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雷芳 编著
引 言
“我会回来的。”一位鼻子上架着眼镜的15岁的男孩说。
检查他们行李的海关人员嫌恶地瞧着他，一言不发。
这就是1938年的基辛格。他跟随父母被迫带着少数几样私人物品迁移到美国，因为当时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已达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6年后，他果真回来了——以占领者的身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不是普通的美国大兵，而是黑森州贝格斯特拉斯区的行政长官，掌握着这些迫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的生杀大权。
20年后，他屡次访问故里，这几次可不是一句“衣锦还乡”所能概括得了的。据盖洛普民意测验，1973年，他是美国最受赞扬的人物。新闻界称他为超级老K、外交魔术师。因为，是他秘密访华，叩开了中美关系僵冻多年的大门；是他安排了苏美自冷战以来首次最高级会晤，创立苏美关系趋向缓和的新局面；是他协助尼克松把美军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拔出来；是他穿梭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使中东地区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核战争。他那天才的超级外交操作能力使他一跃成为世界名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本世纪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
早在他还是22岁的行政长官的时候，他就流露出少有的成熟。面对那些憎恨过他的人，他没有以牙还牙、趁机报复，而是以公正、现实的态度对待他们，高效率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候阅历尚浅的基辛格已经具备了大政治家的宽阔胸襟和非凡气质。
如果说他身上缺了点什么，那就是政客式的枯燥乏味。这位工作狂在社交界夺宠、在好莱坞猎艳、从漂亮女人那儿博取青睐同样也干得十分卖力。谁也没料到脸上架着厚厚镜片、英语带有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的德国难民在这些方面也是高效率的，众多美貌绝伦的女明星、女记者、女秘书等都倾倒在他超凡的魅力之下。他的私生活的新闻价值几乎不逊于他辉煌的外交成果带来的声誉，他浪漫、多情的心怀与他的勃勃野心一样灼热、一样令人炫目。
然而，基辛格又始终是众矢之的。从自由派知识分子到保守党活跃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是没有道德原则的、玩弄权术的阴谋家。
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中的朝野人士把指责基辛格当做一种时尚，尽管他们当面亲昵地称他为亨利。一位美国资深外交家乔治·保尔，把新书的手稿寄给编辑时，编辑告诉他：“我们有个大问题，几乎在每一章你停下你所说的话时，你就在攻击亨利·基辛格。”保尔回答说：“告诉我，在哪一章我漏掉了，我要加上一些恰如其分的诽谤之辞。”
由于人们对基辛格的看法分歧如此之大，这个人物对新闻媒体有无穷的吸引力，即使到了90年代，他已逾70高龄，离开政界已达15年之久，他仍成为新闻热点人物。
基辛格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期间，曾为两位总统服务过——尼克松和福特。他与尼克松的关系颇具传奇色彩。在某种意义上，俩人可以说个性一致、观点一致，并且都对外交事务有着强烈的兴趣。尼克松利用基辛格的头脑和理论体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外交辉煌，基辛格仰仗尼克松的恩宠以一个小小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进入世界名人圈。但终因基辛格功高震主，俩人成了一对“怨偶”。嫉妒的尼克松一心一意想降低基辛格的知名度（如果不是水门事件，他或许已经成功了）。基辛格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自我标榜、招摇过市，另一方面对总统诚惶诚恐，极尽拍马之能事，因为骨子里基辛格对尼克松怀有一种仆人对主子的感情。
基辛格与福特的相处则轻松自如。福特欣赏基辛格的才华，容忍他好出风头的脾气。虽然福特光明磊落的个性没能改变基辛格好秘密行事的风格，但在他当总统期间，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更富有道义特征。福特打心底里喜欢基辛格，1984年，当他从他所属的大公司董事会退下来时，他建议让基辛格顶替他。基辛格在任福特的国务卿期间，私下里有时抱怨福特是榆木脑袋，但语气并不尖酸刻薄，而是带一种关爱的口吻。“听到我父亲谈福特，看到他在新总统面前那样自在，的确很感人。”大卫·基辛格回忆道。
关于基辛格传，国内曾有几种版本。有的因出版较早，基辛格八九十年代的情况没有记载；有的则侧重于他的某一方面。而本书则通过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将一个完整的基辛格展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八九十年代鲜为人知的情况。同时，本书对基辛格的童年、少年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在他的自传中是只字不提，其实这对他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一再强调严酷的纳粹时代及他的13位亲人惨遭屠杀的事实没有给他的个性打上烙印。但他这种自欺欺人之谈只能说掩盖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他害怕过多地谈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会在美国引起那些反犹太人强硬派的反感和对他的攻击。
实际上，他在政治生涯中屡次表现出来的缺乏安全感、对人极端不信任、死撑硬汉子形象，如飞蛾扑火似的急于求得批评者的认同等等都是源于他童年、少年的痛苦经历。“基辛格是个强者，但纳粹能够侵害他的灵魂。”弗里茨克雷默尔——基辛格第一位恩人评论道。
1996年7月 31日
1. 基辛格一家
菲尔特城是一座靠犹太人繁荣起来的城市。14世纪犹太人由于被禁止进入纽伦堡，便在城墙外河边的村庄定居下来。商人、工匠把菲尔特变成一座生机勃勃的商业城市，并且成为巴伐利亚为数不多的犹太文化中心。到1860年，菲尔特已有14 000人，其中一半是犹太人。
在工业时代，许多犹太商人建立了纺织厂和玩具厂。其中发了大财的人成为犹太贵族，他们在城里建医院、学校、孤儿院和交响乐队。7座犹太教堂环绕大广场而巍然耸立。
犹太教师路易斯·基辛格来到这座城市定居。
路易斯·基辛格的父亲戴维·基辛格是一所学校的创始人，并且还在教堂唱诗班担任领唱。他总是衣冠楚楚，被他的朋友们称为“礼拜日基辛格”，以有别于他衣着相对随便一点的哥哥西蒙，而后者被人称为“工作日基辛格”。
路易斯·基辛格是戴维的7个孩子中惟一担任教职的。他虽然是犹太教信徒，但他从不把自己跟忠于祖国、富有爱国精神的德国人区别开来。
路易斯在一所公立女子初级的中学找到一份校长兼教师和顾问的工作，这在德国社会里是一个显赫的地位，路易斯本人为此感到十分骄傲。
多年以后，当他失去工作，逃离故乡后写信给老同事，仍注明自己是“退休校长”。
路易斯是一个典型的德国教师，精通业务，严厉刻板，却不曾伤害过一只苍蝇。
路易斯刚来学校时，另一位校长跟他谈起几年前毕业的一名叫葆拉·斯特恩的女孩。这位校长知道怎样打动这位不苟言笑的年轻教师，他向路易斯出示了她的成绩，里面的“A”的数目足以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但这成绩有一定的误导，葆拉身上没有路易斯那种学究气，她富有机智，头脑实际。她与路易斯形成很般配的一对儿。路易斯理智而超然，葆拉精力充沛，是家庭里的决策人。
斯特恩一家住在离纽伦堡约30英里的村庄。相比于基辛格一家，他们是较为开明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社交圈里有来自非犹太人的朋友。
葆拉的母亲年轻时去世了，她父亲跟她后母生活在一块儿，但他们仍只有她一个孩子。
葆拉到菲尔特上学的时候住在姑妈家。虽然路易斯已35岁，葆拉只有21岁，但她姑母仍竭力促成他俩的婚事。斯特恩夫妇也没有意见。1922年，这一对年轻人正式成婚。牧牛业经营得很成功的斯特恩给他女儿的嫁资使他们足以购买一套5室的公寓房。9个月后，即1923年5月27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这就是海因茨·基辛格，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基辛格。
2. 少年海因茨
到海因茨·基辛格出生的时候，菲尔特的犹太人口已减少到3000人，一个新迫害时期开始了。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民众需要发泄战败带来的耻辱和经济困难造成的愤怒，于是，犹太民族成了替罪羊和出气筒，条顿民族和雅利安民族的纯洁性得以大肆提倡。
犹太人被禁止参加公众集会——包括足协举办的足球比赛。
海因茨是菲尔特队的球迷，尽管父母要求他不要做违法的事，他却不愿意离开他心爱的球队。他常带上弟弟或一个朋友装作不是犹太人，到球场去看球。有一次，他和弟弟在球场上被人认了出来，遭到一群男孩的殴打，回家后没敢告诉父母。女仆替他们收拾干净，瞒过他们的父母。“我们所冒的风险只是挨一顿打。”他过后回忆说。而这种事常常发生。
基辛格对足球的着迷远胜于他踢球的本事，尽管他经常练习。足球是他在这个动荡世界里的一种逃避。他很瘦弱，力量不够，但他尽量用技巧弥补。他曾一度被选为班足球队队长，倒不是他球踢得好，而是他有组织才能。
少年基辛格争强好胜，在他家后院石子路上踢球，如果他赢了，这场比赛可以收场，如果他输了，他非得要别人陪他玩到他赢为止。
他的学习成绩远胜于他的运动素质，“他是一个书虫。”他弟弟瓦尔特回忆道。他跟他父亲一样，浑身带着股学究气，他的儿时朋友也总记得他老是一副腋下夹着一本书的样子。
他的母亲甚至担心他利用书来逃避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他回避其他人”，她回忆道，“有时候他懒得出门，因为他沉浸在他的书中。”
海因茨跟与他一岁之差的弟弟很相像，俩人都是瘦削的身材，卷曲的头发，都有高高的额头和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大耳朵。但他们性格迥异。海因茨羞怯、清高、善于观察，有时像他父亲那样好沉思、局促不安、严肃认真。瓦尔特顽皮活泼、好交际，像母亲一样头脑实际，运动素质和动手能力比海因茨强。
在朋友中间，虽然海因茨好独来独往，但他因智力超群而被推举为领袖，而瓦尔特工于心计、精明能干，常常是幕后策划者。
路易斯极想让海因茨上国立学校，海因茨本人也十分愿意，但等到他申请到国立学校就读时，反希伯来主义浪潮开始了，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被拒之门外。
他只好转到一所犹太学校去念书。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并不亚于公立学校，德国历史和犹太人历史是重点学科，外语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基辛格学的是英语）。这是所小学校，每个年级约30名学生，男女生对半。
但后来这所学校的规模扩大到1个班50人左右，因为公立学校不再接纳犹太学生，许多纽伦堡的犹太学生不得不坐电车赶到这儿来上学。在这里，宗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每天，基辛格和其他学生要读两小时的《圣经》和犹太教法典。
基辛格对父亲充满挚爱但又敬而远之。“他是所能想象的最温和的人，特别地温和，”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他心中不存善恶问题，因为他不能想象恶是什么样子，他不能想象纳粹代表着什么。他的温文尔雅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那种有求于你的阿谀谄媚。”
路易斯是个极富有教养的人，热爱文学和古典音乐。家中有大量藏书和一架钢琴。他从不以道学家自居，但他的所作所为是那样正统、规矩，不能不叫别人把他看成是道德的化身。
他的孩子们很少跟他谈论自己的问题。“他不懂孩子们会有问题，也不认为他们确实有问题”，基辛格回忆说，“他更不理解10岁儿童所具有的那种类型的问题。”
而葆拉·基辛格却相反，她是解决家庭危机的能手。“我父亲很幸运，有一个能作主的，头脑实际的妻子。”基辛格说。她从没有博大精深的理论，却把家务事管理得井井有条。
葆拉目光敏锐、直觉很强。在她的微笑和优雅的气质后面隐藏着一种坚强的性格。她不像她丈夫甚至她儿子那样好思考，也没有多少学问，但她更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周围人在想什么。
孩提时代的基辛格不合群，只喜欢跟好朋友厮守在一块。他的形影不离的朋友是海因茨·利昂，即后来成为以色列生化学家的曼纳欣·利昂。他们几乎每个下午和周末都在一块度过。星期六，利昂的父亲教他们犹太经文，并带他们徒步旅行。
基辛格常跟利昂和他父亲讨论他无法跟自己父亲开口的问题。“他们住在我们附近，他骑自行车过来，”利昂回忆道，“我感到他和他父亲之间存在着问题。他害怕他父亲，因为他有点迂。他父亲老是检查他的家庭作业。他不只一次告诉我，他无法跟父亲讨论任何问题，尤其是关于女孩子的问题。”
基辛格和利昂常带着女朋友在星期五晚上到公园去散步，有时候到结冻的湖上滑冰。在一个安息日夜晚，俩人玩得太开心，回家晚了。“在当时德国，一条最神圣的行为准则是按时回家，从不在外面过夜。”利昂的母亲过后说，“于是，我丈夫抽出皮带，揍了他们一顿。”利昂的父亲很不公正地责怪基辛格带坏了利昂，禁止他儿子一星期跟基辛格会面。后来，利昂的父母把利昂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夏令营呆了六星期，以避开基辛格。
对小基辛格来说，有一块地方特别充满魔力，这就是他母亲的家。
他们每年夏季都去那儿，这是一个建立在温馨乡间的家，房子修得富丽堂皇、十分安全。海因茨在这里追逐着自家养的鸡，再大一点，便开始跟朋友们一块玩球。有时候，基辛格会跑到朋友的花园，借来梯子和垫子玩杂技。这种事对生性严肃的基辛格来说，本来是不屑为之的。
基辛格从菲尔特的学校毕业之后，就读于伍尔兹堡的犹太神学院。
他在那儿过得很愉快，宿舍生活，无穷无尽的书籍可让他逃避外面世界的威胁，每日可去看望他那充满睿智的祖父。但基辛格去伍尔兹堡不是为了做犹太教教师，因为，在德国做犹太教教师，甚至是犹太人已没有出路。他去伍尔兹堡是因为当时他无事可做。
3. 逃亡
1923年基辛格降生的时候，纽伦堡已出现反希伯来人的报纸，这一发行量达50万份的报纸叫嚣要把犹太人全部灭绝，很快在菲尔特也燃起反犹太人的熊熊大火。
1935年，在纳粹党的煽动下，通过了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基督徒通婚，禁止犹太人在国立学校任教以及从事其他专业性的工作。
因此，路易斯·基辛格突然被认为不能教真正的德国人，失去了他引以骄傲的工作。他筹建了一所犹太人假日学校，在校里教会计学，但他从此变得一蹶不振，被他那颗善良的心所无法理解的仇视弄得卑微而委琐。
多年之后，基辛格尽量不提他的犹太人身份。在他难得的几次有关他童年时代的谈话中，他称自己的家庭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德国人”，当然，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是德国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已经德国化的犹太人。
他也尽量淡化孩提时代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迫害、殴打和那种被社会所抛弃的感受。“我在菲尔特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抹不去的痕迹。”
基辛格说，“我并未意识到自己不幸福。我并不真正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对孩子们来说，这些事没有那么严重。”
基辛格的童年朋友认为这话是自欺欺人之谈。有些人认为他那富有传奇性的缺乏安全感就来自于他对记忆的逃避。一个为了看球装成是别人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为了得到社会承认和政治地位去做一些自欺欺人的事——他的朋友们这样认为。
葆拉·基辛格对纳粹时期所遭受的痛苦更加直言不讳。“我们的孩子不允许跟其他孩子玩。”她说，“他们被关在花园里。他们喜爱足球，尤其是亨利，但纽伦堡的比赛禁止他们观看。”她特别记得她的孩子那满脸的困惑和害怕——当他们看到纳粹青年一边走一边奚落犹太人时。
“几乎所有的菲尔特城的青少年都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穿着制 服，高唱进行曲，在街上列队行走，亨利和他弟弟在一旁瞧着，不懂为什么他们没有权利参加。”
“反希伯来主义是巴伐利亚的特征，并不是从希特勒时代才开始。”
曼纳欣·利昂说。“我们跟非犹太人孩子没有来往。我们看到非犹太人孩子走过来就害怕。我们经历了现代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我们把这看作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
基辛格的其他童年伙伴也有过类似的痛苦回忆。他们不能去游泳池、舞厅或茶室，他们到哪儿都能看到“犹太人禁止入内”的牌子。他们认为这些事情都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我们都在某种自卑的心态中长大。”弗兰克·哈瑞斯说。
纳粹的崛起对葆拉·基辛格打击最大。路易斯对所发生的一切噤若寒蝉、呆若木鸡，但葆拉却很敏感，并为此感到深深地痛苦。她是个生性活泼、好交际的女人，在夏天，每天她和一些非犹太人朋友去游泳池游泳，当她的非犹太人朋友开始回避她，当犹太人禁止出入游泳池时，她开始意识到她的家庭在德国没有前途。
“这是我的决定，”她过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们。我知道留下来没有生路。”
她有一个表亲多年前移居到美国曼哈顿的华盛顿高地，虽然她们从未见过面，葆拉于1935年底写信给她，问是否能让海因茨和瓦尔特到她那儿去生活。“不”，她的表亲回答，“整个基辛格一家应移居到那儿，不仅仅是孩子们。”
葆拉非常爱自己的父亲，不愿意离开他。他因为癌症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到1938年春季，她意识到别无选择。她的表亲已为他们办好进入美国的必要手续，他们离开德国所必需的所有文件已得到批准。
基辛格一家最后一次去拜访葆拉的父亲和后母。“我从未见过我父亲哭，但他跟我母亲的父亲告别时哭了，”基辛格说，“我极为震惊。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卷进了什么不可挽回的大事件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碰上我父亲无法对付的事。”
1938年8月20日，基辛格一家坐船到了英国，在亲戚那儿作短暂停留后便去了美国。离开德国时他们只允许带上一些零花钱，家中大量藏书被迫留下。
不到三个月，纳粹暴徒捣毁了他们的犹太教堂和大部分犹太人的机构。随即基辛格的伯伯、姑姑、婶婶等13位亲戚先后丧生在纳粹集中营里。他们中有人曾认为希特勒不会持久，以致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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