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砚 编著
1960年9月2日，参议员约翰·肯尼迪阔步走进一个记者招待会会场。他用自信而干脆的声音宣读了一份关于他参加竞选总统的一张不满一页纸的声明。他说：
“今天我宣布参加竞选美国总统……在过去的三年零四个月里，我访问了联邦的每一个州，并和各界的民主党人交谈过。因此，我参加竞选是以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即我能在提名和大选中获得胜利。”
这一年约翰·肯尼迪42岁。从来没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候选人当选过美国总统，甚至在本世纪内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也不曾提名过如此年轻的候选人。此外，约翰·肯尼迪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信仰天主教的教徒从未有人当选总统，而且从1928年以来，甚至从来也没有人认真地从中考虑过人选。约翰·肯尼迪是美国参议员——参议院过去只选出过一个共和党人的总统，而民主党在这100年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名一个参议员当总统候选人。
但是1960年的约翰·肯尼迪变得非常坚强和果断。他对总统这个职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说：“这个职位是行动的中心，是美国制度的主要动力和力量源泉。”此外，“你至少有机会对好些问题能有所作为……对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公民，都会十分关心的……而且，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有益而成功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大的快事。”
此外，他有一些非常自信的估计。他觉得，民主党内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也只有四五个人，但这些人的才干绝不会在他之上。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不是不能击败的。约翰·肯尼迪觉得理查德·尼克松将是一位“顽强、老练、精明的对手”，但这个人志大才疏，他的演说风度和过去的历史都不足以在选民中激发起信心来。
约翰·肯尼迪对自己的不利条件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使记者们难以相信并使拥护者感到惊愕的是，他当众列举出自己的不利条件。他说，他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当选为美国总统，因为在美国的教徒中基督教新教徒占有二比一以上的多数，也从来不曾有一个43岁的人曾经当选总统；而且特别因为这些原因，他的党不大可能会选中他作提名候选人。
不过，他同时也具备别人不曾有的优势。约翰·肯尼迪在旅行、写文章、宣传以及对劳工改革所进行的斗争中，人们日渐注重他的品质，反映在全国和州的民意测验中，肯尼迪的实力不断增强。不管是同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还是同两个有希望的共和党人进行较量，他在比赛中总是独占鳌头。从1957年到1959年，凡是私下和公开举办的民意测验都对肯尼迪越来越有利，而使他的对手越来越泄气。当然，这种风头对肯尼迪不太有利，批评他的人变得更加公开，更加畅所欲言了。共和党政府在两昼夜的时间里，对它以前似乎赞成的三次肯尼迪的提案突然转为反对态度。这三项提案是：对印度的援助、同波兰的经济关系以及劳工改革。资深政客劝告他动手不要太早，不要逼得太紧了，这样会使自己的精力耗尽。不止一个专栏作家说，从肯尼迪的年龄和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来看，他1960年竞选总统时机还未成熟。
约翰·肯尼迪不得不压缩演讲次数、电视上露面次数，把宣传的重心从他的家庭和他本人转向宣传他的信念和成就。但他绝不承认“不要过早动手”这句话，他宁愿同熟稔的记者交朋友，而不是煞费心机去躲他们。
所以约翰·肯尼迪的步子还是快的。这种快有利于回答人们对他健康状况的疑虑，有助于选民们不在意他那不太成熟的外表。这种快节奏还产生了一种其他逐鹿者无法阻挡并且望尘莫及的自发的势头。肯尼迪深知，一个具有这种不利条件的候选人在竞选中必须领先并早日赢得胜利。
在向新闻界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断然拒绝考虑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第二天在《会见报界》节目中，他说，现在的形势与1956年“多少有点不同”，如果他未能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那么我认为我在参议院里可以最适当地为党和国家效力。……我不想把往后的八年花在主持参议院的工作……并等待着总统去世来继任总统职位。”
然而，第一个周末，新闻界的权威评论家仍认为肯尼迪实际上是一个副总统候选人，或者他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如此自信地吹他竞选总统职位的事。据那些很少离开华盛顿的政治记者的判断，没有多少重要人士拥护他竞选总统。全国知名的民主党人几乎都认为，鉴于他的宗教信仰、年龄、职务以及籍贯等因素，提名和选举他当总统都是不恰当的。他们也都赞成他当副总统，部分原因是想避免种种反天主教的攻击。他是大家心目中的第二号人物的第一号人选。
国会参众两院的所有民主党领袖都赞成林登·约翰逊，民主党的领袖艾德莱·史蒂文森没有公开表态，私下则赞成自己。上届民主党总统哈里·杜鲁门赞成赛明顿。有影响的已故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则赞成史蒂文森或汉弗莱。
对众议院民主党人进行民意测验表明他们赞成赛明顿。参议院民主党人进行的民意测验则赞成约翰逊。在新闻出版界编辑中进行的民意测验预测为史蒂文森。对民主党各州委员会主席的民意测验却表明为赛明顿。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民意测验中表明他们赞成史蒂文森。自由派的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委员会则赞成汉弗莱或史蒂文森。大多数黑人领袖首先提到的是汉弗莱。大多数劳工领袖，特别是那些被反舞弊调查和立法激怒了的人们，都首先提到汉弗莱或赛明顿。大多数南方的领袖首先提到约翰逊。
约翰·肯尼迪一方面不忽视上层工作，一方面注意从基层积聚他的力量。他的实力基地不在知名人士聚集的华盛顿，而是在代表们所在的外地各州。
地方党的领袖们——他们通常比全国闻名的那些大人物掌握着更多选票——倾向于约翰·肯尼迪，因为肯尼迪在他们的邻居们和朋友们中享有声望。肯尼迪还多次访问过他们的州。他曾在他们的宴会上和群众集会上讲过话，为他们的竞选活动筹集并且付出过活动经费，他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和帮助，他对他们每个人都表示关怀。他从来不拒绝任何一个人的电话，他从不忽视一封来信或怠慢一个来访的客人。政治领袖们、知识分子们、劳工领袖们、黑人领袖们都从肯尼迪的办公室以及马萨诸塞州肯尼迪的竞选办公室收到过大量信件；他们并且不断收到肯尼迪写的或者关于肯尼迪的大量文章，他们还不断收到肯尼迪打来的电话，肯尼迪写的书或关于肯尼迪的书。
约翰·肯尼迪看上去不大像一个政治家，但他却显得越来越像一个胜利者。现在，挡在肯尼迪面前的难题首要的仍然是宗教问题。民主党需要的是一个总统，如果提名一位天主教徒参与竞选而结果不能获胜，那对民主党来说是不应该的事，而民主党认为一个天主教徒去竞选，势必有许多人反对，所以他们不愿提名肯尼迪。
这确实是一个恼火的问题。肯尼迪并没有召唤人们来掀起一场运动，以取消不让天主教徒进入白宫的禁令。他并不急切地想为他的祖辈在波士顿遭到的歧视复仇。而且同某些报道相反，他对于成为第一位天主教徒总统也没有格外的新奇。因为他只想当总统，而他又恰好是一名天主教徒。
所以，他一再说他不希望别人依据宗教信仰来投他的赞成票或者反对票，他不希望这个毫不相干的标准成为他是否获胜的原因。他在1960年这个年头，就乘飞机巡行了24个以上的州，行程约65000英里——其中多次在预选的关键性搏斗中，他和杰奎琳一起去迎接了这一艰难而光荣的挑战。约翰·肯尼迪曾就当前的重大问题发表350次演讲。他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打电话。他从不作任何不能兑现的诺言，也不对任何人封官许愿。肯尼迪显示出了勇往直前的胆略，赛明顿说：“他不过是比我们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胆子大一点，更富有精力、智慧和刚强之气罢了。”
假如没有别人在预选中参加竞选，假如史蒂文森在俄勒冈州参加了竞选，假如赛明顿在印第安纳州参加了竞选，假如约翰逊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了竞选，假如汉弗莱在威斯康星州的第二选区失利并不再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竞选，假如迪赛尔在俄亥俄州没有认输，假如帕特·布朗迫使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或者约翰逊全力支持赛明顿，那么肯尼迪可能已经落选了。然后这一切都不曾发生，他倒可以哼着竞选歌曲《莫大希望》回家休养，准备洛杉矶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麻烦又来了。哈里·杜鲁门，这位民主党前总统在7月的一次全国电视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对赛明顿的支持，并加上了对约翰逊的支持，而且还额外提出了鲍尔斯、迈纳等六人的姓名。杜鲁门用激烈的词句攻击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事先早有安排的……愚弄人的……完全被一个候选人操纵着的”组织，说他们对代表们施加压力，使代表们一下子倒向肯尼迪那边。杜鲁门对天主教徒的竞选是反感的，这一次他公开地、含蓄地提出了肯尼迪的宗教信仰和经验不足的问题。他说：
“参议员，你是否肯定，你已为治理这个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或是这个国家已为接受你担任总统做好了准备？……我们需要一位尽可能成熟的和有经验的人。……我可否劝你耐心等一下呢？”
约翰·肯尼迪看到杜鲁门的谈话之后，马上提出请求并获得了电视节目的时间安排。7月4日，约翰·肯尼迪飞往纽约，就杜鲁门提出的年龄问题进行驳斥。肯尼迪提到他为国家效力18年的经历，并表示愿意“让我们的党和国家作为我的工作经验与能力的鉴定者”。他说，如果“认为担任了14年通过选举产生的重要职务还算经验不足的话”，那么杜鲁门提出的十个姓名中只有三个，而全部美国总统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可算是经验丰富的，而20世纪的全部美国总统——包括威尔逊、罗斯福和杜鲁门在内，则都是经验不足了。他继续说，假如是以年龄而不是以经验作为标准的话，那么这种检验成熟的标准将把“所有年龄在44岁以下的人都排除在受人信赖和负责指挥的职位之外，也就是说杰斐逊不应写《独立宣言》，华盛顿不应指挥大陆军，麦迪逊不应制订美国宪法……而克里斯朵夫·哥伦布甚至不应该发现美洲。”
肯尼迪说，在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里，在国会和各州的首府都有年轻人任职的情况下，选民们有权要求具有同样精力和活力的人在白宫任职。他和尼克松俩人都是四十多岁而且俩人同时进入国会，过去还有六个总统以及许多总统候选人也是在四十多岁时任职的。虽然1960年世界上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的确都出生于上一世纪，而在另一个时代受的教育，但是他们在改善世界命运方面有多大的成功呢？亚洲和非洲那些新兴的国家正在挑选一些“能够抛弃老的口号、幻想和猜疑的”年轻人。然后，他以自己竞选总统的结论结束电视辩论：
“因为有一个新世界要去争取——一个和平和友好的世界，一个充满希望和富饶丰裕的世界。我要美国带头走向这个新世界。
“杜鲁门先生问我是否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这使我想起一百年前亚伯拉罕·林肯来，他那时还未当总统，在他受到老政客们的围攻以后，写下了那些话：‘我看到暴风雨来了，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要是上帝指定一个位置、一份工作给我，我相信我已准备好了。’今天我对你说，假如这个国家的人们挑选我当我们的总统，我相信我已准备好了。”
但是上帝还来不及指定一个位置给约翰·肯尼迪时，更大的暴风雨倒来了。这个可怕的敌人便是埃莉诺·罗斯福。她是二十八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1905年3月与富兰克林结婚。1921年罗斯福双腿瘫痪后，埃莉诺开始支持他走上政坛。罗斯福后来果然当上州长，继而当上总统。她代替行动不便的罗斯福到各地旅游、演说，她巡视贫民窟，参观幼儿园和青年游乐园，访问贫苦佃农。《纽约家》周刊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矿工瞪大了眼睛对另一个矿工说：“我的天哪，这来的不是罗斯福夫人吗？”
在钦佩她的人眼中，她是慈母、贤妻、政界人物、杰出女政治家、新闻记者，同时又是第一夫人，比起罗斯福来说，她更能打破常规，更同情下层人，在政治立场上意见更左。她有关心全人类的雄心壮志，她不断写她的专栏稿，先后出版15本书，改革了民主党的塔马尼俱乐部，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年复一年地被美国妇女界选为最受敬仰的妇女；而且据盖洛普报道，全世界各地，她也是最得人心的妇女。
约翰·肯尼迪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对者，埃莉诺对约翰·肯尼迪的偏见大抵是因为二十年前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任驻英大使的约瑟夫·肯尼迪之间的一场争吵。
1960年，埃莉诺·罗斯福在海德公园村披露了这件事情的缘由。那是1940年，“当约瑟夫·肯尼迪先生从伦敦回波士顿时，同记者进行了那次不幸的会见。在那次会见中，他对我们进行一些谴责。我的富兰克林说：‘我们最好把他叫到这里来，看看他有什么话说。’于是约瑟夫·肯尼迪先生乘火车来到莱茵克利夫。我去车站接他，然后直接带他到富兰克林那里。嗯，大约过了十分钟，一名助手跑进办公室告诉我：‘总统要见你。’这种事前所未闻。我慌忙跑进办公室，看见富兰克林的脸色苍白如纸。他叫肯尼迪先生出去，然后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想再见到那个人。’……他随后又说：‘把他从这儿赶出去！’我说：‘但是，亲爱的，你已经邀请了他在这儿和我们度周末，而我们也请了客人吃午饭。另外，火车要下午2点钟才开。’富兰克林说：‘那你开车陪他在海德公园村兜兜圈子，再把他送到火车上去吧。’我照着他的话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四个小时。”
1960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罗斯福夫人在海德公园村与众议员理查德·博特的谈话中承认她不喜欢约瑟夫·肯尼迪，并且因此影响了她对约翰·肯尼迪的态度。她说，父债本不应子还，但正如她不能宽恕约瑟夫·肯尼迪任驻英大使时的态度和行为一样，她无法原谅约翰·肯尼迪在麦卡锡问题上的优柔寡断。
罗斯福自由派特别怨恨肯尼迪在麦卡锡主义问题上的表现。尽管肯尼迪也投票抵制过麦卡锡的意图，但他从不公开表态反对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的过分行为。自由派抱怨他对民权问题缺乏关心，同麦卡锡一样认为从罗斯福时代起就广泛存在着颠覆活动，屈从于他的爱尔兰选民，或是受到他的父亲——一个麦卡锡支持者的过分影响。1953年初报刊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在日记中写道：
“我应邀和马萨诸塞州新参议员杰克·肯尼迪一起吃午饭。杰克具有两种人的素质，要么成为第一流的参议员，要么成为头等法西斯主义者，这仅仅取决于努力接近他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现在他的弟弟已成为麦卡锡委员会的顾问，他自己也得到了该委员会的任命，尽管他宣称这次任命违背他的意愿。有一段时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富兰克林·D·罗斯福会与约瑟夫·肯尼迪决裂，随着对杰克了解的增多，我理解了这一点。”
令肯尼迪感到最难对付的是埃莉诺·罗斯福的尖锐批评。罗斯福夫人尽管宽宏大量，却不能完全摆脱对天主教会的敌视的影响。此外，1949年她因反对联邦资助教区附属学校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执。天主教红衣主教斯佩尔曼指责她对天主教会有偏见，认为她不配作一名美国的母亲。这一难以容忍的指责使她非常气恼，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她与肯尼迪长达十年之久的争执埋下了伏笔。1950年罗斯福夫人宣称她“当然反对”肯尼迪提出的用公共基金资助天主教机构的议案，但对肯尼迪提出的一项比较适度的建议，即政府拨出一定的资金用作公共汽车接送天主教学校学生费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宽容。这或许是因为肯尼迪的这项议案是和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共同发起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埃莉诺·罗斯福不得不记住在挑剔肯尼迪的同时，她往往是在反对她的两个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詹姆斯·罗斯福。
事实上，罗斯福家族与肯尼迪家族的交往史已达30年，现在的冲突只不过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不快。约翰·肯尼迪的父亲已留下许多不愉快的回忆，如他对德国人和战争的态度；他与罗斯福政府的关系；以及他对埃莉诺·罗斯福的粗鲁谈话。现在埃莉诺·罗斯福看见约瑟夫·肯尼迪的儿子行动起来，她还能期待得到什么呢？
埃莉诺·罗斯福对肯尼迪没有公开反对麦卡锡尤其反感。正如她的一名心腹所说：“我想她认为那个人在当时缺乏采取行动的勇气，尽管在选区里他是一个受欢迎而又有影响的人物，不会有太大风险。波士顿有很多爱尔兰和波兰天主教徒，他们受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复仇政治运动的影响极为严重，对此肯尼迪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当1956年肯尼迪争取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想把埃莉诺·罗斯福拉入自己的阵营，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为他拉到一大批罗斯福崇拜者的选票。结果却适得其反，罗斯福夫人当众质问他为什么至今不曾公开表态反对麦卡锡，使约翰·肯尼迪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由于肯尼迪曾经写过的那本名为《勇者之像》正在此时出版，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极容易受攻击。人们嘲笑他应当少讲些形象，多拿出点勇气。
肯尼迪在1960年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遭到罗斯福夫人更加激烈的反对。她在著名的《星期六邮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再次重申1956年她对一个朋友所说的话。当时有人请她支持肯尼迪竞争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她回答说：“我认为麦卡锡主义关系到每一位国家公务员，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一问题。但我至今还没有听到参议员肯尼迪的态度。我不敢肯定，一个不愿就这一问题发表立场的人会有什么政治前途。”该报在发表她的文章时用了通栏标题：“她对最近在竞选中遥遥领先的年轻参议员肯尼迪评价不高。”
最严重的冲突是12月埃莉诺·罗斯福在一次电视节目上的谈话引起的。她对一名节目主持人说，在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中，除了艾德莱·史蒂文森以外，没有人具有“我们所需要的伟大人物的素质”。有人问她，如果她面临着在民主党保守派的肯尼迪和共和党自由派洛克菲勒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她将怎么办？她回答说：“我非常希望这一特殊情况不会出现。我想我会尽一切努力促使民主党选出一名不会有肯尼迪参议员可能引起的那类问题的总统候选人。”在一篇针对《勇者之像》的作者的尖锐评论中，罗斯福夫人说她“不愿把需要下届美国总统处理的困难问题交给一个了解勇气、羡慕勇气却不能自主拥有勇气的人。”此外，她对约翰·肯尼迪的父亲深表遗憾。他“在全国各地耗费巨资”，以帮助他的儿子取得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恐怕现在每一个州都有了他的代理人。”
肯尼迪认为埃莉诺·罗斯福为了他父亲的观点来责备他，这很不公平。由于他认为罗斯福夫人的反对是赤裸裸的偏见，因此他完全被激怒了。但与此同时，肯尼迪也不得不更审慎地思考这其间的问题，思考如何可以摆脱困境，扭转不利。约翰·肯尼迪终于认识到，他最后的胜利，也许仍然要仰仗富兰克林·D·罗斯福这张王牌。
约翰·肯尼迪开始在巡回演讲中引用罗斯福，在罗斯福纪念日的集会上和民主党人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他在演讲中高度称赞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进步形象必将永远成为民主党的楷模”，还从不忘记提起罗斯福1936年在富兰克林运动场那次演讲。罗斯福当时绊倒了，但他很快镇定地站起来，使台下的听众毫无觉察，继续发表了“他的最振奋人心、最成功的一次演说”。肯尼迪强调说，那次演讲中宣布的一条准则至今仍是我们的最佳指南，即“政府可能出错，总统们也的确会犯错误，但正如不朽的但丁所说，神的法律用不同的尺度评判冷酷者之罪和热心人之罪。一个博爱仁慈政府的偶然失误要比一个玩忽职守僵死如冰的政府的经常性的疏忽好得多。”
肯尼迪投入196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之后，从威斯康星州开始，便遇到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能扭转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停滞状态，推动美国继续前进的人，正如罗斯福在胡佛之后鼓舞全国人民奋进一样。然而，由于肯尼迪并未真正把自己与罗斯福融为一体，人们再次怀疑他是否真正会献身于自由派的观点。他如果不能得到罗斯福的大批追随者的信任，就不可能有希望赢得196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肯尼迪在一所天主教会学校礼堂里做过一次竞选演讲，之后，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你还不公开表态反对麦卡锡主义？”肯尼迪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我不准备接受你或罗斯福夫人或其他任何人在这一问题上对我的批评。”正如一位记者所写的：“肯尼迪政治命运的每一个转折点上，都笼罩着罗斯福夫人的影子。”
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经过一番竞争终于赢得了胜利，但结果还不够理想。他需要在西弗吉尼亚初选中再次接受考验。如果他想继续竞选下去，他必须在这个新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州取胜。肯尼迪知道，在西弗吉尼亚州仍有一个长长的影子笼罩着他，它不仅来自埃莉诺·罗斯福，也来自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本身。
在这个对肯尼迪至关重要的西弗吉尼亚州，肯尼迪很快认识到，他惟一的初选劲敌——汉弗莱可能远远比他更有条件获得该州大批罗斯福追随者的选票。休伯特·汉弗莱生长于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镇。那里什么也没有，而且阳光毒辣，尘埃飞舞，令人窒息。汉弗莱在父亲的杂货店帮工。有一次往袋子里装杀虫剂，因干得太久而病倒了。后来他开着父亲廉价的A型小汽车去城郊观看人人都在谈论的一件大事——从老远的华盛顿到南达科他州的多兰来了些种树的人们，他们正在实施罗斯福的得意计划：建立从加拿大边境至得克萨斯州的数英里宽的防护林带来挡住尘暴。那天种下的树很快就死了。然而对汉弗莱来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关键的是在华盛顿有一个人非常关心遥远乡村的问题。并尽力在为他们做些事。
汉弗莱此时开始了对心目中的偶像的崇拜。当时肯尼迪尚未对新政发生兴趣，而年轻的汉弗莱在记录1935年夏天他随南达科他休伦男童子军旅行至首都的经历时曾写道：“华盛顿特区令我浑身振奋，我简直是喜形于色，沉迷于这个政治王国。啊，天啊！我祈愿自己的梦想实现——我将努力走进这个王国。为此，我首先要读书，并且要学会像自由派那样思考。罗斯福真是一个非凡之人！”第二年夏天，当汉弗莱任南达科他州一个县的青年民主党领袖时，罗斯福视察到这个尘暴地区，汉弗莱幸运地同他心目中的英雄握手。
汉弗莱一走出家门，便雄心勃勃地追随罗斯福。1939—1940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当时他十分贫困，靠妻子制作三明治，然后以每个一角钱的价格卖给其他学生来补贴生活。他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新政的政治哲学》，文中高度赞扬了罗斯福的成就。毕业之后他到明尼苏达州先后在公共事业振兴署和一些战时机构工作，之后才开始
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他的第一项成就是担任明尼苏达州竞选负责人，促使罗斯福在该州轻易获胜。
在汉弗莱争取他生平的第一个重要职位——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时，传来了罗斯福逝世的噩耗。他听到消息后立即致信亨利·华莱士：
“我刚刚获悉我们伟大的总统逝世的消息。愿上帝保佑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就好像我的一个家人过世一样。”一周以后，汉弗莱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产业工业联合会召开的劳工集会上发表演讲。台上挂着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为汉弗莱投票就是为罗斯福的政策投票”，台后的幕布上醒目地挂着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巨幅画像。
1960年，参议员汉弗莱以同样的方式向肯尼迪挑战。他的竞选班子散发了几千张传单，传单上印着汉弗莱站在装饰着菊花、挂着罗斯福画像的讲演台上的形象。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评价，“这不是一个喷气时代需要的候选人，他不适合年轻而兴旺的美国；他只是一个拼命挖掘二十年前大萧条的记忆，想用魔法召回正在消褪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偶像的政治家。”
尽管汉弗莱的竞选口号在其他地区可能无效，但在西弗吉尼亚州却
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当有人请在西弗吉尼亚参加竞选的人们谈谈其中的原因时，他们都一致答道：“罗斯福的名字在西弗吉尼亚煤矿区具有魔幻般的魅力。”人们依然记得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埃莉诺·罗斯福对住在窑洞里的贫困的人家的关心。记者彼得·利萨戈叙述道：“如果说西弗吉尼亚有一个神话的话，那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罗斯福在西弗吉尼亚留下的纪念物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我所指的纪念物就是在罗斯福当政期间修建的桥梁和建筑。你可以到一些山区小屋去看看，墙上挂着的惟一相片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一位西弗吉尼亚的政治人物解释道：
“在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台之前，西弗吉尼亚地区完全由矿主统治……罗斯福总统通过立法使矿工们能够合法地组织起来，集体与矿主讨价还价。结果不久以后，大部分，实际上是所有的矿工都不再支持共和党，而支持民主党。我所在的县——麦克达威尔在1933年以前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共和党，但随着罗斯福的当选而获得组织起来的权力之后，他们都转变为民主党人。这一状况持续至今。”显然在这样一个州里，对罗斯福忠心耿耿的汉弗莱对肯尼迪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最初的民意测验显示肯尼迪以40对60之比落后于汉弗莱，他被迫重新考虑策略。民意测验家路易斯·哈里斯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他需要做的事是争取低收入的民众，激起他们的热情。而要办到这一点，他只有一条路可走——放弃他过去在威斯康星州不偏不倚的形象，把自己表现成一名“彻底的新政式民主党人”。当罗伯特·肯尼迪问一名西弗吉尼亚人他的哥哥应当把重点放在哪里时，得到的回答是同样的劝告——四个“F”①，只能抓住这四个“F”，即旗帜、食品、家庭和富兰克林。后来他解释说：“我觉得在我们州的任何地方参议员肯尼迪只要讲述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可以获得许多许多的同情者和选票。”
①四个F：四个F开头的英文词指“Flag，Food，Family，Franklin”。
为了实施这项策略，肯尼迪把在华盛顿做意大利小汽车生意的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吸收进竞选班子。在前总统的所有的儿子中，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看起来最像他的父亲，特别是他笑起来时，简直酷似罗斯福。他的声音，正如汉弗莱后来说：“听起来像是总统在矿石收音机或‘爱默生’收音机上发表‘炉边谈话’。”小富兰克林来到西弗吉尼亚，四处发表他的“新政”演讲，每当他提到“我的父亲”时都会赢得听众阵阵的鼓掌欢呼。显然，小罗斯福的演说比肯尼迪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具诱惑力。由于肯尼迪找到了自由派创始人的化身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因此汉弗莱比他更有条件成为罗斯福的继承人这一事实已无关紧要。此外，在约瑟夫·肯尼迪的提议下，几千封有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签名的信件北运到纽约，然后盖上“纽约·海德公园村”的邮戳，邮寄给西弗吉尼亚的选民。
同时，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汉弗莱进行攻击，他对西弗吉尼亚的选民们说：“在你们的初选中另外还有一名候选人，他是一名优秀的民主党人，但我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哪里。”他指责说，当肯尼迪在太平洋战场上英勇战斗的时候，汉弗莱却在后方忙着拖延时间，逃避服兵役。
小罗斯福的这些话帮助肯尼迪去赢得胜利。在选举的最后结果悬而未决的时候，肯尼迪竭力掩饰他怕在西弗吉尼亚初选中失败的心理。他说：“毕竟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没有在所有的初选中获胜。”然而他的担忧是多余的，这场竞争最终以肯尼迪的胜利而告结束。汉弗莱立即宣布退出竞选。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初选中显示出的实力，帮助他赢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正如一位竞选老手所说：“肯尼迪在波士顿被孕，但在西弗吉尼亚出生。”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介入，汉弗莱退出了竞选，肯尼迪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道路因此变得平坦起来。但他仍然面临着来自埃莉诺·罗斯福的阻力，她比汉弗莱更加集中地体现着罗斯福的遗产。埃莉诺曾一度不准备公开表态，但当小阿瑟·施莱辛格和J·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等一群自由派站出来支持肯尼迪时，她立即表示公开反对。她宣称：“我将改变我的主意，行使我作为一名妇女所拥有的权利。”她继续说：“毫无疑问，民主党产生的最强有力的候选人应该是史蒂文森。”
埃莉诺·罗斯福的三个儿子——詹姆斯、富兰克林和埃利奥特都支持肯尼迪，这使她的立场更加引人注目。虽然罗斯福夫人更愿待在家里，但她还是飞往洛杉矶，为否定对肯尼迪的提名，争取史蒂文森的提名做最后的努力。她还要顺便对肯尼迪放一箭：“如果一个人并未尽最大努力挑选最好的人便轻易接受一个次于他的人作候选人，这似乎十分可笑。”在一次有很多人出席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夫人表示，她不相信肯尼迪能够获得重要的黑人选票，也不相信反天主教的偏见不会伤害肯尼迪。克利夫兰的一名报刊专栏作者报道说：“罗斯福夫人只不过像老祖母般慈祥地说了六句话，参议员肯尼迪就像被劈了两斧子。”然后他接着说，当记者问罗斯福夫人她的儿子们对肯尼迪的支持时，她说：
“一个母亲的苦衷，尽管她十分了解什么才是最好的，可还是不得不像所有的母亲那样跟在这些傻孩子后面叹息。”在投票的前一夜，这位倔强的、75岁高龄的女人参加了不下11个会议，她用坚定而又悲伤的语调解释她为什么不能容许毫无疑问是一位绅士的肯尼迪进入她的政殿。
但此时，肯尼迪已经准备就绪了。在洛杉矶那儿，他为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已做了充分的筹备。宣传机器也开足了马力，每天都发布新闻消息，每天都向新闻界宣布新增加的支持者的名单：如北卡罗来纳州当选州长桑福德、明尼苏达州的弗里曼、新泽西州的代表等。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志愿工作者，比如马萨诸塞州的代表，有闲的旁观者，肯尼迪的老朋友，都被分配任务去同54个代表团膳宿一起，按时向肯尼迪报告这些代表们的情绪、问题和倾向，特别是密切关注他们的投票情况。肯尼迪的“控制室”里存有每个代表的档案卡片，肯尼迪的“代表接待室”里挤满了人群；许多俊俏的姑娘忙着分发附有竞选徽章的免费咖啡，并且放映一部介绍候选人的影片。
肯尼迪于7月9日星期六抵达洛杉矶，受到数千人的欢迎。随后，他在《会见报界》的电视节目中说：“我认为我们将赢得提名，但是我并不认为大局已定。……没有一次代表大会是这样的。”他知道，191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钱普·克拉克和1924年代表大会上的威廉·麦卡杜，在大会刚开始时都受到多数代表的拥护，结果却没有得到提名。不过，那时的规定是，被提名者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代表的选票。要不是罗斯福和法利在1936年废除了这项规定，使民主党从此变得自由化的话，肯尼迪是绝不会获得提名的。
代表大会于7月11日星期一开幕时，一个声势愈来愈大的推举史蒂文森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罗斯福夫人附和了尊敬的沃尔特·李普曼早些时候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的主张，表示希望肯尼迪的“大公无私敢作敢为”会使他同意担任副总统的职位，因为在这个职位上，他会得到“成长和学习的机会”。她说，黑人不会投他的票的。休伯特·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预选后一直对肯尼迪很友好，不过始终没有正式承担义务。这时他说，出于“对国家的关注”，他决定从支持肯尼迪转而支持史蒂文森。原来以为能争取过来支持肯尼迪的许多加利福尼亚州的代表，已经被史蒂文森拉走了。哥伦比亚特区的许多支持肯尼迪的人受到支持史蒂文森的人的压力。
史蒂文森本人曾被要求支持肯尼迪的提名，一些和他们俩人都有友好关系的人一再要求停止这些拉票的努力，因为这种做法只能帮赛明顿和约翰逊的忙。他们要求他结束这种踌躇不决的态度，以取得肯尼迪的尊敬，并支持肯尼迪的提名，作为对肯尼迪在1956年支持他提名的报答。
与此同时，约翰逊的支持者亦愈益活跃起来。在参议休会至8月间这段时间里，多数党领袖约翰逊同意其支持者的要求，正式宣布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但他对反肯尼迪和反天主教的众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的观点没有表示赞同。他的声明警告说，“罪恶的势力，……对于无辜的人是毫无怜悯之心的，对于没有经验的人也不会格外照顾的。”雷伯恩攻击肯尼迪的领导地位“没有受过考验”。约翰·康纳利和印第安·爱德华兹对肯尼迪体力上能否胜任总统之职表示怀疑。老资格的政客故意地谈论着可能会出现一种僵持局面：由于史蒂文森夺走了肯尼迪的一些选票，所有总统候选人就都继续处于竞争状态，那么，在经过两轮投票肯尼迪的票数减少以后，约翰逊，或许是史蒂文森，将作为妥协的人选。有人企图修改代表大会的规则，以防止候选人的提名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解决掉。这次动议显然是为了阻止肯尼迪被提名而提出的，但未获通过。
尽管约翰逊和史蒂文森挤进竞争圈内，约翰·肯尼迪仍然对前途充满信心。他知道，凡是赢得提名的候选人总要被人指责是采取了“高压手段”、“哗众取宠”和“讨好拉拢”的。谣言、混乱和暴徒式情绪之类的东西，就如同铜管乐队、气球、标语牌和演讲一样，构成了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内容的一部分。然而代表工会上真正重要的事情，却是争取761名代表的选票，即1520票总数中的半数。
实际上，转而支持史蒂文森和约翰逊的代表人数比所宣传的要少得多。无论是会场里支持史蒂文森的观众，还是会场外支持史蒂文森的纠察队员，抑或是无数封有组织的支持史蒂文森的电信，都代表不了美国人的大多数。支持约翰逊和赛明顿的人可以去谈论将会出现的僵持局面，但是，自从三分之二的规则被废除以来，没有一届民主党代表大会曾出现过僵持局面。别的人只抱有获胜的希望，但肯尼迪却拥有支持他的代表——这是肯尼迪高明所在。
史蒂文森和约翰逊都可能提出由肯尼迪做他们的竞选伙伴，但肯尼迪对此明确地予以拒绝。他对一个猜测史蒂文森和肯尼迪会联合的人说，“来，我可以答应你，倘若我与谁搭档接受副总统提名的话，我就把明年的参议员的薪金给你。”他的父亲表示：“我们决不会为胜负、金钱或留个芳名而接受副总统的位置。”
肯尼迪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次民权集会上和代表大会前招待所有候选人的一次宴会上公开讲话，他集中谈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而不是评论别人。他说，惟一的“健康”问题是“今天美国经济的贫血问题”；惟一的年龄问题是对我们的年老公民坐视不管。他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拜访那些尚未作出许诺的代表团和领导人，就像一个沉着冷静、富有目的感的人物在一堆杂乱物品中快步向前走去一样。
此外，别的问题也让肯尼迪和他的竞选班子忙得不亦乐乎。竞选纲领大部分是在政纲委员会主席鲍尔斯领导下起草的，以肯尼迪个人的观点来说，他认为竞选纲领许诺了太多的根本无法兑现的相互矛盾的东西，提出了太多的无保证的希望和无必要的担忧。资格和规则委员会提出了一些非重大的问题。代表工会的许多行政和人事问题，都是事先由劳工代表和自由派代表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的秘密委员会制定的，肯尼迪和汉弗莱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主要问题仍然是761张选票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在第一轮投票结束时就扭转局势，否则，就要等到第二次投票了，一些受法律限制只能投一次票的人就可能帮不了肯尼迪的忙，结果失去的选票还不足以补偿从别的一些总统候选人那里争取来的选票；但是如果有必要投三次四次票的话，一种僵局就可能导致幕后妥协。
星期三下午，每个候选人的提名和表态工作都在进行之中，约翰·肯尼迪在最后的时间里要求明尼苏达州州长奥维尔·弗里曼为他做主要提名演说。弗里曼是一个适合上电视屏幕的、强有力的发言人，他是中西部人，农场主的好友，自由派，新教徒，一州之长，肯尼迪希望在他这个州里从史蒂文森和汉弗莱手中夺走选票，弗里曼具有一切必需的品质。但这一决定耽搁了很长时间才做出，原因是开始肯尼迪想劝说史蒂文森来担任这一工作，史蒂文森没有同意。
民主党196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演讲和候选人该做的工作在这个时候终于彻底地结束了，所有的候选人和竞选班子的工作人员虽然还无法放下心来甚至只能把心提得更高，但毕竟也无法再作任何努力了。
众目睽睽的重要时刻终于来临了。1960年7月14日上午10时07分，所有代表都将票投进了票箱，唱票工作在嚣闹的会场进行。
一切都来得那样平静。肯尼迪在第一次投票中就取得了胜利。
肯尼迪得知自己获得提名后，第一件事就是用他的专用电话线打了一个电话给杰奎琳。杰奎琳当时待在海恩尼斯港，等候小约翰的出生。接着，他便赶到大会会场，向围着他的家人和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作简短的致词，表示谢意。然后，他就返回寓所，他也许太困了，他目前需要的，也许仅仅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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