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参加竞选
“地上天堂”的营造，是大仲马的疯狂挥霍达到顶点的标志。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基督山”城堡里的荒唐生活并未使大仲马丧失对于政治的关注。他在1848年二月革命中的表现便是一个明证：当革命的炮声从巴黎传来时，他立即走出那虚幻的“地上天堂”，率领圣日耳曼的国民自卫军直捣七月王朝的反动巢穴。
二月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大仲马的政治热情依然是相当高涨。当革命的风暴卷走了路易·菲力普国王以后，他也曾存有让已故王子奥尔良公爵的夫人出来摄政的短暂幻想。但是，当他看到王政的覆灭不可逆转、共和的建立势在必行的时候，便毅然顺应政治潮流继续前进。他写道：“不幸的法兰西把目光转向她的最优秀的儿子们。我想，我有权把自己算在她要指靠的那些智慧人物之列。”为了进一步参与政治生活，大仲马积极投入了1848年4月的制宪国民议会议员的竞选活动。
二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选出的临时政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深怀恐惧。但在革命后的初期，无产阶级起义者的强大武装还没有解除，临时政府不得不实行讨好工人阶级的虚伪政策。风气所至，一时间，贵族在讲究的衬衣外面罩上了蓝衫，资产者打招呼必称“同志”，好一派“阶级和睦”的景象。正是在这种气氛中，3月里，在赛纳—瓦兹省参加竞选的大仲马发表了一份《致劳动者书》，历数了自己“每天工作10小时达20年之久”的贡献，并计算出自己的劳动“一共养活了1458人”的精确数字，从而证明自己有充分的理由获得广大劳动者选民的选票。
尽管大仲马竭力宣传自己从事过的巨大劳动和所作的巨大贡献，也无济于事。贵族和资产阶级温和派本来就认为这个热心的起义者“过激”，《致劳动者书》更增加了他们对大仲马的不满。占选民大多数的农民在政治上一向同保守势力亦步亦趋。真正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工人阶级选民又嫌大仲马“落伍”，因为他在革命胜利后发表过一封对蒙邦西埃公爵深表怀念的信，又曾著文对搬走卢浮宫里的奥尔良公爵雕像提出抗议。更不用说大仲马的荒唐生活在各派选民中引起的不满。总之，大仲马在赛纳—瓦兹区的竞选中遭到了惨败。
有人建议大仲马再去荣纳省竞选，他欣然同意。他百折不挠，总是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任何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为了解除人们对他私生活的怀疑，他在《人民代表》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教会人士的公开信，声称：“宗教对我来说从来都是占第一位的”，“我相信精神食粮对人类来说同物质食粮一样必不可少”，“如果说在当代宗教中有一个人捍卫过唯灵论、宣传过灵魂不死、赞颂过基督教，你们应该承认就是我。”他又在另一家报纸上向选民许诺：“如果我对某些地方问题不大了解，我会到现场去研究，一次，两次，十次；我对社会问题和外交问题，也就是说对内外政策问题，都是相当精通的。”但是在远离巴黎的外省，大仲马没有地方根基，没有实力靠山，只凭自己的一张嘴、一支笔是不行的。他的竞选对手开动宣传机器，隐其善而扬其恶，甚至把他称作他的小说《一个医生的回忆》中的那个以魔术动摇社会的卡里奥斯特罗，很快就把大仲马弄得声名狼藉。不消说，他又落选了。
从大仲马在荣纳省汝阿尼市竞选的戏剧性经历，可以看出当时竞选斗争的激烈。那次竞选会是在该市的一个剧场里举行的。大仲马满面笑容地来到会场，可迎接他的却是一片辱骂声。只听得一个人向他叫喊道：
“你自称是共和派，对不对？可是你又让人叫你拉帕耶特利侯爵，并且当过奥尔良公爵的秘书！”
恶意的诘难者讲的都是事实。大仲马必须作正面的防卫。他首先理直气壮的声明，孙子使用祖父的姓氏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他为祖父的姓氏感到骄傲。继而他慷慨激昂地宣布，他更为父亲——一个共和革命的著名将领的姓氏感到荣耀，他现在用的正是“亚历山大·仲马”的姓名，全世界都熟悉这个姓名，也许这位发难者明天会因自己见到了亚历山大·仲马而向人夸耀呢！大仲马振振有词的申诉，赢得了全场的喝彩。他接着说明他在奥尔良公爵秘书处工作的始末。他表示，他虽与老奥尔良公爵关系甚恶，却不能忘记公爵的家人对他的好处，因为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有一颗良心。这番坦坦荡荡的剖白，也博得了听众的同情。但他不该把话题转到普鲁士对法国的威胁问题上去。通过当年法兰克福之行的见闻，大仲马对普鲁士的扩张主义早有所感，可是耳目闭塞的一般法国外省人对此无法理解，于是会场上的形势重又逆转。
散会以后，大仲马同一个熟人沿河岸向南走，边走边谈。两三个刚走出会场的码头工人跟在他们后面，高声嚷道：“噢！侯爵！噢！黑鬼！”怒不可遏的大仲马转过身去，抓住其中个子最大的那个人的短裤裤裆，把那人高高举过桥栏杆，厉声喝道：“要不求饶，我就把你扔到水里！”那人吓得面如土色，连声道歉。大仲马这才放下他。说道：“好吧。我只是要向你们证明，我这双在20年里写了400卷小说和35部剧本的手，是像工人一样有力的手。”
在勃艮第地区和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上的法兰西岛等地，大仲马又连连参加了几场无望的竞选战。远在加勒比海的法属殖民地瓜特罗普岛的当地人推举大仲马为候选人，结果也不见佳。因为在岛上操纵局面的法国本土去的选民对他不感兴趣。最后，并不甘心的大仲马甚至想去加勒比海上的另一个法国海外行省马提尼克去试一试运气。他对一位朋友说：“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就去马提尼克岛竞选。”他指着自己天生短而卷曲的头发说：“这就是一张代表证书。”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他又异想天开地提出：“我也许会通过邮局寄一绺头发给他们。”不过终未实行。
2. 无法跨越的鸿沟
制宪国民会议选举的结果，在880个席位中，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冒充共和派的奥尔良党人和企图恢复波旁王朝统治的正统保王主义者，占了绝大多数。这次选举标志着反动势力的胜利和无产阶级的失败。
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他们曾“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捍卫自己的权利”（马克思语）。凭着革命时掌握的武器，他们迫使临时政府采取了一些妥协的措施：宣布了共和国成立，虽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缩短了工作日，虽然只是把超过10小时的劳动减少了一个小时；宣布了劳动权，虽然它是“受剥削权”的代名词；成立了代替劳动部的卢森堡委员会，虽然这是个无权的机构；还组织了“国家工厂”，虽然是旨在收买工人。但是资产阶级早就打定主意，一旦它有力量同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决裂的时候，就来收拾无产阶级。
现在，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议会行动了。它指定了一个由反动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来代替临时政府，从而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劳动部的提案。资产阶级部长特拉雷甚至在暴风雨般的赞许声中在议会上扬言：“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6月21日的政府《画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用强力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者编入军队。2月12日，更下令封闭国家工厂。资产阶级的这一切倒行逆施，迫使走投无路的巴黎工人在6月23日举行了大规模起义。巷战进行了5天。资产阶级用150000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对付45000名缺乏组织的起义者。在战斗中，数以万计的起义者丧生。在事后的白色恐怖中，又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残酷的迫害。
与1848年二月革命以前的历次革命不同，1848年6月的事件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尽可以在以往的革命中冲锋陷阵，义不容辞；但是当无产阶级开始向资产阶级制度发起冲击时，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就清楚地显露出来。事实证明，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态度，是检验作家阶级属性的一块屡试不爽的试金石。
维克多·雨果可算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激进派了。6月起义时，有一天，他正在旺多姆区公所，有人跑来告诉他博马舍路有一个起义者就要被枪毙了，他赶忙跑去。在一所兴建中的大厦底层，他看见三个起义者靠着墙，蒙着眼睛；国民自卫军士兵正在瞄准。他高喊着：“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一边抬起他们的枪身。
“议员公民，这几个人曾经对我们开枪。”
“你们就这样，不经审判杀了他们吗？”
“是的，我们亲眼看见的。”
“不准你们杀这几个人。”
然后，雨果逐一询问起义者：你是谁？做什么的。
第一个是文人；第二个是建筑师；第三个叫乔治·毕斯卡拉，雨果认识他的叔父。这三个人都得以死里逃生。
人道主义者雨果诚然有其伟大的一面。不过，他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后来，乔治·毕斯卡拉常来看他。他责备毕斯卡拉参与起义，并且说：“好好记住，年轻人：不为权利和义务就不要起义。”
无产阶级为争取生存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雨果看来竟是毫无理由的！
同样，大仲马也无法迈过截然区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鸿沟。他，1789年大革命将领的儿子，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街垒战士，被这条鸿沟阻隔在与无产阶级对立的阵营里。
大仲马的资产阶级立场，明显地表现于他在《月报》上发表的言论中。《月报》是大仲马创办的一份报纸，几乎由他独自撰稿。这份报纸从1848年3月1日到1850年2月1日，共生存了2年。既登不上国民议会的讲坛，大仲马就充分利用《月报》这个讲坛来介入政治了。
在二月革命的一股热情中问世的《月报》，刊头印着一行名言：“上帝授意我书写”，并非大仲马自谦之词。细读《月报》，不难发现，它问世不久就迅速转向保守的立场，特别是带上了亲教会的色彩。正如他在竞选活动中所表演的那样，大仲马一方面讨好劳动者，一方面留恋被推翻的奥尔良王室；声称自己是唯灵主义者，是基督教虔诚的信仰者。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大仲马看来是革命到达终点的标志，今后应是秩序的统治，秩序高于一切。因此，他对3月17日巴黎工人举行的要求延期选举和把军队撤出巴黎的示威游行很是不满。4月6日，工人再次示威游行要求组织劳动和帮助政府与贫穷作斗争时，他更是恼火。他在5月1日的一期《月报》上甚至抗议临时政府对工人“心善手软”：
临时政府莫非缺乏力量？它莫非不敢谴责和镇压叛乱？怎么！当外省在流血，国民自卫军在武装维持秩序、保卫政权，而有人却用辱骂和威胁来报答它的热情时，法兰西共和国的领导者们竟保持沉默。你的力量到哪里去了呢，赖德律·洛兰先生？
你对秩序的热爱难道消失了吗，拉马丁先生？
如果说在六月起义被扑灭时，《月报》没有鼓掌叫好，那大概是因为镇压之残酷超出了大仲马的想象。但是他反对这起义的立场是鲜明的。在12月1日的一期《月报》上，他又对资产阶级清洗政府各部门中的“不纯分子”表示赞赏。
3. 帝国的反对派
六月起义失败后，开始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专政的时期。根据11月12日颁布的第二共和国宪法，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12月10日的选举中出人意外地当选为总统。因为占选民绝大多数的农民希望他能像他伯父当年使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那样，使他们摆脱抵押债务和赋税的重荷。至于工人投路易·波拿巴的票，则是因为他们不愿让镇压六月起义的刽子手卡芬雅克当选。
路易·波拿巴就任总统没有几天，大仲马就在12月18日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里，他要求让1830年七月革命后流亡在外的波旁王室的最后一个代表尚堡伯爵回国，让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在外的奥尔良王室的亲王们回国，让前国王路易·菲力普的第四个儿子奥马尔公爵重任阿尔及利亚总督，恢复路易·菲力普的第三个儿子儒安维尔亲王的海军上将军衔，让温和的共和党人拉马丁担任共和国副总统，授予前军事独裁者卡芬雅克以元帅的权杖，……这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要求，反映了大仲马对路易·波拿巴认识的模糊，更反映了他这一时期政治观点的混乱。
路易·波拿巴的上台，实际上意味着第二共和国的失败，野心勃勃的路易·波拿巴绝不满足于做受宪法束缚的任期只有4年的共和国总统，而要做他伯父那样至高无上的帝国的皇帝。为了实行帝制，经过耐心准备和精心策划，他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了国家政变，悍然宣布解散立法议会和国务院，定于12月14日举行全民投票。
12月2日的政变只受到微小的抵抗。值得认真一提的是雨果，他在这严重的时刻表现了大无畏的气概。以他为首的左翼共和党人组织了“反对派”，发出罢免路易·波拿巴总统职务的命令，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不过他们人数太少，力量薄弱，起不了什么作用。12月4日晚上，路易·波拿巴大肆搜捕反对派领袖和一切政敌。雨果被驱逐出国，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辗转流亡的生涯，继续他反对小拿破仑亦即路易·波拿巴的斗争。
路易·波拿巴走向帝制的步伐不断加紧，促使大仲马也逐渐抛弃了对他的幻想。12月2日政变时，大仲马虽没有挺身反抗，但是从今以后在政治上做一个帝政反对派的决心已定。他愤怒地注视着路易·波拿巴对反政变人士的迫害。正是他，通过演员波卡日，把雨果面临的危险及时通知了雨果，使之得以免遭毒手。在《一件罪行的始末》中，雨果引录了大仲马给波卡日的这封报警信。
我亲爱的波卡日：
今天6点钟，25000法郎已经交给那受命逮捕或杀害雨果的人。
你知道他在哪里。叫他无论如何不要出门。
亚历山大·仲马
发动政变40天以后颁布的波拿巴宪法，把全部立法权和行政权都交到路易·波拿巴手中，并把他的总统任期延长到10年。路易·波拿巴登基称帝的道路已经铺平。就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大仲马也步雨果的后尘，亡命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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