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金波 编著
引言
1791年7月1日清晨，巴黎市民成群结队，早早来到了庄严肃穆的圣吉纳维夫教堂。这是一座1757年修建的宏伟建筑，具有典型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它平面呈十字形结构，交叉处有高高耸立的穹隆顶，四翼是较低的覆有坡屋面的扁平穹顶，正面仿照罗马万神庙的形式设计建造，东翼是科林斯柱式的柱廊和三角形心花。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把这里改作安放革命党崇敬的伟人的先贤祠。
一个多月前，大革命后成立的国民议会曾两次发表公告，决定把一位遭旧制度迫害的伟人的遗骨迁葬先贤祠，并在这里补行国葬。今天，巴黎市民倾城出动，正是为了亲眼目睹这一非同寻常的葬礼。
突然，先贤祠外肃立的人群骚动起来，远处的大路上，一辆运着黑色棺木的马车正朝这里匆匆驶来，人们猜想，这可能就是星夜兼程从香槟省赶来的灵车了。随着灵车的靠近，人们发现灵柩两边还有两幅黑色的挽幛，挽幛上写着非常醒目的两行大字：
他为卡拉、拉拜尔、西尔文和蒙巴义洗刷了耻辱。
他是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他使人的理性飞速发展，他为我们的自由铺平了道路。
“卡拉的恩人来啦！”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人们终于盼来了他们崇敬的伟人。人们真诚地为他的亡灵祈祷，为他能在巴黎先贤祠安息而欢呼。
灵车在人们的欢呼和抛洒的鲜花中缓缓驶向先贤祠，黑色的灵柩在雄壮的《马赛曲》中徐徐入墓。
人们安葬的这位伟人就是伏尔泰。
有人说，中世纪是上帝的时代，17世纪是君主的时代，而18世纪则是伏尔泰的时代。伏尔泰一生致力于揭露和批判黑暗的封建制度和宗教统治，“为行将到来的革命而开导人们的头脑”。被人们誉之为“欧洲思想界的泰斗”，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伏尔泰在84载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享有崇高的荣誉。他刚刚20出头就成为著名的悲剧作家，被誉为“高乃依和拉辛的继承人”。此后，他在哲学、史学方面又先后写出了多部震惊世界的巨著。1743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46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曾一度成为法国国王和王后的宠臣，普鲁士国王、俄国女皇和波兰前国王等也和他有十分友好的关系；他出入上流社会，王公大臣、贵妇名媛都把他敬为上宾；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担任国家要职，他与许多贵夫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但是，他也经受过无数次痛苦的磨难。在18世纪受迫害的自由思想家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伏尔泰这样受到如此之多的“殊荣”，有案可查的流放或“自愿流放”--逃亡，就有七八次之多，最长的一次竟达29年之久。他两进巴士底狱，这是孟德斯鸠、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诸辈，甚至卢梭也没有“享受”过的。就连《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也只进过一次监狱，还不是“最高档次”的巴士底狱，而仅仅是文森监狱而已。伏尔泰不懈地为争得生活与精神的自由、正义和法律而呼唤。他是反暴政、偏执和酷虐的斗士。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整个杜会都倾听着他的声音。如果单就其赫赫威望而言，他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就远比同时代的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要大得多。与他同时代的评论家杜威尔纳说过：“任何国君也不能有如此类似的威望来控制舆论。”伏尔泰以他毕生的斗争经历证明，他是一个健全而伟大的人，是他的时代的肖像。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说的那样：“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的雄辩天才和嬉笑怒骂的嘲讽才能，曾经令反动教会和专制统治者闻风丧胆，自由思想家和进步人士则对此万分崇拜和钦佩。他的这一非凡的才能，时至今日仍无人能望其项背。他一生都在不停地思考，不屈地斗争，不倦地写作。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遗产。他90多卷的浩繁著述，涉及到自然科学、历史、哲学、文学、政治、法律、美学等各个领域，并且在诸多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之王，他是当之无愧的历史巨人！
灵魂总是有生有灭的，但是塑造一个时代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伏尔泰死后，他的心脏被人们精心地装在一只盒子里，存放到了巴黎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刻着他生前一句最能体现他的性格的话：
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法国人民为法兰西民族拥有伏尔泰这样一颗伟大的心灵而骄傲和自豪。尽管伏尔泰预言的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200多年，但是伏尔泰不朽的英名仍在法兰西广泛传颂。伏尔泰作为世界文化巨人也必将永远活在世界人民心中。
但愿我们的青年朋友都能像伏尔泰那样，孜孜不倦地追求自由、平等，崇尚科学、理性，奋力进取，勇敢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以饱满的热情豪迈地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
当他是婴儿时，每天早晨他的保姆下楼告诉他母亲的话常是：“这孩子活不过一个小时了。”然而，在他3岁时，就已能背诵《摩西亚特》全诗。读中学时，他就“喜欢把欧洲重大的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称称。”他从小就敢说敢做，桀骜不驯。中学的神甫教师诅咒他：“坏家伙！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法国自然神论的宣传者。”这个诅咒竟成为灵验的预言。
1. 难以活过一个小时的婴儿
法国首都巴黎，素有“花都”之称。早在17世纪路易十四执政的时代，它就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橱窗，雍容华贵，多彩多姿。清澈明媚的塞纳河蜿蜒穿过繁华的市区，巍峨壮美的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矗立在城区的中央。举世闻名的法兰西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喜剧院鳞次栉比。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先在这里崭露头角，而后享誉全球。数不胜数的外省政治家、哲学家也纷纷慕名前来，假如时来运转的话，说不定那天就能得到贵胄名流的赏识，一举成名也许就在一夜之间。
伏尔泰得天独厚，他便诞生在这繁华的“花都”——处处都有成功机遇的巴黎。
1694年11月21日，在巴黎新桥附近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又添了一个小男婴。洗礼时，父母给他取名为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ncoisMarieArouet）。他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上了年纪的父母，并没有为这个男婴的出世而感到高兴。他们已深感暮年来临，精力不济。尤为令人焦虑的是这个孩子先天不足，出生时非常虚弱，甚至不能送到教堂接受洗礼，因而洗礼仪式只能在家里举行。每天早晨他的保姆下楼时告诉他母亲的话常常是：“这个孩子活不过一个小时了。”孩子的教父夏托纳夫神甫每天都来商量维持这个孩子生命的办法。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经过多方的努力，这个孩子不仅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还经历了84年的漫长人生旅程。这就是后来以笔名伏尔泰蜚声世界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泰斗——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伏尔泰的父亲弗朗索瓦·阿鲁埃当过皇家顾问，做过巴黎夏德莱区的法律公证人，后来担任审议院的司务。在贵族、僧侣主宰一切的封建社会里，他们不属于名门望族，而属于第三等级的市民阶层。伏尔泰的母亲叫玛丽·马格丽特·德·阿鲁埃，娘家姓是德·奥马尔。虽然出嫁前她是个穷姑娘，但她姓前的“德”字表明她有贵族的血统，因而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少荣耀。伏尔泰有三兄一姐一妹，其中只有比他大10岁的哥哥阿尔芒和比他小5岁的妹妹玛利亚长大成人。
伏尔泰尽管生来体质纤弱，但却精力旺盛，聪明过人。3岁时，他就能在教父夏托纳夫神甫的教育下背诵拉封丹的寓言诗。童年的文学熏陶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夏托纳夫神甫还教他背诵关于摩西的圣诗《摩西亚特》。这是不可知论者卢德写的，在法国公开攻击宗教的第一首诗。该诗中的摩西根本就没有看到过神，也不知道神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却煞有其事地说自己某次曾看到了神灵的显示，他把自己的东西和政治观点以欺骗的手段贩卖给轻信的群众。该诗揭露了摩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诗中有这么一段：
基督徒，暹罗人，大家都研究推敲，
有人说白，有人说黑，总是不一致。
无聊与盲信之徒，
会轻易接受最荒诞的神话。
夏托纳夫神甫曾经很得意地对他的老友尼侬夫人夸耀伏尔泰的才能，他说：“他只有3岁，已能背诵《摩西亚特》全诗。”这首哲理诗在伏尔泰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怀疑论的种子，对他后来的思想形成有深刻影响。当时，伏尔泰的哥哥阿尔芒是冉森教派的虔诚信徒，狭隘宗教的崇拜者。夏托纳夫神甫之所以选择这样一首反宗教的诗，其目的就是想刺激一下阿尔芒。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首诗却启发了伏尔泰长大后厌恶盲目的宗教狂热，勇敢地蔑视一切精神权威。
伏尔泰7岁时，母亲去世。他的父亲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经常告诫他们要学会了解并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立足，就要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和胆识；在心灵和知识上要超越那些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但决不能溢于言表；要调节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适应环境，不能让那些人觉得我们有什么优势，更不能让他们感到我们的存在是他们潜在的威胁。伏尔泰却把父亲的忠告当作耳边风，他渴望与出身高贵的人平起平坐，同享荣华，并且丝毫不掩饰自己在智力上的优越性。伏尔泰与哥哥阿尔芒的性格、气质完全不同。他快活、机敏、诙谐、不虔诚，而阿尔芒严肃、稳重、迷恋于宗教狂热。夏托纳夫神甫常常让兄弟俩编讽刺短诗相互逗乐取笑，而年龄小得多的伏尔泰常常出口成章，使他的哥哥望尘莫及，尴尬不已。他的父亲对两个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大儿子正在一种有可能马上会被取缔的宗教上糟蹋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小儿子却尽情玩乐，随心所欲。鉴于阿尔芒过分虔诚的教训，老阿鲁埃再也不敢把小儿子送到阿尔芒曾经呆过的奥拉多利安修道院。因此，只好一直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他要亲自管教这个性格独特的孩子。
老阿鲁埃是18世纪典型的中产阶级，他像其祖辈一样，循规蹈矩，勤勤恳恳地工作，讲求实际，头脑精明，但是缺乏想像力，不敢抛头露面，更缺少文学艺术的细胞。他虽然也尊重文学和艺术，但却把时间和全部精力倾注到了自己的账簿中，一心一意地考虑着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的舒适。他性情暴躁，不过处事公道，也还讲道理。伏尔泰后来在自己的一封信中曾谈起过父亲的一段轶事：一天老阿鲁埃对家里的园丁大发脾气，当时剧院正在上演一出名为《爱发牢骚的人》的戏，伏尔泰硬要父亲带他去看戏。事先，他悄悄串通演员在独白中加上他父亲斥责园丁的话。看完戏后，老阿鲁埃受到启发，承认自己的过失，表示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对待他人了。老阿鲁埃除了带给伏尔泰一个精明的商业头脑外，几乎没有在其他方面对伏尔泰产生影响。对伏尔泰影响最大的倒是在圣路易中学的一些老师们。
2. 圣路易中学求学
伏尔泰10岁时被父亲送进了耶稣会主办的圣路易中学学习。这是一所为贵族子弟办的学校，也是当时巴黎少数几所名牌中学之一。老阿鲁埃不属于贵族，但是他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儿子的前途着想，认为只有上这个中学儿子才有成才的希望。
圣路易中学是一所既开明又守旧的学校。一方面，它继承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进步传统，常在校园内举办拉丁语或法语的戏剧表演。这使得伏尔泰从小就对丰富多彩的戏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学校又恪守贵族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它是一所寄宿学校，在这里就读的大臣、贵族子弟可以带着仆人住单间，而普通资产阶级的子弟只能挤在集体宿舍。这种以门第、财富来区分贵贱的习俗，一直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年少的伏尔泰对此常愤愤不平，在他那纯洁天真的意识里，逐渐孕育着立志抗议社会不平的种子。
在18世纪初期，圣路易中学采取的是规范化的传统教育。它的课程除了神学之外，还有希腊文、拉丁文、修辞学、诗学、医学、历史和戏剧，注重培养学生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耶稣会讲究礼仪，注意教育学生熟悉上流社会的礼节。耶稣会教育虽然在当时名重一时，但是由于他们过分因袭旧的传统，很少开设反映当时先进科学和技术的课程。伏尔泰后来曾抱怨说“我不知道帕维亚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出身地的情况。我既不知道我的祖国的制度，也不了解祖国的利益；没有数学，也没有健全的哲学。我学会了拉丁文和大量无意义的东西。”①
① 参见《伏尔泰全集》（法文版），第1卷，第471页。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圣路易中学呆板守旧的教学并没有束缚住伏尔泰的才华，他思维敏捷，学习勤奋，常常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高论。在圣路易中学学习期间，他的文学天赋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2岁时，他居然根据古罗马传说写出了一出题为《阿穆利乌斯和努弥托耳》的悲剧。他能轻而易举地写出辞藻华丽优美感人的诗句。传说有一天，一位老兵来到圣路易中学请求教士给他写一首恳求上帝之爱的诗，以献给自己服役部队的王爷，学校的卜莱神甫把这件差事交给了小伏尔泰。伏尔泰沉吟片刻后，挥笔写下了几行优美动听的诗句，那位王爷读后深受感动，破例发给那位老兵一笔可观的年金。
圣路易中学的教师对伏尔泰的学业有较高的评价。卜莱神甫曾夸奖伏尔泰说：“他喜欢把欧洲重大的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称称。②”保罗神甫也称赞说：“他的智力非常训练有素，他的文体非常优美，他的思维方式大胆、富有想像力，……”他的启蒙老师夏托纳夫神甫曾把他的一首诗作拿给尼侬夫人看，这位80高龄的老夫人非常欣赏小作者的才华，立即要求神甫把作者带来见她。当夏托纳夫神甫把伏尔泰带来时，她与伏尔泰交谈了一些有关文学和冉森教派的问题，她发现这位少年非常聪明伶俐，胆识过人，因而对其十分赏识，视其为神童。她在1705年去世前，还念念不忘这位仅有一面之交的神童，她留下遗嘱给伏尔泰一笔数目为2000利弗尔的赠款，作为他购置书籍之用。
② 参见安德烈·莫洛亚：《伏尔泰传》，载《傅译传记五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23页。
伏尔泰虽然聪明过人，深得学校老师的赏识和好评，但有时也令他的老师们烦恼。这位中学生毕竟还是个孩子，因而难免也有顽皮或跟老师捣乱的时候。根据路易中学的惯例，往往要等到小礼拜堂圣水缸里的水结了冰，才肯给学生们生炉子取暖，而体弱怕冷的小伏尔泰却乘老师不注意时把院子里的冰块拣来，悄悄地放入圣水缸里。伏尔泰的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这种恶作剧可说是他命运的先兆。”
少年的伏尔泰，并不爱读中世纪的冒险传奇故事，他与同龄的学友不同，从小爱读成人的读物。他熟读了一些宣传自由思想的书籍，尤其是哲学家毕耶尔·贝尔的著作，引起了他的浓烈兴趣。贝尔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他因反对教会而被路易十四放逐。贝尔在他的《历史和批判词典》等哲学著作中，运用大量的事例，论证了教会的贪婪、残暴以及天主教义的伪善本质。他主张把哲学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归还给人类。少年的伏尔泰也许还不可能真正懂得这些书中所阐述的哲学原理，但是，贝尔那种以哲学中的怀疑原则，大举向宗教狂热和宗教教义挑战的精神，却对伏尔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就敢说敢做，桀骜不驯。在圣路易中学的一次激烈争吵中，伏尔泰向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喊道：“滚开，否则，我就把你送到‘普鲁通’（可能相当于中国神话中的阎罗殿）那儿去烤火！”他的同伴反驳说：“为什么不送到地狱去？那里不是更热一些吗？”伏尔泰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谁见过这些，它们是不是真的存在啊！”还有一次上课时，圣路易中学的教师雷亚神甫又被这个小孩讽刺性的反驳气得恼羞成怒，他跳下讲坛，气冲冲走到伏尔泰的座位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大声训斥道：“坏家伙！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法国自然神论的宣传者！”当时谁也不曾料到，这位耶稣会神甫的斥骂声，竟成了伏尔泰日后思想发展的神奇预言。
伏尔泰在圣路易中学学习，生活在出身豪门贵族之家的子弟中，这对他后来在政治激流中得以生存获益不少。在这里，他与贵族子弟相处甚好，有些还成为他的终生好友，如达让塔尔伯爵、皮埃尔·罗伯特·西德维尔、达让松兄弟、里舍利厄公爵等。
3. 诗人梦
1711年8月，16岁的伏尔泰中学毕业。他向父亲声明要做一个诗人，这个良好的愿望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在身为资产者的老阿鲁埃看来，诗人就等于废物，既不能养家糊口，又对社会毫无益处可言，其结果只能是拖累家庭，危害社会。在那个时代，摆在非贵族出身的青年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念神学，背《圣经》，做教士，走教会的道路；要么学法律，考律师、当法官，走政界的道路。伏尔泰早就对读《圣经》、穿教袍深恶痛绝，因此，父亲只得将他送进一所法科学校，希望儿子将来能晋级升官，光宗耀祖。
在法科学校里，伏尔泰根本无心学习法律。那一本本用僵死的拉丁文编写的法典简直像天书一样晦涩难懂，折磨着年轻人的心灵，它们实在太枯燥太乏味了。这种呆板的生活使伏尔泰厌倦，他常常旷课，有时干脆逃学。伏尔泰的父亲看到孩子如此不成器，就打算用金钱给他买个荣誉官职，装点门庭，但却遭到儿子的拒绝。伏尔泰对父亲说：“买来的荣誉我不要，我自己会得到荣誉。”他想：钱也许可以买到官职，但决不能做诗，而自己要做的是诗人。诗是一种天才的创造，那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志大才高的年轻伏尔泰，义无反顾地选定了自己的终生职业，并开始为其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伏尔泰虽然在耶稣会学校生活了七年，但并没有改变他自幼养成的放荡不羁的性格。还在圣路易中学读书的时候，伏尔泰便由教父夏托纳夫神甫介绍，认识了菲力浦·德·望笃姆公爵。这位公爵是法王亨利四世私生子的后代，当过将军，当时是法兰西大修道院院长。在他的寺院里，经常有一些失意的王公贵族聚集在一起，以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为信条，过着奢侈放荡的生活，人们称其为“圣殿集团”。加入圣殿集团的人还有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当然，这样一群人聚集在巴黎著名的圣殿里决不仅仅是为了吃喝玩乐，他们在觥筹交错间也评议朝政，针砭时弊，甚至还发表一些富于思想性的敏锐政见。
伏尔泰很乐意与这些贵族交往，常常出入于“圣殿集团”的寺院，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饮酒赋诗。他谈锋犀利，妙语连珠，非常引人注目。一些风流女子时常把她们蹩脚的诗文拿来请他修改，他也乐此不疲。伏尔泰还常常应邀参加晚宴会，在有公爵、伯爵、侯爵和他们夫人参加的晚宴上，他给大家朗诵自己最新创作的诗文，每次都赢得大声喝彩和阵阵掌声。这往往使得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得意的神情。有一次，他甚至当着孔蒂亲王的面快活地讲：“我们在这里都是王子，都是诗人。”
这一情况不久就被老阿鲁埃察觉了，他担心儿子会惹出祸端，给家庭带来不幸。因此，他要设法寻找一个严肃的环境，先把这个“放荡公子”教养成安分守法的顺民。
机会终于来了。
1713年6月，正巧伏尔泰教父的兄弟德·夏托纳夫侯爵出任法国驻荷兰大使。为了给老阿鲁埃分忧，他同意接受伏尔泰做自己的随员。伏尔泰也为自己年纪轻轻就有一个出国任职的机会感到沾沾自喜。因为父亲的管束已使他非常厌烦了，他也希望换个自由宽松的环境。
4. 海牙初恋
1713年9月，19岁的伏尔泰跟随夏托纳夫侯爵来到了荷兰海牙。当时的荷兰已是欧洲著名的思想自由之邦，海牙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心。在这里，伏尔泰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形体瘦削的年轻的伏尔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他终于摆脱了父亲的约束，第一次赢得了独立生活。
伏尔泰喜欢读法国禁止的报刊书籍，热衷于搜集在荷兰出版的所有这类出版物。到海牙不久，他就注意到一份充满对法国王公大臣非议的小报，好奇心的驱使使他探听到了这份名叫《精华》小报编辑的底细。原来，这是由一位流亡荷兰的法国新教徒迪努瓦埃夫人所办。她是法国南部尼姆市人，为了免遭迫害，离开了虔诚的天主教丈夫，带着女儿逃到海牙，因而只能靠出版定期发行的黄色小报，写些诽谤文章，维持生计。这位迪努瓦埃夫人专门收集上流社会各种人物放荡生活的轶闻，然后把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行诸文字，当作独家新闻四处传播。伏尔泰从心底里鄙视这位太太的所作所为，然而，一见到她的女儿奥琳波，他却一下子坠入了情网。奥琳波也属于胡格诺新教派，她美丽、质朴、多情。原先她也爱过另一位法国驻海牙的官员，不久前被这位官员所抛弃。伏尔泰是在街上遇到奥琳波的，那天伏尔泰正漫无目的地在海牙街头闲逛，突然一位活泼、漂亮的少女闯进了她的视野。他被少女娇媚的面容、婀娜的身材、热情奔放的举止所吸引，倾慕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偷偷尾随于后，终于发现她原来就是迪努瓦埃夫人的女儿。从此，他就开始给她写情书，并由他的仆人勒费弗尔交给少女的心腹女仆——泼辣的莉斯贝兹。
两位忠实的仆人为他们设计了一次别出心裁的约会，地点选在一家鞋店。当奥琳波正在试穿皮鞋时，大使秘书“碰巧”赶到，他看到奥琳波左试右试好似都不中意，正在这位小姐沮丧、懊恼之际，伏尔泰走上前去，亲切地鼓励她再进一步挑选，并借机向她大献殷勤。姑娘被身旁这位聪明伶俐的青年所感动，于是仔细打量起这位“护花使者”来：只见他身穿镶着饰带的华丽外衣，襟饰浆得笔挺，衬衣柔软精致，脚穿丝袜，身佩宝剑。虽然比较瘦削，但也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姑娘的芳心萌动了，她也深深爱上了这位善解人意的年轻人。此后，他们频繁约会，情书不断，伏尔泰亲昵地称他的心上人为潘贝特。他在信中说：“亲爱的潘贝特，我将永远爱你。虽然最不忠实的爱人也会这样说，但他们的爱情决非像我的那样基于完满的敬爱之上。我非但爱你的人，且亦爱你的德性。”①
① 参见安德烈·莫洛亚：《伏尔泰传》，载《傅译传记五种》，第627页。
迪努瓦埃夫人发现他们的隐情后，操之过急地出面干涉这桩本来可能会自生自灭的爱情。她不相信伏尔泰会真心想成为她的女婿，她更不能容忍的是女儿要找个没有任何经济实力的天主教徒作丈夫。迪努瓦埃夫人不仅狠狠教训了不服管教的女儿奥琳波，还找到法国大使夏托纳夫侯爵，苦苦哀求他处置伏尔泰。大使迫不得已便把伏尔泰软禁在使馆里，伏尔泰白天当然只能遵守禁令，但到晚上他又想方设法溜出去与情人幽会。后来，夏托纳夫侯爵把他完全管死了，即使在晚上也不准他利开使馆半步。坠入情网的这对年轻人并未善罢甘休，他们通过仆人和制鞋商人继续暗中传递着情意绵绵的情书，藕断丝连。为解相思之苦，伏尔泰约他的“潘贝特”来使馆见面，他派人给奥琳波送去一套宫廷侍卫的服装，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奥琳波便女扮男装到使馆来与情人幽会。她足登漂亮的软靴，头戴插着羽毛的毡帽，身穿丝绒齐膝的紧身外衣，腰佩一柄短剑，英姿飒爽，别有风韵。有一天，夏托纳夫侯爵在楼梯上遇到这位风度翩翩的火枪手时，便打听他的名字，于是这对情人精心策划的爱情把戏终于被大使识破。这次夏托纳夫侯爵确实生气了，他大发雷霆，决定立即把不听劝阻、我行我素的伏尔泰遣送回法国。1713年12月18日，伏尔泰怀着愤懑的心情登船利开了留有他美妙初恋的荷兰。临行前，他还在制鞋商人的帮助下见了奥琳波最后一面，他规劝奥琳改变宗教信仰，皈依天主教。他说，如果她能这样做，他就可以借用教会的力量使她摆脱母亲的纠缠，前往法国。性情浪漫的奥琳波很赞成这个计划。伏尔泰回到法国后马上四处活动，一方面求助于他以前的老师耶稣会修士杜尔纳米神甫，另一方面敦促奥琳波给她的表叔戴弗尔主教写信，请他以“国王希望胡格诺教徒改变信仰”为名，帮助她改信天主教，到法国修道院当修女。夏托纳夫侯爵闻讯后进行了干涉，他认为，此举将会引起外交纠纷，直接影响法荷关系。杜尔纳米和戴弗尔神甫的努力没有成功。
海牙的恋爱喜剧就这样结束了。奥琳波是伏尔泰一生中惟一试图使其改信天主教的人，很明显，这仅仅是出于想得到这位姑娘爱情的目的，丝毫不说明他对天主教有好感。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