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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传记(64部)

科尔

作者:唐亦政 易红 编著

第十八章 众望所孚

 莱茵河水后浪推前浪,他就像一位哲人,似乎在向人们抛出一个谜语:取代施密特总理的究竟是哪一位?

 是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党的根舍?还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科尔?

 众说纷纭,没有谁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只有莱茵河水意味深长地奔流着。

 施密特的总理宝座能否坐得稳当,在联邦议院的内外已经引起人们的争议。尽管时局对施密特来说十分不利,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社民党人认为:如果没有施密特,社民党的境况会更糟糕。

 许多政治评论家和外国外交官认为,施密特至少想使他的政治生涯延续到下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到期的时候,即1984年年底。1980年大选之后,社民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的议席已由过去的10个跃升到45个之多。按道理,施密特应该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在议会中贯彻他的意图。1984年——如果施密特能坚持到这个时候的话,他将成为除阿登纳总理之外,任期最长的总理,那时,他担任联邦总理就达到十年了。

 但是,反对党领袖科尔在回答一次记者的提问时认为,施密特政府不可能维持到1984年。1981年6月3日的《图片报》刊载了科尔这段预言:“对于日益向左转的社民党能否容忍施密特任满议会整个立法期这一点,我表示怀疑。至于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能否保持到1984年,鉴于社民党的激烈争执和自民党的困境,这点还很难说。”

 施密特勉强地维持着这个政府,他必须像一个杂技演员,小心翼翼地在摇摇晃晃的钢丝绳上施展出各种技巧。党派政策方面的策略,深刻的政见分歧,以及个人之间的猜忌,都需要这位杂技演员用平衡术来化解。这时,施密特至少需要处理好三个人的关系,否则随时随地会招至灭顶之灾。其一,维利·勃兰特;其二,自民党主席根舍;其三,自民党经济部长格拉夫·拉姆斯多夫。

 施密特知道,如果他能够和勃兰特唇齿相依同舟共济的话,那么社民党内的不安情绪就会减少,而自民党也不会另谋出路。但是,社民党应该选择什么道路,勃兰特和施密特总是各持己见。到了1981年秋季,两人的矛盾更加激化。艾哈德·埃普勒和奥斯卡·拉方丹倾向于党主席勃兰特;而赫伯特·魏纳、埃贡·弗朗克、外交部国务部长彼得·科特里尔、议会党团副主席卡尔·利特克和安内玛丽·伦格尔等,都认为施密特总理比较明智。

 这两位政治家早在10年前政见就有分歧。当时,施密特针对勃兰特过分重视争取从学生动乱中涌现出来的年轻选民表示不满。他认为,勃兰特的主张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将导致传统的选民对政府失去信心。而现在,勃兰特主张靠近反对核能和反对导弹,特别是反对美国导弹的年轻抗议者的做法更使施密特恼火。他担心,社民党的纪律将因此而被严重破坏。

 勃兰特则反唇相讥,他认为,从1981年联邦德国所发生的两件大事,社民党人士应该重视那群反对核能和反对导弹的年轻人。2月间,大约有8万示威者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布罗克多夫进军,并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示威者抗议,反对政府在那里修建一所核电站。同年10月,大约有30万人在波恩集会,要求政府方面结束核军备竞赛。勃兰特指出,如果政府在这种形势下还麻木不仁的话,那么只会使“绿党”的支持者增加,将会对社民党产生不良影响。

 对于根舍的名字,公众已经熟知多年。他1927年3月21日出生在原民德地区哈雷市郊一个庄园主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在柏林被美军俘虏,战后在哈雷和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1952年逃往西德地区,在不来梅加入自民党。他曾经是一位律师,因肺病住过三年多医院,虽然他只是波恩较小的联合执政党的主席,但是他在政坛上却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并且谁也无法把他从部长的职位上挤下来而不使政府发生危险。

 根舍是科尔的朋友,也是同住在波恩郊区的近邻。尽管根舍曾经两次三番地拒绝同联盟党组成联合政府,但是根舍同科尔的交情使得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的追随者耿耿于怀。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后的事实就证实了这一点。

 根舍具有一种迅速理解事物的能力,而且具有一种一般人所没有的智慧勇敢。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作为内政部长的根舍曾提出以自己去交换被阿拉伯恐怖分子绑架的以色列人质。

 施密特认为,根舍是一个“没有固定方针的策略家”,人们对他的人品和政治主张一直难以确定。就施密特本人来说,对于自民党的要求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但是,1980年大选之后,施密特从越来越多的事例中发现,同根舍打交道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自民党党主席似乎在寻找一种对抗。例如,关于新政府纲领的谈判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施密特感到,基于根舍的态度,两党合作实在是太艰苦了。

 在1981年8月讨论预算时,根舍在一项声明中说,联邦德国现在面临着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根舍强调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十字路口”,“来一个转折是必要的”。针对根舍的声明,施密特难免要思量一番:根舍在声明中所提及的“转折”,究竟用意何在?是联合政府同舟共济去实现这一转折,或是他本人在政治伙伴的抉择上来一个转折?

 施密特嗟叹不已,此时他深感大势已去。也许,他会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他作为联邦总理到底还能呆多久?窗外霪雨霏霏,施密特突然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倦怠和晕眩。这时,他哪里料到病魔已经缠上他了。

 有一次,他在石荷州度假别墅中摔倒了,他跌在地上两眼直冒金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支撑着孱弱的病体勉强站起来,可是双腿一软,再度跌了下去。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的病情多次复发,但是他对此守口如瓶,仍然日理万机。终于,在1981年10月13日施密特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被送入科布伦茨医院,医生们不得不为这位心力交瘁的总理安上心脏起搏器。

 联邦总理的健康状况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各种慰问似潮水般地涌向总理府。但是,不出几天,这位总理又倔强地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可怕的事又发生了,联邦总理由于疾病的袭击,他的记忆力已经出现了灾难性的混乱,很多最近发生的事情都从他的脑海里抹掉了,只剩下一片空白。这时,他不得不抓紧时间拼命地去了解,最近到底发生过什么。然而,这一切他又不得不对外界保密。

 从1974~1982年,这位曾经被誉为“铁腕宰相”的联邦总理的确衰老了许多:面部肌肉松弛,皱纹密布,看上去就像一只秋霜后的茄子。在联邦总理职位上度过的8年多的时间,仿佛捱过了20年,老了20岁。

 就在这时,一件令人不高兴的事情又发生了。

 在1982年2月3日格尔德·H·佩尔埃蒂主持的《每日专题报道》节目中,这位节目主持人采访了社民党议员哈拉尔德·舍费尔、克劳斯·格罗贝克尔和格哈德·施罗德。

 采访摘要如下:

 佩尔埃蒂:社民党议会党团有人问,赫尔穆特·施密特到底要向谁施加压力?在这个问题澄清之前,人们正日益感到失望。今天到这里来(参加议会党团会议),而且在信任案问题的压力下,根本无法再谈及细节的社民党议员的自我感觉如何呢?

 舍费尔:如果提出信任问题,就表明了联邦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联邦议院一名议员的活动余地就局限于回答这一问题,即,要不要这位总理。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他要这位总理,他要这届政府。

 佩尔埃蒂:此时人们的感觉如何,是不是感到有压力?

 舍费尔:感觉很好。

 格罗贝克尔:谢天谢地,您没有问我的情绪如何。

 佩尔埃蒂:那么您的情绪如何呢?

 格罗贝克尔:很糟!

 佩尔埃蒂:结果将如何?

 格罗贝克尔:这还难说。我认为总理感到厌倦了。

 施罗德:在信任案问题上,我信任总理,因为他的替代者将是愚蠢的科尔,而且这个人是不会有人要的。正因为这种情况,我在信任案问题上自然会投赞成票。但是我承认,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非常糟糕的。这不是儿戏,必须说明这一点。

 一直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社民党—自民党联盟,数月来正以惊人的速度分裂。8月底,联合政府内部的悲观人士透露:联合政府的末日即将到来,但是不会在9月26日黑森州的选举之前。

 作为联邦总理的施密特在汉堡曾经和自民党主席根舍进行会晤,但是事与愿违,施密特没有拴住根舍,两位脾气截然相反的人最后不得不因无法交流而分手。紧接着,执政的社民党在汉堡选举中遭到惨败,自民党没有跳过5%的栏杆,不能进入市议会。

 其实,1982年的德国经济已经开始好转,在消除连续三年的赤字之后,结算出现了盈余。谁知,联邦政府刚刚做到这一点,境况又暗淡起来,社民党常常因为经济政策上意见分歧而吵吵闹闹。

 8月30日,自民党头面人物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公开谈到了社民党的“愚蠢策略”,并对联合政府的前途表示了更多的怀疑。9月1日,施密特在内阁会议上反唇相讥,指责拉姆斯多夫的言论是“令人吃惊和愤慨”的,如果这位经济部长想走,他应当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不要通过向记者谈话作某种暗示。

 根舍对此相当不满,他明白,如果局势继续僵化,拉姆斯多夫很可能会被免职或被迫辞职,那么其他自民党部长也必须从政府中离开,这样一来,联合政府不得不寿终正寝了。

 9月9日,拉姆斯多夫向施密特递交了一份长达34页的《关于克服经济增长速度过慢和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方案》,遭到联邦总理的反对。于是,根舍的预测开始变成现实。

 在9月9日,即拉姆斯多夫提出建议的当天,施密特在联邦议院大大赞扬了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的政绩,最后他向基民盟主席科尔宣战,要求科尔在下周内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表决。但是,科尔没有接受这一要求。

 关于拉姆斯多夫的建议在短短数天内,已经为世人知晓。虽然右翼的政治家们对此持批评态度,但是工会却将其称之为“战争宣言”。

 施密特对此非常失望,他在9月12日给汉斯·阿佩尔的电话中,请求他在下次联邦执委员开会中对这一问题能够“作出强有力的表态”。

 破裂越来越明显,施密特甚至开始考虑应不应该接受勃兰特和魏纳的建议:免掉拉姆斯多夫的部长职务。

 施密特认为从这个方案不难看出,拉姆斯多夫缺乏经济分析能力。9月15日,他向这位部长提问:是否可以把他的方案理解成为“离婚证书”。

 “不,我只想为政府帮点忙。”拉姆斯多夫这样反击说。

 于是,施密特要求他立即向公众发表声明,以阐述其支持政府的观点,拉姆斯多夫照办了。虽然如此,这位部长已经不能在联邦政府中继续呆下去。因为,施密特已经作出决定:免去四位自民党部长,宣布重新选举。

 9月17日,在施密特宣布免去四位自民党部长职务的前几个小时,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根舍、格哈特·鲁道夫·鲍姆和约瑟夫·埃特尔抢先一步集体辞职。

 最终谁能够成为胜利者还很难说。现在,作为基民盟主席的科尔坐在会议厅里,他低头不语,正在琢磨将来执政道路上即将面对的困难和相应抉择的办法。而根舍呢,坐在离科尔不远的自民党议员中,故作镇定看着他的伙伴。谁都知道他的这种镇定是佯装出来的,他不可能对目前的形势无动于衷。

 自1974年以来,根舍就同科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前不久,他们俩已经秘密达成协议,决定在议会中通过一项所谓的“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把施密特政府推翻。这种政治手段在十年前赖纳·巴泽尔曾经在勃兰特身上使用过,但是结果却是勃兰特胜利了。科尔究竟是步巴泽尔的后尘,还是创造奇迹,根舍没有十足的把握。毋庸置疑,根舍决定同科尔组成联合政府,实现历史转折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

 因此,作为自由民主党主席的根舍向科尔仅仅这样承诺,自民党将不会反对基民盟、基社盟制定的政策。科尔也向根舍表示,如果他能成为联邦总理的话,他将帮助自民党保住其地位,并在1982年11月的自民党柏林党代会之后实现自己的诺言。

 根舍暗暗下决心,决定把最大的赌注押在这位好友的身上。虽然他不能保证让足够的自民党议员在联邦议院中投科尔的票,但是他还是决定铤而走险。即使突破这一大难关,他仍需要面对另一个问题:自民党在选举中是否能超过5%的选票?如果得票不超过5%,他的党将无权占有议席。根舍想到这里,不由抬起头向科尔那边望去,谁知科尔也正向他这边望来,两位党主席会心地一笑,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时,施密特开始了他的讲话,全国各地的电视观众将通过实况转播目睹这一场面。施密特语调低沉,显得老态龙钟,言辞间极少用手势强调自己的语意。

 他说,在社民党和自民党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共同点,如果重新开始,他们依旧可以合作。但是,令他失望的是,自从1981年夏天根舍第一次提出实现政治转折的那一刻起,他本人对两党合作就不得不抱怀疑态度了。自此以后,自民党领导人态度模棱两可,从来没有说一句明确的话,这句话就是:自民党坚持社民党—自民党联盟……

 随后,他转身向右边的自民党人说道,他同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们曾经给予他长期的支持。就他本人而言,他已经尽了最大力量来维持这届联合政府。可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政府的声誉……他不能、也不愿再坐视政府的权威和声誉不断地被毁坏而不管。

 施密特说到这里,声调更加低沉,他建议重新举行大选。在此期间,自民党部长们的职务交由社民党人接替。他说,他将提出信任问题……如果他失去信任,他将请求卡斯滕斯总统解散议会。

 这一切对于根舍来说,实在太快了!他知道,施密特虽然已经提出提前大选的建议,但是能否通过还未见分晓。因为联邦共和国的宪法为避免政府经常变更、产生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那种脆弱的政府而设置了障碍。更严重的是联合政府破裂之后,根舍担心选民的情绪会对自民党不利,如果真的如此,他的党将会遭到毁灭性的灾难。

 科尔也意识到了根舍的危险,他希望自民党获胜,成为他未来政府的合作伙伴,而不希望看到施特劳斯及其巴伐利亚人与其一同执政。

 最后,科尔和根舍商定于1982年10月1日提出不信任表决案,1983年3月6日举行大选。

 虽然大局已定,但许多悲观人士却依然反对换马,他们不相信科尔联合政府会比施密特政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

 在联邦议院举行投票的前五天,在黑森州,根舍最担心的局面出现了:自民党的拥护者减少了一半,以至他无权再度进入州议会。基民盟的选票有所减少,而社民党的选票却出人意料的好!

 “背叛就是不得好报”,社民党人欢欣鼓舞,并希望能在10月1日取得理想的成绩。

 施密特同自民党的决裂,受到了社民党的欢迎。因为社民党已经无法忍受他们的总理一次又一次地督促联邦议会党团的同志同根舍和拉姆斯多夫妥协。这种勉强的作法使许多社民党人认为宁愿放弃执政党的地位。这一次,施密特回心转意同根舍决绝,使他们扬眉吐气,他们决心团结在总理周围,给他以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施密特施展着浑身解数争取那些反对根舍的自民党人,但是他对10月1日的表决却不抱幻想。他明白,自民党议员将用足够的选票确保科尔荣登总理宝座。他坐在总理府办公室的丝绒沙发椅中,用一种充满眷恋的目光缓缓地打量着这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房间。书柜、双面挂毯、表现派画家埃米尔·诺尔德的油画……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无不是精挑细选,他要求这里的一切都应服从汉萨那种冷静务实的风格。只是,他还能在这里呆上多久呢?

 他合上双眼,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倦怠,几缕白发垂落下来,他在问自己是否真的老了?现在他感到最遗憾的是,还有两项重要的计划没有达到:超级大国没有就欧洲战略导弹达成协议;欧洲货币体系没有超出它的第一阶段。他的继任者赫尔穆特·科尔能有足够的能力、经验完成他的计划吗?施特劳斯和他曾经有着同样的看法,希望科尔领导的最多只是一个“过渡性内阁”,但是,谁又能保证事实会给他们这样的明证?

 在10月1日的前一天晚上,施密特召见了外交使节。他用含蓄的语言说,在这个国家的内政形势发生了变动的时刻,把大家请来,是想告诉大家德国人是靠得住的,虽然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后来他谈到美国,说他与四位美国总统是“持批判态度的伙伴”。他要求停止军备竞赛,并重申如果将来的日内瓦谈判没有结果,他仍然主张在德国部署美国导弹。接着,他提到了同法国、波兰的友谊以及自己对欧洲文化的信念。

 他的讲话像一个政治遗嘱,所有的大使都明白,施密特总理是在向他的政治生涯告别。许多人被这种气氛感动了,美国大使阿瑟·伯恩斯双眼泛起了晶莹的泪花。虽然施密特总理不得不提前离开总理府,但是他的政治天才和艺术家的性格、气质并没有因此抹煞。

 终于,10月1日(星期五),在人们的期待中到来了。下午3点10分,联邦议院主席夏德·施蒂克伦宣布了“建议性不信任表决”的结果:赫尔穆特·科尔以下院497名议员中的256票击败了现任总理施密特。

 施密特坐在社民党议员中间,脸色苍白,当表决宣布之后,他全身掠过一阵痉挛。他的政府彻底崩溃了,他的心不由随着残酷的现实沉了下去。对此他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是,他仍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昏眩。这时候,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位曾经咤叱风云的领袖,而是一位倦怠的、风烛残年的老人。但是,他仍然是那个施密特!他站起身,挺直脊背,阔步走到基民盟的议席那里,微笑着向新当选的总理科尔伸出了手。

 联邦德国总统卡斯滕斯在他的别墅哈默尔施密特官邸举行任命仪式。科尔举起右手,神情凝重,他庄严宣誓:“我宣誓,我要致力于德国人民的福利,增进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捍卫联邦的宪法和法律,认真地完成我的职责和对一切人主持正义。上帝保佑我。”

 宣誓完毕,这位身着礼服、仪表堂堂,52岁的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带着迷人的微笑走入联邦议院。他说,他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理,将奉行康拉德·阿登纳、路德维希·艾哈德和格奥尔格·基辛格所主张的政治方针。他将像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前任者们那样,推行“中间道路政治”。他说,他将努力促进商业贸易,控制失业现象,恢复西德人民的自信心。他指出,他的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就是恢复西德人民对他们的国家和政府的信任。他保证将在明年3月6日举行大选。

 赫尔穆特·科尔浓厚的法尔茨方言在大厅中回荡,这时他已经作为联邦德国总理载入史册。举国上下都将期待的目光投在他的身上。人们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赫尔穆特·科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年轻的总理,他是否有能力和魄力,引导着自己的政府和国家进入一个崭新的、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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