迪在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一年多以后在棕榈滩玩高尔夫球时严重中风,使他的右侧部分瘫痪,并且失去了讲话能力。

 肯尼迪去达拉斯之后,海恩尼斯港的家里正在等待他从达拉斯回来后第一个星期四的感恩节家庭团聚。

 在感恩节前后,这个地方的天气往往是宜人的。感恩节盛宴的准备工作11月22日已在进行。那天下午一点半以后,约瑟夫·肯尼迪的私人女仆朵拉从厨房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枪杀的可怕消息,她跑到楼梯附近的走廊尖声喊叫。

 此时约瑟夫与罗斯在起居室午休。当吵闹声响起时,罗斯走了出来,有人告诉她总统被枪杀的消息。罗斯夫人愣了一会儿,用手指压住太阳穴,平静地说,“不要着急,他会好的……你们会看到。”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几分钟后电话铃响起了。这是罗伯特·肯尼迪,从弗吉尼亚他的家里打来的。他告诉母亲发生的一切。

 罗伯特·肯尼迪是与纽约南部地区的检查官共进午餐时得到消息的。他深沉地说了一句:“他的一生是最美好的。”

 消息传到美国参议员、总统的小弟弟爱德华·肯尼迪时,他正在讲台上签署信件。当有人告知他总统被枪杀时,爱德华·肯尼迪很快就收起文件走了。他与妻子琼和妹妹尤妮斯一起飞往海恩尼斯港肯尼迪家族的大本营。

 到总统遭枪击死亡的第二天早晨,罗斯夫人从教堂回来后,爱德华和尤妮斯走进父亲的房间把噩耗告诉了约瑟夫。尤妮斯俯身到父亲的床上,握住他的手,她以非常动情、非常混乱的话语设法使不能说话和半瘫痪的父亲知道,他的儿子、美国总统遇到了可怕的事情。当父亲的眼神露出恐惧的阴影时,爱德华直截了当地说:“爸爸,杰克被枪杀。”他接着跪下来,把父亲的手放到自己脸上。尤妮斯说:“他死了,爸爸,他死了。”

 这是约瑟夫第三次收到子女突然死亡的消息。小约瑟夫、凯瑟琳和约翰都离开了肯尼迪家族,这对于一个充满了野心与骄傲的老人有着不可言喻的打击。这位不能说话,不能表达思想和感情、几乎不能动的残疾老人非常虚弱,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已化为泡影。他毕竟是一个封闭的、不能与人交往的人。现在他的孤独几乎是无法忍受的,他不得不忍受莫大的悲痛,除了自己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表达他的感情。展现在他面前的是漫长和无法忍受的痛苦。

 约翰·肯尼迪死了。

 他死时才46岁,担住总统两年零十个月,而且极有希望连任下一届总统。

 他死时,留下了结婚仅十载、年仅34岁的年轻妻子,以及六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

 肯尼迪总统死前,曾访问过十几个国家,行程20万英里,无论是在柏林、渥太华、伦敦、巴黎,还是在柏林、墨西哥城,那不勒斯、罗马,他都在蜂拥的欢迎人群中挤进挤出,始终春风得意,安全无恙,不料竟死在自己国家一个城市的街头。

 肯尼迪总统之死使他成了美国历史上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

 1865年4月14日,一心要复南方之仇的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向坐在华盛顿福特剧院看戏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连开数枪,林肯于翌日与世长辞;

 1881年7月2日,一个失望的失业者在华盛顿火车站枪击就任才四天的詹姆斯·A·加菲尔德总统,加菲尔德总统在卧床八十余天后的9月19日死去;

 1901年9月6日,无政府主义者利昂·乔尔戈什在布法罗举行的泛美博览会上刺伤了威廉·麦金利总统,总统于9月14日因伤势过重死去。

 肯尼迪死了,凶手的致人死命的枪口还在继续转动,寻找它计划中的牺牲者。仿佛是出于预感,当听到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时,马丁·路德·金牧师就对妻子科列塔说,“在我身上将发生同样的事。我说过,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他不知道,自己在死亡的阴影中还能活多久?

 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遇害,似乎印证了一个阴森森的宿命说法:美国总统的20年“灾难周期”,每个在当选年份为零的总统,都注定要死在任上。四位遇刺的总统全是为零的年份当选的,此外,1840年当选的威廉·亨利·哈里森总统;1920年当选的沃伦·哈丁总统;1940年当选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他们也都死于任上,把他们与四位遇刺总统排在一起,就是一个等差数列,每20年就会出现一场“血光之灾”。

 约翰·肯尼迪生前喜欢别人把他与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相提并论。确实,他与林肯有着某些令人困惑的相似之处。他们还有许多数字上的巧合:

 他们都在三十多岁时与二十刚出头的女人结婚;

 林肯于184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肯尼迪于194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林肯于1856年在副总统提名中失败,

 肯尼迪在1956年副总统提名中失败;

 林肯于1860年以不满百分之五十的选票战胜出生于1813年的斯蒂芬·A·道格拉斯而当选为美国总统,

 肯尼迪于1960年以不足百分之五十的选票险胜生于1913年的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总统;

 林肯的副总统是南方人,生于1808年,

 肯尼迪的副总统约翰逊也是南方人,生于1908年;

 两人的副总统年龄均大于总统的年龄;

 林肯于星期五在一家剧场被刺客击中后脑,行凶后,刺客逃进一个仓库,在审判前,被人杀死。

 肯尼迪在星期五被一个躲在仓库的刺客击中后脑,刺客行凶后进了一家剧场,凶手在审判前被人杀死。

 肯尼迪永远不会醒来了。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曾像约翰·肯尼迪那样有如此之多的机会在广播和电视上出现。通过电视实况转播总统的记者招待会,肯尼迪是第一人。肯尼迪当政,使得白宫在许多方面从艾森豪威尔政府统治下的沉闷的空气中解脱出来。肯尼迪夫妇生活富裕,风华正茂,拥有政治势力和国际魅力,这些自然而然地成为报界的新闻资料,他们和文艺界的联系以及上流社会的时髦生活,更加丰富了对白宫主人一家的报道。肯尼迪给人的印象是年富力强,倾向革新,并能勇敢而利索地处理美国和世界上的各种问题。这种形象深深地印在美国人的心坎里。

 肯尼迪遇刺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同时代人对前途感到迷惘。他的惨死使他壮志未酬,身后留下了未见分晓的希望与疑虑。他引用了动人的格言,“现在号角又在召唤我们了”,“别问祖国能为你做什么”。他的作风,他的没有矫揉造作和浮夸虚饰的清新姿态,空前地吸引着年轻的一代。不论对美国人还是欧洲人来说,有了肯尼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从地平线上呈现了满怀希望的绚丽前程。现在斯人已逝,疑雾再临。这个时期的精神风貌也许要比这个时期的历史进程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即使这只是一个充满伟大希望的年代,而不是一个获得具体的成就的时代,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个时代仍然不愧为一个决心树立伟业的时代,肯尼迪总统也因此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如果史学家要给这个历时只有两年十个月零三天的政府作出评价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约翰·肯尼迪,一个天主教徒,一个亿万富翁的儿子,一个风流倜傥的年轻人,一位美国总统,留给他的亲人朋友,他祖国的人们以及外国的人们长久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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