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待人和接物
在贡献不等的诸多合作者的协助之下，从30年代开始，大仲马以一个出奇的高产作家而纵横驰骋于文坛。他的涌流不断的戏剧、小说、游记和回忆录，充斥于舞台、报刊和书店。他声名日盛一日，收入丰厚无比。可是，作为一个享有盛名的作家，他待人接物如何呢？作为一个财运亨通的作家，他的物质生活又如何呢？同他的文学生涯和政治活动相比，这些似乎都属于次要的方面。然而对于全面了解大仲马其人来说，却是一个断不可忽视的侧面。因为，即使在这些次要的方面，大仲马的情况也那么非同一般。
对父亲深有了解的小仲马曾经说过：“我父亲非常爱虚荣，他甚至会亲自坐到马车夫的座位上去，以显示自己有一个黑奴。”的确，大仲马是极端爱好虚荣和自命不凡的，有时简直到了幼稚可笑的地步。
他自称“文学之王”。可是，他也就认为只有和王室的人交往才不失身份。能够到某个公主家去吃一顿夜宵或者参加一次舞会，在他看来是莫大的荣幸。一次，走出一位公主府邸时，他甚至得意忘形向别人透露：“我宁愿一位王公称我‘先生’，也不愿一个工人称我‘公民’。”
他明明只获得过五级荣誉团勋位，然而他在自己的护照上，却擅自“晋升”为四级。
他的自我中心观念膨胀到这种程度：在巴黎的每一个沙龙聚会里，只要有大仲马在场，便只听见他一个人口若悬河，而且谈的尽是他自己的事，别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一天，他从一位部长家吃了午餐出来，别人问他：“这顿午餐吃得怎么样？”他回答道：“挺好！不过，要是没有我的话，一定要烦闷死了！”
此犹不足。他甚至认为“仲马”这个姓氏非他莫属，别人是不能“僭越”的。大约在1840年前后，一天晚上，一个与大仲马同姓叫阿道尔夫·仲马的剧作家碰巧和大仲马坐在一个包厢里。这位阿道尔夫·仲马脱口说了句颇欠自知之明的话：“就像从前有过两个高乃依一样，以后会有两个著名的仲马。”大仲马听了很不以为然。他想：17世纪的法国尽管有过高乃依兄弟俩同时驰名剧坛。可是，眼前这个庸碌之辈要分享他“仲马”的荣名，却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出于社交场合起码的礼貌，大仲马好不容易忍耐了一个晚上。但他并不就此罢休，等到散戏时，他施展小聪明，故意把那人的姓氏念错，说了声：“再见，托马！”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不过，如果仅仅依据这类事实便简单地给大仲马下一个狂妄自大的断语，也是不公允的。大仲马又有他谦逊的一面，有时甚至谦逊到令人感动的地步。
大仲马是深为自己的戏剧才能而感到自豪的，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诗歌写作上尚欠功力，并且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他对雨果的诗才尤其佩服得五体投地。1828年，他去勒阿弗尔修改《克里斯蒂娜》归来，收到雨果的一封信，请他去听雨果朗读新写成的五幕诗剧《玛利庸·德洛姆》——当时题名为《黎世留时代的一场决斗》。朗读会是在画家德维利亚的画室里进行的。剧本刚刚读完，大仲马就情不自禁地高声赞叹道：“亲爱的雨果，我们的激情都被你点燃起来了！”他还诚心诚意地说：“如果有人能让我写出这样的好诗来，即使他要我让出自己的10年寿命，我也会毫不迟疑，立刻就给。”重读这剧本时，他又再一次表示：“这样美好的戏，我宁愿用一年的寿命来换取一幕；我对雨果的崇敬只会更深，友谊只会更重要，而没有一星一点的嫉妒。”后来，波旁王朝当局以含有政治影射为由禁演这出戏。大仲马积极参加抗议活动，并且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满腔义愤。
他们说：天才的作品
是照亮人间的火炬，
只要把它的火焰扑灭，
一切都会回到黑夜……
大仲马绝不是那样惹不得，碰不得，听不得别人意见的文人。相反，只要别人对他的作品批评中肯，哪怕措辞有些失礼，他通常也都能虚心接受。对于批评自己的人，大仲马会亲热地拍拍对方的肩膀，善意而又幽默地说一声：“嘿！我给你提供了一篇多么漂亮的文章哟！”
2. 挥霍的另一面
至于物质生活，大仲马的确是惊人地奢靡。
私生活十分荒唐的大仲马，对他接二连三的情妇们一直奉行着在经济上“负责到底”的“骑士信条”。如果某一位情妇家境贫寒，那么，不仅她本人，连她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也都要大仲马负担。与大仲马过从甚密的达施伯爵夫人在她写的关于大仲马的书中说得很形象：“他的笔要养活一个部落。”
大仲马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住户。他屡屡迁居，不消说，每一次乔迁，都意味着家庭生活排场的升级。他在布勒街的奥尔良公园附近的那套住宅，挂着蓝呢绒的窗帘，摆设着全套柠檬木的家具，铺着一色毛皮的地毯；他的卧室张挂着淡黄色丝绸的帷幔，天花板是整块的玻璃镜。迁到里沃利街以后，他的住处陈设之豪华，就更不难想像了。
不断旅行和久居国外是一项破费极大的爱好。更何况大仲马又是个爱虚荣的人，处处要摆阔。1834年去一趟意大利花了6000法郎。1840年重游意大利开支达到15000法郎。就拿他在佛罗伦萨居住期间来说吧，租一套包括卧室、内室、小客厅、浴室和盥洗室的住房，每月租金200法郎；享用高明厨师烹制的精美膳食，每月300法郎；从中午到子夜连续租用8小时的华丽马车，每月260法郎；零碎开销，每月300法郎。总计每月1060法郎。当代法国研究大仲马的学者昂利·克鲁阿计算了一下，这笔钱若按1955年的法国货币标准，折合300000法郎，真是好一笔巨款！
“人们说我是个漏水的竹篮子，可我的钱也不是我一个人花的啊！”大仲马经常这样抱怨。
应该承认，大仲马除了自己挥霍，也还有热心助人、乐善好施的一面。
某人缺钱用了，只要这个人同大仲马有一面之交，总会首先想到向大仲马求援。一次，有人突然闯进大仲马家中，大仲马正在写作，壁炉台上放着刚刚收到的稿酬。
“仲马，我需要用钱，我把这些钱拿去了。”
“你拿吧。”
“我过一个星期还你。”
“随你的便。”
大仲马的好客也是远近闻名的。他在文学创作之余的最大爱好之一是美食学。他精心研练，烹饪得一手佳肴美餐；不仅自己享用，也乐意让别人分尝，因此家中经常食客满堂。摸透了大仲马脾气的人们，若想一饱口福，会不约而同地说：“走，到仲马家去。”有一次，仲马的餐桌旁竟聚集了一个奥地利骨相学家、一个匈牙利医生、一个意大利逃亡者和一个兼有日尔曼——盎格鲁——印第安血统的商人。他不仅把欧洲，简直要把全世界的客人都宴请于一堂了。
作家泰奥多尔·德·邦维尔在其《回忆录》中记述的青年画师和剧作者蒙汝尔长期寄食于大仲马门下的故事，是再有趣不过的了。大仲马住在圣日耳曼城厢的时候，蒙汝尔毫不客气地到大仲马家去吃午饭。那时，大仲马的仆人们趁主人正忙于写作，都溜出去各行其是了。大仲马不愿让这位年轻的同行饿肚子，赶忙系上围裙，点着炉灶，摇动有柄铝锅，做出一桌丰盛的饭菜。蒙汝尔酒足饭饱，对主人的烹调技术大加赞扬，直说得大仲马乐不可支。从此，蒙汝尔每天都来吃午饭。大仲马先向他请示要吃什么花样，然后便用自己的钱执行起他的命令来。于是，一个藉藉无名的艺人，便这样长期享用一位鼎鼎大名的作家对他的慷慨供奉。
于勒·雅南保留着大仲马给他的一纸短笺，表明大仲马是多么热心于扶危济困。这封信是大仲马在年轻的女演员玛耶病逝时写的。
我亲爱的雅南：
你知道可怜的小玛耶死了，我们今天上午刚刚把她下葬。
她撇下一个老母和一个很小的孩子。
她的老母87岁了。请尽你的所能帮助我——募捐，义演，等等，以便把她送进养老院。
至于孩子，如果他的父亲不要他，我就把他收养下来。他只有3岁，还吃得不多。我可以每天再多。作一小时，就这样定了。
忠于你的亚·仲马
我拆开这封信，告诉你杜瓦尔刚刚去世了。她家的人叫我，我这就赶去。
玛丽·杜瓦尔这位首先扮演《安东尼》女主角的名伶去世时，赶巧大仲马正处于经济困窘之时。为了筹集举行葬仪和购置一块为期5年的临时坟地所必需的费用，大仲马尽了自己一切的可能，除了同雨果一样捐款200法郎以外，还典当了一枚嵌有宝石的勋章。后来，大仲马写了一个小册子：《玛丽·杜瓦尔的最后一年》，用售书所得的钱为杜瓦尔修建了正式的坟墓。他还组织了一次新的募捐，用募捐得的款子赎回杜瓦尔去世前典当掉的首饰，交还给她的后裔。
大仲马即使自己在经济上极度拮据，待人也依然不失其大方：一次，他旅行归来，身上不名一文，便去向他的好友——雕刻家卡安求援。适值卡安外出，只给妻子留下一个路易的生活费。卡安夫人便慨然把这一个路易给了大仲马。大仲马告辞出来时，见餐厅的碗橱上放着一大瓶醋渍小黄瓜，嫩绿可爱。
“多好的腌黄瓜啊！”大仲马喊道。
“而且好吃极了。这是自己家里做的。送给你一瓶好吗？”女主人很是高兴。
大仲马道了谢。女仆帮他把醋渍小黄瓜送到楼下。女主人这才发愁了，仅有的一个路易给了大仲马，拿什么去准备今天的饭菜呢？正在这时，女仆春风满面地回来，手里拿着一个路易。原来大仲马为了犒劳这女仆，把刚刚借得的一个路易全部赏给了她！
3. 重绎繁华
一切都需要有物质基础。大仲马的挥霍也是如此。40年代是大仲马创作的鼎盛阶段，收入最庞大的阶段，也是他的生活挥霍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阶段。奢华的生活本是无聊之至的。大仲马在40年代的挥霍无度之所以值得多费些许笔墨，乃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位作家要把自己的浪漫的文学奇想化为现实的努力。
进入40年代，大仲马开始在连载小说领域里大显神威。可是，钱袋里日渐增多的金币也使他的享乐欲望大大躁动起来。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在巴黎市内的公寓里租一套房子。1843年，他在历来王公贵胄聚居的巴黎西面偏北方向的圣日耳曼小城租下了著名的卡特琳娜·德·梅第奇在16世纪兴建的别墅，把生活的中心转到了这里。每年高达2000法郎的租金，足以说明这座建筑的气派。大仲马的文学产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巴黎。同样，大仲马的客人也从巴黎络绎不绝地赶来这里。因为这里每天都在大举盛宴。宴席就摆在主楼前的草坪上。饭菜是特聘亨利第四大饭店的司厨长科里耐亲手烹饪的。来宾通常不下20位，场面很是壮观。
不仅如此，大仲马还买下了圣日耳曼小城的剧场，经常把巴黎最出色的演员以及整个剧团请到这里来，在吃夜宵以前先演一出戏，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大仲马自己的《圣西尔的小姐们》等等。有一次，大仲马让他们排演了自己即兴创作的一出戏，并且毫不犹豫地把这出戏题为《莎士比亚和仲马》！
自从大仲马迁居圣日耳曼小城，这座随着旧王朝覆灭已经急剧衰败的卫星城，仿佛又恢复了它昔日的活力。亨利第四大饭店里再也找不到空闲的房间。树林里重又窜动着骑马游人的身影。剧院里每晚都是热热闹闹。从巴黎到圣日耳曼的那条线路的铁路当局声称，它的营运额激增了2万法郎。
大仲马的别墅里放焰火，该是古老的圣日耳曼最引为骄傲的时刻了。礼花在高高的夜空里爆裂，五彩缤纷，声若雷鸣，远在巴黎市内都可以望得见、听得着。在复兴的圣日耳曼的夺目的光彩之下，国王长住的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也显得黯然失色了。据说，一天晚上，路易·菲力普国王被圣日耳曼传来的喧嚣声弄得心烦，而他侧耳倾听，却听不到凡尔赛有半点声息，于是他唤来大臣蒙塔里维，一边远远望着那炫耀的焰火，一边问道：
“亲爱的伯爵，你明白一件事吗？”
“什么事，陛下？”
“圣日耳曼已经复兴了，可为什么拥有长廊和喷泉的凡尔赛却没有起色？”
“陛下，您希望冷清得要死的凡尔赛也变得这样欢乐吗？”
“我不隐瞒这一点，这将使我感到莫大的愉快。”
“那么，陛下，这不难办到。仲马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把圣日耳曼的热情鼓动起来了。您可以命令他到凡尔赛来过半个月。他当国民自卫军时犯了军规，本来该判半个月监禁的。”
国王听了，拂袖而去，整整一个月没有理睬蒙塔里维——封建专制的时代毕竟是一去再难复返了。
但是，昔日梅第奇王后的王宫再豪华也不能使大仲马满意。那终究是“别人的”、而他需要“自己的”，需要自己去创造。1844年，《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都在陆续发表，大仲马虽不像他笔下的基督山伯爵那样拥有一座金山和无数珍宝，但他现在一年能挣20万法郎，也算得上罕有的巨富了。既然他能在小说中为基督山伯爵创造那么多富盖王侯的产业，为什么就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按自己的设想为自己建造一座乐园呢？！大仲马决心实现这个宏愿。
4. “地上天堂”的兴衰
这年春天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大仲马在由布基瓦尔通向圣日耳曼的大路上打猎，突然发现路边有一片绝妙的美景，那地方傍着塞纳河，有茂密的树林，涓涓的泉流，深深的花丛可以漫过长筒靴；河对面延伸着模糊的地平线，隐约可见阿让特伊一带的山丘。大仲马当下决定：买下这块地皮，建造他梦想的未来的房屋。
说干就干，大仲马找来建筑师杜朗，把他带到自己看中的那个地方。
“先生，请你在这片土地上给我建造一座英国式的花园，花园中间盖一座文艺复兴时代样式的城堡，这城堡的附近另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哥特式的小城堡，在花园的入口外还要盖两座小阁楼……这里有的是泉流，请你把它们改造成瀑布。”大仲马说。
“不过，先生，这是块胶泥地，粘得很，上面盖不了房子。”建筑师回答。
“那你就一直向下挖到凝灰岩，先在上面盖两拱地窑。”大仲马想当然地吩咐道。
“这要费你20万法郎。”
“我情愿。你只管照办好了！”
7月24日，在未来城堡的地基上举行了象征性的进宅酒宴。大仲马向参加酒宴的宾客们宣布：“我约请诸位在3年后的这一天再来赴宴，不过那时就不是在这荒草地上吃饭了。”名演员艾蒂安纳·马兰·梅兰格夫妇别出心裁地给未来的城堡起名为“基督山”，博得一致的赞赏。
神秘的小说主人公基督山伯爵给人的印象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作家大仲马似乎也具备他那样的神通。1847年7月25日，即距离大仲马预告的日子只差一天，大仲马的新领地建筑落成了。在基督山城堡前整齐的草坪上举行的名副其实的进宅酒宴上，大仲马向600名来宾兴奋地宣布：“我现在有了一个缩小了的地上天堂。”
大仲马这块领地的整体，是一个十分宽广而又优美的园林，垂柳依依，花木扶疏。进园首先要经过大门两侧的两座小阁楼。用生铁铸成的高大栅门上标着亚历山大·仲马的缩写“A.D.”的镀金花字。一条宽阔的林荫路从栅门直通向一大片圆形的空场。空场后面就是基督山城堡。那是一座三层的建筑，虽然总体给人以文艺复兴时代建筑风格的印象，但从细部看却是荟集了许多地方和时代风格的综合体。登台阶，只见正门上方铭刻着大仲马祖辈的贵族纹章和大仲马的处世格言：“凡爱我者我皆爱之”。在亨利第二风格的正面建筑之上，突现出一个东方清真寺似的尖塔。屋顶布置着很多风向标。底层临园的窗户上端都有一幅椭圆形浮雕，雕刻着弗朗索瓦一世国王赐给大仲马故乡维莱尔—科特莱的各种纹章以及上自荷马下至雨果的一系列文豪的姓名和半身像。
“为什么惟独缺少你的雕像呢？”第一次观光的来宾不免为大仲马的自谦而惊奇。
“不，我的雕像在里面。”原来大仲马给自己保留着更尊贵的位置。
城堡里面，楼下的主客厅是路易十五时代式样的。其他每层分为好多格调各异的小套间，每套5个房间。其中有一套阿拉伯风格的，由一位特聘来的土耳其宫廷艺术家负责装饰，墙壁布满了带古兰经格言的阿拉伯图案。
离基督山城堡约200米，一座哥特式的建筑，形同一艘小型战列舰的指挥塔，矗立在一个四面由“护城河”环绕的小岛上。这里叫“伊夫岛”，不过它不是监禁水手邓蒂斯和法利亚长老的监狱，而是大仲马避开尘世的干扰，幽居写作的地方。楼下只有一个房间，就是大仲马的工作室。它的简朴同基督山城堡的豪华造成鲜明的对照。堆放着的箱子是中世纪样式的。一张桌子像是来自某个被人废弃了的修道院。沿着屋外的一架螺旋形铁梯上同一间斗室，里面只有一张铁床和一张木桌、两把木椅，大仲马有时就在这里过夜。再上面是一个望台，大仲马从这里观察来访的客人，以决定接待与否。小岛与园中其他部分只有一个吊桥相连。吊桥的起落由大仲马在“伊夫岛”上远距离操纵。
马厩在大路的另一面，是由一座古老的教堂改造而成的。在马厩的三个分栏的门楣上写着大仲马心爱的三匹阿拉伯跑马的名字：波尔朵斯，阿多斯，阿拉密斯。
除了养马以外，大仲马的园中还养有其他许多种动物。按照大仲马日后写的《我的动物的故事》一书所述，当时园中一共养过五只狗，一只兀鹰、两只雄猴、一只雌猴、两只鹦鹉、一只猫、一只锦鸡、一对孔雀、两只珠鸡、十几只母鸡和一只公鸡，俨然是一个动物园了。更有趣的是，大仲马为其中大部分动物起了真人的名字。许多作家、报馆主笔和演员都可以在这个动物园里找到自己的替身。
大仲马是这块领地上的无冕之王。他的臣民为数不多，却来自好几个国度。管家鲁斯科尼是意大利人，杂役阿莱克西是加勒比人，还有土耳其画师和一个阿拉伯工人，此外便是花匠米歇尔和厨娘拉马克太太。这帮臣民衷心喜爱大仲马。大仲马待他们也宽厚、随和。一次，大仲马去巴黎数日未归，拉马克太太通知他：“佐餐的酒喝完了；先生的人没有酒喝了；酒窖里只剩下香槟酒和梅特涅亲王送来的约翰尼斯堡酒。”
大仲马立刻回信：“喝香槟酒和约翰尼斯堡酒吧，你们好换换口味。”
不消说，大仲马的日常开销更大了。这里的餐厅几乎是公开开放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受到款待。更有甚者，作家和艺术家凡是经济稍有困难的，就长期寄居在“基督山”。光这些人，每年要耗费大仲马几十万法郎。
但是在“伊夫岛”，大仲马毕竟获得了相对的平静。升起吊桥，与世隔绝，他经常一连数日通宵达旦地写作。他埋头在几种颜色的稿纸堆里：蓝纸，写小说；粉红纸，写文章；黄纸，写情诗。他的许多著名小说都是在“伊夫岛”完成的。这期间，他创办的历史剧院正在兴盛阶段，他还为这个剧院把自己许多小说改编成了话剧。
“啊！‘基督山’是人们迄今所做过的最美妙的疯事之一，是迄今从未有过的最堂皇的糖果盒。他已经为此花了40多万法郎，要完成这项工程还得再花10万法郎。我昨天发现，建筑这座小城堡的那块地皮，是一个农民卖给大仲马的，空口无凭：他完全可以要求拆除城堡，收回土地，种他的蔬菜。没有字据，没有契约，便到别人的地皮上去建筑一座奇迹！由此可以对仲马其人管窥一斑！”巴尔扎克参观了大仲马的新居之后，有些嫉妒同时又有些幸灾乐祸地说。
的确，从“基督山”的兴建，从“基督山”的建筑风格和那里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大仲马的一切特点：挥霍和慷慨，热情大度和不拘小节，善于幻想和缺乏远虑……
不过，大仲马在“自己的”城堡里并没有逍遥多久。逼上门来的债主与日俱增，从出版商到合作撰稿人，从珠宝商到鞋匠，数以百计。1849年，法院执法吏来采取行动了。他们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家具、车辆、绘画、书籍……直至动物。至今在巴黎法院的案卷里，还保存着这样一张字据：“兹收到兀鹰一只，估价15法郎。”不久，城堡也被查封了。大仲马想方设法要保住城堡，终归无效。可叹的是，他耗尽222500法郎的心血经营起来的“地上天堂”，后来在拍卖场上只以30100法郎的低价就让一位美国牙科医生买去！
得知大仲马破产的消息，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在报上看到，星期日拍卖仲马在“基督山”的全部动产，房子已经卖掉，或者即将卖掉。这消息使我不寒而栗。为了避免同样的厄运，我决心夜以继日地工作
巴尔扎克和大仲马是同一时代的两位令人瞩目的小说家。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巴尔扎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万恶的黑幕，大仲马抒发过资本主义制度下以金钱实现社会正义的幻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大仲马一次又一次地陷于破产的窘境，巴尔扎克则至死都在受着债主们的追逼。他们终究都未能逃脱金钱势力的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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