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富有的文人
1729年2月，伏尔泰得到法国当局的默许，回到法国。三年前，他负辱离开故乡，现在他却带着炽热的理想重新踏上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他风尘仆仆，行装简陋，除了出版《亨利亚特》英文版赚得的大把钞票外，他带回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三部著作的手稿：《查理十二史》、《哲学通信》和悲剧《布鲁图斯》。
由于路易十五的放逐令还没有撤销，伏尔泰不能明目张胆地进入巴黎50英里的范围内，他不得不在乡下四处躲藏。2月底，又悄悄移居巴黎郊区的圣日耳曼。4月1日，他冒险溜进城内里舍利厄公爵府，请求这位好朋友帮忙疏通关节，8天后，他终于得到当局许可，可以自由进入巴黎。
英国的流亡生涯，不仅使伏尔泰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逐渐成熟，也使他的人生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英国的社会实际中，他懂得了金钱和财富可以保障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如果要在思想上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回国以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尽快富有起来。他有致富的条件和资本，父亲精于算计的商人头脑给了他良好的遗传，早年从律师事务所里学到的法律和经济知识又增长了他的智慧和才干，父亲留下的遗产、政府的年金、友人对《亨利亚特》的赞助及其出版后所赚得的钞票构成了他经商的资本。
在刚回到法国的几个月中，他一时还找不到经商的门路，便想买点彩票碰碰运气。不知是时来运转还是他真有玩彩票的天才，一连几次他都中了大奖，一阵下来，他居然不费吹灰之力赚了50万法郎。
资本的增加，并没有使伏尔泰飘飘然，他反而更加谨慎、更加稳重、更加注意选择增加财富的方式。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更多地赚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千方百计地寻找着机会。不久，他在巴黎结识了银行家巴利斯兄弟，他们劝伏尔泰做些投资事业。在巴利斯兄弟的帮助下，他钻政府机构办事拖拉、法令不严的空子，投机作军粮生意和对美通商贸易，结果也运气很好，又发了一笔横财，据说至少有60万法郎落入他的腰包。他的财富增加到一个文人从未有过的地步。他的皮包中常常装满了合同、汇票、期票、国家的债券等，这似乎与一个文人的身份不符，但是正是这些成功的事业使他最终摆脱了经济问题的困扰，使他后来不依附任何人，而能特立独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思想启蒙和繁忙的创作之中。
2. 《奥尔良少女》
伏尔泰返回法国后，尽管对经商赚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仍然钟情于自己的生花妙笔。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他又开始另一部史诗《奥尔良少女》的创作，1729年下半年诗作完成。
《奥尔良少女》塑造了法兰西民族女英雄贞德的形象。少女贞德生活在15世纪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实力雄厚的英国觊觎法国的经济繁荣，屡次进犯法国，试图夺取法国王位。战争连绵不断，法国人民颠沛流离，田野荒芜，城市萧条。不幸的人民企盼着和平安定的生活，期望有神奇的力量来摆脱战祸造成的困境。这时，神奇的贞德被宗教界发现。她是一位虔信宗教、忠贞爱国的农村少女，她把祖国看成与她度过童年时代的洛林省的东端米小村庄一样。她相信梦境，相信奇异的幻觉和力量，自称负有使法国免于外族入侵的使命。教民们都虔诚地相信她，国王查理七世在奥尔良城即将陷落的时刻向她求助，国王亲自给她穿上白色骑士的甲胄，授予她一面象征国王的百合花白旗，命令她统帅军队。士兵们都把贞德看成是从天而降的天使，满怀热情地跟随着她。在对英军的战斗中，贞德披坚执锐，奋勇当先，全军士气大振，终于一举击退了围攻奥尔良城的英军。奥尔良战役后，她又率军收复了北方许多城市，创下了无数英雄奇迹。后来贞德被敌军俘获，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并以“使用妖术”之罪，在里昂处以死刑。临死时，她还不到20岁。贞德死后，法国教会宣布她为圣徒，人民歌颂她的战功，亲切地称她为“奥尔良少女”。
伏尔泰的这首叙事长诗，是根据17世纪法国诗人让·夏普兰同一题材的史诗《少女》改写的。他一反过去的传统，生动地描绘了少女贞德的爱情、分离和磨难，而诗中出现的僧侣都被刻画成了贪得无厌、淫荡和残忍的人物。该诗虽然直到1755年才公开出版，但是20多年中，他的手稿一直在人们中间争相传阅，出版之后又畅销全国，成为伏尔泰最为流行的作品之一。
1730年，伏尔泰将在流亡英国时创作的政治题材的悲剧《布鲁图斯》搬上舞台。这部悲剧取材于古罗马时期共和派与贵族派的政治斗争，它描写的是一个维护共和政体、反对贵族企图复辟专制统治的英雄人物布鲁图斯。由于伏尔泰在执导时大胆采用了英国舞台艺术的新观念，因而公演也获得较大的成功。
归国后的一系列成功，并没有改变伏尔泰担惊受怕的心理，他就像一只惊弓之鸟，一有危险便逃之夭夭。
1731年初，他愤愤不平为悼念亡友所写的《勒库弗勒小姐之死》一诗，被友人蒂埃里奥带到巴黎沙龙传开。不久诗作便传到了当局手里，备受指责的法国政府极为震惊。正在当局思考怎么处置这位“劣迹”难改的诗人的时候，伏尔泰从一位贴心朋友处得到了消息，他大惊失色，急忙逃到诺曼底躲藏起来。不久他又伪装成英国绅士，到里昂找西德维尔市长，秘密商议《查理十二史》的出版事宜。风声一过，伏尔泰又回到了巴黎。一会儿还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高谈阔论，一会儿又要急急如丧家之犬仓皇逃命，伏尔泰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如浮萍般漂泊流浪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
1731年冬季又要来临了，正在愁于无处安身的伏尔泰结识了泰纳·马尔代男爵夫人。男爵夫人的宅第位于巴黎相对安宁的好孩子大街，漫步庭园，可以遥望罗浮宫花园的似锦繁花。伏尔泰迷恋于这里静谧的气氛和赏心悦目的庭园，他与男爵夫人商量，他愿意以每年4万利弗尔的租金寄住在这里，已快步入穷途末路的男爵夫人当然求之不得。从这年冬季开始，伏尔泰就俨然像主人一样住到了老夫人的家里。为了能愉快地生活在这里，聪明的伏尔泰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主人效劳。男爵夫人经常举办晚宴会，在这些晚宴上，多才多艺的伏尔泰就经常指导客人在客厅里排演自己写的剧本，有时甚至亲自客串某些角色，气氛非常热烈。老夫人感到非常快乐，常常为此激动不已。当然，这并不完全是逢场作戏，从小就热爱戏剧的伏尔泰也把这作为展现自己才华、试演自己最新创作剧本的舞台，因而，他也对这项工作非常感兴趣。
吃过多次苦头的伏尔泰，现在很少再写“歪诗”去直接刺激统治者了，他已开始明确地以启蒙为目标，用他的哲学、历史、诗歌、戏剧等多方面的著作，从政治上和哲学上公开揭露专制统治的要害，唤起人们的良知和觉醒。伏尔泰住进马尔代男爵夫人家里后就开始撰写他的第二部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和悲剧《恺撒之死》。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两部悲剧《爱丽菲勒》和《查伊尔》的创作，并设法得到了公演。此外，他还完成了《趣味的圣堂》的写作。
3. 爱情剧《查伊尔》的巨大成功
伏尔泰有一句口头禅——“我遭受苦难，我以写诗为乐”。他不断受到迫害，在颠沛流离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戏剧，《查伊尔》就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剧本。在他一生写成的15个悲剧中，只有《查伊尔》算得上是真正的爱情悲剧。
伏尔泰早已是享有盛名的悲剧诗人，可是有些饶舌的批评家却骨里挑刺，指责他不会描写爱情，说他所描写的戏剧冲突枯燥无味。伏尔泰是个从来不服输，也不甘为人之下的人。他听到这些批评后拍案而起，愤然起誓：“这一次准有爱情了，但不会是风流旖旎的爱情①。”在极为激动的情绪下，他仅用20天的时间就创作出了一部情节曲折离奇、矛盾冲突扣人心弦、感情真挚动人的爱情悲剧。
① 参见丁子春著《伏尔泰》，《外国文学评介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查伊尔》的情节与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非常相似，只是换了东方异国情调的背景，人物变成法国武士与耶路撒冷的帝王。在十字军东征时，耶路撒冷的苏丹奥洛斯曼纳与女俘查伊尔相爱。在查伊尔的心底里，奥洛斯曼纳不只是主人，更是一位勇敢、豪爽的英雄。但是，她的女伴法蒂玛却经常提醒她，一个年轻的女基督徒不能与一个伊斯兰教徒相爱，这是严格的宗教戒规。这时，从欧洲来了一位基督教骑士纳瑞斯坦，从前，他也是奥洛斯曼纳的俘虏，因这位苏丹赞赏他的勇敢精神，允许他回国索取自己的赎金。现在，纳瑞斯坦带来了大量黄金，不仅可以将自己赎出，而且还想赎回10个基督徒。宽宏豪爽的奥洛斯曼纳却决定不收分文，无偿释放100个基督徒。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吕西央的老人，他在耶路撒冷遭受了20年的折磨和奴役。这时候，已深深爱慕着奥洛斯曼纳的查伊尔，拒绝与被释放的同胞同行。查伊尔的叛教，使纳瑞斯坦大为震惊。老人吕西央也已认出查伊尔和纳瑞斯坦就是自己早年失散的儿女，女儿的叛教使他异常痛苦。他向女儿讲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描绘了他们祖国的美丽富饶，并要求她向自己保证不改变信仰。虽然父亲的劝告，使查伊尔深为感动，但是现在她挚爱着奥洛斯曼纳，又怎能忍心离开呢？吕西央和纳瑞斯坦只好匆匆先行了，查伊尔仍在犹豫不决，痛苦万分。
纳瑞斯坦离开耶路撒冷后，于途中给查伊尔来了一封信，这封信被苏丹手下的人截获。奥洛斯曼纳不清楚他们是兄妹关系，看了信后既痛苦，又嫉妒。他对查伊尔起了疑心。查伊尔感到非常委屈，她热烈地向苏丹吐露爱情，反而使奥洛斯曼纳觉得她真的变了心。他把纳瑞斯坦的信交给查伊尔，以探虚实，查伊尔表示想与纳瑞斯坦见面。想不到这却引得奥洛斯曼纳醋劲大发，立即下令把纳瑞斯坦抓回来。查伊尔想拯救兄弟纳瑞斯坦，大声呼喊他的名字，这时，被激怒的苏丹一刀将查伊尔杀死。纳瑞斯坦戴着镣铐被押回来，说明了真相，奥洛斯曼纳追悔莫及，拔剑自刎。
1732年8月，《查伊尔》正式公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连一向批评他甚至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查伊尔》的巨大艺术魅力。第一次演出结束的晚上，当伏尔泰出现在包厢里的时候，热情的观众向他热烈欢呼，掌声雷动。面对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伏尔泰深深感动了，他非凡的艺术才能终于再一次得到人们的认可。面对这一巨大的荣誉，伏尔泰突然醒悟了：自己这些年来所吃的那些苦头又算得了什么？！
《查伊尔》后来还多次公演，观众的热情经久不衰。伏尔泰也一直偏爱这个给他带来荣誉的剧本，在以后的生活中，时常在家里举办的私人演出往往选择这个剧本。他高兴时还亲自扮演吕西央或奥洛斯曼纳。
伏尔泰同一时期的另一作品《趣味的圣堂》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趣味的圣堂》是一部讽刺作品，其中有诗，也有散文，它激烈地批判了整个文学评论界。在这部作品中，伏尔泰描述自己被一位开明的朋友、天主教神甫波利克红衣主教引导，穿过圣堂，检阅了前几个世纪和当时法国的知名作家、艺术家以及一些纪念物，并对这些人和物一一做了评论。他描绘巴黎圣母院被毫无作用的旧装饰弄得杂乱不堪，讲述评论家们被书上的尘土和墨水弄得很脏，把他们都说成是怯懦的迫害者。这一下可捅穿了马蜂窝，立即遭到集体的围攻，即使伏尔泰最好的朋友也对他不能理解，巴黎喜剧院甚至还上演了一些讽刺剧攻击《趣味的圣堂》，丑化、谩骂他。伏尔泰对此既感到恼火，又感到失望。
1733年1月，马尔代男爵夫人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身体在一天天消瘦下去。伏尔泰感到老夫人可能要不久于人世了，他告诉垂危中的老人，他对她病情的日益恶化已无能为力。他惟一能为老夫人效劳的大概只能是准备操办后事了。奄奄一息的老人说，她不想在临死前见到身披黑袍的可怕的神甫。伏尔泰不敢照老夫人的吩咐办，因为他担心，如果这位老夫人不敢做临终宗教仪式的话，人们一定会认为是伏尔泰阻止老夫人这样做，他不想再为自己找麻烦了。于是，他坚持找来一位神甫，为老太太举行了临终仪式。伏尔泰内心并不喜欢这位老夫人，只是对老妇人在他落难无处安身时搭救过他心存几分感激。男爵夫人终于在神甫的祷告中寂寞地死去了，伏尔泰心头涌起一丝悲哀。他感到最为遗憾的是自己再也不能住在这幢漂亮的房子里了，他的生活又面临着新的动荡与飘泊。何处再找安身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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