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砚 编著
古巴旅的行动在星期三彻底失败。星期四上午，也就是1961年4月20日，肯尼迪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采取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还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决不会去听那些已在布达佩斯街头声名狼藉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也许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肯尼迪从此宣告了他把国际共产主义作为惟一敌人。
认真阅读过关于古巴问题的报道的人也有尼·谢·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位新总统，年轻而又缺乏经验，这一跤摔得真够呛。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这看来是对他猛击一拳的大好机会。
肯尼迪知道，克里姆林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的这次大失败的。他估量了经过猪湾事件残存的自信心之后，感到有些惶惑。本来2月份已经安排肯尼迪同赫鲁晓夫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来，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这可能被看成一种软弱行为。因此他丝毫不敢放松和放弃，相反加倍努力进行维也纳会谈的准备工作。有人告诉他，苏联主席认为艾森豪威尔两次在和他进行最高级会谈之前都缺乏充分准备，因而对他很看不起。因为艾森豪威尔每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是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于是肯尼迪决定，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俩人和一位译员参加。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的压力。他们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惟一的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赫鲁晓夫本人就很善于这一套，1959年秋天，他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由于U—2事件的出现，同艾森豪威尔举行的日内瓦最高级会谈的流产，美苏缓和的希望的破灭，赫鲁晓夫早已不痛快了。因此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提出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来代替，以代表西方、共产主义和中立国家三种利益。他根据俄国一种三马并拉的车子，把这种安排叫“troika”，即“三驾马车”。他当时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使联合国为之哗然。主持大会的一位爱尔兰人为了恢复秩序，把木槌都敲断了。这阵混乱使那位苏联主席很高兴，回到莫斯科后还洋洋得意地说：“联合国虚弱极了，眼看要完蛋。”
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经济援助和必要时进行军事干涉的双管并下计划——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整个60年代的巨大挑战：“无限支持为求解放而斗争的民族的正义战争”。六个星期后，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暗杀。于是这位狂怒的俄国人就称这一谋杀事件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苏联的右派力量还有其他一些不满也由赫鲁晓夫表现出来。原先眼看就要投入他们怀抱的老挝，现在却正转向中立道路。红军中的强硬派要求恢复苏联在1958年秋季暂停的核试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二千万吨、三千万吨、五千万吨和一亿吨级的武器，急于要加以试验。这些冷战症候每天不断刺激人们，使外交气候保持寒冷，但又不致酿成世界危机。
但是不管对肯尼迪还是赫鲁晓夫来说，都还有一个盖过一切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有时称它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称“需要割除的一种毒瘤”，或可能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这个问题就是柏林的分裂。
柏林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问题。当阿道夫·希特勒的狂热被消灭以后，德国的首都柏林被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共同占领。
苏联曾经受到纳粹战争机器的全力打击，致使城镇残破，田园荒废。德国投降后，对任何德国的复苏迹象，俄国人都特别敏感。此外，他们也一直把西方驻扎在前德意志首都一事看成眼中钉。1945年，苏联宣布把柏林与西德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两天，又以“维修”为名封锁了一条公路桥。1948年3月30日，苏联通告驻柏林的美国军事长官，从4月1日起，苏方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国人员证件，并检查所有货运和除了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并开始在柏林制订一系列的交通限制。接着就命令全面封锁，招致了与西方国家的全面决裂。
这样，拯救柏林的惟一希望只能靠空运，否则柏林人就只有被活活饿死。西柏林和外面建立空中运输，只能靠从两个机场，即美国占领区的坦珀尔霍夫机场和英占领区的加陶机场起飞。
飞行员称这次空运行动为“粮食行动计划”，开始时，载运的食品还不够。1948年6月至7月，每日平均只空运1147吨，看来俄国人的封锁真会达到目的。但是到了6月30日，当C—54型运输机中队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到达参加空运时，就出现第一次突破。这些飞机较大，载量也较重，使得起飞和着陆的间隔可以长一些。
当在法国占领区建成第三个机场后，这个“粮食行动计划”就过关了。到了12月，每日平均空运达4500吨，到了次年的1月和2月，每日达到5500吨。现在情况很清楚，柏林不成问题了。而且还不止如此，家庭和一些工业已经开始有了配给煤。克莱的C－54机队已增至224架。到了初春，空运已达8050吨。被封锁的柏林正在很快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苏联很快知道封锁失败了。1949年5月12日，他们解除了封锁。空运补给已成为历史。原来似乎不可能的事已经实现了。如果从1948年初那几个星期的局部的“小封锁”算起，这次封锁持续了15个月。而这期间美国和盟国的飞机共飞行277264班次，运输食品、燃料、药品和衣服多达2343215吨。邱吉尔高兴地称赞说：“美国拯救了世界！”
1948年苏美的一系列行动，使柏林分裂为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和西方占领的西柏林。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柏林的东德与西德两部分日益隔绝。1958年，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抬高了苏联的身价的时候，赫鲁晓夫抓住了机会，要求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他当时给盟国六个月的期限，后来由于艾森豪威尔把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一个条件，期限才加以延长。艾森豪威尔曾做过若干让步，他同意柏林形势是“不正常的”，提出可以就西方在该地卫戍部队的规模，以及西德利用该市作为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
所以，赫鲁晓夫带着恶意宣称：“美国插在欧洲的那只脚有一个发痛的水泡，这就是西柏林。随便什么时候，我们想要踩一下美国人的脚，叫他们感到疼痛，我们只要切断西方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同这个城市的交通就行了。”
现在赫鲁晓夫又利用这一问题来偷袭肯尼迪了。他在关于解放战争的演说中大做文章，公开威吓肯尼迪。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不“正视实际存在的形势”，苏联就将“采取坚定措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现在又面临着丈森豪威尔驱逐过的恶魔了。
肯尼迪飞往奥地利的维也纳时，在巴黎的停留时间内收到了哈里曼的建议。巴黎真是个高贵而舒适的地方，时装和性感女郎在世界排名第一。巴黎勾起了年轻的第一夫人浪漫回忆。她今年32岁，而在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现在，她却带着两卡车行李，满身珠光宝气，成群的随员，一个完全可以拿得出手的丈夫，来到了这里。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法国的报纸惊呼她是如何的“动人”，“迷人”，“艳若天仙”！总统在走进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说：“我想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个男人。”
维也纳却不一样了。肯尼迪夫人也曾跟赫鲁晓夫开过玩笑，例如说：
“哦，主席先生，请不要拿统计数字来烦我了。”但是阴森气氛过于沉重，甚至连她也无法付之一笑。从赫鲁晓夫的俄造黑色海鸥牌汽车一穿过铁丝网，进了美国驻奥使馆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面的巨大建筑物，整个气氛就和当时的天气一样恶劣起来。
肯尼迪并不打算在维也纳会晤时对柏林问题提出新的建议。但当第一天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好像随便地提到有必要第二天讨论柏林问题。肯尼迪无法回避。赫鲁晓夫说，主要问题是和约，如果美国拒绝签订和约，苏联还会照样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的签订。在讲了这番刺耳的话以后，他们就去用晚餐了。
第二天，赫鲁晓夫还是用这刺耳的声调提出这一问题。他说，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作早该实行了。只能共同或分别签订承认两个德国永远存在的和约。他说，如果美国人和侵略成性、复仇心重的西德人表示冷淡，苏联人将单独同东德签订和约。西柏林可以作为“自由城市”维持下去，但它同外界的联系将转交给“拥有主权”的东德人。
肯尼迪回答说，他对赫鲁晓夫如此的坦率表示欣赏。柏林不是老挝。它是美国至为关切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甘愿丧失我们在柏林的权力，那么谁也不再会信任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和诺言。如果我们抛弃了西柏林人和一切统一德国的希望，我们就算背弃了美国的义务和美国的盟国。
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同样地强硬，他说，他很抱歉，可是他不得不使肯尼迪确信，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苏联在年底签订协议。继续拖延下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肯尼迪问道：这样的和约是否会妨碍柏林通道？
赫鲁晓夫说：会的。
肯尼迪强调，美国不会放弃它的权力。赫鲁晓夫先生应考虑两个人所负的责任。
赫鲁晓夫发怒道：美国为什么要待在那儿？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同意过，德国的局势是不正常的。可是他希望拖下去，因为这牵涉到美国的威望。
这种谈判使肯尼迪感到难以招架。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出了最后通牒，说：这根骨头必须从苏联的喉咙里去掉，不管同美国能不能签约。如果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打仗，那他也没什么办法。对付企图发动战争的疯人，只能给他穿上紧身衣。
在肯尼迪的要求下，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密谈。肯尼迪竭力劝阻赫鲁晓夫不要采取这样莽撞的步骤。赫鲁晓夫断然拒绝，说：“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事。”他签订和约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他要在12月签订这个条约。
肯尼迪说：“如果真的这样，今年冬天想会很冷。”可是当时还是一个炎热的夏季。会谈结束后肯尼迪得到一份苏联官方的备忘录，肯尼迪注意到备忘录只提到两个德国可以讨论分歧的时间为六个月，却不提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年底”的期限。可是赫鲁晓夫在他就维也纳会晤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中再次强调他打算在“年底”使西柏林“摆脱占领制度”。这样留给肯尼迪和西方就没有多少时间了。
肯尼迪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是：维持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是美国不惜任何代价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肯尼迪认为，为西柏林的自由而采取坚定的立场，归根到底会减少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而在西柏林问题上屈服只会削弱未来安全的可靠性。
在维也纳会谈之后，赫鲁晓夫使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00百万卢布。肯尼迪也随赫鲁晓夫逐步升级。6月25日，他对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说：“倘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动的，不是从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求国会批准他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00百万美元，召集预备役，提高征兵额两倍，提高战斗部队的最高限额，并修整启用封存中的飞机和船舰。艾奇逊和副总统约翰逊要他宣布紧急状态，但是肯尼迪主张让谈判之门继续开着。
肯尼迪为此有些紧张，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有些事情让他对国内办事态度感到失望。比如他想尽快给苏联备忘录一个迅速的明确的答复，于是他等候国务院的复文稿本。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美国官方对西柏林问题仍然保持沉默。最后过了一个月，总统要求拿到复文稿本。使他惊愕的是，他看到的不是所有美国人、德国人、苏联人可以理解的、条理清晰的答复，而是将一些陈词滥调和消极词句汇集在一起，其中没有一点新东西。整个文件本来只要花现有稿本十分之一的篇幅和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写出来。肯尼迪要求他的特别助理索伦森当天下午提出一个比较简短的文本。然而修改之后的文章仍不能代替正式照会，还需在盟国之间及各部之间再次传阅，肯尼迪因此恼火万分。
到了7月18日，美国已做出全面答复，肯尼迪也思考了一些具体措施。肯尼迪看到了美国联合参谋部制定的柏林军事应急计划。按照这些计划，如果发生封锁通道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将进行一系列军事“试探”。可是由于西方没有在地面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的打算和能力，这些小规模试探不足以表明一种认真的意图，而且必然迅速受到苏联人的，甚至东德人的单独的遏制。
肯尼迪认为这种战略是软弱的、幼稚的和危险的。所以肯尼迪采取了在中欧迅速集结战斗部队的办法——使集结起来的部队大到足以使赫鲁晓夫相信，美国已把切身利益深深卷入进去，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手段。肯尼迪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劝使赫鲁晓夫不逐步封锁西柏林。
7月19日星期三下午3点钟，肯尼迪在官邸二楼起居室同顾问们会晤，他以坚定的、明确的态度阐明了每一项决议。要求追加的军事预算是32亿，而不是43亿。要求国会给予准备动员预备役的权限，不是立即进行动员。动员征兵数将增至原来的三倍以上，西柏林应做好准备，盟国对经济制裁应取得一致意见，以及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然而，在向赫鲁晓夫提出达成协议的任何新意见之前，西方必须提出一些互相一致的意见。可是，到7月中旬还是什么也不曾出现，实际上，寻求能够使各方面都接受的新意见，在肯尼迪任期内都不可能出现。法国人反对进行任何谈判，英国人反对不谈判就去冒战争的危险，而德国人的秋季选举正在迫近，他们对这两种立场都反对。
7月25日，肯尼迪要发表电视讲演。这篇演说是忧郁的，也有人说是软弱的。但是事实上，除了有关外交途径的段落由于意见不一致外，其余部分还是坚定的。
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西方世界的首领，第一次如此庄严地发表他的讲话。他说：
“西柏林现已成为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伟大场所，已成为一个焦点，在那里我们所承担的庄严的义务……目前正同苏联的野心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
我们不能，也绝不会允许共产党人逐步地或者用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因为履行我们对这个城市所作的保证，对西德的士气和安全，对西欧的团结，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信心来说，都是必要的。……这个城市的安全程度……同我们的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们的安全分开。……我们将随时准备谈判，如果谈判会有帮助的话。但是我们还必须准备用武力进行抵抗，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武力的话。只做一手准备是会失败的。有两手准备就能有助于自由与和平的事业……。
总的来说，我们谋求和平，可是我们不会投降。这就是这场危机的中心含义，也是你们政府政策的意图。在你们和其他自由的人们的帮助下，这场危机是能够克服的。自由能取胜，和平能持久。”
在演说的最后，肯尼迪以个人的身份谈了对这次危机的体会和对人民的希望。
“在我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当时我不能体会，而且任何一个没有承担过这一重任的人都不能体会，这些担子会多么沉重，多么持久。……在这些日子里，我要求获得你们的帮助和忠告。当你们认为我们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我要求你们提出建议。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大家都将竭尽全力为祖国服务。在今后的几个月，在我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的善意、你们的支持，尤其是你们的祈祷。”
这篇被美国人认为忧郁的动人的演说，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好战的。
此前，他已追加了苏联的军事预算，穿上了他的老军装，喧嚷着要毁灭侵略者。为了利用西方的分歧，赫鲁晓夫那年夏天交替使用合理的姿态和威胁的姿态，他某一天恐吓地谈到为柏林的一场核战争给西欧留下的
“一堆废墟”，下一天又亲切地建议，美国和俄国的象征性部队可以按联合国的一项解决办法留在西柏林，另一天又警告说，如果西方强行发动一场战争，意大利的橙树丛、希腊的橄榄园和雅典的古卫城都将遭到毁灭。
危机愈来愈危险地迫近爆发点。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说苏联现在已经能够制造爆炸力相当于一亿吨烈性炸药的核弹，已经拥有能够运送这种核弹的火箭。他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果然把苏联一个宇宙航行员送入了轨道。美国国内情绪日益紧张。肯尼迪敦促美国人修筑防空掩体。与此同时，柏林也是一片混乱。7月，有30444名难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头十天中，又有16500人越界过去。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30分中，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国军队的卡车直开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钢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和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墙就完全建起来了，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人便很长时间无法与西柏林的亲友取得联系了。
这件事使西方国家防不胜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但是在国内，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东德政权早就有关闭边界通道的力量，它迟早会这样做，至少，在西方未能被指责是挑起这件事之前，它就做出来了。大家也同意，墙——建在东德领土上，是在苏联管辖区内13年之久的，系列类似行动中最近的、最恶劣的行动——是非法的、不道德的和不近人情的，但它不是进行一场战争的理由。
9月1日，赫鲁晓夫的螺丝又拧紧了一点。美国的地震仪记录到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俄国人又恢复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主席停止试验，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几乎全部是在大气层进行的。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时，俄国放射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比美、英、法三国加起来还要多了。赫鲁晓夫还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等于过去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一切战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药的五倍。第二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它比科学家原来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一点，但他们绝不会因为这个计算差错受到处罚。这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建议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恢复试验了。虽然他仍只批准恢复不会产生放射性微尘的地下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须要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天是9月8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柏林墙已经建成，一道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后，除了一处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国部队通行。那惟一可行之处，也有东柏林警察检查盟军士兵的证件。边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令，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领导人坐飞机进入柏林。但西方态度在这一点上也很强硬。赫鲁晓夫在9月8日坚持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遭到了西方的断然拒绝。十天后，当肯尼迪即将从海恩明斯港动身返回华盛顿时，有人交给他一张不幸的便条，原来达格·哈马舍尔德乘一架刚果飞机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终不明。肯尼迪感觉，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战争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迫近过。
然而，肯尼迪确信需要做出某种反应——不是去威胁共产党人，要他们公开承认失败，而是使感到震惊和沮丧的西柏林人恢复士气。应急计划是为出现干扰西柏林通道而准备的。肯尼迪增派1500名美国士兵，乘装甲车沿高速公路通过东德检查站，开到西柏林。他说，将驻军增加1500人显然并不能在苏联的直接进攻中守住这个城市，而苏联人将认为这批军队是我们为了那种意图交出的人质。这是肯尼迪在旷日持久的柏林危机中最焦虑的时刻，他推迟了在周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宫换换环境的惯例，要他的军事助理同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不断保持接触。当第一分队的60辆装甲车通行无阻地进入西柏林时，他感到危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同时，他派副总统约翰逊去向西柏林居民发表讲话，鼓舞他们的希望和意志，并代表总统表示美国“要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神圣荣誉，去重申美国所承担的义务。”
陪同约翰逊的是西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退休的卢修斯·克莱将军，他在此后不久作为肯尼迪私人代表重返西柏林，在那儿待了较长时间。在1948年，当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陆上封锁，需要西方进行大规模空运时，克莱是负责指挥的。肯尼迪派他出访柏林，是作为对盟国努力的不断鞭策，作为西柏林人所热爱的象征。
对于美国这一行动的反应，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我们获悉肯尼迪已经派了一位曾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指挥驻德美军的将军去柏林。说明美国人已经把我们打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的事看成一种威胁，并且对此采取了反措施。好吧，我们也有我们的对策……
边界管制的日期定于1961年8月13日始，我们把计划保密到最后一分钟。当预定的日期和时期到来时，我们的部队占据了边界阵地。群情立即沸腾起来。我们开始得到情报说，有一支军队正在准备摧毁这座“墙”。他们打算强行恢
复出入这个城市的自由通道。到了第二十二大开幕时，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科涅夫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报告说，美国的吉普车、卡车、后备兵员运输车和推土机越过边界时，他们就发现自己处在我们坦克的炮筒下面。西方都在关卡路上停下来，相持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晨，党代会继续进行。科涅夫报告说，柏林边界的情况没有变化。谁都不走动，除了有些时候双方的坦克手爬出来走动走动，以便取暖。
我说，科涅夫同志，我看你还是命令我们的坦克掉头从边界开回来为好。不要叫他们走的太远。我肯定在20分钟内，美国坦克也会开回去。只要我们的炮筒还对着他们，他们是不能不掉转坦克并且开回去的。他们自己已陷入困境，并且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出来。他们正找出路，那就给他们一条出路吧。我们撤出我们的坦克后，他们也会撤出他们的坦克的。
科涅夫完全按照我的话去做，并且报告美国坦克掉了头，在二十分钟左右就不见了——恰如我预料的一样。事情就这样结束。
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的边缘缩回去了。他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不想使你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很清醒地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这么说，鲠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不能忍受。
赫鲁晓夫承认，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懂得改善两国关系是惟一明智之举。肯尼迪也害怕战争。他是个灵活的总统，他跟艾森豪威尔不一样，在外交政策上，他是自己的主人。
因为柏林问题的缓解，德国总理勃兰德记下了对肯尼迪的印象：
“这位总统很符合德国人对一位领导的最佳想象，一位理想主义者，对未来有开阔的想象力，有一点浪漫主义，同时又是一位实干的成就卓著的人物。在德国人看来，作为一个领袖，他应讨人喜欢，也是一位优秀的计算家，他忠诚，心地透明，同时又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这些特征和能力从来没有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现在一位年轻的美国总统，似乎能同时满足这些如意的想象，所以许多德国人毫无保留地信任这位美国总统。”
两年之后，1963年6月26日，西柏林人给予了肯尼迪一生中最后的最热烈的欢迎。欢迎队伍的规模，他们的欢呼声以及从他们眼中流露的希望和感激，使人感动。肯尼迪走上市政厅外的平台上，发表一篇激动和鼓舞人心的演说：
“两千年前，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罗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柏林人。
“世界上有许多人不真正理解——或者口头上说不理解——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重大争端是什么。让他们到柏林来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浪潮。让他们到柏林来吧！……甚至也有少数人说，共产主义确实是一种不好的制度，但是它使我们能够取得经济进展。让他们到柏林来吧！
“自由遇到许多困难，民主也还不完善，但是我们绝不需要筑起一堵墙来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
“我们……期望有一天在一个和平而有希望的地球上，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国家，以及这个伟大欧洲大陆——将合成一个整体。当这一天最后来到时——这一天是会到来的——西柏林人民可以对这一事实感到合乎情理的满意：他们一直在第一线战斗了20年。
“一切自由的人——不管他们居住在哪里——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以能说‘我是柏林人’这句话感到自豪。”
当天晚上，肯尼迪登上归国的飞机，越过东德上空飞往爱尔兰。他红光满面，浑身是劲。他说，他要给继任者留下一张便条，告诉他在泄气时打开它，那上面写着“到德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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