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与夏特莱侯爵夫人相识
马尔代男爵夫人去世后，伏尔泰只得另觅住处。好在他现在并不缺少钱，1733年5月，伏尔泰花钱买下了圣热尔韦教堂对面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周围的环境不是很好，因为这里是巴黎最为贫穷的一个区，路上往来的大多是愁眉苦脸的穷人，穿着破烂的孩子们经常聚集在马路边玩泥巴，教堂里的钟声震耳欲聋，即使到了夜深也不能教人安生。伏尔泰之所以选择这栋房子作住宅，据说有多种原因，一是《趣味的圣堂》引起的风波使他烦恼透顶，他想离巴黎上流社会那些灯红酒绿的沙龙、晚宴远一点，免得再惹祸上身。他曾在《趣味的圣堂》里称赞过圣热尔韦教堂的大门，他环顾大门上的绘画和建筑风格之后，称之为设计的杰作，因而，选择在这里居住有一种亲切感。另一个原因是与伏尔泰有较多业务往来的代理商住在附近的房子里，与这样的人作邻居，商洽业务比较方便，不至于过多地耽误自己的时间。购好房子后，他花了一大笔钱对房屋进行全面装修，一阵紧张的忙碌后，陈旧简陋的房子焕然一新，房间内部更是装饰得富丽堂皇。为了给自己的工作和待客创造典雅舒适的环境，富有的伏尔泰是不吝惜花几个小钱的。
多年来的动荡与漂泊既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又使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创作的大量诗歌和戏剧不仅蜚声文坛，而且也深得上流社会的赞赏。在风流浪漫的巴黎，伏尔泰成了夫人小姐们崇拜的偶像。法国当代史学家勒诺特尔在其著名的《法国历史轶闻》中这样描述道：“年轻的妇女们见到伏尔泰先生就顶礼膜拜，已成为一种时尚。就连最轻浮饶舌的人也以能背诵这位诗人的作品为荣。”生性放荡不羁的伏尔泰也乐意与这些女人们交往。他回到祖国以后的几年里，就先后有多名上流社会的女人成为他的亲密朋友，有些贵夫人甚至还千方百计地争做他的情妇。不过夏特莱侯爵夫人却似乎有些例外。
1733年盛夏的一个晚上，伏尔泰的情妇圣皮埃尔公爵夫人陪伴一个女子来到了圣热尔韦教堂对面的这所住宅，伏尔泰像对待其他前来拜访的女人那样，热情地接待了她们。他仔细打量着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年轻女人：高高的个儿，端庄的容貌，嘴角带笑，浓密的长发卷起来高高地堆在洁净明丽而又宽阔的额头上。虽说不上很漂亮，但却热情大方，朴实可爱。伏尔泰对她甚至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这些天来，他正因《趣味的圣堂》一文受到围攻，心情郁闷，搬到这栋偏僻的房子居住后，拜访者明显少了。她们能在这个时候光临，对伏尔泰来说确实是一种慰藉。他把女友带到窗前，指着对面的圣热尔韦教堂大门激动地说：“那就是《趣味的圣堂》使我结交的惟一的朋友。”他转过头来温和地看了一眼新来的女友，轻轻地说：“不过现在好了，天使已经降临到阿伯拉罕的面前。”女友被伏尔泰诗一般的俏皮话逗乐了，初来时的紧张情绪彻底消失了。
圣皮埃尔公爵夫人带来的这位女子就是后来对伏尔泰一生有重要影响的夏特莱侯爵夫人。
她是前宫廷礼宾官布雷德伊·普勒伊利男爵的女儿，时年27岁，出嫁前名叫爱米莉，1725年嫁给一位军官夏特莱侯爵，已生有一儿一女。
爱米莉是当时法国较有名气的才女，她精通物理、数学、化学、天文学，懂英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她翻译过维吉尔的史诗，撰写过关于莱布尼兹哲学和牛顿微积分的论文。她智慧超群，风流自赏。交际场上，她有举止高雅的贵妇人风度；说文谈诗，她又有学识渊博的哲学家气质。她结婚前曾在父亲那里见过伏尔泰，当时，他还只是个稍有名气的年轻人。俩人曾有过不多的书信往来。随着年龄的增大和伏尔泰声望的提高，她越来越崇敬他的学识和人品，与夏特莱侯爵结婚多年以后，他仍对伏尔泰崇拜不已。她央求圣皮埃尔公爵夫人一定要带她去见一见这位大名人一面。
想不到第一次见面竟是这样的愉快。他们一起谈诗歌，谈戏剧，谈历史，谈牛顿，谈洛克……爱米莉对伏尔泰渊博的学识、机智的谈吐和风流儒雅的举止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发现自己完全被他征服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伏尔泰的崇敬已变成执著、浓烈的爱情。她在离开伏尔泰之前，居然情不自禁地扑入这位39岁的成熟男人的怀抱，紧紧搂住他的脖子，热烈地亲吻他。她已顾不得尚在眼前的圣皮埃尔公爵夫人的愠怒脸色了。
伏尔泰觉察到了热情的爱米莉对自己的爱情，他也钟情于爱米莉与众不同的智慧和才华，他似乎觉得以前与他交往的女人都只是逢场作戏的匆匆过客，爱米莉才是他真正要寻找的红颜知己。
他从英国回来后，思想中一直充满着牛顿的科学发现和洛克的哲学原理，一天到晚张嘴闭嘴都是这两位英国人的名字。在巴黎很少有人能够与他讨论这些问题，而女人中竟有爱米莉能够与他交谈，这如何不教他刮目相看、欣喜异常！在爱米莉和圣皮埃尔公爵夫人来访的第二天，伏尔泰通过公爵夫人转交了他给爱米莉的求爱信。一对相见恨晚的情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继续进行着初次晤面尚未深入的交谈。法兰西学院的科学家们多属笛卡尔派，对英国的新思想深表怀疑，而爱米莉年轻、热情，又具有出色的科学头脑，她不仅理解他所谈论的一切，而且也钦佩他的论点。她非常好学，他们不仅仅是情人，也还保持了一种师生关系。伏尔泰对自己能结识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知己感到高兴，当然，他也为有一位像爱米莉这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在宫廷享有极大特权的情人感到满意。
伏尔泰很重视朋友之间的情谊。1733年冬天，他在爱米莉的斡旋下，为他的同窗好友里舍利厄公爵操办了一场空前隆重的婚礼。他亲自做媒，将夏特莱侯爵的亲戚玛丽·伊丽莎白·吉斯小姐介绍给公爵，不久她就幸福地做了公爵的新娘。当时，法国正在与奥地利和俄国就波兰王位继承权问题发生激战。饱具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里舍利厄公爵没有沉醉于新婚的喜悦中，婚札过后才几天，他就带着自己的70匹骡子、30匹马以及一些家丁，赶赴前线，投入战斗，积极支援法国军队。在一次战斗中，里舍利厄身负重伤，消息传来，伏尔泰焦虑不已。为了不让刚做新娘的公爵夫人担心受怕，他毅然赶到战场，由于他走得匆忙，没有办理有关的身份证明，在通过战线时被法军孔代军团的士兵当作奸细抓了起来。正准备把他吊死时，一个军官走过来突然认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查伊尔》的作者，于是把他从绞索下救下来，问清原委后，好好款待了他一番。伏尔泰不顾个人安危，终于把里舍利厄公爵从枪林弹雨的战场运回蒙热家中，新娘感激涕零。
当参加婚礼的客人还没有完全散去的时候，一条来自巴黎的消息又使伏尔泰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同意在法国出版的《哲学通信》被出版商若尔在里昂秘密出版，偷运到巴黎的1500本已被抢购一空。作者伏尔泰的大名显赫地印在封面上，他已无法否认这是自己在英国写的书。他赶紧提起笔来给他所知道的可能给自己帮助的人写信，以求摆脱困境。
由于《趣味的圣堂》得罪了不少人，伏尔泰能从朋友处得到的帮助很少。他每天焦急地等待着邮差，然而消息越来越坏：出版商若尔被关进巴士底狱；巴黎圣热韦尔教堂旁的住宅被搜查；内阁文人正在猛烈抨击他；巴黎高等法院把《哲学通信》列为禁书，并以违反宗教、有伤风化、不敬权威为理由，将查缴到的所有存书堆在王宫前面的大石梯下，一把大火将其焚毁。伏尔泰坐立不安，危险一步步逼近。
正当伏尔泰面临被逮捕的时刻，热情、勇敢的爱米莉伸出了援助之手。她告诉伏尔泰，夏特莱侯爵在东北部香槟省西塞镇的布莱兹河谷有一处产业，它是一座13世纪的古堡，名叫西雷庄园。那里离比利时边境很近，一有风吹草动，逃到国外十分容易。因此，可以作为伏尔泰的逃生之地。爱米莉立即找到夏特莱侯爵请求他的理解与支持。侯爵豁达大度、通情达理，对妻子的移情别恋毫不介意，居然同意把西雷别墅提供给伏尔泰和爱米莉使用。
1734年5月，伏尔泰动身前往西雷避难。
2. 奇特的科学情侣
伏尔泰逃亡西雷，爱米莉并没有马上陪伴到他的身边。当伏尔泰离开不久，爱米莉从蒙热回到了巴黎。当时巴黎的上流社会正对爱米莉与伏尔泰的关系议论纷纷，有的羡慕，有的称赞，但更多的是嫉妒和非难。幸亏伏尔泰已听不到这些议论了，他巧妙地把自己的行踪隐藏起来，他的信件都托人带到第戎或巴斯尔寄出，巴黎几乎没有人知道伏尔泰落脚的确切地址。爱米莉有自己的主见，她对别人的议论不屑一顾，泰然自若地继续着往日的社交，唱歌、跳舞、打牌赌博，她尽情享受着巴黎上流社会的荣华生活。除此之外，她还一直跟莫伯都依认真地学习着数学。
莫伯都依是当时法国著名的科学家，比伏尔泰小4岁，曾当过滑膛枪手和龙骑兵队长。他年轻漂亮，风度出众，意志坚强，对女人很有吸引力。伏尔泰完全有理由嫉妒莫伯都依，他们几乎同时去的英国，而莫伯都依却成为英国皇家协会的成员。莫伯都依同样为牛顿的崇拜者，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他对牛顿的科学思想比伏尔泰理解得更为准确。他也写过许多推介牛顿的文章，力图使法国人对笛卡尔的偏爱转向牛顿。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却深得社会的宠爱。后来，当伏尔泰到达德国时，莫伯都依已是柏林科学院院长，他们由于观点和性格的差异而成为敌人。但现在他们还是以礼相待的朋友。
1734年10月，爱米莉离开巴黎，来到了西雷伏尔泰的身边。她一下子还难以适应这里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她太喜欢灯红酒绿、浪漫奢华的巴黎社交生活了。圣诞节即将来临，她实在耐不住寂寞，又离开西雷来到了巴黎。夏特莱侯爵经济并不宽裕，因而她以前还能注意节俭，不敢过分奢侈。可是与富有的伏尔泰相识后，她感受到了奢华生活的乐趣，她大肆挥霍，日日邀友，夜夜饮宴。伏尔泰只能一个人寂寞地住在西雷，每日除了与两位可爱的邻居调情逗乐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写作。
沉醉于风花雪月的夏特莱侯爵夫人并没有忘记她的落难情人，在巴黎的社交中，她也在积极为伏尔泰斡旋。她的努力得到了伏尔泰在圣路易中学的同窗、时任巴黎警察总监的勒·埃罗及里舍利厄公爵的帮助，1735年3月，国王撤销了对伏尔泰的密札通缉。3月底，他回到了巴黎。
伏尔泰不在巴黎的10个月中，莫伯都依在上流社会出尽了风头。沙龙里戏剧、诗歌谈论得少了，贵妇们附庸风雅，纷纷对科学发生了兴趣。她们争先恐后投到莫伯都依的门下，听莫伯都依讲科学趣闻，跟他学教学运算。莫伯都依甚至还成了凡尔赛宫的常客。对他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自视甚高的伏尔泰十分气愤，他开始极力贬低他，并准备拿出自己更多的作品与莫伯都依一比高低。伏尔泰刚刚从英国回来时，曾经模仿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写成悲剧《恺撒之死》。它描写的是罗马历史上忠于共和的布鲁图斯等人合谋杀死专制独裁统治者恺撒的故事。伏尔泰没有按照历史事实塑造人物，而仅仅想借用专制与共和的名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恺撒之死》完成后，他自己并不满意，剧情中没有女人，并且相当罗马化。伏尔泰这次到巴黎后，哈尔库尔中学的学生们提出要排演这个剧本，他正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压一压莫伯都依的嚣张气焰，他便把剧本交给了这个业余剧团。
1735年8月21日，《恺撒之死》首次公演，获得成功。伏尔泰的朋友和学生的家长们都疯狂地为它喝彩，有两个专业演员出身的观众甚至还称赞说，业余剧团的表演完全可以与法兰西喜剧院相媲美。
公演的成功仅仅带来了短暂的快乐，新的烦恼又紧紧地困扰着他。还在《恺撒之死》正在哈尔库尔中学排演时，学校的一位老师得到了《恺撒之死》的副本，他居心不良地加上一些自己的歪诗，寄给了出版商，后来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单行本。伏尔泰看到书后，暴跳如雷，大肆抨击这可卑的行径。为了挽回影响，他给德丰丹纳神甫写信求援，希望他能明察真相，不要再给他捅乱子。然而，这位神甫毫不买账，他攻击伏尔泰宣传公谊会的思想与社会公共道德相悖，指责剧本有危险的煽动性，鼓励弑君篡权。更为可耻的是，他还把伏尔泰从西雷寄给他的信公诸于众。这些信的白纸黑字告诉人们，伏尔泰住在西雷，在夏特莱侯爵祖传的房子里与侯爵夫人一起生活。这一背信弃义的做法使伏尔泰窘迫不堪。
伏尔泰早已知道德丰丹纳神甫不是好东西，他曾宽恕过神甫的无聊、可鄙的小人行为，甚至还帮助他从被判死刑投入地牢的绝境中解放出来。但是他在巴黎居然处处与伏尔泰为敌，从不放过攻击恩人的机会。伏尔泰本希望他能良心发现，想不到这位忘恩负义的小人又要落井下石。他痛恨自己真不该结识这个卑鄙的小人。
除了《恺撒之死》带来的烦恼外，《奥尔良少女》也惹了一场不小风波。在他回巴黎时，当时的警察总监曾经忠告他，要做一个成熟的人，不要老是惹是生非。没过几天，他就把这些忠告忘到脑后。他悄悄地在沙龙中传阅他的《奥尔良少女》，这又引起了当局的愤慨，司法大臣威胁道，“如果胆敢把那些诗篇印出来，一定把他活埋在牢里”。伏尔泰看到风声不对，便匆匆忙忙逃到洛林，躲藏起来。直到爱米莉和里舍利厄公爵从国王那里得到消息，保证他可以自由生活在西雷，他才回到布莱兹河畔那座庄园。爱米莉出于对情人的爱，不久也来到西雷，开始陪同伏尔泰度过难忘的隐居生活。
此时的伏尔泰已和爱米莉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白天他们分别到自己的房间，一个沉吟赋诗，一个求解论证；一个潜心写自己的著作，一个专心做自己的实验。大厅里到处堆放的都是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方面的仪器。晚饭后，他们在一起喝咖啡，交流一下各自的工作进程，然后又分头钻进自己的工作室，直到深夜才相聚到一起。在这里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有爱米莉的一对儿女和孩子的家庭教师林南先生，而此时的夏特莱侯爵却远在法德战争的前线。
伏尔泰与爱米莉亲密无间的共同生活，像爱米莉最初希望的那样，一帆风顺地得到了自己丈夫的认可。夏特莱侯爵既没有对伏尔泰这位第三者插足感到憎恨或提出决斗，也没有乘人之危驱赶这位当局的“罪人”。他反而对这位杰出的作家十分尊敬，并把他当作知心好友看待，就好像他的妻子与这样一位有名望的文人一同给他戴的绿帽子是一顶荣誉的桂冠。与侯爵同在前线战场的里舍利厄公爵曾经担心德丰丹纳神甫在巴黎的卑鄙行为会使夏特莱侯爵的自尊心受到损害，因而设法去劝告侯爵要宽宏大量，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担心原来是多余的。
侯爵先生有时也从部队回到西雷，看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但他从来不干扰妻子和伏尔泰之间的事情，他们能在一起友好地相处，愉快地交谈。当伏尔泰和爱米莉各自钻进自己的房间工作时，侯爵就和林南先生及孩子们一起玩耍、吃饭。
伏尔泰对戏剧可谓情有独钟。在巴黎时，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戏。西雷当然没有这个条件，他要设法凑成一个业余剧团排几个戏，过过戏瘾。伏尔泰雇请工人把阁楼改成小剧场，欢迎西雷镇所有感兴趣的居民都来参加。一时间住在临近左右难以去城里看几场戏的居民们经常来西雷庄园看稀奇、赶热闹，演的演、看的看，热闹非凡。有时一出戏还正在预排，但排着排着便成了正式演出，因为观众已经围了一大圈。两位美丽的邻居诺韦尔伯爵夫人和尚鲍南夫人常常被伏尔泰指定为主要演员，临时来拜访的客人有时也被指派一个角色，爱米莉的小女儿是出色的小演员，而拙于表演的夏特莱侯爵也常常要登台表演，不过他一上台，便成为大家的笑料。
伏尔泰和爱米莉是与众不同的一对。爱米莉博才多艺，思想敏捷，风流洒脱，她追求过的男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外，几乎都是比较有学问的人，像里舍利厄、莫伯都依、伏尔泰以及后来的圣朗贝。伏尔泰对女人的态度胜过其他的自由思想家，他说“女人有能力做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她们与我们惟一不同的地方是她们更和蔼可亲”。他与爱米莉互敬互爱志同道合，是恩爱情侣，也是事业上的战友。由于伏尔泰的原因，他们的恋爱几乎成了柏拉图式的爱情，但是他们也乐于保持这种“哲学式的爱情”。当然，在这个家庭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矛盾。爱米莉脾气暴躁，喜欢独断专行，而伏尔泰虽然文质彬彬，但也容易激动。因而，他们也经常为一些小事而发生争执，一旦争吵起来，彼此都会大喊大叫，好在事后都不记仇，重新和好很快。争吵过后，他们还用英语彼此讲一些慰藉的温柔话，他们甚至以这种方式寻开心。一次晚宴上，伏尔泰本来答应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因爱米莉不让他喝一杯葡萄酒，一气之下，拒绝履行诺言，爱米莉也板起脸来，客人们非常尴尬。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伏尔泰还是朗诵了他的诗，在客人的喝彩中，爱米莉走上前去，一把搂住伏尔泰的脖子，狂吻不停，晚宴的气氛顿时又变得热烈欢快，大家感到很惬意。
18世纪的法国，崇尚古典主义的思想还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不但文化上的尚古主义盛行，生活上的尚古主义也蔚然成风。伏尔泰倾向文化上的尚古主义，而反对生活上的尚古主义。1736年，他写了一首反对生活尚古主义的哲理诗《摩登人物》。在这首诗中，他巧妙地为现代奢侈生活辩护，嘲笑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和基督教的伊甸园，讽刺冉森主义者所鼓吹的简朴生活的道德观。在伏尔泰看来，人类早期缺乏精美艺术和舒适生活，这并不是美德，而是愚昧无知的表现。在那个时代，一切东西都归集体所有，这并不是人类就有那么高尚无私，而是为生活需要所迫。他们没有私有财产观念也是由于他们一丝不挂，一无所有。在伊甸园中，教会神学家肉麻地鼓吹那种纯洁的爱不过是兽欲而已，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种动物的本能。与此相反，伏尔泰称赞了现代社会中许多博学大师，他们住在装饰精美绘画的豪华宅第里，出门香车宝马，会朋邀友，兴趣所至，还可经常出入歌剧院，演出结束后再在珠光宝气、香水扑鼻的妖艳情妇陪同下享受美味佳肴，乐以忘忧。伏尔泰成名富有之后，也钟情于豪华奢侈的生活，在诗中他称赞厨师是有道德的牧师，“人间乐园是我生活的地方”，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喜欢奢侈生活。
18世纪上半叶还有两部比较有影响的为人的舒适生活辩护的作品，一部是英国作家德·孟德维尔写的《蜜蜂的寓言》，它否定传统道德，1736年初，爱米莉将其译成法文；另一部是让·弗朗索瓦·梅隆写的《论商业》。他们都是从经济基础着眼，把奢侈生活看成是增长财富，促进商业发展的手段。而伏尔泰则把其看作是艺术上和肉体上的享受工具，认为奢侈生活的历史发展体现了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物。实际上，伏尔泰是想借此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和向往幸福生活的人道主义。
《摩登人物》写成后，他谨慎地保存着手稿，只把副本送给少数几个在他看来最可信赖的朋友，并特别叮嘱他们不要外传。他吃过多次作品贸然外传惹祸的苦头了，他再也经受不起这种折腾。然而，一个极为意外的机会，还是使其中的一本流落到了当局手里。他的朋友吕松主教德比西伯爵突然暴病身亡，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伏尔泰这首哲理诗。当局的检查官认为这是一部恶意中伤、异教的作品，因为它居然敢亵渎圣灵，暗示什么亚当从没有修过胡子，剪过指甲，皮肤裸露被太阳损害，还享受着与夏娃的肉体关系。
1736年12月22日，里舍利厄公爵夫妇的一封告急信匆匆寄给了伏尔泰和爱米莉，公爵夫妇告诉他们，当局对《摩登人物》极为不满，劝他们要想办法暂时避避风头。伏尔泰马上与正在家中居住的夏特莱侯爵商量对策，侯爵请伏尔泰先出国躲避一下，再慢慢为他想办法。此时此刻，屋外正大雪飞舞，寒风刺骨，黑夜即将来临。心急如焚的伏尔泰一刻也不敢耽误，匆匆搭乘邮递马车，连夜赶往荷兰，爱米莉恋恋不舍地把他送过了法比边境。在去布鲁塞尔的第一站吉维特镇，对爱米莉牵挂不下的伏尔泰给邻居尚鲍南夫人写了一封信，请求她常去看望爱米莉。爱米莉也时刻惦记着他的情人，担心恶劣的气候会使他的身体变坏。
不久，逃亡中的伏尔泰来到了布鲁塞尔，在这里他见到了令他讨厌的让·巴第斯特·卢梭，由于他对布鲁塞尔没有什么好感，只呆了一晚又匆匆忙忙赶往荷兰。
荷兰海牙是他的初恋之地，对此他还很有几分亲近的感觉，在这里，他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普鲁士的一位大臣在前往伦敦的途中恰好住在这里，见到大名鼎鼎的伏尔泰，他特意把自己住的舒适房子腾出来，好让疲惫不堪的伏尔泰好好歇息休养。二十多位正在海牙的英王室成员也前来拜访这位对英国抱有好感的著名人物。莱顿大学哲学教授、著名的牛顿主义者哥拉夫沙德也热情地款待了他。伏尔泰出席了哥拉夫沙德的讲演会，并和这位教授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当地的出版商纷纷要求与他签订出版合同，友好地挽留他多呆一些日子。此时，流亡异国他乡的伏尔泰，一点也不感到寂寞，他甚至忘记了烦恼。在海牙，他又努力工作起来，重新修订已经发表过的一些著作。丰富的人生阅历，进步的思想积淀，娴熟的艺术技巧，使他的作品更加完善起来。
夏特莱侯爵也没有食言，在伏尔泰出逃后，他在西雷不断给国务秘书弗勒里红衣主教写信，请求设法使伏尔泰得到赦免。里舍利厄公爵夫人也为伏尔泰四下活动，疏通关系。由于多方面的努力，逐渐有了些眉目。这个案子被交给警察总监埃罗经办，他看在老同学的面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737年2月，伏尔泰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了返回西雷居住的许可。3月初，他终于又回到了他的“世外桃源”，恢复了三个月前平静、幸福的生活。
与爱好自然科学的爱米莉朝夕相处，伏尔泰也潜移默化，逐渐对自然哲学发生了兴趣。早在他逃往荷兰的一个时期内，他就开始与爱米莉一起潜心研究牛顿的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然而，许多朋友对他的兴趣的突然转变表示遗憾和不解，都不赞成他放弃自己擅长的诗歌和剧本。有些朋友甚至还气愤地质问他：“你知道了土星的重要又能得到了什么呢？”达让松侯爵要他慎重考虑，他说有很多人投身研究物理科学的世界，结果到头来一无所获。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也给他来信，强烈要求伏尔泰为他们写新剧本。伏尔泰习惯于我行我素，他认为这些都是目光短浅的表现，他根本不予理睬，他的头脑中正装满了牛顿的物理学思想。他经常躲在暗室里，参照牛顿的光学理论，用朋友送来或自己购买的仪器做光学试验，并开始边试验边着手撰写《牛顿哲学原理》。
当时，英国以外的国家，还很少有人能理解牛顿的科学理论，他的著作是用拉丁文和代数写成的，深奥晦涩，普通人根本不能理解。《牛顿哲学原理》是伏尔泰把牛顿思想通俗化的一种尝试，他声称写该书的目的是要把牛顿原理解释得像拉封丹的寓言故事一样清楚明白。他还说，他的这部著作不是为聪明人写的，而是为他自己也荣幸地属于的那个无知平民阶层而创作的。他的一生并没有在科学上作出什么新的创造和发现，因而他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于关心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像爱米莉讲的那样，他太爱历史了。伏尔泰在西雷的科学研究并不像他的巴黎朋友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浪费时间，虚度年华。恰恰相反，这些研究却有益于他开拓眼界，探求真理，激发思辨灵感。使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738年，《牛顿哲学原理》首次在荷兰出版，伏尔泰把它题献给了他心爱的爱米莉。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荣誉，因为她是受之无愧的，伏尔泰是靠她的帮助才真正走出牛顿科学思想的迷宫的。爱米莉关于牛顿科学思想的知识虽然最早来源于伏尔泰和莫伯都依，但是她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数学、物理学和光学的知识基础要胜过伏尔泰，伏尔泰能完成《牛顿哲学原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爱米莉的鼓励、帮助和直接参与。
1737年6月，法国科学院宣布举行一项有奖征文，主题是关于火的性质及其有关知识的普及。伏尔泰和爱米莉相互保密，分别悄悄地准备论文，伏尔泰写的是《论火的性质》，爱米莉准备的是《关于火的性质和火的传播》。伏尔泰白天躲到实验室里做试验，测试火是否有重量；爱米莉则利用夜间抓紧工作，在最后突击的八天中，她居然坚持每晚只睡一个小时。可是，在他们充满希望把精心撰写的论文寄到科学院后，却如泥牛入海，一直得不到任何消息。后来才知道科学院通过无记名投票已经把奖金授予其他三位参赛者，而他们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实验，只不过是根据笛卡尔的原理进行了一番推论和演绎。伏尔泰和爱米莉闻讯后感到非常气愤。当时，在法国科学界是笛卡尔派占统治地位，牛顿的引力理论被视为异端邪说，竞赛评选被笛卡尔派所操纵，伏尔泰和爱米莉的双双落选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3. “哲学家王子”的青睐
1736年7月，当伏尔泰和爱米莉正在西雷古堡忙于研究牛顿自然哲学时，他突然收到了一封邻国王子的来信，他的信充满了对牛顿本人及其哲学思想的赞扬。随信他还寄来了一本书，它是莱布尼兹哲学的继承人、法国著名哲学家克利斯坦·沃尔弗论文集的法文译本，他请求伏尔泰看看，并给予适当的评论。
这位王子就是当时只有24岁的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他后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或弗里德里希二世。他在位达46年之久，一生南征北讨，励精图治，使国家由弱变强，因而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弗里德里希1712年1月24日生于柏林，父亲是普鲁士第二代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祖父是开国之君弗里德里希一世。威廉不希望儿子舞文弄墨，充当什么文人学者，而希望他成为能开疆拓土、威震沙场的军人和征服者。他的母亲索菲·德里蒂娅是英王乔治二世的妹妹，性格贤淑，求知好学，对儿子有很大的影响。弗里德里希在母亲的熏陶下，自幼酷爱读书交友，与许多名人学者来往密切，被人称为“哲学家王子”。
伏尔泰不知自己何以得到这位王子的青睐，但是工于心计的伏尔泰感到与这位未来国王发展友谊有利于自己在与法国当局打交道时抬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当时的伏尔泰正处在《哲学通信》和《奥尔良少女》所引起的麻烦中，因而更急于得到邻国王子的友谊和支持，以期得到庇护。于是，他立即给弗里德里希回信，投桃报李，对王子也进行了一通赞扬。
伏尔泰与普鲁士王子取得联系后，来往的信件迅速增多。他们都千方百计地吹捧、恭维对方，都称赞对方的宽容精神和自由思想。弗里德里希从小也喜欢写几句歪诗，自认为是了不起的大诗人，因此也常寄来一些诗简。伏尔泰不管这些诗的优劣，都一律奉承、吹捧，好像都是伟大天才的作品一般。爱米莉在这些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伏尔泰的每封信都以爱米莉的名义向这位王子表示敬意，王子为了讨好伏尔泰，也肉麻地赞扬爱米莉的美貌和哲学上的才华。
弗里德里希虽说被伏尔泰恭维成一个有哲学头脑的王子，是一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哲学家王子，但是伏尔泰对王子要他去普鲁士供职的想法并不感兴趣，他在信中婉转拒绝了王子的请求。不过弗里德里希并没有因此而恼怒，他仍频繁地与伏尔泰联系。伏尔泰一直把结交达官贵人、王公名媛看成是一种荣耀，但是他人品清高，崇拜理性，他希望保持独立的人格，不愿屈做王子的仆从。
几天以后，弗里德里希寄来了一只镶有苏格拉底胸像的手杖柄，意在把伏尔泰比作苏格拉底。在18世纪，人们都喜欢把启蒙思想家比作苏格拉底，认为苏格拉底对古希腊盛行的宗教提出质疑而受到误解和诽谤，最终成了自己学说的牺牲品。伏尔泰宣称自己不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只不过是一个胡言乱语的雅典人。拒绝接受王子给他的荣誉，王子心里很不快活。
1736年12月，当伏尔泰因《摩登人物》惹祸而逃往荷兰时，曾准备到普鲁士住一阵。弗里德里希得知后立即托人给他带信，婉转而礼貌地表示自己还没有能力在普鲁士接待一位漫游的哲学家。爱米莉非常反对伏尔泰去普鲁士，她认为这种为了虚荣的镀金旅行在生活上没有保障，缺少实际意义；体弱多病的伏尔泰不能适应普鲁士恶劣的气候；普鲁士王子在父亲的严格管束下自身难保，如果要接待颇有争议的伏尔泰就更加力不从心。爱米莉考虑得非常正确，弗里德里希不仅没有能力为伏尔泰提供保护，也根本不想这么做。因为他的父亲威廉已强行把伏尔泰与他谈论有关形而上学思想的信公之于众，为法国当局迫害伏尔泰提供了新的口实。
1737年下半年，伏尔泰在法兰西科学院有奖征文中落选后，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文学上。年底，他开始创作以母爱为主题的悲剧《梅洛普》。
这部悲剧是根据同时代意大利作家西皮尤纳·马菲依的同名剧本改编的。它讲的是某国某一时代所发生的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凶恶的奸臣波里奉用阴谋手段杀死了国王和王子，篡夺了王位，只有太子一人幸免于难。为了使夺取的王位披上合法的外衣，他决定娶王后梅洛普为妻。梅洛普知道他是仇敌，执意不从，但这个王权的篡夺者恶毒地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要么成为仇人的妻子，要么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杀。梅洛普犹豫不决，陷入痛苦和恐怖之中。最后，为了儿子，她违心地屈从了篡权者。
1742年2月20日，这一悲剧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次上演，取得了空前的轰动。作者细致入微地揭示了母爱的复杂心理，引起了观众的理解和同情，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当剧终的帷幕落下时，观众强烈要求演员们谢幕。伏尔泰当时正和两位公爵夫人坐在包厢里，激动不已的维拉公爵夫人也来到伏尔泰的包厢，她希望与杰出的剧作家共同分享这成功的喜悦。这时，观众大喊大叫，一致要求维拉公爵夫人代表观众亲吻他们崇敬的作家。公爵夫人拥起略带羞涩的伏尔泰忘情地亲吻起来，剧场里一下子沸腾起来了，掌声、叫好声经久不息。《梅洛普》连续公演15场，场场爆满，一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1738年至1739年间，伏尔泰还完成了哲理诗《诗人》、《路易十四时代》导言和短篇哲理小说《米克罗梅格》（又译《小大人》）等作品。《米克罗梅格》明显受到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的影响。米克罗梅格是天狼星座中一颗行星上的居民，身高12万英尺，他与土星上的一个身长只有6000英尺的居民一起到地球旅行，小说描写的正是这两位天外来客在地球上的奇遇。这篇小说是伏尔泰在西雷进行科学研究的产物，它赞扬当时科学成就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它还试图论证，任何东西的大小都是相对的，可居住的世界决不只有一个地球等观点。《米克罗梅格》初稿完成于1739年春，直到1752年才发表。伏尔泰曾将手稿寄给弗里德里希欣赏。
1739年春，喜欢新奇生活的爱米莉看中了圣路易岛附近属于查尔多利斯家族的兰贝尔宫，她央求伏尔泰买下来。伏尔泰却觉得这个地方不方便，他抱怨说这不是买一座宫殿，而是买孤独和寂寞，住在这里没有人会愿意来拜访他们。但爱米莉态度坚决，为了自己钟爱的情人，伏尔泰还是痛快地花去20万利弗尔。
在宽敞幽静的兰贝尔宫刚住过一阵子，爱米莉又觉得闷闷不乐了。伏尔泰看着郁郁寡欢的爱米莉感到担心，于是，他决定带她出国旅行，最初的目标是布鲁塞尔。
1739年5月8日，爱米莉的代数教师柯尼希陪同他们一起上路了。夏日的旅行是令人激动而愉快的，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舒适的驿站。在瓦朗西安要塞，他们兴致勃勃地参加当地舞会，观看芭蕾舞和喜剧。他们还特意躲到夏特莱侯爵所有的一座破败古堡里住了一段时间。这里林木茂盛、空气清新，有许多蜿蜒曲折、幽静秀美的林阴小路，白天，爱米莉坐在树林下专心致志地演算代数的模样就像一道迷人的风景，赏心悦目。伏尔泰和爱米莉感受到了生活的舒适和满足。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经过漫长的旅行，他们终于到达布鲁塞尔。刚在拉格罗斯·图尔街租下一处房子，人困马乏还来不及安顿，他们又各自投入了自己的工作。伏尔泰开始创作悲剧《穆罕默德》，并继续撰写《路易十四时代》；爱米莉则在柯尼希的指导下钻研代数，并开始学习法律知识。
天高气爽，艳阳高照。转眼已到了8月，伏尔泰一行又告别布鲁塞尔转而向南旅行，因为热衷于巴黎生活的爱米莉想去巴黎过一下上流社交生活的瘾，他们又到巴黎作了短暂停留。伏尔泰对巴黎这座使他成名又使他遭殃的城市，心里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对人说，“我爱巴黎，但我恨在那里受到的迫害”。他暂时还没有在巴黎生活的勇气，9月份，他们回到了西雷。
1740年5月31日，年仅50岁的威廉国王突然驾崩，王储弗里德里希继任普鲁士国王，号称弗里德里希二世。他喜形于色地向伏尔泰通报了自己登基的盛况，并要求伏尔泰把他作为一位热情的公民、一位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哲学家和真诚的朋友看待，真诚地希望伏尔泰也像他一样鄙视爵衔、门第和奢华，只作为一个人给他写信。正在西雷埋头写作的伏尔泰受宠若惊。一位年轻的国王对他如此的推心置腹，视如知己，真使他有点飘飘然起来，他兴奋地宣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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