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勒·凡尔纳第二次到达巴黎，结识大仲马并受到这位赫赫有名的大作家赏识以来，他们之间往来频繁，过从较密。儒勒对大仲马崇敬之情也日益浓重，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更加强烈。有一次，他同一位朋友谈话时说过：
“当我第一次会见大仲马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他为历史做出了贡献，我将为地理而奋斗。”
如果我们只根据这样只言片语的谈话，就认定儒勒·凡尔纳从1848年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义无反顾地为此奋斗终生，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劳动，终于开创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科学幻想文学，并成为这一领域的执牛耳者，这样推断，似乎太轻率，与实际不符。
实际上，儒勒当年拜见大仲马时，才20岁，只是一位连一首诗也未发表过的“来自南特的青年诗人”，一个剧本也未上演过的“外省剧作家”，一篇哪怕是短篇小说也没有写过的“布列塔尼作家”，只得过在南特皇家中学三等奖的“地理学家”，正在攻读法律学尚未取得法律学士学位的学生，况且他正在律师和文学家之间踟蹰徘徊，在雨果和大仲马之间摇摆不定。
他的个人前途选择问题，使他夜难成寐，是回南特做律师还是留在巴黎当作家，确切说当剧作家呢？在他看来，雨果是“诗圣”，他的风靡声誉高不可攀，他是一座冰冷的纪念碑；而大仲马是烟火术土，虽然光彩照人，声名远扬，但不必仰视。比如，大仲马不隐讳他创作实验“作坊”一事，也不忌讳以他的名义“生产”了多少部小说，他甚至以他有多少“兵马”而洋洋自得。他曾说过：“拿破仑有多少元帅，我就有多少助手！”
最主要一点，大仲马认为“文学创作不是靠天资聪慧或灵感超人，而是靠有才华的勤奋者终生不懈的艰苦劳动”。这种观点，儒勒倍感亲切，也最为动情。
儒勒·凡尔纳完成学业之后，并未立刻告别巴黎，回南特省亲。父亲得知儿子通过考试，除略表祝贺外，虽说他期盼儿子归省，却未加催促。皮埃尔·凡尔纳先生觉得儿子不过22岁，可以在巴黎度假，开阔眼界，增长才干。至于生活津贴，区区小数，对于像老凡尔纳先生这样外省殷实家庭，不在话下。
于是，儒勒靠父亲的周济，又在柯梅狄大街租了一间小阁楼，顽强地写作。春去夏来，秋又至，转眼又到了冬天，在儒勒的案头已经有三份手稿，即《火药商的阴谋》《摄政王时代的悲剧》和《断草》。
前两部剧本是严格按照浪漫主义创作标准写作的庄重华贵的剧本，大仲马不屑一顾；相反，《断草》独幕轻喜剧，受到他垂青。大仲马做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接受儒勒·凡尔纳的剧本，并在他的历史大剧院上演。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大仲马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有可能因为大仲马与马凯不合，使创作“作坊”产量骤降，脚本不足；也有可能大仲马与许多助手不协调，希望以此引诱年轻的儒勒“入瓮”。
其实，折草打赌，80岁老公爵和他的小夫人，娇嫩欲滴的18岁美女以及小公爵夫人的情夫英姿勃发的骠骑兵的形象，在法国舞台上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新奇、独到之处可言。然而诗作生动活泼、铿锵悦耳；插科打诨，机灵俏皮，入木三分；语言是巴黎街头的市井俚语。儒勒情场失意，特别是对那位楚楚动人的小表姐卡罗利娜的怨恨之情，全部倾注在剧本之中。
几天之后，大仲马通知儒勒，剧本要重写，必须与小仲马合作。因为历史剧院兴建伊始就有规定，除仲马父子之外，其他人的剧本一律不得在历史大剧院上演。
这是儒勒第一次接触到气度宽宏的大仲马的背后一面，从中可以窥见仲马家族内幕的一角。这大概是儒勒与法国文学界的第一次冲突，但有可能不是最后的冲突。提抗议，那就等于拒绝上演，还有可能与仲马家族决裂；抗争么，又没有抗争的手段。这对于年轻单纯的儒勒和他的天真梦想，是十分可怕的打击，而他又无力抗争。
1850年6月12日，《断草》在唐贝大街那座雄伟华贵的历史和民族大剧院首次公演。他坐在大厅里看着他剧本中的人物变得活生生的，亲耳听到由别人嘴说出自己的语言，有点飘飘然……
当儒勒·凡尔纳看过戏之后，心中出现一种异样感觉，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跨进了神圣的戏剧圣殿的门槛，有可能……此时，好友们不断前来祝贺。这些朋友是一批年轻的作家、音乐家……但他们大概连一件作品也没有发表过。有人提议举行一次晚餐会，以表示对儒勒成功的庆祝。当天就在作曲家阿德里安·塔里齐住处举行聚餐。到会共11人，儒勒戏称“11个光棍聚餐会”。这新结社，都是男性，又无家室。说他们是巴黎人，都来自外省，但他们有能力“征服”巴黎。以后，每周在一个叫“黑头”餐馆聚会一次，讨论文学事件，交换创作计划，朗诵诗歌，演奏弹唱，也玩耍戏谑，儒勒是这个小团体的公认首领，他语出隽妙，频添佳趣，给每次聚会增添无限情趣。
由于儒勒接触的人中没有哲学家、没有学者，也没有旅行家，都是和他差不多未经风雨，未见大世面的单纯而幼稚的青年，所以他的视野拓展缓慢。从维多岛到巴黎，已经是一个飞跃，而且正赶上1848年。时代变化太激烈，处境严峻，要有一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在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法兰西和全世界，整个宇宙空间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个与法国政治生活几乎隔绝、首都巴黎郊区蒙马特尔岗地上小小文学结社的一员罢了。
《断草》一共上演12场，朋友们认为这是不小的成功，南特的亲友们把儒勒的成功视为自己的荣耀；惟独皮埃尔·凡尔纳不喜欢这出剧的轻浮和插科打诨，认为有失体面，希望儒勒的成功消息不要传到南特，以免受保守派朋友的耻笑。可是，事与愿违，儒勒的首次成功，在巴黎除了那些光棍朋友，不会有什么人注意，但在南特却产生了巨大反响。
当儒勒返乡“休假”时候，恰似金榜高第，锦衣还乡，年轻的浪漫主义信徒，不离他的左右。有些中学时代同窗学友，以早年结识这位巴黎剧作家而自鸣得意，对他少年时代种种轶事津津乐道。
1850年11月7日，《断草》在南特城格拉斯兰广场老剧院举行首演式，在整个南特城“引起轰动”。当幕落之后，作者儒勒和演员一起谢幕时，他已成为全城的“名人”，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其实，这种“轰动”毫无实惠可言，这种表面“荣耀”连一个生丁的收益也没有。
当“休假”已毕，儒勒本应回到皮埃尔·凡尔纳先生当时已颇具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可是他却回到巴黎。于是，父亲的刚毅冷峻的性格与儿子的固执任性的脾气终于发生了冲突。儒勒回到巴黎，父亲仍然按月寄来生活津贴。
1850年冬，儒勒写出两部剧本，一个是三幕剧《学者》，另一个是音乐剧《谁嘲笑物》。两个剧本都经大仲马过目，并得到赞许，但在历史和民族大剧院上演已不可能，剧院已经倒闭。大仲马耗尽了最后的财产，彻底破产，并负有巨额债务。
大仲马此时年事已高，诸事不顺，昔日的显赫辉煌，已成昨日黄花，如今已江河日下，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但他更加炫耀自己，他让儒勒把剧本送给吉姆纳斯剧院老板，被礼貌地回绝。不过此时的儒勒·凡尔纳已经是位成熟的男子汉，他又与米歇尔·卡佩合作写成一部歌剧《捉迷藏》，由阿里斯吉德·英亚谱曲。结果又遭冷遇。
世间的事，常常是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当儒勒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收到南特来的家信。皮埃尔·凡尔纳先生认为，儒勒考取法律学士学位业已经年，休假应该结束了；并讲了家庭和南特的情况。儒勒从字里行间嗅出最后通牒的味道。差不多同一时间，那位美丽大方的西班牙犹太姑娘，这位在儒勒青年时代情场屡屡失意的时候惟一主动给予温暖和体贴的恋人，告诉儒勒说她准备下嫁一位里昂的工厂主。这不啻为雪上加霜。我们的年轻主人公，能经受得了三重打击么？
此时的巴黎，文学逐日衰微，“共和”一词日见敛迹，而欢呼总统殿下万岁之声，甚嚣尘上。在这种局面之下，一个文学新手，还能指望什么奇迹？况且他上演过一出独幕喜剧，还是与小仲马合作的，上演12场连一个生丁也没有得到。如果回到南特，有舒适宽敞的住宅，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还有父母亲情，许多故知旧友，南特内谧静的环境和如茵草场，还有卢瓦河中的维多岛……
儒勒·凡尔纳在给父亲的复信中写道：“命中注定我和巴黎搅在一起了。将来，我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文学家，但要当律师，我绝不会比一个蹩脚的律师好多少……那一直吸引我的，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是文学。”皮埃尔·凡尔纳先生在回信中表示了宽容和理解，儿子已长大成人了，有权选择自己的前途和谋生手段。
作家儒勒·凡尔纳，年满23岁，除了一出独幕喜剧上演外，连一篇作品也没有发表过，便独自面对巴黎，独立闯世界了。他靠什么生活呢？他又会干些什么呢？他平生第一次独立谋生，是在一个事务所做临时缮写员。工作从早7点到晚9点。年薪600法郎，每月50法郎。而且三年不加薪。区区小数，尚不足穷困学生时代津贴之半，当然困苦不堪言，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根本没有写作时间。
1851年夏天，儒勒·凡尔纳的处境异常艰难。他虽然驾驭了诗歌写作技巧，却形成不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剧本具有法国特有的幽默和诙谐，但全部都是程式化的东西；他的散文作品大多是摹仿，既感觉不到作家的内心呼唤，也表达不出作者内心思想，更缺少以作家丰富想象力塑造出来的活生生的形象。
客观地评价，儒勒·凡尔纳做为剧作家，并无传世之作，大约共写了（包括合写）17部剧本，有半数没有上演过，连一个保留剧目（例如像小仲马的《茶花女》那样的剧目）也没有。但是，剧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活动却为小说家的创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诗的概括凝炼的语言和诗的意境，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性格的夸张性，对话的生动性，在儒勒的后来所写小说中都有所表现。
这一年夏天，儒勒是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大厅度过的。他在试图独辟蹊径。这就是许多传记作者称作的儒勒·凡尔纳创作的“两个支柱”或儒勒·凡尔纳的“弓弦的两支箭”。这意思是说，儒勒·凡尔纳依靠两个平行的“支柱”——戏剧和地理小说达到了光辉的顶点。其实，只要你认真研究一下儒勒·凡尔纳的人生轨迹和创作路径，不难发现，戏剧创作和地理小说或科学幻想小说，虽然也有并行或交替的现象，但基本是他人生探索路上的不同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采用简单的行列式表述的话，那就是剧本创作—地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争取自由的小说或者说历史小说。当然，使他名垂千古的，不是剧本，也不是争取自由小说或历史小说，但后者至少反映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也证明儒勒·凡尔纳并不像有人所说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闭口编写小说的书呆子。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抱负、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他不可能脱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正像他能够成为科学幻想小说的奠基人，离不开19世纪中叶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蓬勃发展一样。
19世纪中叶，火车已四通八达，轮船已横渡大西洋，法国人阿尔班乘气球越过阿尔卑斯山，科学探险队鱼贯进入非洲腹地，人类已多次闯入北极，探索西北航道，前赴后继，人类踪迹留在亚马逊流域，制造出来了电机、试验电话……人类不仅探索自然，还在创造第二自然。
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儒勒·凡尔纳认识了皮埃尔·弗朗萨·舍瓦埃（他自称皮特·舍瓦埃）。后者是巴黎《家庭博览》杂志的编辑，也是布列塔尼人，出生于潘贝夫，比凡尔纳弟兄早15年毕业于南特皇家中学，也是一位乡土观念较深的人。他请儒勒给他的杂志撰稿，但每次不超过6个版面。每年不得多于两篇。
这一年夏天，儒勒·凡尔纳还结识了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费朗索瓦·阿拉戈（1788—1853）的兄弟，雅克·阿拉戈。此人性格乖僻、偏执、坚忍不拔，但给予儒勒创作以很大影响。当年，雅克·阿拉戈已双目失明，年过七旬，但出奇的乐观豁达，生命不息，进取不止。阿拉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在儒勒出生前，他已漫游全世界。当年的阿拉戈，视力好，记忆力极佳，他所走过的地方的情景全都铭刻在他的记忆之中。
他的巨著《环球旅行·一个盲人的回忆录》（四卷本），是他失明后写成的。令人惊异的是，他竟能在他记忆中，确切地说在心灵深处保留着碧波汹涌的大海、蔚蓝瓦亮的天空、多姿多彩的海岸、散落在大洋上的小岛。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失明前瞬间所看到的稍纵即逝的东西，一一重现在读者面前！
《环球旅行·一个盲人的回忆录》一书，就体裁来说，既不是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也不是那种猎奇揽胜荒诞不经的游记。他以一个目光敏锐、洞察秋毫的观察家和诗人的眼光观察世界。书中有与读者交谈、故事、叙事、戏剧、长诗、历史事件等等，更可喜的是它们之间形成一个浑然整体。
他书中那些有丰富想像力的情景，活龙活现，洋溢着作者满腔激情。阿拉戈笔下生辉，华章佳句，妙语连珠，沉浸着一个盲人的稀有眼泪，饱含着一个耄耋老人的可贵热情；那含而不露的幽默，蕴涵深远的喻义。因而，儒勒捧读此书，时而口角春风，时而微蹙剑眉，时而忍俊不禁，时而珠泪纵横。儒勒不仅喜爱《环球旅行》，更为作者本人的事迹所感动。1849年，双目失明的阿拉戈发起组织一个庞大的探险队，前往淘金圣地北美加利福尼亚。结局很惨，老阿拉戈被同伙洗劫一空，弃于中途。
在巴黎，儒勒·凡尔纳还有一个表兄，是他姑姑的儿子，叫安利·哈塞，是亨利四世皇家学校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教授。对于表兄从事枯燥无味的数学研究，以前儒勒认为数学研究呆板又乏味，可是这时儒勒开始迷恋科学，在哈塞表兄的生硬干瘪的词语中发现一个真理，即工业革命的实现，必须依
赖于科学理论和数学理论的新发现。
还有一位儒勒·凡尔纳所崇敬的作家，就是爱伦·坡，可惜他在1849年刚刚过世，但他在儒勒的心目中仍活着。爱伦·坡的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因素、恐怖又动人的爱情描写、破译密码的惊喜、寻找财宝的乐趣以及稀奇古怪的科学细节，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更重视作品中现实与幻想相结合这一点。儒勒认为，爱伦·坡是把科学的奇迹讲得比古老传说更有感染力的第一人。若干年后，儒勒写过论文，分析爱伦·坡的成就和不足，他最推崇的是《一个星期有三个礼拜天》这个短篇。确切地说，这位美国作家的唯物主义观点，彻底地推倒了凡尔纳的天主教世界观。
1857年，在舍瓦埃的《家庭博览》杂志发表了儒勒·凡尔纳的两篇小说，一是《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艇》，二是《乘气球旅行》。虽不是儒勒的处女作，却是第一次发表的作品。
儒勒·凡尔纳的第一篇小说，可以明显看出库柏及库柏派的印记。第二篇小说，又见到了爱伦·坡的影子。在当时的巴黎乘气球飞行已司空见惯。但在一个正起飞的气球筐中发现一疯子的故事，那倒是亘古奇观，没有一个作者敢于运用这种题材，不论大手笔还是文坛新秀。
此时，儒勒·凡尔纳正酝酿一部大部头作品，他叫它“科学小说”并把他的创作计划讲给大仲马听。后者说这是“漫无边际”的想法。这是一种批评，还是一种赞许呢？
老凡尔纳先生由于职业习惯和古板的思维方法，凡事总要循规蹈矩问个究竟，来信问他儿子，你到底属于古典主义还是属于浪漫主义？儒勒给父亲的回信说：“至于说到流派，我只属于我自己的……”并着重说：“……我的选择是不可改变的。您的见解像极地之源，而我今天滞留在远离北方的国度，更接近酷暑溽热的赤道……”
写小说比写剧本实惠些，总算有点收入。有钱以后，儒勒首先想改变居住环境，在奴维尔大街18号一座旧楼五层租了一套房间，仍在塞纳河左岸，距表兄的皇家学校不远，离那个吉姆纳斯剧院只隔一条街，与抒情剧院（即以前大仲马的历史和民族剧院）相去两条街，距雨果的旧宅只有几步之遥。阿拉戈的住所就在不远的吕马扎朗大街，巴黎证券交易所，也在附近。
在巴黎，贫困的优越之处是可以高踞巴黎之上，俯视脚下的城市。凡尔纳和英亚住在距地面120级以上的地方，可以用征服者的心情俯视巴黎。此时，他俩又合写了一部幽默喜剧《捉迷藏》，讲的是三个大学生和三个卖花女的故事。现在，儒勒又在构思新作品，英亚想写一部新歌剧《哈姆莱特》。虽说两个好友，在初涉世事的路上，困难重重，但青春年华较为容易经受住挫折，尤其能顶住妨碍实现他们个人理想的阻力。
这年冬天，即1851年12月2日，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巴黎又一次陷入混乱。他宣布恢复帝制，自封拿破仑三世。数日后，儒勒得知，维克多·雨果借他人护照流亡到比利时去了。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①正在英国避难。稍后，历史学家米什莱②和哲学家泰纳③等知名学者也被迫离开巴黎大学讲台。再后，像福楼拜④这样不问政治的作家，也受到了审讯。法兰西帝国的统治不需要文明，更不需要文学。拿破仑三世，这个长得像外省理发师的国王，贪婪苛虐、秕政害民。那些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期盼出现一个平等、博爱、自由的共和国美好愿望的法兰西人，还能期盼什么呢？
①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
②米什莱（1789-1874）法国历史学家。
③泰纳（1828-1895）法国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④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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