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雷芳 编著
1. 通向北京之路
1971年6月，中国托人递来一个邀请基辛格去中国安排总统访问事项的秘密便条。基辛格不像尼克松那样喜欢煞有介事，但当他收到这份梦寐以求的邀请函时，竟炫耀性地出示给尼克松看，并说：“这是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
虽然这有些夸大其词，但基辛格的话还是包含着几分实情。与共产党中国建立战略关系是自《马歇尔计划》出台以及北约形成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头等大事。在基辛格眼里，它“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即使是像周恩来这样小心谨慎的政治家也宣称整个世界为之而震撼。
突然之间，存在了25年的东西方两极平衡，在创造性外交的微妙作用下让位于三角关系，美国人对那片占世界人口1/4的神秘土地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整整一代美国人和他们的政策制定者把中国看成是狂热的革命王国，十分恐怖。美国政策制定者还错误地认为红色中国的扩张主义导致越南战争的发生。现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准备利用一种微妙的连环套，以打开中国的大门来迫使北越更加孤立和脆弱。
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的方法是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秘密接触。他打出中国牌来抵制苏联的能力，充分反映出他极富个性特征的外交风格。
他的对手对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他靠恭维、蒙骗、挑拨离间来取悦他们。他跟那些能与之结交的伟人打交道时，尤其应付自如。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研究拿破仑时代治国之道的学者，他深谙个性与政策不可分割。秘密对他来说是控制他人的武器。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他对权力之间的关系与平衡有一种本能的把握。
因为美国和中国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共同表示关注，这就有可能最终形成一种战略关系。尼克松虽然是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他也是个不动感情的现实主义者，他同意基辛格应从地缘政治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而对于中国领导人——这些来自于世界最古老的政治实体的人——来说，现实主义原则并不陌生。
尼克松早在1969年就想利用与中国增进联系来对苏联施加压力，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联合国期间，尼克松秘密通知基辛格去刺激他一下。
基辛格与尼克松看法一致，但他把中国问题看得更微妙，他认为不仅要利用中国来对苏联施加压力，并且要建立一种三角关系来创造稳定的世界平衡，也就是说，不是拿中国去和苏联嗑嗑碰碰，而是为了取得一种平衡位置来达到更富有建设性的目的，即与其中任何一个共产党权力集团都维系一种利益攸关的基本关系。
中国与苏联于1969年春突然反目为仇——当他们的边境出现争端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机会到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未经请求就情绪激昂地把这件事和基辛格描述了一遍，并强调他们应共同把中国当做一种威胁势力来看待。晚上，基辛格把多勃雷宁那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给尼克松形容了一番，尼克松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生活》杂志就中 苏冲突发表了一篇社论，敦促政府寻找一条能与中国和平共处的路子，尼克松给编辑递去了一张便条：“我完全同意。”
国务院的专家们对突然改变政策一向谨小慎微，倒是国务卿罗杰斯支持尼克松的目标。
最初，基辛格很难把中国问题处理权从国务院夺过来，因为两国驻华沙大使自1954年以来一直举行磋商会谈。可是，连续134次会谈没有产生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
1969年下半年，美国驻华沙大使在基辛格的授意下，在招待会上拦住中方代表，希望开始另一轮会谈，中方表示同意。然后，国务院的官僚按惯例忙了半天写出了一份报告，分发到各个大使馆、办公室官员以及它庞大机器的各个角落。
基辛格对这种大刺激的方式感到恐惧，并告知尼克松。尼克松也认为这样做，“这孩子还未出生我们就会毁了他。”
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一向缺乏灵活机动性，他们反对派总统特使，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而且，他们强调一上谈判桌就得解决重要的根本问题。
如把中国纳入军备控制谈判、要求中国承诺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等。
问题是基辛格如何绕过国务院的渠道来展开对话，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于1970年5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而取消华沙会谈，这种关系的破裂在基辛格眼里实属天意，因为它标志着国务院参与的结束。“等我们一年后重新建立联系时，那将是另一个目标明确的渠道。”
基辛格为建立幕后途径忙得不亦乐乎。他让驻巴黎的美国武官弗农·沃尔特试试，但中国方面没有反应。也许基辛格的错误在于他想通过中国军方渠道，而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是个强硬的反美人物。
这期间，双方都在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试探。1970年9月，尼克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声称，有一天要访问中国，毛泽东通过埃德加给《生活》杂志递了一句话：“不管尼克松作为总统还是游客来中国，他都很愿意跟他聊聊。”
由于华盛顿数月里频频发出友好的信号，中国最后决定选择巴基斯坦这一渠道。在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递交给基辛格的便条上，周恩来写道：
“为讨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特使前来北京。”基 辛格相信台湾问题仅仅是一个摆设，为万一会谈不成功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基辛格用一张没有政府水印的纸作了回复。在他的便条里，又设下了一条微妙的连环套：“如果越南问题得以解决，美国会从台湾尽快撤军。”
基辛格把便条复印了一份给罗马尼亚，苏联从罗马尼亚得知了此事。一个奇特而有趣的情形出现了，中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苏联都是知情人，只有美国国务院被蒙在鼓里。
2. 打开神秘大门
1971年春，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运动员科恩主动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打招呼，还同中国乒乓球队坐一辆车玩了一趟。
科恩送给庄则栋一件T恤衫，对方回赠了一条围巾。
中国可能认为这是华盛顿精心设计的一个政策信号。在随后的一周内，美国队吃惊地收到了访问中国的邀请，整个世界在这种出其不意的乒乓外交面前呆若木鸡。“你们已在中美人民交往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周恩来以私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为运动员举行招待会时说。
4月21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再一次重申愿意接待美国总统特使的愿望。
一个关键时刻终于来临了。
可派谁去呢？尼克松对自己的助理基辛格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竞争心理，甚至是某种嫉妒。他想自己去，但基辛格竭力奉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总统仓促出访中国是危险的。”基辛格坚持说。 于是，尼克松开始考虑一连串的人名。基辛格最初提出戴维·布鲁斯，他是驻维也纳的美国与越南的谈判代表，提出布鲁斯是因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更换。
尼克松提出洛克菲勒，这令基辛格坐卧不安了好一阵，直到尼克松认为他太引人注目，基辛格才松了口气。
基辛格过后说：“罗杰斯的名字没有提出来过。”尼克松的回忆则相反，尼克松考虑到如果国务卿去，“中国人肯定会知道我们是认真的。”
基辛格在一旁直翻白眼。
最后，尼克松把基辛格折磨够了，才慢慢地说道：“亨利，我想你不得不走一趟了。”
基辛格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太想亲手把这件事办成。尼克松选了他，也因为他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总统助理。到目前为止，他尚未举行过有现场记录的记者招待会，其级别也够不上能抢尼克松风头的地步。
本来基辛格打算在巴基斯坦或中国南方会见中国领导人，因为庆贺此事时同尼克松干了一杯白兰地，或许由于酒精的作用，他大胆地叫温斯顿·洛德起草一份“直接从伊斯兰堡飞往北京”的答复。这样，尼克松注定要在美国人听完基辛格对北京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访问这座神秘的城市。
按理说，基辛格的秘密中国之行也是瞒着国防部长莱尔德的，但莱尔德通过自己的秘密途径了解了此事，他恶作剧地找到基辛格说，他准备在7月初去台湾考察防务部署情况，这正是基辛格出访中国大陆的日期，基辛格不作任何解释请他另找时间安排这趟旅行。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如所宣布的那样出访亚洲各国，没有记者随行。当他抵达巴基斯坦时，据说因感冒不舒服，准备到巴基斯坦著名的疗养胜地去休息几天。实际上，他已坐上一架有中国导航员的巴基斯坦波音707飞往中国。
随他前往的还有两名特工人员，他们都是富有献身精神、认真负责的人。俩人一直因未把巴基斯坦疗养地的宾馆好好检查一遍而忧心忡忡，没想到竟糊里糊涂地登上了一架有敌方导航员的飞机，飞往一个有8亿共产党同情者的地方，并且其中有许多人还是荷枪实弹的。
在机场上，一位巴基斯坦的记者意外获悉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将飞往中国，他气喘吁吁地把这条将会成为独家新闻的消息报告给伦敦的办事处，可伦敦的编辑却认为他肯定是喝醉了，听完后就将此事抛在脑后。
当飞机临近中国边境时，温斯顿·洛德站起来走向座舱，他过后开玩笑说，他要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领空的美国官员。
1971年7月9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在北京降落。他们被带到一个用围墙围住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宾馆，里面有清澄蜿蜒的湖，优雅美丽的小桥。在那里，他见到了面容清瘦、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基辛格记起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一事，连忙先伸出自己的手。“这是抛弃过去的第一步。”他回忆道。
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基辛格对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描述。在他眼里，周恩来应答敏捷，很有哲学头脑，是个历史分析高手，善于搞高明的策略性试探。周恩来主宰会议气氛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他的外表，而是他那收发自如的气质，这使他就像一根“卷起的弹簧”。他表情丰富，一双洞察心灵的眼睛交织着热烈、谨慎和自信。他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同时也带有一种克制的激情。自从共产党控制中国22年来，他一直是毛泽东惟一的总理，看得出，他身上的担子很重。
两天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几乎每隔7小时举行一次会谈。周恩来身上带有一种真正伟人所具有的优雅的气质，这正是基辛格明显缺乏的。尽管周恩来统管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他看上去从容不迫，从不受人干扰，也不给人一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的印象，甚至从不需要接电话。“我不知道他怎样做到这点的。”基辛格过后神往地说。
当基辛格的两名特工警觉地注视着周恩来的时候，基辛格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两国共有的战略兴趣。周恩来说话时面前只放着一张纸。这种既程式化又不失其轻松自在的对话，就像“两个政治哲学教授在聊天似的”。
他们讨论的双方共同兴趣是对苏联的不信任。基辛格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步骤，即向中国最高情报机关出示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情报，他甚至把截获的苏联通讯情报和苏联部署在中国边境设施的高质卫星照片送给了周恩来。
在会谈期间，基辛格对中国菜赞不绝口，狂吃海喝。宴会是那样的极尽铺张之能事，他说一个国事访问者即使300年前饿死了，中国人也能把他补活过来。这位声称有胃病的人竟增加了5磅体重。基辛格一行还捞到了观光游览的机会，那天下午，当基辛格和助理们一起去参观这座15世纪的皇宫时，紫禁城又一次禁止向中国老百姓开放。
等到黄华代表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公报一事时，基辛格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儿没有了。黄华宣称最高级会晤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基辛格说这是无法接受的。黄华不再继续讨论其他条款，而是建议双方都去告诉对方自己的基本要求，然后设法写出一份令双方满意的草案。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谈判方式，与基辛格习惯的一小步妥协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人喜欢先摆出双方都认为无法达成一致的原则性问题，然后一步到位，很快实现保留双方基本要求的令人愉快的目标。基辛格总是说他特别喜欢采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考虑到美国的需要和愿望，中国人第二天带来了一份新的公报草案，只改了一个小小的词，但这正是基辛格最想要的。
3. 巨大反响
带着与中国最高级会晤安排的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他49个小时中国之行的报告，报告共40页。“我们已做好基础工作，等着你和毛揭开历史的一页。”报告结尾写道。
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里宣布了这份公报。由于事先未就其内容打任何招呼，至少使一家电视台的时事评论员长达 10秒钟时间哑口无言。尼克松的当头棒喝，把他的敌人——苏联人、北越人、新闻界、民主党打得晕头转向。
那天晚上，尼克松破例和他的助手们潇洒地玩了一回。他与基辛格、埃尔希曼、霍尔德曼等人乘直升机来到洛杉矶豪华的佩里诺饭店，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样的酒才能配得上这个不同寻常的庆祝场面。佩里诺先生拿来一瓶据说是窖藏10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埃尔希曼过后回忆道：“尽管我品酒不在行，我还是感到这酒有点冲人。但我们那两位 ‘专家’—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一致宣称这酒出奇的好。”
晚饭吃得很开心，但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尼克松一再强调：“不要再和新闻界讨论亨利的出访。”基辛格连忙回答道：“总统先生说得对，如果我们进一步谈论此事，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态度不够严肃。”
饭后，管后勤的海军助理把埃尔希曼拉到一边说这酒要600美元。
埃尔希曼要他把价杀到300美元，对方接受了。他们告诉新闻界的是这酒花了40美元。
因为基辛格力求把中国之行秘密化，结果大大地得罪了日本。日本可是得到过华盛顿郑重其事的保证，即任何与北京恢复关系的打算都必须事先征求日本的意见。基辛格这种做法使日本感到受了侮辱。
苏联希望举行的最高级会晤被尼克松一拖再拖，待北京宣布与美国的最高级会晤日期时，苏联极为震惊。第二天是星期一，多勃雷宁大使使出浑身解数试探是否有把与苏联的最高级会晤排在前面的可能性。“两个共产党国家争相与我们交好，这只会有助于和平进程。”基辛格过后说，“这就是三角战略的原则。”
7月15日，有关基辛格秘密出访中国的消息公布后，他一跃成为国际名人。他上了新闻杂志的封面，在电视里频频露面，在全国各地都是报纸的头版新闻。“这位48岁的外交政策专家在成功地发展总统级外交的同时，却给人一种错觉，他是整日厮混在鸡尾酒会上的常客。”
尼克松感到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总统这次的大胆举动却成了基辛格——这位乔治敦区社交界和新闻界的宠儿——的功劳。尽管尼克松一再强调基辛格不准再宣传有关中国的新闻，但据秘密统计，这段时间基辛格与记者和专栏作家会谈过24次，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他的丰富多彩、声情并茂的有关中国之行的描述之中了。
基辛格10月份又去了一趟中国，这次是以公开身份：他有幸看了一场中国革命京剧。在他印象里，该剧很乏味，反面人物是邪恶的化身，穿着黑衣服，正面人物穿着红衣服。“我惟一看懂的是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拖拉机手。”
第二天，他受到了公开游览长城的款待，几乎每张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他游览长城的照片。尼克松为此又一次气急败坏。
第二次去的目的是起草尼克松与周恩来将于1972年2月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的谈判公报。基辛格拿出一份适合这种会晤的措词含糊的建议文本，但周恩来却谴责这是在掩饰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基辛格一下子呆住了。
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份公报应首先指出抑制苏联霸权的共同兴趣，然后留出地方给双方各自宣布他们在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上的立场。起初，基辛格为这种建立在分歧上的协议感到恐怖，但过后仔细一想，他看到了这种方法的新颖独到之处，这确实能解决他们感到为难的事。
基辛格常为中国人的聪明和风度而叹服，这也是他在接受采访时津津乐道谈论着的一点。
中国建议把第二次访问安排在10月中旬，基辛格满口答应。他竟未意识到这正好是联合国投票决定让中国还是让台湾得到席位的时间。中国可能把这看成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微妙妥协，实际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受命尽量保住台湾的席位。但因为基辛格如此迫不及待地讨好中国，局势已无法挽回，台湾以76票对35票被逐出联合国。
布什很少待人尖刻，但基辛格这次可是大大地得罪了他，尤其是基辛格还告诉布什，他对台湾地位的选举结果感到失望。“想想看我们在纽约说的是一回事，但在华盛顿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无法避免这种结果。”布什愤愤不平地说。
基辛格在与布什的关系上缺乏远见，导致了他以后政治生涯的失利。
与罗杰斯相比，基辛格的睿智和练达很合周恩来的口味，这一点使他成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最合适人选。
在全国陷入对越南战争的一片愤怒呼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孤立主义中之时，尼克松和基辛格至少在短暂的时间里吸引住了美国人的想象力。戏剧性地打开一个遥远国土的大门是那样的令人兴奋、令人着迷，那样的鼓舞人心，同时，也是那样的明智。有关美国无能操作创造性外交及无力成为世界上的积极势力的悲观论调顿时烟消云散。
正如湖上的冰突然裂开，与中国关系的解冻使越南战争看上去像一个时代错误。对北京、华盛顿，同样对莫斯科来说，东南亚丛林里的冲突——不论是一场理想主义的斗争还是一场战略战争，眨眼之间已变成一个令人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不再为与苏联结盟的北越的胜利而兴奋不已，苏联则对缓和比对延长美国在越南的痛苦更感兴趣。
南越方面也为此感到不安，阮文绍总统觉得美国在寻找更漂亮的情妇，他们不再需要老情妇在身边碍事，“越南已变得又老又丑”。
突然之间，外交政策的性质转变了，不再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冷战，而是组成了一个暧昧、复杂、均衡的关系网，以求得国际间的稳定。但对一个不擅长势力均衡外交的国家来说，要维持这样一个不简单、不清晰的角色是很不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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